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列斯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道德

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自我牺牲精神

无产阶级所具有的这些品质是：自尊心非常强，决不肯对他们阿谀逢迎，眼光非常远大，决不肯被这些“民主派”先生们所利用，然而每次发生推翻现政权的运动的时候工人阶级总是拿起武器奔向前方，在任何革命运动中这些品质都直接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党。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1849 年 8 月—1850 年 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218 页。

英国工人，这已经不是普通说的英国人，不是像他的有钱的同胞那样的专会打算盘的大腹贾；他的感情丰富得多，他那北方人天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热情所抵销，这种热情已经控制了他。理智已经如此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天性的发展，使他所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钱这一点上。而工人却没有这种理智，因此，工人的热情和外国人的一样强烈而不可抑制。英国的民族特征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末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正好是倾注于这方面的，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500—501 页。

色当会战以后，1870 年 9 月，德国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自己的选民说，战争使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了德国，从而德国工人肩负起新的责任和更崇高的义务，要求他们作出新的努力。1877 年证明了这一点的正确，同时还表明，德国无产阶级完全能够胜任他们所肩负的临时领导的任务。无论个别领袖犯了什么错误（错误很多，而且又是各种各样的），群众仍然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的坚毅精神、组织性和纪律性同德国历次资产阶级运动表现得十分突出的软弱无力、犹豫不决、逢迎和胆怯，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

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1878 年 2 月中—8 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39 页。

彼得堡的工人只是俄国工人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彼得堡的工人是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中的一支优秀的、先进的、最有觉悟的、最革命的、最坚决的、最少受空洞辞句诱惑、最少受无气节的绝望情绪影响、最少受资产阶级威吓的队伍。在各国历史中，当危急关头，甚至人数不多的先进阶级的先进队伍，竟能把全国人民吸引到自己周围，燃起了群众革命热情的火焰，而完成了伟大历史的功绩，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列宁：《论饥荒》（1918 年 5 月 22 日），《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369 页。

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没有的

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在这里没有人怀疑，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33—134 页。

今天向我们宣扬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呢？首先是由过去的宗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主要地又分成天主教的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分成许多种类，从耶稣天主教的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直到松弛的启蒙的道德。和这些道德并列的，有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又有无产阶级的未来的道德，所以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并存的各自起着作用的道德论。哪一种是有真理性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32—134 页。

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

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

旧社会建筑在地主和资本家压迫全体工农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毁坏这个社会，应该打倒这些压迫者，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而上帝是不会创造这种团结的。

只有工厂，只有受过训练的、从过去的沉睡中醒过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创造这种团结。只有当这个阶级已经形成的时候，才有群众运动开展起来，这种运动已经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最弱的国家中获得了胜利，这个国家三年来为了捍卫自己而击退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进攻。同时我们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日益增长着。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经验来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创造这样一种团结一致的力量，它能领导分散的农民，并且经得起剥削者的一切进攻。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帮助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彻底捍卫和巩固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我们说：在我们看来，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没有的，这是一种欺骗。我们的道德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

这种阶级斗争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推翻沙皇，打倒资本家，消灭资本家阶级。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 年 10 月 2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52 页。

工人阶级比起资产阶级来有另一种道德和习俗

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10 页。

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起资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无论如何比资产阶级做得多。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10 页。

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阶级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么贪财；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完全没有这种金钱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11 页。

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进行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如果大多数的人宁愿偷东西而不愿饿死或自杀，那我们是不应该奇怪的。当然，工人中间也有许多人很讲道德，即使弄得山穷水尽也不愿去偷，而这些也就是饿死或自杀的人。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01 页。

对英国工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要素是爱尔兰工人向英格兰移民，这件事在这一点上的意义我们已经谈过了。一方面，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固然使英格兰工人的水平下降，使他们和文化隔绝，使他们的状况恶化；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来临。问题在于，英国所患的社会病的过程和身体生病的过程是一样的；它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它有它的危机，危机中最后和最厉害的一次就决定患者的命运。因为英国这个国家不会在这次最后的危机中灭亡，而相反地一定要从危机中复活更新，所以我们对于使这个病症加剧的一切因素都只能感到高兴。此外，爱尔兰移民之所以在这方面起了促进的作用，还因为这个运动把爱尔兰人的热情而生气勃勃的气质带到了英格兰并灌输给英国工人阶级。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在许多地方都很像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差别。爱尔兰人比较轻浮、容易激动、热情奔放；英格兰人则沉着、坚毅、富于理智，他们相互来往，归根到底，对两方面都只会有好处。假使没有爱尔兰人那种慷慨到能做自我牺牲的、首先是受感情支配的性格掺合在英格兰工人阶级身上，假使不是爱尔兰血统的混合以及与爱尔兰人的经常来往使得英格兰人纯理智的冷静的性格变得柔和起来，那末英国资产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就会更加长久地保存在工人阶级中。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09—410 页。

工人阶级的婚姻、家庭道德

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可能成为并且确实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 8 月底—5 月 2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84 页。

Dear friend！（亲爱的朋友——编者注）建议您最好把小册子的提纲尽量写

得详细些。不然，很多地方意思不明确。

有一个意见现在就应该提出来：

建议把第三节“（妇女）要求恋爱自由”全部删掉。

这的确不是无产阶级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的要求。

实际上，您是怎样理解这个要求的呢？这个要求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1．在爱情上摆脱物质（钱财的）要求？

2．摆脱物质上的操心？

3．摆脱宗教偏见？

4．摆脱父母之命 etc？

5．摆脱“社会”的偏见？

6．摆脱（农民或者小市民或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天地？

7．摆脱法律、法院和警察的束缚？

8．摆脱爱情上的严肃态度？

9．摆脱生育子女的义务？

10，通奸的自由？等等。

我列举了许多（当然不是全部）不同的理解。您所理解的当然不是第八—十

点，而是第一—七点，或者类似第一—七点的东西。

但是，如果是指第一—七点，那就应当选择另一种说法，因为恋爱自由这种

说法不能确切地表达这个意思。

而您这本小册子的广大读者，必然会把“恋爱自由”理解为类似第八—十点

的东西，以至违背您的本意。

正因为在现代社会里那些能说会道、爱吵爱闹、“高高在上的”阶级所理解的“恋爱自由”是第八—十点，所以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的要求。

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最重要的是第一和第二点，其次是第七点，其实这并不

是“恋爱自由”。

问题不在于您对这种要求的主观“理解”，而在于爱情上的阶级关系的客观逻辑。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5 年 1 月 17 日），《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164—165 页。

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 年 4—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55 页。

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的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这样一来，无产者的家庭，即使在最热烈的爱情和双方都保持最牢固的忠实的情况下，也不管有可能得到什么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了。所以，一夫一妻的经常伴侣——杂婚和通奸，在这里只有极其微小的作用，妻子事实上收回了离婚的权利，当双方不能和睦相处时，他们就宁愿分离。一句话，无产者的婚姻之为一夫一妻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 8 月底—5 月 2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85 页。

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1884 年 3 月底—5 月 2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87 页。

当我终于弄清了问题的实质，了解到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根本用不着说明的你的结婚一事时，我禁不住笑了起来。如果所有无产者都这样瞻前顾后，那末无产阶级就要断子绝孙了，或者只有依靠非婚生子女才能蕃衍后代，而这种方式，作为一种大量现象，我们也许只有在已经不存在任何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谈得上。因此，我衷心祝贺你终于克服了重重疑虑而自由地进行恋爱。你会发现，在困难的时刻，两个人在一起要比一个人好过些，我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有时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体验到了这一点，而且从来没有后悔过。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斯坦》（1886 年 10 月 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532 页。

关于卡尔（即卡尔.考茨基——编者注），您说，没有爱情，没有激情，他的本性就会死亡。如果这种本性表现为每两年就要求新的爱情，那末他自己应当承认，在目前情况下，这种本性或者应当加以抑制，或者就使他和别人都陷在无止境的悲剧冲突之中。

恩格斯：《致路易莎.考茨基》（1888 年 10 月 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 卷第 98 页。

只有根本不会思考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共和国有什么用，离婚自由有什么用，民主有什么用，民族自决有什么用！而马克思主义者却懂得，民主并不能消除阶级压迫，只会使阶级斗争变得更经常，更广泛，更公开，更尖锐。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离婚自由愈充分，妇女就愈明白，使她们作“家庭奴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权。国家制度愈民主，工人就愈明白，一切罪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权。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 年 8 月 10 月），《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68 页。

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 年 7 月 3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第 312 页。

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这种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 年 10 月底—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371 页。

无产阶级中间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因为大工业的发展而陷于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被变成简单的买卖对像和劳动工具，那末资产阶级的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的那一套大话，就愈是令人听来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原来是把自己的妻子仅仅当作一种生产工具看待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联想到妇女也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连想也想不到，问题正在于要消灭妇女被当作简单生产工具看待的这种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对于共产党人要实行莫须有的正式的公妻制表示惊骇，那是再可笑也没有的了。公妻制无须共产党人来实行，因为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儿女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

就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其特别的享乐呢。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所以至多也只能这样责备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可是，只要现代的生产关系一消灭，那末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自然就会随之而消灭。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宣》（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86—487 页。

工人中非道德现象产生的根源

在所有的英国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连在一起，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地丝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人们用来调节人对人的关系的简单原则，由于现存的社会条件，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本来就已经非常紊乱，而当这些原则和不可理解的宗教教条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专横而无理由的训令的宗教形式出现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非常莫名其妙。正像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英国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到这样愚蠢、这样鼠目寸光的程度，甚至不肯花一点力量把现代的道德，把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使自身有保障而泡制出来的道德灌输给工人！日益衰老、懒惰的资产阶级连为自己打算都认为是太费力，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可是到那时就已经晚了。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道德，不奉行这种道德的话，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不该抱怨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399 页。

可见工人不仅在身体方面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统治阶级的摈弃和忽视。而资产阶级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们！就像工人是无理性的动物一样，对他们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粗暴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吓唬人的力量。所以，这些被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的教育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人阶级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条件，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责备他们对统治阶级所抱的那种仇恨了。工人在学校里受不到的道德教育，也不会在其他的生活条件下受到，——至少受不到那种在资产阶级心目中还有某种意义的道德教育。工人的整个状况、他们周围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们道德堕落。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他们几乎一点享受都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对他们也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里面拿一份呢？无产者凭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切都讲得很冠冕堂皇，资产阶级听起来也很入耳。但是对没有任何财产的人来说，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钱是人间的上帝。资产者从无产者那里把钱抢走，从而真的把他们变成了无神论者。如果无产者成了无神论者，不再尊重这个人间上帝的神圣和威力，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这一点资产阶级自己大半也是知道的。昔蒙兹指出，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之于身体一样。艾利生郡长也很详尽地告诉有产阶级，社会压迫对工人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399—401 页。

但是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就是把英国工人造成无产者的那种东西，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在德国，我们的小农多半也穷，也常常缺这缺那，但是他们受偶然事件支配的程度却比较小，他们至少还有些固定的东西。但是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就什么也没有，昨天挣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没有任何保证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任何危机，主人的任何逞性都能使他失业，——

这个无产者已经被置于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令人愤怒的非人的地位了。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致于饿死的保障；而无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们又不许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滴而已。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的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件，只要能够在若干时期内勉强活下去，就算幸运了。不言而喻，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就是由这些偶然情况决定的。他必须尽力设法不陷到这个漩涡底下去，设法挽救自己的人类的尊严（他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起来反抗资产阶级，反抗那个如此无情地剥削他、然后又听凭命运去摆布他并想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地位的阶级），否则他就只好承认自己无法摆脱自己所处的境遇，于是也就不再做这种打算，而只是力图尽可能地利用有利时机去占些便宜就算了。储蓄对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因为他能够储蓄起来的，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他不能长久地保有财产，假使他可能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工人了，另外会有人来补他的缺。这样，在他得到较多的工资的时候，他不好好地生活一下，又要做什么呢？在工资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阔绰”起来，这是使英国资产者莫名其妙而且极为恼怒的。要知道，如果储蓄对人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而最后还是要成为蠹鱼和铁锈的牺牲品，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所吞没，那末，他们在可能享受一下的时候就享受，而不去储蓄，这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都更使人堕落。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01—402 页。

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连工作多少个钟头，单调得令人厌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久的感情的话，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门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制针头或锉齿轮，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这种情形在使用机器和蒸气动力以后也没有改变。工人的劳动减轻了，肌肉不需要紧张了，工作本身成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但同时也单调到了极点。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付出这样大的注意力，使他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能想。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工人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04—405 页。

所有这些原因已经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堕落的现象，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种道德堕落的现象更加扩大，使它达到了极点，这个原因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们正在因大城市的伤风败俗的影响而大声疾呼，——这些耶利米颠倒黑白地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坏，而是城市的繁荣。艾利生郡长几乎把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原因，而《大城市的时代》一书的作者弗安博士则更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种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起破坏作用的原因，都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假若这些作家承认贫穷、生活无保障、强制的过度劳动是主要的原因，那末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就得对自己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给穷人们财产吧，我们就保障他们的生活吧，我们就颁布法令来禁止过度的工作吧；而资产阶级是不能同意这样做的。然而大城市是自行成长起来的，人们迁居到那里也完全是出于自愿；同时现在也还不能立刻就得出结论说：创造大城市的只是工业和靠工业发财的资产阶级，于是统治阶级就很便于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从外表上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实际上，大城市不过是创造了一些条件，促使那些早已存在、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罪恶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而已。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05—406 页。

加在工人头上的全部罪名就是放纵地追求享乐、没有远见以及不遵守现存的社会秩序，就是不能为了较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但是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一个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只能得到极少的报酬和肉体的享乐的阶级，难道能够不盲目而贪婪地投入这些享乐中去吗？既然谁也不关心这个阶级的教育，既然他们的命运要受各式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既然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那末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兴趣使自己成为有远见的人，过“踏踏实实的”生活，并为了将来的享乐而牺牲眼前的享乐呢？而这种将来的享乐对于他们这些总是处在动荡不定的、毫无保障的状况中的人来说还是很不可靠的。对于一个忍受了现存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些微好处的阶级，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现存社会制度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这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秩序存在一天，工人阶级就一天不能避开它，而如果个别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个社会秩序，那末最大的灾祸就会落到他的身上，这样，社会秩序就使得工人几乎不可能有家庭生活。在一间零乱肮脏、连做夜店都不够格、家具很坏、往往一下雨就漏水、不生火、空气不流通而且又挤满了人的房子里，是不可能有家庭乐趣的。丈夫整天出去工作，妻子和大一点的孩子也常常是这样，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早晨和晚上才能碰到，另外，他们还经常受到烧酒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呢？但是工人还是离不开家庭，他必须在家里生活，这就引起了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和口角，不仅对夫妇两人，而且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起着极其不良的影响。忽视一切家庭义务，特别是忽视对孩子的义务，在英国工人中是太平常了，而这主要是现代社会制度促成的。对于在这种伤风败俗的环境中——他们的父母往往就是这环境的一部分——像野草一样成长起来的孩子，还能希望他们以后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踌躇满志的资产者对工人的要求真是太天真了！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15—416 页。

除酗酒所造成的一般后果外，如果还注意到，在这些地方，和资产阶级政权下堕落最深的牺牲者，和小偷、骗子、妓女混在一起的，有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如果还记起有些母亲给怀抱中的婴儿喝酒，那就未必会有人否认这种场所对它们的顾客所起的伤风败俗的影响了。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工资发了，散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人们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我在这样的夜晚从曼彻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沟里的醉汉。在星期天晚上，这一幕通常还要重演一番，只是吵闹得少一些罢了。而当钱花光了的时候，这些酒徒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铺里去，——这种当铺每个大城市中都有许多，在曼彻斯特有六十家以上，光是索尔福的一条街（礼拜堂街）就有十到十二家，——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家具、节日的衣服（如果有的话）、饮食用具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批地从当铺里赎出来，然后在下星期三以前几乎又都回到当铺里去，直到出了件什么事情，结果这些东西无法赎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贷者的手里，或者是高利贷者再也不愿意为这些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东西付出一个小钱，那才算完。谁要是亲眼看到过酗酒在英国工人中间流行的情形，谁就会欣然相信艾释黎勋爵的话，他说，工人每年花在喝酒上面的钱将近二五〇〇万英镑。因此，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如何破坏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健康，如何引起家庭纠纷，那是容易想象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13—414 页。

除酗酒外，许多英国工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纵欲。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没有正当地享受他们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这种毛病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就是铁的规律。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这两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的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还想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地极端放纵地沉溺在里面。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状况里，那末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况资产阶级自己，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呢？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四万个妓女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为了不得不向每一个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免饿死，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14—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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