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吉亚是外高加索三国之一，北临大高加索山脉，地处欧、亚之界，自古为中西交通之枢纽，亦是仅次于亚美尼亚历史上第二早确立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公元326年）。格鲁吉亚国土面积与人口有限，历史中历经多次外族入侵和分裂，但却在周边大国的角力间构建了强烈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豪感。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塑造了格鲁吉亚人的气质，而20世纪以来，从加入苏联到联盟解体，政治阵营的选择和历史纷争的后果，更是直接影响着当今的社会心态。

广为世人所知的，也许是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诞生地和故乡。1878年，他生于格鲁吉亚的小城市哥里的一个穷人家庭。如今，在其家乡哥里，仍开放着苏联时期建成的斯大林博物馆。不过，在后苏联时期的格鲁吉亚，在反思、批判苏联的大环境下，大多格鲁吉亚人似乎并不以此为傲。而纵观历史，格鲁吉亚与其北部近邻（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到今天的俄罗斯）的关系有起有落，一波三折。如今，双边关系再次因格鲁吉亚爆发并持续数周的游行而触及冰点。

回望历史，公元前6世纪，格鲁吉亚出现了奴隶制的科尔希达王国；公元前4世纪，东部建立了卡尔特利王国。它们都受到了罗马帝国的影响。在此后的漫长时期中，格鲁吉亚地区出现的王国或者封建公国，先后处于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的统治下。在15世纪，格鲁吉亚王国一度成为了被伊斯兰世界包围的孤立基督教国家。此后，格鲁吉亚夹在波斯、奥斯曼土耳其和俄罗斯帝国之间，在战略结盟上延续了从蒙古入侵以来亲俄罗斯的态势，后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入侵的背景下持续拉近着和俄罗斯的关系。这其中，也夹杂着东正教认同的共享基础。1795年，波斯入侵格鲁吉亚，毁掉了第比利斯城，格鲁吉亚（卡尔特利与卡赫季联合王国）欲加入俄罗斯，经过一番波折，终在19世纪初期最终全部并入了俄罗斯帝国。这一并入，被认为使格鲁吉亚民族免于被邻国的宗教灭绝和同化。19世纪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对格鲁吉亚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第比利斯老城各处的欧式建筑即源于此。

第比利斯老城欧洲拜占庭风格的建筑。本文图片均由 杨天歌 摄

20世纪初，俄国的动荡即布尔什维克革命导致了格鲁吉亚短暂的独立，但很快，格鲁吉亚也于1921年并入苏联。作为成员国，格鲁吉亚的苏联时期延续到其解体的1991年。在这一历史时期，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成为了外高加索的中心，迅速工业化，并成为整个苏联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当然，政治清洗与红色恐怖也大量存在于此，而反苏的声音也几乎没有断过。即便如此，苏联的遗产同样显性，除了第比利斯市内各处都能见到的苏联建筑（从民房到机关建筑到纪念碑），最为明确的是俄语的使用。基本而言，这里的中老年人都在格鲁吉亚语之外，同时掌握俄语。尽管英语在2003年政策强调脱离苏俄、融入欧洲后逐渐崛起，并于2011年被确立为学校必修课，但是俄语仍然是商业上的通用语，而大量俄语游客的持续涌入，也让作为历史遗产的语言保持在场。

第比利斯市内的苏联建筑。

1991年苏联解体后，独立的格鲁吉亚并未迅速走上正轨。90年代不乏内战、腐败与动荡，经济凋敝与高失业率亦使得民众愈加失望。希望的星火终于于2003年点燃，彼时的“玫瑰革命”见证了民选政府的诞生，也迎来了意欲大刀阔斧改革的政治领袖。接下来的数年中，国家开始“去俄化”，亲美、亲欧，经济走上正轨，各领域的改革逐渐开展。但好景不长，曾经的领袖也似乎“变质”，格鲁吉亚的人们愈加意识到，根本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后苏联时期，瞬间私有化而形成的寡头制，因资源过度集中和分配不公，仍然垄断着各领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资源；与此同时，本国和近邻俄罗斯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俄罗斯可见的军事侵略和潜在的其他影响，更加使得本国自我的变革举步维艰。既面临内政的混乱，又面对大国的霸凌，格鲁吉亚近期爆发的游行集中体现了这个时期的焦虑。

反俄情绪与内政纷乱

写稿之时，我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一家咖啡店，对面正坐着一个三四十岁的谢顶中青年。他的T恤背后，写着“20% of my country is occupied by Russia”（我的国家领土的20%被俄罗斯占领），文字下面有格鲁吉亚的国家地图，着重突出标明了阿布哈兹地区和南奥塞梯地区。这个两个分裂地区，自2008年的俄格战争以及格鲁吉亚战败后，由俄罗斯单方面宣布承认其独立。能够感受到，反俄情绪较为普遍地显现在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自6月20日突然爆发的民众街头示威活动，至今已经持续两周有余。尽管抗议与示威的结构与诉求比较复杂，历史伤痛记忆与现实挣扎斗争写入示威活动的各个议程中，但是无疑，抗议的各类活动大都凝集在反俄的集体心态之下，抗议活动自始至终的口号之一便是“俄罗斯是侵占者”（RUSSIA IS AN OCCUPIER）。

示威中的反俄标语。

时间倒回至6月20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加夫里洛夫（Sergei Gavrilov）率领俄罗斯代表团访问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参加东正教国家议会论坛。加夫里洛夫此前曾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占领的格鲁吉亚领土的独立，他在格鲁吉亚的出现因而一开始便不受欢迎。而论坛期间的一场会议中，他坐在了在格鲁吉亚议会议长的席位上发表了讲话。由此，过往的愤怒和今朝的刺激旋即在民众间引燃起抗议和游行，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聚集在议会门前，抗议俄罗斯代表团的访问，反对加夫里洛夫的挑衅，拒绝本国政府对其的纵容。当晚近午夜时分，一些抗议者试图闯入议会大楼，防暴警察在没有任何预先警告的情况下，使用了催泪瓦斯，并以橡皮子弹和水炮向示威者射击，造成部分人的受伤。第一夜的骚乱后，有超过200人受伤，有人因此失明，同时有300余人被捕。

白天的议会大楼，摄于6月21日下午，即暴力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

第一晚由反俄情绪点燃的游行，因为示威者的受伤，引发了新的声讨。翌日，议会伊拉克利·科巴希泽（Irakli Kobakhidze）宣布辞职，但此举未能平息民众的怒火。在第二晚的游行中，示威者明确要求内政部长辞职，不满于其命令警察对和平示威者使用武力，同时要求立即释放被逮捕的人；同时提出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要求2020年实现议会向比例选举制过渡。自然，对于议会制度的改革，掺杂了诸多在野的反对党的诉求。

第二晚议会大楼前的游行示威。

在明确的诉求之外，民间的抗议声音夹杂了对国内政治社会与经济现状的不满，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情绪在抗议的瞬间爆发，而具体的目标则似乎来得相对迟缓。人们保持着持续的行动，寄希望于好事的来临。如果说反俄情绪是由外部触发，那么，当抗议诉求波及内政，如议会的选举与改革，那么才看到抗议者真正的怒火和诉求之所在：问题指向的最终是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一定程度上，这一点从俄罗斯的反应亦可看出。在抗议爆发第二天的6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从2019年7月8日起，俄罗斯航空公司停飞前往格鲁吉亚的客运航班；但几日后，又表示尽管对反俄情绪表示担忧，但格鲁吉亚的内部危机是其内政，与俄罗斯无关。因此，归根到底，格鲁吉亚人民，尤其是上街游行者，他们关心的是本国的社会政治及其改革可能，只因苏联的遗产和如今大高加索山脉以北、影响力巨大的近邻，本国的内政又无疑和俄罗斯有千丝万缕的勾连。

苏联解体见证了格鲁吉亚国内寡头政治的形成过程，期间，出现大量侵吞国家资产的行为，寡头们获得资本原始积累的资金，并逐渐垄断做大——这在后苏联的诸多国家中，并不罕见。从苏联脱出的寡头，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巨大，同时又摆脱不了和俄罗斯的利益关系，而常枉顾国内的悲惨现状，尤其是底层人民的挣扎。本国政治的实际操控者和经济的垄断者和俄罗斯亲近，加剧了国内民众的反俄情绪。于此同时，并非没有新的力量出现以反击苏联解体以来的寡头体制，但是，权力角逐中，为了抗衡力量巨大的寡头，新崛起的领袖也坠入了转型为寡头的怪圈。

这些逻辑上可以递推出的问题，在格鲁吉亚90年代以来的历史中也得到验证。格鲁吉亚多党制仍处于初始阶段，尽管有大小政党近100个，但是最为主要的是“格鲁吉亚梦想”（Georgian Dream，当前执政党）和“统一民族运动党”（United National Movement，当前主要反对派）。前者成立于2012年，由毕齐纳·伊万尼什维利（Bidzina Ivanishvili）领导，该联盟在2012年的议会大选中击败了由前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领导的“统一民族运动党”。萨卡什维利于2001年创立了“统一民族运动党”，并于2004年至2012年执政。出身于格鲁吉亚医生和历史学家家庭的萨卡什维利，曾在乌克兰和美国学习法律。在政党初创之时，他流露出理想主义者的气质和大刀阔斧改革的渴望，试图清理后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打击寡头经济中的各种腐败问题等，获得了大量中下层人民的支持。在2003年的玫瑰革命中，他迫使后苏联时代连任两期的前总统辞职，建立了首个民选政府，后以96.27%的得票率当选格鲁吉亚总统。执政期间，他采取了亲欧、亲美的政策，支持加盟北约和欧盟，决意与苏联的过往告别，但同时也破坏了与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在2008年连任总统后，在经济腾飞的同时，其政府亦出现严重专制与贪污现象，他本人也涉嫌贪腐与滥用职权，被认为堕落为新的寡头，而名声扫地终至政治生涯惨淡收场。接替萨卡什维利的是伊万什维利和他的政党“格鲁吉亚梦想”。伊万什维利贵为格鲁吉亚首富，90年代在后苏联私有化时期积累了大量资本，曾于2012年至2013年任总理，后来尽管卸任，却影响深远，2018年至今为党主席，被认为是幕后实际的操控者。2008年俄格战争后，俄格两国之间没有任何高层接触，直到伊万尼什维利上台后，即“格鲁吉亚梦想”取代了“统一民族运动”，在新总理的亲俄统治之下，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关系逐渐回暖，伊万尼什维利和莫斯科也均指责前总统萨卡什维利的挑衅才是之前战争的罪魁祸首，由此他赞成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

这些前史的复杂纠缠，造成了当下的政治困局。国家与社会似乎卡死在寡头的周旋之间，没有喘息余地。当前执政党的亲俄立场受到民众的普遍不满，但是，曾经去苏亲欧的党派似乎也是带来了更多问题与麻烦，而非解答与归途。由是，政治的可能性似乎都被晚近的历史否定，而新的希望则依然模糊不清……

反俄与亲欧，愤怒与矛盾的年轻人

近三周之内，我参与了两次游行。一般游行都在脸书（facebook）上组织，晚间7点开始在议会集会，持续到夜里；与此同时，线上和线下其他地方的小型活动也形式纷繁，源源不断。第一次参与街头的抗议是在游行爆发的第二晚，即6月21日；再一次则是在一周后的6月27日。游行过程中，我跟着队伍行走或驻足，却基本听不懂当地人的口号与宣讲，只能借助格鲁吉亚的朋友一句半句的翻译来观察现场。但是，从我眼睛能捕捉到的基本现实是：在游行中，老年人稀缺，中年人亦不多见，大量现身的是年轻人。

这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城市中游行的有政治意识的青年人，在政治局面演变与两党角力的21世纪中成长起来，受西方的影响，大过近邻俄罗斯的影响。相较而言，他们深刻感受到和长辈的区别，不仅是对比成长于苏联时期的老年人，也包括在苏联解体后的动荡90年代接受不完整教育的中年人。年轻一代似乎对老一辈有不满情绪，认为他们被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僵化住了思维，无法重拾批判精神，而且苟且偷安、不思进取，任由他们同龄的政治掌控者榨取他们的价值与劳动成果。

与此同时，他们的彷徨与矛盾也是由此对上一辈或是上上一辈人的怨气而来。在不确定自我组织能够构成党派并形成政治力量之时，他们仍然寄希望于老一辈掌权者或是掌握资源的人能够开明地做出改革。但是，上街游行参与者的比例，又明确告诉他们：寄希望于上一辈人，几乎是无望的。以往的党派斗争与权力演变告诉他们，无论是“格鲁吉亚梦想”联盟还是“统一民族运动党”，无论是亲俄还是亲欧，都无法为寡头制的经济和运转失序的政府带来解决方案，而放眼可见的未来，第三股力量（尤其是年轻的力量）似乎仍然不足以形成气候。尽管如今的反对派（由“同一民族运动”和“团结力量”两党组成“反对派联盟”）在反对当今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时有一定组织领导力，但是，多数年轻人并非由其鼓动，而是借由反俄的情绪和对国家未来的担忧自发走上街头。换言之，街头游行跟领袖与领导的呼吁无关，更多关乎的是自发的行动本身。

这直接折射在抗议的现场。在游行爆发的第二晚，不同的人上台演说，在这个相对开放的平台，可见确乎没有统一的领导。由于前一晚的暴力事件，第二日的游行聚集起了诸多民众，在反俄的整体氛围下，不同的演讲者有着不同的呼吁，有的落脚于爱国，有的落脚于东正教，有的要求内政部长下台，等等。

电摩车队引领的游行。

一周后的6月27日，虽然街头抗议活动还不至于偃旗息鼓，但是规模已经锐减，多是有韧性的年轻人在坚持。当晚，在议会门口的集会之后，游行队伍由事先组织好的电摩车队引领，向城市南部的一处私家庄园进发——正是国立植物园旁、能够俯视第比利斯全城的前总理、现执政党主席伊万尼什维利的豪宅。这样的姿态无疑明显，针对的是亲俄且和俄罗斯有巨大利益往来的政客。他们在空中挥舞的格鲁吉亚国旗、美国国旗和欧盟旗帜标明了新一代年轻人在大国关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选择与倾向。愤怒与呼吁仍然在场，因为内政部长还未辞职，俄罗斯对格鲁吉亚领土的侵占仍在持续，俄罗斯总统普京由是也成为众矢之的，被戏仿印在宣传贴纸之上。

戏仿的宣传贴纸。  

置身现场，阅读新闻，我难掩疑惑：一方面感同身受置身其中的年轻人的怒火，另一方面又不全然理解他们时而模棱两可的诉求；一方面觉得部分诉求要么已经实现、要么难以短期完成，另一方面，又惊讶于在没有明确目标前提下仍然极具韧性的坚持。随着抗议的持续，我观察到了一些矛盾：一开始抗议的是错坐议长椅子的俄罗斯代表加夫里洛夫及代表团，不过他们早已离开格鲁吉亚；俄罗斯支持着格鲁吉亚国境内的两处分裂地区，不过对此，国家上下有着统一的声音，格鲁吉亚现总统萨洛梅·祖拉比什维利（Salome Zourabichvili）也曾斥责加夫里洛夫的举动是对格鲁吉亚“国家尊严的冒犯”，并称俄罗斯为“敌人和侵占者”；游行抗议呼吁体制改革，而“格鲁吉亚梦想”党主席伊万尼什维利也已于24日宣布，明年的格鲁吉亚议会选举将实行比例代表制，实现“一个现有政治党派全都能得到代表的议会”。因此，如今看来，切实可见的目标似乎只是限于争取内政部长尽快引咎辞职。

只是，抗议的缘由似乎经不起如此条理分析，走上街头的行为夹杂着复杂的情感冲动，更是暗含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希望的耐力。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重复发问，抗议的目的是什么？游行又要争取什么？

空中挥舞的格鲁吉亚国旗和欧盟旗帜。

文艺工作者的选择与坚持

首先十分明确的一点是，并非所有年轻人都在抗议游行。在不清楚议程之时，有些人选择了静观。他们中的一些人告诉我，即便去抗议，感到对未来也是无效的。不过，想必多数上街的人，是相信能有所实现的，即便这些改变无法预料或无法及时写就。据当地的年轻人说，抗议活动中有诸多组织者，却没有明确的领袖。这些年青一代的组织者，本身并不是政客，也多无意于此。他们多在广告传媒与社交媒体工作，有着良好的教育、体面的生活、稳定的收入，只是因负担着一丝社会抱负与济世理想，通过组织街头抗议活动来争取社会改革的转机。不过，对于组成新的年轻的政党以抗衡当下权力集中、多为中壮年领头的两党，似乎并无明确想法和政治议案。

不过，尽管年轻政党形成的可能性似乎不完全切合实际，但即便实现，这一路径也并非指向良善的改革。在一些人看来，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是榨取国家资源的寡头，正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而晚近的历史也表明，理想主义者在体系中亦可转型为新的寡头。也许是出于这样的忌惮，面对一些可能性，多数人也望而却步。长期在格鲁吉亚工作的荷兰电影导演依涅克·斯梅茨（Ineke Smits）——她曾拍摄了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的夫人的纪录片——较为典型化地表达了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她认定格鲁吉亚的未来在年轻人的肩膀上，另一方面，面对具体实现的路径，她也不乏隐忧，担心任何明确的领袖都会在获得实权后最终演变为新的寡头，而仍然偏离民主的路径。

意见领袖之一在现场演讲，声音在喧闹中显得微乎其微。

在诸多矛盾和困境之中，令人颇为触动的是文艺工作者的心态。一些文化人和艺术家，从年长的到年轻的，他们多示此行动为己任。受到了较好的教育，他们自觉有着广阔的眼界、清晰的批判精神和开明的心态，他们对国家的苦痛，尤其是底层群众的遭遇，无法视而不见，同时又颇感无奈。在游行中，他们流露出文化先锋和思想启迪者的态度，认为只有文化启迪才能促进长久的社会进步。在他们看来，当下的抗议活动，尽管无法有即刻的目标可以实现，但是有必要坚持下去，因为韧性总能推动一些事情，在政治、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这种希望，无论再虚无缥缈，仍然成为了支持他们进行下去的动力。如一个年轻艺术家所言，“只要我在国内，集会有一天持续，我就每天都会去”。

我问及他们行动能够达到多大程度上的实际效力？他们给我举了历史的例子：回望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纷乱的90年代，似乎毫无秩序，但是文艺却十分活跃，思绪激进，前卫先锋。2003年格鲁吉亚出现的玫瑰革命，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反思精神和理想主义，被他们视作90年代的一个成果。时过境迁，后苏联时期的寡头政治经济似乎未见太大好转，但是新的一波理想主义正在孕育。至近期，游行抗议渐渐衰落，但组者们已经有意采取一些所谓的“游击战术”，试图在游行抗议的形式之外，继续推动变革与意识觉醒。在彷徨与矛盾中的坚持，不知将孕育出什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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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天歌。来源：澎湃新闻。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