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皆为新世纪以来我发表的评论、随笔、演讲、访谈和对谈，其中，《为中国革命辩护——读曹征路〈重访革命史〉》、《毁誉褒贬郭沫若》、《被「极左」的姚雪垠》、《我们怎样理解浩然》、《革命者魏巍》、《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张承志读札》诸篇，是近两年我写作的「革命后的革命——1949年后若干重要文化事件和人物再反思」系列的主要篇章，因涉及到对长期被污名化的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思考和辨析，原来打算以其中一篇文章题目为书名的，出版时才改为现在这个书名。

回顾我三十多年的写作历程，前半段基本上属于「纯文学」，后半段（2000年后）则渐渐逸出纯文学写作，向思想文化及社会问题延伸，评论和随笔的写作渐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无论在物理还是心理上，我同主流文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显然与我的价值立场和写作趋向密切相关，是一个「互相拒绝」的必然过程。我不仅没有丝毫失落，反而有一种解脱之感。我这种心情，对于某些在体制内乐此不疲地争名逐利，离开权位和厚赏就不知所从的人，肯定会觉得无法理喻。

1990年代中后期，当我的生活处于最低谷时，曾经在一篇随笔中强调过生活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的重要性。对我来说，生活如果降低为苟且偷生，写作如果降低为牟取名利，失却了超越其上的意义，我宁愿放弃写作和生活。

现在，我再次感到了意义和信仰的重要性。

人如果没有意义地活着，与畜类无异。比意义更高层次的是信仰。为了信仰而活着或死去，或承受孤独、磨难与痛苦，对一个找到并坚守自己信仰的人来说，是一种光荣，而非耻辱。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我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同那个正在加速腐败和堕落的文坛「圈子」进行了彻底的决裂。

想到从此以后我将摆脱体制羁绊，开始一种真正自由的写作和生活，我就像一条在污水沟里待的太久的鱼儿终于游到了大江大河那样，感到无比的轻松。

感谢张承志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孔庆东先生慨然作序。感谢台湾作家蓝博洲先生，没有他的热情推荐，这本书不可能如此短时间在台湾出版。

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没有你们的陪伴，我也许会承受更多的艰虽。

也感谢那些以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我的人们。

2019年5月4日

（《辩护与呐喊》：台湾秀威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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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继明。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