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女性的时间往往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图片来源：Mikyung Lee/THE GUARDIAN
几个月前，当我在忙碌的日子中努力挤出时间用于创作时，我的一位同事给了我这样的建议：去读一本写艺术大师日常生活安排的书吧。但这本书并没有如我所愿，给予我鼓舞与动力，而是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些充满创造力的天才——绝大部分都是男性——并不是安排自己日程和生活的人，做这项工作的通常是他们生命中的女性。
他们的妻子保护他们不受外界侵扰；他们的管家和女仆将就他们不规律的作息时间，为他们奉上早餐和咖啡；他们的保姆负责带孩子，不让孩子们影响他们的创作。玛萨·弗洛伊德（Martha Freud）每天早晨都会把丈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要穿的衣服摆放好，并且在他的牙刷上挤好牙膏。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管家西莉斯特不仅每天要把他需要的咖啡、牛角面包和报纸放在银托盘上一起端给他，而且还得随时待命，因为他时常需要找人闲聊，有时候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的女性之所以在书中被提及，完全是由于她们强大的忍受能力，比如卡尔·马克思的妻子——书中没有标注她的姓名——她与自己六个孩子中幸存下来的三个住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居所里，而马克思则每天跑到大英博物馆进行他的创作。
作曲家、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与当时极具潜力的年轻作曲家阿尔玛完婚后，就禁止她继续进行创作，因为在他眼中，一个家里只能有一个作曲人。更准确地说，在他的要求下，她得让家里保持绝对安静。他每天中午游完泳后，便会吹口哨把阿尔玛招呼过来，陪他一起散步，散步通常持续很长时间，而且两人均不发一语，马勒专门利用这段时间在脑子里搞他的创作。因为害怕打扰他，她时常在树枝或者草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的内心一直在激烈地挣扎！”阿尔玛在日记中写道，“我多么希望有人能把心思真正放在我身上，帮我找到自我！我已经沦为了一个家庭主妇！”
拥有无穷无尽的时间的使用权似乎是男性艺术家与生俱来的权利，女性艺术家则与他们大相径庭，书中提及的女性艺术家寥寥无几，她们的日常生活，乃至整个人生总少不了被家庭琐事和对家人的照料所牵绊，因为这是人们对她们的期望，也是她们的责任。法国著名小说家乔治·桑（George Sand）经常得加班加点到深夜，从她十几岁时开始照顾奶奶起就一直如此。美国作家弗朗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在孩子坐上校车去学校之后才能开始自己一天的创作，并在他们回家时搁笔。诺贝尔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只能在家务劳动和带孩子的间隙，抓住寸金光阴写作。美国作家玛雅·安吉罗（Maya Angelou）摆脱家务事牵绊的方法是一走了之，去朴素的旅馆待上一段时间，好让自己能够思考、阅读和写作。
即使是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也就是那位每天早晨8点前就能写好2000字的神人，也极有可能是在母亲的影响下才得以养成这一良好习惯。他的母亲为了养活生病的丈夫和他们的六个孩子，于53岁开启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她每天4点起床，而且总能按时完成创作，并给全家准备早餐。
我想了想，发现自己在学校里接触的名著、名画、音乐、科学发明和哲学思想——基本上都出自男性。指挥家祖宾·梅塔（Zubin Mehta）曾说：“我认为不应该让女性加入管弦乐团。”说得好像她们根本不具备学音乐的气质和天赋一样（盲眼选拔彻底终结了这一偏见）。我想起帕蒂·莎尔法（Patti Scialfa）在一次采访中说过的话，她说，创作一张个人专辑真的很难，因为她的孩子总是会无休止地打断她，但他们却从来不会去打扰他们的父亲——美国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这点醒了我：女性并不是没有提出伟大思想或者创作出大师级作品的天赋与才能，而是因为她们没有时间。
纵观历史，女性的时间总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她们的日常生活笼罩在做不完的家务活儿、带孩子和维系家族纽带之职责的阴影之下。如果说创作需要大量不间断的、集中的时间，而且这段时间要能由你来决定干什么，完全由你来支配，那么可以这么说，这样的时间是女性从未奢望过的东西，而作此奢想的女性则会被抨击“自私”和“不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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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今时今日，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女性都已参加工作的当下，女性在做家务和带小孩上花费的时间依然是男性的至少两倍，有时候甚至更多。一个调研了美国洛杉矶32个家庭的研究显示，大多数母亲的不间断休息时间平均不超过10分钟。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学术界人士的日常生活，社会学家乔亚·米斯拉（Joya Misra）和她的同事发现，如果把在家办公的无偿劳动算进去，那么女性教授的工作时长要比她们的男同事长得多。此外她还发现，在这些研究对象中，男性和女性虽然在工作场所的工作时长相同，但女性的工作时间却同样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她们被分配到的服务性工作显然更多，包括辅导和教学。而男性则拥有悠长的、不间断的时间供他们思考、研究、书写、创作，以及出版他们的著作，从而扬名立万，事业有成，并且让自己的理念走向世界。
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写道，历史上，只有地位高的男人才有能力决定和支配他们的时间。他在书的第二页彻底否定了女性的作用——他写道，她们和仆人与奴隶一样，一直以来只负责完成那些单调乏味的工作，好让那些地位高的男人去进行他们伟大的思考活动。女权主义研究者提出，一般而言，女性至多能拥有的是“看不见的闲暇活动”（invisible leisure）——这些活动很欢乐，但同时也必须是富有生产力和社会所认可的，比如一起缝棉被（quilting bees）、一起做罐头（canning parties）和读书俱乐部等活动。而女性若是希望拥有纯粹的闲暇时光，即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么就可以说是勇气可嘉了，因为实现它丝毫不亚于去参与一场激进和颠覆性的抵抗活动。捷径嘛，也不是没有，一名研究人员开玩笑说，只要你愿意像作家、作曲家、哲学家和神学家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一样，成为一名尼姑就行。
女权主义研究者还发现，许多女性并不认为她们有权利像男性一样拥有悠长的自由时间，她们感觉这些时间得由自己去挣。而挣得这些时间的唯一方法，就是先得把“待办事项清单”上的内容全部完成，但这份清单永无止境：因为日常琐事同样永无止境。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在她的新书中写道，正是这些琐事扼杀了人一生的梦想。的确如此，四个月来我一直在尝试挤出时间构思写作我的论文，但每当我坐下准备动笔时，总会接到紧急电话或者邮件，它们要么来自我的丈夫、儿子或女儿；要么来自我的母亲，她新近丧偶，在处理大量相关文件时需要别人帮忙；要么来自某家信用卡公司；要么就来自某个机修工，说有紧急事件或是其他什么事需要处理，让我的注意力不得不迅速转移，好去阻止某个大灾难的降临。
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他因提出了“心流状态”（state of flow）概念而一举成名，心流状态指的是一种将个人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精神状态，此时时间的利用率会很高，且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艺术家和思想家认为，一个人必须达到这种状态才能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我问他，他的研究有没有探索过女性进入“心流状态”的几率是否与男性相同。他想了一会儿，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女主角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忘记了时间，最后把丈夫的衬衣熨坏了。
女诗人埃莉诺·罗斯·泰勒（Eleanor Ross Taylor）一生都活在自己丈夫的阴影下。作为曾荣获普利策奖的小说家、短篇小说作家和教授彼得·泰勒（Peter Taylor）的妻子，埃莉诺于1997年接受采访时说：“多年来，我曾数次对诗歌说‘走开，我现在没有时间’，但说到底我只是太懒了。如果你真的想去写作，你是可以做到的。我一直在做的就是清洁房子和给地板打蜡这类事。”
当我想到许多优秀的、未曾写下的诗文不得不让位于抛光地板这类家务事时，我的内心就不免一阵失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她之所以总把其他事情放在第一位，之所以在意地板有没有抛光，之所以让一切保持整洁，是因为有人期望她这么做，这使得她的许多未曾讲述、不为人知的故事只能盘桓在脑海中，积压已久，甚至像玛雅·安吉罗所言，它们的积压已到了让人痛苦不堪的程度。但我现在又有了新的想法：这些女性是否从根本上就认为，她们本就没有权利得到属于自己的时间，或者说没有权利得到完整的、没有变得支离破碎的时间呢？我还想知道，我们是否觉得自己本就不应该去讲述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认为那些故事也许本来就不值得一听呢？
诺贝尔奖得主VS·奈保尔曾声称，没有一位女性作家能够达到他的高度，他说，女性的作品过于“感性”，她们的世界观太过“狭窄”——因为男人的人生才能真正地体现人类的经历和感受。我经常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一位女作家写了一部多达六卷、描写细致的自传系列小说，那么这位女作家能与写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的挪威作家卡尔·奥夫·克瑙斯果德（Karl Ove Knausgaard）获得同样的关注度和国际赞誉吗？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做过假设，如果莎士比亚是一位女性，或者如果他有一位同样才华横溢的姐妹，一切将如何发展呢？（想想音乐神童南妮儿·莫扎特的故事吧，弟弟沃尔夫冈评价其早期作品“美妙绝伦”，但这些乐谱都不幸遗失了，此后她若再有灵感，也只能留在脑海里，仅此而已，因为她已泯然于一段意料之中但无爱的婚姻中。）
弗吉尼亚·伍尔夫。图片来源：Central Press/Getty Images
伍尔夫写道，女儿身的莎士比亚不可能有空余时间去发展她的天赋——她不会有上学的机会，只能在家炖炖菜，日后早早嫁人，如果她不肯嫁，便会被暴打一顿。在伍尔夫笔下，莎士比亚的姐妹尽管才华横溢，却也只能落得发疯、早逝，或者隐居山林被安上“女巫”之名的下场。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伍尔夫畅想，未来将有一位天赋异禀的女子诞生于世。她的才华是否能够施展——以及她的表达和洞察力是否能尽如人意——完全取决于我们将为她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她会来的，只要我们为她而努力。”伍尔夫写道。
我从不以才华横溢来标榜自己。但我时而会梦见自己身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我坐在餐桌前，对面坐着的是另一个我，她不受时间的束缚，正安静地喝着茶。“我希望你能多来几次。”她对我说。这种半夜三更突如其来的灼痛感有时会在我的太阳神经丛戛然而止，让我感到一阵恐惧，追根溯源，这种疼痛除了来源于我由于时间太少而始终无法讲述的那些故事，是否还来源于我内心深处的恐惧，害怕这些故事即使讲了出来，也不会有人听呢？我问自己。也许这就是我不愿意面对梦中那个昏暗小房间的原因。
我还想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创造出了那样一个世界，让莎士比亚和莫扎特的姐妹，乃至所有女性都能茁壮成长，一切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规定，所有女性都有权利拿出一部分时间，走进那个昏暗的房间，并在餐桌前稍坐，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如果我们决定多去去那个房间，跟另一个自己安静地喝喝茶，听听我们心中积压已久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些故事都有自己的价值，因为它们是真实的——这样一来一切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我很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本文作者Brigid Schulte曾获普利策奖，现为《华盛顿邮报》和《华盛顿邮报杂志》记者。她同时也是“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成员，她的作品《不知所措》（Overwhelmed）于2014年3月由Bloomsbury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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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rigid Schulte，翻译：黄婧思。来源：界面新闻。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