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早饭后，我发现维努同志（穆拉利、索努、苏希尔）正等着我呢，他盘腿坐在蓝色塑料布上，看上去与一个瘦弱的乡村教师无异。我要去上历史课，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次关于关于丹达卡兰亚森林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课，这段历史一直持续至今日，并在今天的战争中达到高潮。当然，这只是党的一家之词，但是又有哪部历史不是这样的呢？无论如何，要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进行质疑、讨论，而不是仅仅被谎言蒙蔽（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就要将它公之于众。
维努同志总是那样平静，令人安心，他的声音温柔，在今后的日子里它总是在我完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出现。这个早晨他几乎毫不停歇地讲了几个小时的话，他像一个小商店的经理，拿着一大把钥匙，能打开迷宫般的储物柜，那里装满了故事、歌声和独到的见解。
维努同志隶属从戈达瓦里河到安得拉邦的七支武装中的一支，并且他早在三十年前的1980年六月就进入了丹达卡兰亚森林（党内称为DK）。他是最早的四十九个人之一，他们是人民战争集团的成员，该组织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分支，即最初的纳萨尔派。在康达帕利·西西拉马耶的领导下，人民战争集团在同年四月被宣布从印共（马列）脱离成为独立政党。他们决议要建立一支常备军，为此需要一个基地，丹达卡兰亚森林就将成为这样的基地。第一批小队被派遣至丹达卡兰亚森林，以勘察当地情况并开展建立游击区的活动。关于共产党是否应当建立常备军，以及“人民军队”的概念是否存在矛盾的争论由来已久。人民战争集团建立军队的决定来自于其在安得拉邦的经历，在那里，“耕者有其田”的运动同地主爆发了冲突，并引来了警方的镇压，这让他们发现没有一支听党指挥的、素质过硬的军队就无法抵抗这种镇压。
（到2004年，人民战争组织融合了其他印共（马列）的分支，包括：党统一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其活动在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的大部分地区，最终成为了今日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丹达卡兰亚森林，用英国白人的话说，就是所谓的冈瓦纳的一部分，意思是贡德人的土地。今天，这座森林位于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安得拉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交界，将一个麻烦的民族分成不同的行政区是他们的老把戏，但是毛主义者和毛主义贡德人可不管这些。他们脑海里的地图和这个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森林中的其他生物一样，他们有着自己的道路。对于他们而言，有道路不意味着顺路前进，反而意味着要跳过他们，否则，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会被伏击。尽管贡德人（被分为科亚部落和多拉部落）是绝对多数，但也有一些其他部落的定居点。那些非部落民的社群、商人和定居者，住在森林的边缘地带，靠近道路和市场。
人民战争集团并非第一批进入丹达卡兰亚的思想传播者。1975年著名的甘地主义者老爹安特在瓦罗拉开设了他的布道场和麻风病院；同时，罗摩克里希纳传教团也已经开始在阿卜胡马德的偏远森林里开办乡村学校；在北巴斯塔尔，巴巴·比哈里·达斯发起了一场极端运动，要“把部落带回印度教的怀抱”，其中包括诋毁部落文化，诱导自我厌恶，并带来了印度教的丰厚大礼——种姓制度。第一批改变信仰的人是那些乡绅和大地主，比如马亨德拉·卡尔马，那个和平行动民兵组织的建立者，被授予了杜维杰（即出生了两次的人）的地位的人，也就是婆罗门（当然这件事情肯定是一个骗局，因为没有人能变成婆罗门，如果他们能，我们现在就会有一个全是婆罗门的国家了）。但即使是这种冒牌的印度教也足够满足他们了，就好像饼干、肥皂、火柴和油等在村集市上出售的所有的其他假货能满足村民一样。作为印度教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村子的名称也在土地记录中改变了，结果是大部分村子现在有两个名字，人和政府的名字也是一样。举个例子，英纳村（Innar village）被改为了钦纳里（Chinnari），选民名单上，部落民的名字被改成了印度名（马萨·卡尔玛变成了马亨德拉·卡尔玛）。而那些没有投入到印度教怀抱的人被称为“贱民”（意思是不可接触者），在这之后他们成为了毛主义者天然选民。
人民战争集团一开始在南巴斯塔尔和加德奇罗利地区活动。维努同志向我描述了他们刚到第一个月的一些细节：村民开始是如何不信任他们，不让他们进屋子，没有人给他们食物和水，警察传播谣言说他们是小偷，女性把他们的珠宝藏在木材炉的灰里，环境被搞得十分压抑。1980年十一月，在加德奇罗利，警察对着村民议会开火，并且消灭了一整只小队，这是丹达卡兰亚第一次发生枪杀。这一次巨大的挫折，同志们被迫淌过戈达瓦里河撤回阿迪拉巴德。
但在1981年，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开始组织起部落民，使得部落民们在天度烟叶[1]的交易中索取更高的价格（这些烟叶被用来制作卷烟）。那个时候，大概五十片一捆的烟叶商人只需付3派萨。将完全不熟悉这种政治的人组织起来，领导他们斗争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最终，斗争成功了，价格翻了一倍，涨到了一捆6派萨。然而，对于党而言，他们真正成功的是向人们展示团结的价值和采取政治谈判的新方式。今天在多次的斗争和组织下，一捆天度烟叶的价格涨到了每捆1卢比（似乎以如此快的速度涨到这个价格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天度烟叶的交易额到达了数十万卢比）。每一个季度政府招标时都会允许承包商采集一定数量的天度烟叶，通常在1500到5000标准袋之间，这被称为玛纳克博拉斯（manak boras），每一单位的玛纳克博拉斯有1000捆烟叶。
（当然没有办法确保那些承包商不会拿走比他们应得的更多的烟叶）当天度烟叶进入市场的时候是以千克为单位交易的，但随后狡猾的计算和称量系统将捆转化为玛纳克博拉斯，再变成千克，整个过程是控制在承包商手里的，而这就留下了操作空间，并且是最糟糕的那种。在最保守的估计下，每袋天度烟叶能盈利大约1100卢比（这还是在付给甲方每袋120卢比的情况下）。即使按照这种标准计算，一个小承包商（能采1500袋的那种）也能在每季度获利160万卢比，至于那些大承包商（能采5000袋的那种）的盈利则达到了550万卢比。
如果以现实标准估计那会是这个数量的几倍。同时，“最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们直到下个季度才勉强站稳脚跟。
我们被一阵笑声打断。尼勒什，一位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年轻同志一边拍打着自己，一边快步走向炊事区，当他靠近时我看见他正拿着一个大个的红蚁巢，蚂蚁爬在他身上到处都是，咬着他的胳膊和脖子。尼勒什仍然在笑着。“你吃过红蚁甜酸酱么？”维努同志问我。我小的时候在喀拉拉邦（Kerala）就见过红蚁，我还被它们咬过，但是我从没有吃过（甜酸酱的味道居然还不错，味道很酸而且富含叶酸）。
尼勒什来自比贾布尔，那是和平行动的中心地带。尼勒什的弟弟加入了和平行动组织，参与了烧杀劫掠的活动，并成为了特种警察（SPO）。他和他的母亲住在巴萨古达的营地里，他的父亲拒绝同行并且留在了村庄里。事实上，这家人已经老死不相往来了。
后来，当我有机会和他聊天的时候，我问尼勒什，为什么他的弟弟要做那些事情。“他那时候非常年轻，”尼勒什说，“他有了一个放纵自己的机会，一个烧杀抢掠的机会。结果他疯狂了，做了很多罪大恶极的事。现在他陷入了困境，他再也回不去村子里了，没有人会原谅他，他自己也知道。”
我们回到了历史课上。维努同志说，党的下一次斗争是对抗巴拉尔普尔的造纸厂。政府和塔帕尔财团签了45年的合同，以高额补贴开采15万竹子。（和铝土矿相比是九牛一毛，但也很高了）。每捆竹子会付给部落民10派萨，一捆竹子有20根（这和塔帕尔财团获得的利润是天壤之别）。在长期的组织和斗争后，部落民和造纸厂进行了公开谈判，让每捆竹子的价格翻了两番，到了40派萨。对于部落民而言，这是巨大的成就。其他政党也做了承诺，但都没有兑现。这时候，人们开始接近人民战争集团并且询问能否加入。
但是烟叶、竹子和其他森林特产的政治活动都是季节性的。真正长期的问题，以及人民痛苦的真正来源，是森林部门这个最大的地主。每个早晨，部门官员，甚至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会如同梦魇一般出现在村庄里，阻止人们耕作他们的土地，捡拾柴火，采摘叶子，收获水果，和放牧，简单来说就是阻止他们活下去。他们把大象带到杂草丛生的土地上，当它们经过的时候会洒下阿拉伯胶树的种子以此损毁土壤。人们会被殴打，逮捕，羞辱，他们的庄稼会被破坏。当然，从森林部门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参与到违宪活动中的非法分子，并且森林部门是唯一一个贯彻法治的部门（至于他们对女性的性剥削只是他们自认为在艰难境遇中的一点小福利而已）。
人民对于这场斗争的参与使得印共更有底气，他们决定共同与森林部门进行斗争，这鼓励了人们占领森林并在此耕作的行动。森林部门为了报复，烧毁了在森林地区建立起的新村庄。在1986年，政府宣布在比贾布尔建立一个国家公园，这意味着60个村庄将被驱逐，它们中超过一半已经迁出，当共产党进入的时候国家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开始，这让森林部门无法进入该区域。有几次，森林部门的官员被村民抓到，并被绑在树上殴打，这是对于几代以来剥削的宣泄性报复。最终，森林部门落荒而逃。在1986到2000年间，印共重新分配了三十万英亩的林地，维努同志说在丹达卡兰亚森林里再也没有无地的农民了。
对于今日的年轻一代而言，森林部门的记忆已经淡去，母亲讲故事讲给孩子，那是一个屈辱而饱受奴役到难以置信的过去。对于老一辈而言，从森林部门中解放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他们能触碰到它，品尝到它，甚至比印度独立的自由还要真实。他们开始团结在党的周围，并同党一起奋斗。
第七小队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们的影响现在遍布6万平方公里的森林中，成千上万的村庄里，和上百万的人民中间。
但是森林部门的离开只是警察来临的先兆，这引发了一轮流血事件——警察的伪装遭遇战和人民战争集团的伏击战。而伴随着土地再分配而来的是其他的责任：灌溉、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导致的滥砍滥伐的问题。为此党决定将群众工作和军事工作分离。
今天，丹达卡兰亚森林被一个精心设计的人民政府（Jantana Sarkars）管理着。它的组织原则来自于中国革命和越南战争。每个委员是由几个村子共同选出的，他们的人数在500到5000之间。它有九个部门：农业部、工商部、经济部、司法部、防卫部、卫生部、公共关系部和文化教育部，当然丛林是这一切赖以实现的前提。一组人民政府的委员隶属于区域委员会，三个区域委员会组成了一个区，在丹达卡兰亚森林有10个这样的区。
“我们现在有森林保护部门了。”维努同志说，“你一定知道政府报告里说纳萨尔地区的森林数量增长了吧？”讽刺的是，维努同志说，首先从党反抗森林部门斗争中获益的是那些乡绅（Mukhiyas）——那群杜维杰。他们用他们的人力和资源，攫取了尽可能多的土地，并且进展十分顺利。后来，有人建议将党关注点放在他们的“内部矛盾”上，正如维努同志说的那样，当它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部落内部的公平、阶级和正义的问题上，大地主们感到大祸临头。随着党影响力的扩展，他们开始衰落，越来越多的人将问题诉诸党而非乡绅，旧的剥削模式开始受到挑战。在第一个雨天，人们传统上应当去耕作乡绅的土地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这种形式不复存在了，他们再也不用上交第一天从马府油树上收获的作物或者其他林业产品。显然，有些事非做不可了。
马亨德拉·卡尔马是当地最大的地主之一，而且，在那个时候是印度“共产党”的成员。在1990年他联合了一群乡绅和地主开始了一场名为“公众觉醒”的运动。他们“唤醒”“公众”的方式就是组织一支狩猎队，搜林，杀人，烧屋和强奸。那时的中央邦政府（恰蒂斯加尔邦尚未被建立）给警察提供了援助。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也是类似的情况，所谓的“民主阵线”开始了它的暴行。人民战争以其真正的方式回应了暴行，他们处决了几个最臭名昭著的地主，在几个月后，一月觉醒计划——也就是白色恐怖（维努同志这样称呼它）消失了。1998年，已经加入国大党的马亨德拉·卡尔玛试图复兴“公众觉醒”运动，但这一次它失败得甚至比上一次还快。
然而随后，在2005年的夏天，他撞上了好运。四月，恰蒂斯加尔邦的人民党政府签署了两份谅解备忘录，计划建立综合性钢铁工厂（协议条款保密）。一个是在贝拉迪拉与埃萨钢铁进行的7000亿卢比的合作，另一个则是在罗汉迪古答与塔塔钢铁进行的10000亿卢比的合作。同月，曼莫汉·辛格总理做了最著名的声明，表示毛主义者成为了印度最严重的内部威胁（在这个时间点上说这样的话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因为议会政府刚刚击败，削弱了毛主义者。他们损失了1600名干部，并且陷入了完全的混乱中）。总理的声明使得矿业公司的股票有了保障，同时也给媒体一个信号——任何人都能对毛主义者下手。在2005年六月，马亨德拉·卡尔马在库特罗村召开了一个乡绅之间的秘密会议，并宣布“和平行动”（净化狩猎）展开。这个有趣的名字混合了部落的质朴和杜维杰/纳粹情绪。
不像一月觉醒计划，和平行动是一个地毯式扫荡工作，目的是把人们从村庄转移到路边的营地，在那里，他们会被监控和管制。在军事上，这叫做战略村（Strategic Hamleting）。它由哈罗德·布里格斯爵士将军于1950年提出，用于同马来亚共产党人的作战。布里格斯计划在印度军队中十分受欢迎，在那加兰邦、米佐拉姆邦和特伦甘纳邦都在采用。人民党恰蒂斯加尔邦政府的首席部长，拉曼·辛格宣布，对于他的政府来说，没有搬进营地的居民都将被认定为毛主义者。所以在巴斯塔尔，对于一个普通村民而言，仅仅是待在家中，过着普通的生活也等同于参与了危险的恐怖活动。
作为特殊的招待，有人递给我一杯红茶和一副耳机，并打开了MP3播放器，这段嘈杂的录音记录了D· S·曼哈尔先生（时任比贾布尔的警司）通过无线电通知他的下属关于国家和中央政府给予那些“觉醒”的村民们的奖励和鼓励措施。但是对于那些拒绝投降的村庄，他明确的指示应该将之烧毁，而想要报道纳萨尔派的记者应该被击毙（我很久之前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当事情败露，作为惩罚——谁也说不上来这是对谁的惩罚，警司的权力被移交给了国家人权委员会）。
和平行动组织焚烧的第一个村庄（在2005年6月18日）是阿姆贝利。在2005年的六月到12月之间，该组织对着南丹特瓦拉的村庄一路烧杀淫掠。它们的行动核心是比贾布尔和拜拉姆加尔地区，靠近贝拉迪拉地区，那里就是埃萨钢铁提议建立新工厂的地方。无独有偶，这里恰好也是毛主义者的据点，革命人民委员会在这里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在建设灌溉设施上，革命人民委员会因此成为和平行动组织的重点目标，上百人被以最残忍的方式杀害。大约六万人迁入了营地，有些是自愿的，其他人则是出于恐惧。在这里面大概有3000人被任命为特种警察，每个月工资是1500卢比。
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像尼勒什弟弟这样的年轻人就把自己永远的关进了铁丝网的围栏里。尽管如此残忍，他们也可能成为这场残酷战争中最可悲的受害者，因为最高法院无法为他们的罪行提供豁免。
剩下的数十万人逃离了政府的监控。（但是这644个村庄的发展基金却没有，这些钱都去哪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去了安得拉邦和奥里萨邦，他们通常在辣椒收获的季节里过去当合同工。但是还有上万人逃进了森林，无家可归，仅能在白天返回家园。
在和平行动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警察局和营地，其目的是在毛主义者“缓慢再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地毯式安全，他们假设毛主义者不敢攻击如此大规模集中的安全部队。毛主义者意识到如果不打破这种地毯式安全，就等于放弃那些他们赢得了信任并与之生活，为之奋斗了二十五年的人民。为此，他们在安全网络的核心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
2006年1月26日，人民游击军进攻冈加拉乌尔的警察营地，并击毙七名警察；2006年7月17日，击溃埃拉博的和平行动组织营地，击毙20人，击伤150人（你可能读到过：“毛主义武装袭击了省政府为因恐惧纳萨尔派而逃离村庄的村民设立的救济营地”）；2006年12月13日，他们袭击巴萨古达的“救济”营地，并击毙3名特种检查和一名巡警。而在2007年3月15日，他们进行了最大胆的一次行动。
一百二十名解放游击军战士袭击了拉尼博帝女士修行所，它已经变成了营房，其中屯驻着80名恰蒂斯加尔邦警察和特种警察，但那些女性旅客仍然以人肉盾牌的身份住在里面。人民解放游击军首先进入旅馆的院子，封锁了女性居住的建筑，随后袭击了营房。55名警察和特种警察被击毙，没有女性受伤（丹特瓦拉的那位“公正”的警司曾给我看过他幻灯片里面的骇人照片，照片上是被烧焦且内脏被掏出的警察尸体以及被炸毁的校舍。这些恐怖的照片令人难以直视，而他看上去对我的反应十分满意）。
对拉尼博帝卡的袭击引起了国家内部的骚乱。人权组织谴责毛主义者不仅因为其使用暴力，更因为其反对教育和袭击学校，但在丹达卡兰亚森林，这场袭击成为了传说，无数的诗歌喜剧依此创作。
毛主义者的自卫反击卓有成效地打破了地毯式安全并给人民以喘息的空间。警察和和平行动组织的成员躲进了他们的营房里，仅仅在午夜才出来，通常以300到1000人一队在村里进行封锁和搜索的行动。渐渐地，除了特种警察和他们的家人，和平行动营地中的其他人都开始陆陆续续地返回他们的村庄。毛主义者也欢迎他们的回归，并宣布特种警察也可以选择回归，只要真诚并公开地忏悔他们的罪行。年轻人成群结队的涌入人民解放游击军（人民解放游击军在2000年12月才正式成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的武装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发展为分队，又发展为排，再由排发展为连，但是在和平行动对人民掠夺下，解放游击军迅速地扩大到成营的军事实力）。
和平行动不仅失败了，而且适得其反。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和平行动不仅仅是由不入流的小角色发动的地方性质行动，尽管他们在媒体宣传中弄虚作假，我们还是清楚，和平行动是一项恰蒂斯加尔邦政府和在中央掌权的国大党发起的一场联合行动，他们决不允许它失败，毕竟那些谅解备忘录仍然等待被执行，就像在婚恋市场上萎靡不堪的剩男剩女一样。政府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制定新的计划。于是，绿色狩猎行动的计划被提出了。和平行动的特种警察现在变为科亚突击队，同时部署了部署了恰蒂斯加尔邦武装部队、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边境安全部队、印藏边境警察部队、中央工业安全部队、灰狗小队、蝎子小队、眼镜蛇小队。这项政策被亲切地称为“赢得了人心”的政策。
重要的战争通常发生在不太可能的地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深山中击败了苏维埃共产主义，而在丹特瓦拉森林里，一场为了争夺印度灵魂的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人们总是在说，印度的民主危机不断加深，大公司、主要政党和安全机构之间如何勾结等待。但是如果你想看看这一切到底是怎样的，丹特瓦拉森林会是一个好去处。
一份关于国家土地关系和未完成的土地改革任务（第一卷）的报告草案中写道，塔塔钢铁和埃萨钢铁是和平行动的第一批资助者。由于是政府报告，当它在媒体上被报出的时候，引起了一阵骚乱（这一事实在最后的报告中被删除，我们不得而知这究竟是一个错误还是有人收到了“善意”的提醒）。
2009年10月12日，塔塔钢铁工厂的强制听证名义上是在当地人都可以前往的罗汉迪古答召开的，但实际上却是在几英里之外的，被大量安保力量封锁的杰格德尔布尔税区的一间小厅里进行。五十名被雇来的部落民由吉普车护送至地点。会议结束后，当地税务官庆祝“罗汉迪古答人民”合作愉快。当地报纸报道了这个谎言，即使他们清楚这一切（毕竟广告会因此滚滚而来）无视村民们的反对，该项目的征地工作已经开始。
毛主义者不是唯一一个想要推翻印度政府的势力，印度政府已经因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和经济集权主义改朝换代好几次了。
罗汉迪古答，距丹特瓦拉五个小时车程，这里在过去从未成为纳萨尔派的根据地，但现在它是了。我吃着蚂蚁甜酸酱，在这里工作的乔里同志坐在我旁边。她说在那些写着“纳萨尔来救救我们”的涂鸦出现在村舍墙上之后，她就转移到这里来工作。几个月之前，村务委员会的主席维姆·梅什拉姆在集市被击毙。“他是塔塔集团的人。”乔里说：“他那时强迫村民放弃自己的土地，接受与公司的交易，他被处理掉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也失去了一位同志，他们枪杀了他。你还想听更多么关于卓别里（chapoli）的故事吗？”她才二十岁。“我们不会让塔塔集团进入这里，人民不想要他们。”乔里不是解放游击军的战士，她是雀塔那文工团（the Chetna Natya Manch）的成员，该组织是毛主义的文化部门，她来自阿布胡伊马德，唱写俱佳（她和马德哈瓦同志结了婚，当马德哈瓦第一次带着文工团来演出的时候，她就因歌声与他坠入爱河）。
我觉得我应该说些什么，我并不认为暴力有任何用处，而轻率的处决则根本是草菅人命。但是我该让他们怎么办？去法院吗？新德里的简塔曼塔有静坐[2]，难道有用么？我是让他们集会抗议还是绝食抗议？这听起来太可笑了。新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们，那些总是在说没有选择的人，应该给出一个可替代的反抗方式。对于这群人，这片森林而言这就是个现实的问题。此时此刻，他们应该投票给哪个党派？他们应该接受这个国家里哪一个民主机构？拯救纳尔默达运动[3]爆发的那些年里，在反抗纳尔默达建立大坝的运动中，哪个机构他们没有寻求过帮助？
注：
[1]天度烟叶即天度树的叶子，天度树又名科罗曼德尔乌木，是一种大型灌木，多见于奥里萨邦的中西部。其叶可以用来做比迪烟，这种烟是印度本土的一种卷烟。
[2]指2012年12月30日在新德里简塔曼塔爆发的抗议示威，呼吁政府制定更严格的惩治强奸犯的法律，并且要求为在周六死亡的遭受轮奸的23岁女孩讨回公道。
[3]指纳尔默达居民反对纳尔默达水坝计划的人民运动，该计划是印度政府在世界银行资助下拟定的，预计建设30个大型﹑135中型和3千个小型水库，估计会淹没245个村庄，4000万人需要搬迁。本文作者也参与了反坝运动。
原标题： 印度：与同志们同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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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兰达蒂•洛伊。来源：公众号 红色文献翻译。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