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制度还能走多远？

福利国家的产生

社会福利主义思想和福利事业的产生很早，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社会福利基本上处在社会救济的“济贫”性质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福利事业大发展，从单纯的“济贫”变为具有社会规模的、所有公民都可享受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样便产生了所谓的福利国家。首先提出“福利国家”的是英国。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时，当时英国全国失业保险委员会主席威廉·贝利·贝弗里奇提出了题为《社会保险及有关福利问题报告书》。这份有名的“贝弗里奇报告”成为战后欧洲福利国家的“最新蓝图”。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社会福利不应仅仅是“济贫”性质，而应该成为保障人人有权享受免于贫困、疾病、愚昧、污染和失业的自由权利。1945年英国工党执政后，以这个报告为基础制定了国民保险法、国民保健事业法等一系列法律，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于是英国工党政府1948年宣布英国已建成了“福利国家”。接着西欧、北欧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美国、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完善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宣布建成了“福利国家”。

目前，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分为两大类型：一个叫作“北欧、英联邦类型”。它是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全体居民都无差别地实行社会保障。所得到的保险金不与本人身份和收入相联系。只要够了领取的条件，都可以拿到同一标准的保险金。瑞典的社会保证制度基本上能代表这一类型。瑞典社会保障制度所遵循的原则是对全体国民实行无差别的平等的生活保障并按一定的比例保持其原有收入，因此，基本上是属这类。但适当照顾了原来收入水平。其内容包括医疗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养老、疾残、遗属等），国民附加年金保险，失业保险，儿童津贴，伤残补贴等。

医疗保险：包括门诊和住院的诊断、治疗和药费以及往返看病的交通费。还包括病休假的收入补贴。其中只有门诊治疗费由本人负担一小部分。

国民年金保险：包括养老金、残疾年金、遗属年金、主妇津贴、生活不能自理者津贴等。养老金给60岁退休的老人。老人还免费得到助听器，乘公共汽车少付钱，甚至有人免费服务给做饭、买东西、打扫卫生等。残疾年金是按残疾程度付给，完全残疾者的待遇同养老者的年金相等。遗属年金有寡妇年金和孤儿年金（16岁以下）。主妇年金是其丈夫已退休，本人超过60岁而不能领养老金者可得到。不能自理生活津贴是给需要别人来护理的人，护理者也得到护理津贴。

国民附加年金保险是给领取国民年金保险者，按其原来收入的一定比例加给的年金。在这点上每个人显出差别来。

失业保险：领取的条件是，被雇用一年以上，而且失业以前的一年中工作五个月以上者，按原工资的90%左右发给。

儿童津贴：发给16岁以下全部儿童。

残疾或死亡发一次性补助或经常性补助或遗属补助。

从上可看出，“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险的轮廓。

另一个类型叫做“欧洲大陆型”社会保障制度。它是在雇佣人员职业保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的是使投保者在工作中断或丧失工作能力时能够维持与原来生活相应的水平。显然，这不是以全民为对象，而是以投保的职工为对象的。领取的保险金按投保者原来收入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对生活极端困难者给予一定的补助。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以这一类型为基础发展了社会保障制度。美国也基本属于这一类型。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分为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补助两部分。社会保险是雇佣人员在就业期间缴纳一定的保险税，当他失去正常劳动收入时按规定领取一定的保险金。美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举办的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其他国家也一样），凡在规定范围的就业人员和企业主必须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税。社会保险金的支付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繁多的手续，其标准也各不相同。政府举办的社会保险包括：老龄、残疾和遗属保险，老年健康保险、失业保险等。老年保险（养老金）是支付给缴纳十年以上社会保险税而退休（65岁）的老人的。一般可达到工资收入的一半多点。社会福利补助是对已沦为贫困者的救济。有生活补助和医疗补助。补助的金额极少。食品费用超过家庭总收入30%的家庭可得到食品券。领取社会福利救济需经严格调查，有的甚至涉及到人们私生活，因而人们往往不堪忍受而放弃申请。有的有小汽车就不行。有的小农申请食品补助非卖掉他的农业机械才行。

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和实质

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工人阶级的贫困居民的生活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而被称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稳定器”。首先，通过各种社会保障得到的转移性收入逐步增加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美国职工收入中来自各种社会福利的收入1959年占17%，1977年上升为27%，目前约占30%。1989年约有3890万人领到各项社会保障收入，其总额达2280亿美元。它使失业者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救济，老幼病残、鳏寡孤独者得到一定的照顾。它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和人口数量有所减少。据美国政府的调查，1967年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共1610万家，其中610万家由于得到各种福利收入而达到了贫困线水平。由于各种保障的现金收入，使得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60年的22.2%下降到1983年为15.2%，如果加上食品券、低价住房和医疗补助等社会救济则贫困率进一步下降为10.2%。这对工人，尤其对最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有所补救，更重要的是维持了整个无产阶级队伍的生存和发展，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社会处于比较安全的局面。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社会需求，缓和或调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起着反危机的“自动调节器”作用。西方各国社会福利开支是财政预算支出的一大项目。其规模各国有所不同。多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或1/6。这种情况表明，社会保障提供了庞大的“有效消费需求”，社会产品和服务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这一途径实现的。没有这一支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循环和周转就难于实现。一方面，由于实行了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在商业、服务业及医疗保健部门的就业人数增加，部分失业者找到重新工作的机会，从而扩大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在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由于就业增加，职工收入提高，需要救济的失业者和贫困者减少。它使税收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购买力，对经济的“过热”起抑制作用。相反，在危机阶段，就业减少，职工收入降低，失业和贫困者增多。它使国家税收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增加，从而增加社会购买力，提供一定的有效社会需求，对经济的回升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国民，特别是雇佣工人和贫困阶层的社会福利其种类越来越多，数量也有增长。从表面形式看，它是同雇佣劳动无关的无偿收入。好象是资产阶级国家或社会恩赐或提供的。国家或社会供养了贫困和失业者，使他们的生活和医疗有了保障。在这一假象的基础上出现了种种“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的理论。资产阶级学者把“福利国家”吹捧为人类的“乐园”和“天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这一制度的实行，国家已从资产阶级传统工具转变为满足劳动者所需要的超阶级组织，为人民创造了公平和富裕。这种理论完全歪曲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的实质。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的实质，应从它的财源，从整个无产阶级的总体以及每个工人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去考察。这样就清楚地看出：首先，它是劳动人民自己养活自己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支出的财源有三。一是职工和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税。二是国库支出即政府财政支出。三是其他收入，主要是社会保障基金的存款或贷款利息。它是社会保障税的派生收入。以上三部分的比重，在各个国家不尽相同。一般地说，社会保险税是主要财源。西方国家的法律规定：凡具有一定收入的雇佣人员和个体经营者一律缴纳社会保险税。美国工人1989年缴纳的社会保险税为其工资收入的7.51%（其中1.45%为医疗保险税）。就每个劳动者来说，在他的整个劳动就业期内缴纳社会保险税。如果从20岁开始工作65岁退休，就得缴纳社会保险税45年。所缴纳社会保险税的累计就相当可观了。个体经营者也要缴纳社会保险税。这就是说，劳动人民在其整个就业期间缴纳社会保险税，到了年老、失业、残疾时领取保险金。所以，缴纳与领取是联在一起的。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以及他们家属领取的其他年金实际上是劳动者本人在其整个被雇佣的年代定期缴纳积累起来的，是他们把自己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以社会保险税的形式交给了国家，而到了他们不能工作失去劳动收入时，再以保险金的形式从国家领回来。所以，它既不是国家的供给，更不是资本家的恩赐。

社会保险税除了雇佣劳动者本人以外，他所在的企业也要缴纳。一般其数额等于或多于职工本人所缴纳的数额。美国企业主所缴纳的社会保险税的税率和税额同工人缴纳的相等。从形式上看，这部分是由资本家、企业主缴纳的，似同资本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或企业的利润税。可是实际上二者完全不同。社会保险税不是从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和企业利润支付的，不是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扣除。企业主是把它作为可变资本的一部分支付的。因为它是维持劳动者阶级再生产所必需的支出，是资本家垫支的可变资本的一部分。本来这部分应该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而现在只是改变了形式，作为社会保险税上缴给国家，由国家统一使用于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特定的需要方面了。对于资本家来说，不论是作为工资直接支付给工人，还是作为社会保险税交给国家，改变的只是形式，其实质都是可变资本。资本家是把它作为可变资本的一部分计入商品的成本价格中去。因此，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税仍然是工人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是劳动者工资的一种扣除。这部分价值是由劳动力的出卖者为自己而进行的必要劳动来补偿的。所以，也不是资本家阶级的恩赐。

由国库负担的社会保障费用，其财源是国家财政收入，各种税收是其主要部分。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国家税收的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落到劳动人民身上。企业所缴纳的利润税和资本家的个人所得税一般地说不是劳动力价值的扣除。但它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是工人所创造的。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实际上是劳动人民自己养活自己的制度。国家只不过是运用政策手段，一只手向雇佣工人索取，另一只手又补助给工人而已，谈不上资产阶级的恩赐。

其次，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内部对收入进行的再分配。它反映了劳动人民内部不同阶层人员之间的关系。从一个年度看，一方面，凡有一定收入的雇佣人员和劳动人民交纳社会保险税（带有强制性）；另一方面退休者、失去收入而生活困难者领取保险金。以美国为例，1989年投保的纳税人总数为约1.3亿人，而领取各类社会保障收入的人约3890万。二者之比为3.34：1。这就是说，就当年看，3890万人所领取的社会保障是由全体投保者1.3亿人所缴纳提供的。在业人员将部分收入以社会保险的形式转移给了社会保障的领取者。这种关系是在业的劳动人民同失去工作靠社会保险为生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现役劳动力对丧失劳动人口的供养，资产阶级国家在其中仅仅起到了“中介人”的作用。

劳动力价值形态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现实形态，即可变资本的支付形态论述了工资。他指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他没有专门论述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这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社会救济也只是教会等组织举办的一种慈善事业，从而没有成为支付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一种形式。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大发展改变了劳动力价值的支付形式。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也成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支付形态之一。现在，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主要部分仍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但还有一部分则采取了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形式。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其主要部分）成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一种形式有其客观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的生产就其本质说是社会化大生产。因此，作为资本再生产的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再生产也社会化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是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从而不断地保障资本所需要的活的劳动力。

所以，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不仅要包括个别企业在职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而且必须包括工人阶级全体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它既包括在职工人，也包括失业工人；既包括现在工人队伍的维持和提高，也包括雇佣工人队伍的不断更新、补充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也大为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许多共同需要不能由个别企业来满足，越来越多的要求由社会（以国家为代表）来统一筹划解决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工艺的复杂化对雇佣工人文化水平、技术技能的要求普遍提高，需要全社会范围提高普及教育的水平，举办各种职业技术训练，以提高社会劳动力素质。新兴产业部门和企业的大量出现，技术设备的现代化、自动化、自控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周期性失业大军增加，而且出现了经常的、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大军。然而，失业大军的存在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社会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维持和保存大批产业后备军以随时满足资本运动的不同需要。从长远看，劳动力的再生产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一方面年青的新工人不断加入和补充雇佣工人队伍；另一方面，年老、残疾等失去劳动能力者逐渐退出来。新加入的劳动者需要学习和训练，掌握劳动本领，退出劳动岗位者需要继续生活治病养老。战后由于人口的老龄化，这部分人数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另外，社会上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生活极端贫困的人，如低收入者，有鳏寡孤独者等无收入来源者，他们也要维持生活，养家糊口。所有这些人都是无产阶级队伍整体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社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养活”这些人。但是，个别资本家或企业除了对本企业工人的工资和某些福利以外不愿承担上述支付，而且也无力来举办愈益完善的社会福利事业。于是由国家承担起这一责任，建立起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了新的发展。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有了较快增长，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对抗并没有消失，相反，贫富差距随生产的发展而进一步扩大，阶级鸿沟加深了。残酷的现实教育了无产阶级，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时，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鼓舞了他们的斗志，促使他们同本国资产阶级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有力的斗争。分散的斗争发展到全行业以及全社会范围的有组织的斗争，其规模和声势越来越大，斗争的内容从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扩大到改变社会制度为目标的政治斗争。它不仅给资本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而且引起社会的大动荡，直接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这种情况逼得资本家阶级不得不调整对付无产阶级的办法，由国家出面在全社会范围内采取调和阶级矛盾，安抚雇佣工人的新的措施。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产生的阶级对抗的缓冲器。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并没有“额外”的增加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的支付形式。但是，因此而又一次制造了假象，更加掩盖了资本剥削劳动的实质。原来，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采取工资形式的时候，工资表现为全部劳动的价值（按其劳动时间支付），从而抹煞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区别，剩余价值的来源被掩盖了。如今，无产阶级还“享受”到各种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又增加了新的假象。好象工人不仅得到全部劳动的报酬，而且还得到了不以劳动为代价的无偿收入，这好象是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对工人阶级的“恩赐”。因此，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揭穿这一切假象，指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本质，坚持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学说。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劳动力价值或价格支付形式的上述变化，坚持发展的观点。在研究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价值和价格形式的时候，除了工资形式以外必须把社会保障支出的主要部分包括进去。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的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的剥削实质。

“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以“福利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的收入均衡论和凯恩斯的就业理论是它的两大支柱。英国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庇古在1920年写了一本《福利经济学》的书。他根据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提出通过改变收入分配实现“收入的均等化”。征收累进税将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家手中，然后举办社会福利，给穷人和失业者发救济金和补助等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庇古为福利经济学打下了理论基础，从而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后来，凯恩斯提出就业理论，认为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为增加有效需求政府举办社会福利和公共设施，同时实行收入的再分配政策，把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穷人。福利国家理论因吸收了凯恩斯的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福利国家理论所主张的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来建立人人平等和富裕的“福利国家”。

战后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所谓福利国家的理论，只不过是掩盖资本对劳动剥削，美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骗术。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社会保障制度，宣传建立“福利国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贫困以及保障和改善工人生活，提高福利水平。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来维持和保障劳动力再生产，从而保证整个社会资本正常运行的需要。它完全是由资本积累的要求所决定的。他们所考虑的，实际上就是为满足资本积累所需要的“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平等”是收入的均等化，“效率”是指生产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市场经济的国家二者是矛盾的。效率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不平等是市场经济的条件。同时，市场经济的运动不断地产生和扩大不平等。但不平等不能无限扩大，它要有一个上限和下限。如果，它突破了上限或下限就破坏效率，从而对资本运动发生不利影响。上限是指不平等的差距缩小到接近完全的平等。他们认为不平等突破了上限，就会产生干与不干一样，多干与少干一个样，能干与不能干一样的消极现象，从而直接影响效率的提高，进而从根本上威胁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所以，市场经济不允许不平等超越其上限。下限是指不平等的差距过大。不平等的发展突破了下限就是向绝对不平等的极端发展。其结果，会产生一部分与“社会敌对”的势力，造成社会的动荡，从而也危害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劳动者没有经济能力来接受教育、训练和培养后代，导致劳动力素质的退化。这同样会影响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因此，出现这种情况时市场经济宁肯牺牲部分效率使不平等提高到其下限以上，使二者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效率”与“平等”二者的相互关系中当然“效率”是决定的因素。资产阶级对社会福利的态度显然是依此而变化的。战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大发展，在劳动力再生产方面出现许多由个别企业难以解决的特殊需要，加上收入差距的悬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看到不建立社会福利和保险，资本的运动受到威胁，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巩固，从而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们大肆宣扬福利主义思想。相反，一旦情况有了变化，经济发展滞缓或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已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变得不利于资本积累的运动，影响资本利益时他们态度就急剧变化，开始诅咒社会保障制度，从“全面福利”的立场上倒退下来大砍社会福利，“改革”有关制度。

“福利国家”的危机

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下降，税收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增加，已建立的“福利国家”制度难以维持下去了。经济状况恶化，失业者剧增，其结果，大大减少社会保险税收入的同时大幅度地增加了社会福利和救济支出。据法国的估计，每增加10万个失业者，社会保险税收入减少66亿法郎，而失业救济支出增加20亿法郎。两项合计在财政上造成86亿法郎的压力。目前，西方大部分国家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费用成为最大项目。在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只有采取越来越大的赤字财政才能维持下去。巨额的财政赤字不仅削弱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而且加剧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更加不稳定。同时，社会保障支出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很大部分，直接影响社会的积累和投资，从而进一步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减缓。如瑞典在60年代的积累和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到了70年代竟下降为2%。因而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下降为2%左右。另外，西方国家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下降，人口的老龄化加速使得劳动力人口的负担日趋加重，在业的劳动者很难负担得起日益加重的税了。还有，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不善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大量浪费，也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下降，对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的生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面临“福利国家”制度的危机，西方各国都在寻找摆脱的出路。昔日，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学者大唱福利国家的赞美歌，吹嘘它为人类的“天堂”和“乐园”。如今，他们大都换了面孔，大谈其弊病和危害了。美国前总统里根认为社会福利超过了社会负担能力。瑞典人民党主席乌尔滕斯说：“我们正面临着我们的经济收入负担不起的后果。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这种入不敷出的情况下维持很长时间”。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则大肆诅咒：福利国家概念本身就不道德。它成了摧毁一切个人自由的怪物，只能鼓励懒惰使市场经济衰退。

西方国家政府近十几年以来一直在实行着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从“福利国家”制度逐步向后退步。美国两届里根政府大砍社会福利的情况已在前一节讲述。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府也大幅度地削减了福利支出。1970~1983年社会福利支出减少了2/3。1982年英国平均每人的福利费用约2000美元，相当于1980年4000美元的一半。他们还计划将国家举办的一些社会保障事业取消，交给私人去经营等。但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国家完全取消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制度也是不可能的。

来源：《垄断资本概论——马克思主义的帝国理论·历史与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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