翻译︱李兴宇、胡不归、韩珊
校对︱一缕丝、蜉蝣、皮皮
随着本月欧洲议会选举的临近，媒体将目光锁定在极右翼身上。但在布鲁塞尔，激进的左翼正在改变这场辩论。
一次对马克·波滕加(Marc Botenga)的采访
以下内容最初发布于Mediapart网站。
采访人：奥罗拉·凡·奥斯塔尔
2019.05.12
比利时工人党(PTB)是欧洲左翼势力增长最快的政党之一。在马列主义的背景下，随着工人阶级正在寻找一种替代无休止消费紧缩的办法，这个经过改造的政党近年来在选举中势头强劲。自2014年进入议会以来，该党的第一位议员拉乌尔·赫德保(Raoul Hedebouw)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去年10月的市政选举中，该党在布鲁塞尔的得票率为12%。
在5月26日的欧洲、联邦和地区选举之前的民意调查显示，比利时工人党不仅有望在欧洲议会获得席位，而且还将选出一组强有力的候选人进入比利时自己的众议院。
马克·波滕加(Marc Botenga)是比利时工人党欧洲选举的主要候选人。他向Mediapart（译者注：刊登本文的网站）的奥罗拉·凡·奥斯塔尔（Aurore van Opstal）讲述了欧洲危机、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以及左翼如何阻止勒庞和萨尔维尼假扮成推动变革的唯一力量。
奥罗拉：你们的计划谈到要把紧缩政策抛诸脑后。具体来说，你打算做些什么，来打破欧洲条约和他们强加的紧缩政策?
马克：这正是我们需要做的——打破欧洲条约的逻辑，投资于社会政策、基础设施、道路和环境。没有这样的突破，任何真正改变的承诺都是空洞的。在欧洲，传统政党让工人为危机买单。在今天的欧洲，有1.13亿人处于贫困或社会排斥状态，有70万人每晚露宿街头。
我们尤其需要摆脱“欧洲学期”（译者注：亦有译为“欧洲半年会”）的规则(欧盟委员会对国家预算的控制和对经济优先事项的强制执行)和财政契约(通过限制借款来强制实施紧缩的条约)。我们需要在社会的基础上采取行动——拒绝服从反社会的政策。欧盟已经有一个“黄牌”机制，会员国可以通过该机制反对欧盟委员会出于辅助性的原因提出的建议。我们想把这一原则推广到所有的社会不利政策中，这样每一个会员国就可以拿出红牌，说:“不接受这个规则，我们不会把这种伤害强加给我们的人民。”
奥罗拉：比利时工人党谈到了对欧盟当前逻辑的抵制。那么这是反对欧洲怀疑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崛起吗?
马克：我认为，欧洲怀疑主义是由欧盟的政策和秩序造成的。这是刻在欧洲条约中的竞争逻辑，使人们感到自己被欧盟欺骗。这些条约促使人们相互竞争，实施紧缩政策以资助银行救助，并推动公共服务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工人们认识到，欧盟并不像他们承诺的那样，意味着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倾销（译者注：社会倾销是指一个高工资的工业化国家进口相对低廉的外国产品，而这些产品之所以廉价是因为出口国没有提供合理的工资、利益及对工人其他方面的保护）和逐底竞争（译者注：Race to the bottom是指打破底线的一种竞争方式，包括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或者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欧盟非但没有带来更多的繁荣，反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紧缩。这就是产生欧洲怀疑主义的原因。
默克尔和马克龙的政策——新自由主义政策——强化了极右翼。如果没有钱为社会住房和学校提供资金，那就像告诉人们，他们应该和邻居斗争，争取最后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像样的家。这就产生了一种相互敌对的感觉。那么，我们需要的是打破这种竞争。这是阻止极右翼崛起的唯一途径。麦隆和勒庞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正在提出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用合作取代竞争。
奥罗拉：你对欧洲议会(MEP)成员的薪水怎么看?
马克：欧洲议会议员，的确，还有欧盟委员，我们也应该讨论他们的薪水!他们每月可以轻松地拿到近2.5万欧元。欧盟委员会的总统主席让-克洛德•容克每月能拿到整整3.2万欧元。这实在是太惊人了! 是这些人制定欧洲的法律。拿着那样的薪水，他们怎么能理解一个工资支撑不到月底的工人的生活呢?怎么能理解一个靠养老金无法勉强过活的老人的生活?
这不仅仅是薪水的问题。欧盟委员会成员通常来自银行和跨国公司。在委员会工作了五年之后，他们经常回到原处。如果若泽·巴罗佐在欧盟主席任期之后马上去了高盛，那么他在任期内到底为谁工作？去了阿塞洛米塔尔钢铁集团的贸易专员卡洛•德古赫特，他又在为谁工作呢?这些问题都很合理，反过来也是对的：如果欧盟气候变化专员本人是两家石油公司的所有者，而金融稳定专员（the commissioner for financial stability）来自一家金融游说团体，那他们为谁工作?
这几乎像讽刺画一样荒谬，也令人厌恶。我们需要为这样一个系统画上句号。这种薪酬滋生了一种政治种姓制度（caste意为（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种姓），它与普通民众相距甚远，但与跨国公司关系甚近。
奥罗拉：那你呢？如果你成为欧洲议会议员，每月6000欧元(税后)的收入，难道不会有与普通工人的现实生活渐行渐远的风险吗?
马克：不!比利时工人党在这一点上非常明确：我们承诺退还任何高于比利时工人平均工资的部分。这是我们的承诺，也是我们在选举后要做的事情。
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坚定的原则就进入议会体制，那么它就会把我们活生生地吃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必须告诉自己：我们承诺不会用这种方式致富，因为政治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自己。
奥罗拉：比利时工人党的欧洲政策是什么？
马克：欧盟的建立是由多个跨国公司推动的，而不是一些所谓的口号。上世纪8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滞。欧洲的大跨国公司们坐下来，和两位欧盟委员会成员，比利时工业界领袖艾蒂安·达维尼翁（Etienne Davignon）和法国人弗朗索瓦·泽维尔·奥尔托利（François-Xavier Ortoli）一起，召开了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很明显，欧盟委员联合跨国公司指导政府应当如何推进项目、建设欧盟。因此，新兴的欧盟采取了放松管制的形式，将一切都抛向了市场。我们可以在1986年的《欧洲单一法案》[1]中看出这一点，该法案早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2]。
三十多年来，这个由上层社会人士组成的联盟，在欧洲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来自底层的反制力量。但现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一些试探性的斗争，我们需要做的是帮助他们巩固力量。面对上层的团结，我们也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联盟。面对上层的权力，我们需要反制的力量。
我们反制的力量来自于整个欧洲的斗争，例如，瑞安航空公司的员工发动全欧洲的罢工，迫使他们的老板妥协；欧洲码头工人发动跨国罢工，封锁了欧洲港口，逼得欧盟委员会妥协；还有那些为了气候而游行的年轻人们，即使没有欧盟，他们也能在欧洲大陆迅速组织起来。
奥罗拉：比利时工人党的斗争是否排除了更广泛的比利时左派？
马克：事实上刚好相反，我们正在强化左派的力量，而且我们不仅有能力使欧洲议会议员远离右派。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我们正像火车头一样，把一切向“左”拉。十年来，我们一直为了一项百万富翁的征税政策奔走，这样的税收政策只会影响超级富豪，但它对社会和民主来说都至关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社会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十年来，社会党一直在讨论类似的政策，甚至绿党也采纳了比利时工人党的诉求。
我们对免费、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的呼吁也是如此。当我们在2018年的地方选举中提出这一建议时，传统政党回答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你们是民粹主义者，这不过是空口承诺。今天，社会党和部分绿党（甚至一些人道主义中心）也已经开始接受这一想法。所以，能够看到，我们正在将整个社会向“左”拉。如果你不希望社会党和绿党的承诺在投票日就到期的话，那么你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比利时工人党。
奥罗拉：欧盟让欧洲保持了70年的和平，从这一点来看欧盟难道不是成功的吗？
马克：并不是整个欧洲！我们都记得可怕的南斯拉夫战争。最重要的是，欧盟越来越倾向战争。甚至它的基本条约中也要求会员国提高军事能力。在欧洲整体层面上，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刚刚通过了一项欧洲国防基金计划，该计划向军工跨国公司注入了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其他的欧洲项目，如太空计划或者是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为了提高军事实力。欧盟正在为战争做准备。它的成员国摧毁了整个国家，如利比亚。也许很快他们就要直接打出欧盟的旗号了。这算什么和平计划。
奥罗拉：然而，今天是否依旧需要“更加紧密的欧洲”，在欧洲层面上协调行动，来应对社会和气候危机？
马克：我不喜欢“更加紧密的欧洲”或者“松散的欧洲”这类错误的论调。欧洲是一块大陆，欧盟是一套制度和条约。我们需要欧洲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合作，如生态转型、难民接纳或跨国公司逃税问题。我们需要合作，以便应对这些挑战。
但是更多的合作并不等于“更加紧密的欧盟”。让我们以气候变化为例，欧盟希望如何应对气候危机？开放碳交易市场，发放污染排放许可证允许企业自由买卖污染环境的权力，而不是减少排放。我们需要更多这种方式吗？比利时工人党的答案绝对是否定的。我们需要欧洲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但这必须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对跨国公司实施有约束力的标准，并且与市场断绝联系。所以“更加紧密的欧洲”和“松散的欧洲”这个问题非常隐蔽，甚至危险，它掩盖了真正的问题：到底说的是哪个欧洲？
奥罗拉：你打算怎么切断欧洲议会议员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系？
马克：跨国公司的游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它本身刻在欧盟DNA中。作为一个年轻的毕业生进入欧盟委员会，他们给你一份丰厚的薪水和一套漂亮的西装，告诉你要书写欧洲的法律。但从哪里开始呢？于是，欧洲商业联合会或者其他游说团体会给你准备好现成的文本，让你从那开始。可悲的是，我并没有夸张，跨国公司会干预法律制定的各个层面，一些贸易协定的95%都是咨询跨国公司之后的产品。
欧盟委员会起草立法草案，然后提交给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这里也有人积极向议员、助手、顾问等游说。
具体来说，打破这些联系意味着欧洲机构及其职能的一次革命。我们对这些选举有一些具体的建议，首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有约束力的、透明的利益关系登记册。这种登记册目前还不存在。其次，应禁止欧盟委员和欧洲议会议员在任期结束后七年内担任银行或跨国公司的董事会或任何决策机构的职务。为什么是七年？因为这是欧盟多年度财政体制的基本长度。更为根本的是，我们需要检讨制度的运作方式，并给予公民更加直接的影响力。我们正在提倡公民倡议和全民公决，特别是在欧盟这一层面上。
奥罗拉：对于欧盟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第63条，特别是关于条约变更的第48条，我们应该怎么办？
马克：根本问题是条约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当我们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社会进步时，还必须确认它是否符合保障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约规定，毋庸置疑，这是很疯狂的。
相反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不应该总是从问“市场需要什么”开始，而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和“地球”需要什么上，并对资本加以限制。我们不反对这样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对人民而言。但我们绝对应该优先考虑社会和环境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措施。
至于第48条和变更条约的复杂性：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改变方法。如果我们想改变条约，那就要求我们在各个国家内部施加压力。我们经常被告知，想要改变条约需要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我们永远也无法实现。但是，如果我们举行一场强有力的运动，同时知道如何突破我们的极限，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在欧洲进行考察我们的力量。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例子：CETA（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被不同国家的动员所拒绝。我们需要这样一场反对现行条约的斗争，至少在基本原则上是这样的——也就是，反对竞争、市场化和紧缩，我们再也不需要这些。
我真心相信这是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对2008年经济危机的反应也是如此。必须对银行进行纾困，根据欧洲法律，救济银行是非法的。但是因为银行业出现了紧急情况，为了拯救银行，各种规则都被搁置了。
当前我们的社会也遇到了紧急情况，而且显然还有一个关于气候的紧急情况。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条约放在一边来处理这些紧急情况。最重要的是施加压力。当时银行主导了政策。现在，工人们需要对政策施加压力，这样我们也可以改变政策。
奥罗拉：你拒绝经济紧缩。但你难道没有意识到这是欧元比其他货币更强大的结果吗？要么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下使得货币贬值，要么工资和福利的支出减少。
马克：问题不只是货币，而是整个经济结构和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经济模式。但是，欧元这种货币的设计使得欧洲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日本和美国的大公司都有各自的货币，欧洲跨国公司也希望拥有自己的单一货币，以便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如今，以出口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正面临着挑战。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像德国这样的出口大国也面临困难，直接影响到了比利时等国家。
在欧盟内部，在国家层面，特别是在南欧，禁止公共投资的规则使宏观经济杠杆（如货币贬值）失效的影响更加严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谓的“趋同”标准，旨在迫使不同的经济体遵循同一种束缚，反而在事实上造成了它们之间更深层次的分歧。这些标准已逐渐变得更加严格并更具有约束性——通过制裁迫使各国遵守这些标准。
例如，财政契约为结构性预算赤字引入了一个新的0.5%的标准，这意味着在给定的一年中几乎没有预算赤字。欧洲经济治理远未实现融合，反而使各国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德国从中受益匪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德国的大公司，而不是那些靠捡垃圾为生的领取养老金的人受益。意大利曾经是欧元区的第二大工业大国，甚至领先于法国，但是现在已经失去了25%的生产能力，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更不用说希腊的情况了。
这种竞争逻辑也加剧了个别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为了实现竞争力，我们转向了内部贬值，这是粉碎工资水平的另一个名称。
奥罗拉：葡萄牙的例子（社会党在共产党和左翼集团的支持下执政）是否表明，即使在欧元区内，也有可能恢复经济增长？
马克：葡萄牙的情况很特殊。在共产党和左派选举取得良好结果的压力下，以及一些社会动员的压力下，社会党不得不同意领导一个少数派政府，取消了以前的一系列紧缩措施。这就表明了紧缩不起作用，我们需要打破它。
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政府希望在条约的逻辑范围内继续保留，包括欧洲债务标准和预算赤字。这会影响公共投资，而葡萄牙的公共投资非常低。如果你不投资于基础设施、服务业，你就会增加另一笔长期债务。最终，你将不得不投资基础设施，这样做将会使你花费更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只能是妥协。除了违背条约的逻辑，没有任何办法。
奥罗拉：在这些欧洲选举中，有什么利害攸关的？欧洲议会真的有权力做任何事吗？
马克龙欧洲议会对欧盟来说是一种民主的掩护：它没有能力启动立法。但我们不应该表现得好像它一点权力都没有。理论上，如果欧洲议会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改变委员会所提出的命令文件的整个内容。但在传统政党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为零。如果修正案具有激进的社会推动力，它们肯定会违反欧盟条约。
相较于的普通人，欧洲议会更关注跨国公司的利益和需求，所以这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反向权力。相反，像瑞安航空的工人、码头工人和年轻的游行者一样，改变将来自街头的力量比拼！
在比利时和其他地方，这些选举能够找到可以揭露欧洲机构中所有的欺诈和反社会政策，鼓励社会动员的真正的左翼议员。比利时工人党的议员们将通过公开那些本来将是秘密的的文件和档案，而不是列出最好的修正案来发挥作用。这种类型的欧洲议会议员可以帮助欧洲反对肮脏的富人的欧洲运动提供力量。
关于作者
马克·波腾加是比利时工人党（PTB）的成员，也是欧洲议会中欧洲左翼联盟（GUE/NGL）的政治顾问。
关于采访者
奥罗拉·范·奥斯塔是比利时作家和女权主义者。她的作品曾发表在《世界外交与媒体》上。
注释：
[1]欧洲单一法案，欧洲共同体通过的一项条约。1986年2月17日和28日，由当时的十二个成员国正式签署，1987年7月1日生效。条约规定，到1992年底，要实现人员、物资、资本和服务业的完全自由流动。
[2] 1991年12月9～10日，第46届欧共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举行。经过两天辩论，代表们通过并草签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统称《欧洲联盟条约》（Treaty of Maastricht）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规定了欧洲各国建立经贸联盟的目标，这一目标意味着成员国把货币决策管理的自主权转让给欧洲中央银行，这个超国家机构将承担起行使成员国货币主权的职能，以确保价格稳定及实现统一大市场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的整体利益。《马约》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取得的一次突破性的进展，它表明欧共体将朝着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和安全等多种职能兼备的联合体方向发展。因此，《马约》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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