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恩·弗格森
翻译︱黄稻谷
校对︱北大西洋暖流
激流按：本文译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恩·弗格森著作《Politics Of The Mind-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第一章。作者鲜明地指出，当今我们在世界上见到的众多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要归咎于我们生存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并提出理解精神健康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辩证的方法。本文作者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但不影响文章的主旨。
关于作者
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是西苏格兰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的荣誉教授、社工行动网（Social Work Action Network）的共同创立人。著作包括《激进社工实践（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与Rona Woodward合著，Policy Press出版社，2009），《政治背景下的全球社会工作：激进视角（Global Social Work In A Political Context：Radical Perspectives）》（与Michael Lavalette、Vasilios Ioakimidis合著，Policy Press出版社，2018）。他是杂志《批判的与激进的社会工作（critical and radical social work）》的联合主编，《国际社会主义》编辑部委员。
本文为伊恩·弗格森著作《Politics Of The Mind-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第一章：精神健康的危机
引论
在19世纪50年代末的著作中，美国激进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他分别称为“个人困扰”与“公众论题”的两者之间作了区分。通过失业的例子，他表明：“当一座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一个人失业时,那么这是他个人的因扰,为了救济他,我们最好要了解这个人的品行,他的技能和目前存在的各种机遇。但是,如果一个有着五千万雇佣大军的国家,却有一千五百万人失业,那么这就是一个公众论题,我们也许不能指望在某个个人所能获得的机遇范围内找出解决办法。机遇的结构已经解体了。为正确地表述问题和找出可能的解决方法,我们必须考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仅仅是零星散布的个人处境和品行。”【1】
精神健康的危机已然成为21世纪的重大 “公众论题”之一。据世界健康组织统计，当今世界范围内，抑郁症影响了三亿五千万人，并将于2020年成为致残的主要原因【2】。2014年通过分析欧盟国家、冰岛、挪威和瑞士的社区研究的数据和统计资料，发现27%的18~65岁的成年人口在去年至少经历过一系列精神失常问题中的一种，包括因药物滥用产生的问题、精神疾病、抑郁症、焦虑症和饮食失调，估计影响了八千三百万人【3】。在英国，任一年间均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会经历精神健康问题。此处精神健康问题导致了最大比例的疾病负担——28%，相反，癌症和心脏病各为16%【4】。
然而这些疾病负担远非均匀分布。位于英国的精神健康基金会的一份2017年报告显示，如果你属于贫穷人口或低收入人群，精神出现不适情况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最显著的人口统计学差异与家庭收入和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处于最低家庭收入等级（每月收入少于1200英镑）的人中，几乎四分之三的人（73%）讲述到他们在生活中遭受精神健康困扰，与之相比，高收入等级（每月收入超过3701英镑）中此比例为59%。”【5】
失业者中，精神不适的可能性则更高：
“目前绝大多数失业的人（85%）讲述到他们遭受着精神健康困扰，与之相比，有偿就业的人中此比例为66%（61%的人是全职工作），已退休的人中为53%。”
这一极高的数据很有可能是失业者和残障人士背负巨大压力造成的，自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由于严厉的制裁制度，救济金削减与社会福利取消加剧了压力，他们不惜代价地找工作。在英国，精神健康服务削减了8%，此时转介至精神健康团队的人数上升了20%。一名有影响力的卫生政策学者曾写到：
“精神健康领域的工作者充分了解经济问题与精神疾病之间的联系。失业、收入降低、失控的债务、住房问题、社会剥夺（social deprivation）等致使幸福感与抗压能力降低、精神上更需慰藉、酗酒、高自杀率、严重的社交孤立与更糟糕的身体状况。例如，陷入债务的人中，45%遭受精神健康困扰，相比之下，无负债的人中这一比例只有14%。而且，宏观经济的萎靡既影响了成年人的精神健康，也影响了他们的子女。大量研究显示了普遍的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对自杀率和自杀倾向的影响。”【6】
在希腊，自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实施了严厉的紧缩政策（自2015年由前左翼政府Syriza执行生效），一位主要参与者将其描述为“精神上的水刑”。卫生经济学家戴维•斯图克勒（David Stuckler）曾研究过全球范围内的紧缩政策对自杀率的影响，据他所称，在“经济”自杀问题上，“希腊已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它过去是自杀率最低的欧洲国家，而今自杀率增长了超过60%。”通常，一次自杀行为对应约十次自杀企图（因国家而异）以及100到1000个的抑郁症新发病例。在希腊，斯图克勒说“调查反映出抑郁症病例翻了一番；精神疾病服务业解释其不堪怠倦；慈善机构热线称其来电直往上蹿”。【7】
抨击福利、削减卫生和公众服务，政府与媒体煽风点火，妖魔化失业者与残障人士，称其为“叫花子”和“懒骨头”，一切都有损于这些群体中人们的精神健康，这也导致了仇恨犯罪（hate crime）数量的增加。但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就业者的精神健康也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受损。在2015/2016年，因压力而缺勤占到所有与工作相关的缺勤的37%，45%的工作日因健康问题而损失【8】。工作强度的加剧，一直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关键要素，也是工作压力这一流行病的一个原因。然而这也归咎于工会领导层未能组织对新自由主义攻击的有效抗争，虽然无数机会摆在眼前。正如一名记者参加完一次主题为工作压力的会议后所评论的那样：
“我越听越发现个人的精神健康似乎已成战场，它或许陷入了广泛的纠结。（易于认为劳资纠纷的前线已从罢工警戒线转变为忧虑的抬头纹，普遍的不满成了个体精神上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每年因罢工损失的工作日平均为7213000；这一数字在2010-2015年间滑落至647000。同时因压力相关疾病而损失的工作日向另一方向指数级增加，包括1990-1995年间职业压力增加了三成。）从个人角度而非更宽泛的劳动力角度来看，压力仿佛替代着像不公、不平等、挫折等古老的概念。”【9】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阶段，残酷的竞争愈发激烈，几乎无人不受其影响。前文引用的精神健康基金会报告就发现，仅有13%的受调查人群描述到自己“精神健康状态良好”。
这是社会中两大主要群体的难题。一方面，这是资产阶级的难题。正如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en）所说：“资本家需要心满意足的工人以供剥削，如同需要驯服的牛。”【10】不幸的是，心力交瘁的工人效率更低。因此，近年来全球的“幸福产业（happiness industry）”增长，经常得到国家政府和大企业的支持，它监测人口的“幸福”水平，推进个性化应对压力的手段（例如“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11】然而这些新方案，以及政府在精神健康支出上重复的、兑现不了的承诺，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可是，精神健康危机对于我们其余人而言是个更严重得多的问题——百分之九十九的、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一无所有而只能出卖劳动力，多数正在为他们不能控制的制度的失败付出健康的代价，既包括精神上的也包括身体上的。尽管一个人会钦佩精神服务用户运动中打出的口号中的反抗精神，比如“正能量起来！（positive energy）”，尽管许多人也间或从精神痛苦的经历中有所收获，可绝大部分人的现实依然备受折磨。记者蒂姆·洛特（Tim Lott）在举例谈到他抑郁症的亲身体验时写道：
“比起心情不悦，抑郁症实际上复杂得多，微妙得多，也更无望得多——更像自我的内爆。抑郁症严重时，你有点儿像剩半条命的鬼。为了有这种痛苦程度的概念，我只能说在我三十一岁时，失去母亲的那种痛苦——是自杀，很不幸——也远远小于我在她去世之前的岁月里经受的一切，那时我正遭受抑郁症的摧折（在她去世之前我康复了）。”【12】
甚至莱因，这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间最杰出的“反精神医学”运动的人物，也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抗议：
——我从未把精神遭受的创伤理想化，或者把绝望、关系破裂、折磨和悚惧浪漫化……我绝不否认令人痛楚的精神和行为模式的存在。【13】
下一章将论述把精神痛苦视为一种疾病的局限。但是对一些人而言，这一术语的优势在于这是一个评价论概念——鲜有人会选择生病。后来，在一篇关于莱恩·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和其他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精神医学思想家的评论文章中，彼得·塞奇威克论述到：
——精神病，像精神健康一样，在根本上是一个批判的概念；倘若使用它的人准备对社会的现存组织提起诉求、施加压力，就或许能被建构成一个概念。在尽力消解概念的意义，缩小概念的范围时，修正主义的理论家们已经使一场强有力的精神健康服务改革运动的起步变得更加困难。【14】
第四章将研究反对和支持塞奇威克立场的观点。然而，他毫无疑问正确的一点，在于他认为面对情感上悲惨和痛苦的渊薮，我们不能保持中立。因此下文概述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关键要点即是不仅理解精神痛苦的机制，还帮助我们应对和改变引起这一切的现实世界
资本主义与精神痛苦
简而言之，此书的中心议题是当今我们在世界上见到的众多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要归咎于我们生存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资本主义。这一看法的必然推论是，在另一种社会中，一种以公平和民主管理而不是以剥削和压迫为基础的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精神痛苦的程度要远低得多。三十多年前，乔治·布朗（George Brown）和蒂里尔·哈里斯（Tirril Harris）在其关于妇女压迫的经典研究中给出了相似的观点：
“我们虽然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哀愁、不幸和悲痛皆难以避免，但是不相信临床性抑郁症也是这样。”【15】
这强力的宣言，挑战了当前关于精神健康问题中占优势的传统看法。这一传统把焦虑症和抑郁症——甚至更多的类似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视为肇端于大脑的疾病，各个关键方面与生理疾病相同，对此最恰当的应对方法是药物治疗，或一些形式的物理干预，比如电击疗法，时而结合心理干预。通常被称为“医学模式”的局限会在第二章详细探讨。然而，在此之前，有必要阐明这一宣言——许多时下的精神健康问题均起源于我们生存的社会。
首先，它并非说在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就没有不幸。亲密关系仍可能破裂，人们会因痛失所爱而黯然神伤，个人的目标不总是能够实现，失望与痛苦随之而来。如此体验是人生存境况的一部分。但布朗与哈里斯表明，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这一观点，即在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这般难过的经历远远不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精神痛苦。
其次，认为精神健康问题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不是表明这类问题在更早的社会类型中并不存在。从学生面对无穷无尽的考试而日益焦虑，到越来越原子化的社会中的成年人备感寂寞与社交孤立，三十多年来起支配作用的资本主义的特有形式——新自由主义，已影响了无数工人阶级的精神健康，其作用的方式将在接下来的一章论述。尽管如此，很显然这类问题并非始于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为英国首相，或者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难道始于14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也不是。疯癫与精神痛苦，无论如何定义，由来已久。那就是说，正如我要表明的，当今世界精神健康问题的范围以及它们的特殊形式，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产物，这一社会的基础不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资本增值的驱动。
第三，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压力使得每个人的精神健康或多或少受损，但明显地，影响个人的方式不尽相同。个人生活经验的细节——美好的和糟糕的——以及更广阔的结构因素，比如种族歧视或性别偏见，影响了其精神健康。精神痛苦的复杂性带来的那种感受，尤其是精神错乱或通常所指的疯癫，在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笔下，被很好地捕捉到了。他描述了流亡的托洛茨基得知女儿季娜自杀的消息后的反应——她一段时间以来饱受精神健康的困扰。仅仅数周后，希特勒执掌大权。
“处在悲伤和深切同情中的托洛茨基感到十分内疚而又无能为力。解除患不治之症的女儿的痛苦，居然比同社会顽疾作斗争还难。与深入了解季娜病态的个性相比，给德国小资产阶级集体理性中的恐慌症开药方反倒容易得多！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心理的理解何等深刻，却无力洞察一个人的心理”【16】
因此，令人满意的马克思主义对精神健康问题的理解，须力图公正地对待个人与集体经历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
理解精神健康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框架
那么，什么是理解精神健康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关键部分？以下三者尤其重要，它们支撑了本书的论述。
唯物主义的方法【17】
唯物主义的方法始于认识到人类是生物学的动物，如果未能满足其诸多需求，最好莫过于损害或阻滞人的发展，最糟则导致死亡。因此，良好的健康状态，在生理上及心理上，取决于食物、水、光照等基本物质前提的获取。上述条件不存在则健康遭损害。例如，一项于2017年发表的研究表明，临近交通量较大的繁忙路段的居民，患痴呆症的风险会增加。【18】与之相似，精神分裂症的发生率在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变化显著，治愈率亦然。【19】唯物主义的方法如何考察大脑、精神与生活事件的关系，以及神经科学近期的发展，这将在第五章论述。
然而除了与其他物种同有的基本物质需求之外，人更有独特的是一系列社会的、感情上的、心理的和性爱的需求。第六章将更详细地讨论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然而在诺曼·吉拉斯（Norman Geras）对马克思关于人类本质观点的研究之中，他认为，对马克思而言，一种特殊需求直指生而为人的本质，即：
“人类追求广阔性与丰富性的需求，即个人发展的需求，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表述的——“全面的活动”，“个人全面的发展”，“个人自由的发展”，“发掘（个人的）各种天赋的手段”，等等。”
吉拉斯评价到：
“马克思当然未将其视为一种生存需求，例如食物就属于此类。然而，除了考量所有人类存在所共有的生存需求之外，他也觉察到“健康的”人的诉求，觉察到对“解放的”人而言何为足够的条件；他也谈到需求的“正常”满足所必要的条件。这些修饰词清楚地表明，虽然他对人类需求的历史变化有过著名的强调，但是仍认为这些变化落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不仅仅是最低生存限制。某些共同需求的极低满足和压抑——压抑带来同样的后果，哪怕已超出维持生计的水平，也将导致这种或那种程度的痛苦：疾病或残疾、营养不良、肉体疼痛、残忍的重复与疲倦、不幸、绝望。依马克思看，这种对活动的多样性的诉求必须以这种方式理解——不是作为存在的先决条件，而是作为一种满足的或满意的，一种愉悦的先决条件。”【20】
这样，我们的发展能力，亚里士多德称其为“人类繁荣（human flourishing）”，是我们何以成为人的核心。然而，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就恰恰是这种特质，这种将人与其他物种区分开的特质，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被压抑：
“动物没有欲望，不能从事复杂的劳动，不能进行精心的交流，它们总是不断重复自己之前的行为；它们的生活是由自然循环所决定的。它们不会为自己创造出一种叙事，这种叙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在马克思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这种自决能力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但是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无法运用这一能力。”【21】
马克思当然不是唯一持有此洞见的人。相似地，弗洛伊德也认识到社会（或文明）建筑在我们最基本的需求和欲望的压抑之上，从而经常导致精神健康问题。虽然对于弗洛伊德而言，此般压抑必不可少，无可逃脱，是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对马克思而言，我们最基本的人性的剥夺是一种社会的结果——资本主义——不是立足于人类需求而是利润挂帅。在第六章，将讨论此种异化影响我们精神健康的方式，一个精神健康文献中鲜有强调的问题。
历史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理解精神健康问题的第二个基础，在两方面意义上，需要历史的方法。首先，它意味着，认识到我们对精神健康问题的理解和它们在特定时期出现的形式，这两者都由社会和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塑造。因此，比如说癔症（hysteria），这种疾病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是最常见的精神健康问题之一，如今却近乎绝迹。与之相反，焦虑症，五十年前几乎不被视为精神疾病，而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或许是最堪称典范（par excellence）的疾病了。
不过，为了理解特定的个人为何精神不适，历史的或传记式的方法也非常重要。这并非意味着，结构性的原因等同于个人方面的原因。恰如埃米尔·杜尔凯姆对19世纪的自杀现象所做的经典研究，即使如自杀这样乍看起来是最私人的行为，也为广阔的历史和社会因素所塑造，譬如宗教与地理。【22】然而，像上述引证的季娜的例子显示的，通常，这些广泛的历史进程（包含在季娜的例证中的是见证了纳粹的崛起）与个人的生平因素（年幼时感觉被父亲遗弃，斯大林强迫她与她孩子的分离），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精神健康的困境。在《政治心理学》一书中，彼得·塞奇威克对于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和医学等专业的学生，几乎没有得到了解全面的社会史方法教学而感到非常遗憾。若要深入理解个人精神痛苦的原因，塞奇威克视之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他是正确的。可引用一篇近期关于精神问题原因的文章中的两位作者的话（预先使用本书随后要展开的论点）：
“如果存在关键信息，那或许是这些成年时才有的问题而不是与生俱来，它们并非以某种方式遗传地、不可避免地在大脑中生成；它们来自与其他人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但不完全是早期的生活。”【23】
关键点在于如此的相互作用不是凭空产生：它们由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种种压迫所构造，主要在于性别、种族、性取向和尤其重要的——阶级。例如，较之男性，女性更常患焦虑症；较之白人社区，黑人社区（BME communities）中人们精神错乱的级别更高；LGBT人群中精神问题（以及自杀和试图自杀的比例）亦更严重。【24】如是所闻，如果你是穷人，那么你更容易面临几乎各种精神健康问题之创痛。此外，如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在其最畅销的书《精神水平》中所言，所处社会越不平等，你精神出问题的概率越大。【25】也就是说，要理解为何某些特定的个体精神不健康而其他人却正常，其关键往往在于结构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和个人成长史。
辩证的方法
强调相互作用，指向精神健康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第三个部分：即，它的辩证法性质。里斯（Rees）认为：
辩证法彻底地反对任何形式的还原论，因为它假定部分与整体之间不可相互化约。部分与整体之间相互决定，互为中介。经调停后的整体不能再构成还原论哲学的部分，因为根据定义，还原论把一类要素裂解为另一类要素，而忽略了它诸多独有的特征。【26】
因此，精神健康研究中，辩证的方法涵盖两点。其一，拒绝任何形式的决定论或还原论。最明显地是生物还原论，它将精神健康问题视作大脑内化学反应的结果，或特定基因的作用。然而，它依旧应用于当下流行的“幼年（early years）”还原论中：它认为大脑三岁时即“不再变动（fixed）”（某些说法认为三个月）；这些精神分析理论将所有行为还原为性因素（或者现在更普遍地，依恋（attachment）问题）；在精神健康问题产生过程中，中介因素十分重要，比如家庭，机械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对此无能为力。
其二，辩证的方法认识到，个人与阶级会对塑造他们的社会环境做出反应，认识到“部分与整体彼此相互决定，互为中介”。本书的中心论点即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精神健康尤其受其生活经历的影响，通常由工作、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引起。但这并非简单的单向过程。人们对生活遭际做出反应，而不是单纯地受其影响。在个人层面，人们会寻求赋予生活一种意义。前文引用的布朗和哈里斯的研究表明，人们是否沮丧不堪，很大可能取决于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27】例如，如果一位被解雇的女性自责不已，认为失业是自我毫无价值的例证，那么她极有可能患上临床性抑郁症；反之，若她明白失业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正常”特点，则她几乎没有可能患病。
然而，人们赋予生活的意义并不简单取决于早期的生活经验；它也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集体经验的影响，尤其是阶级斗争的水平。我将在第六章表明，当工人阶级与剥削和压迫作斗争时，无论是个人地还是集体地斗争，都对精神健康影响深远。但是，阶级斗争水平较低时，恰如英国过去数十年的情况一样，不公以及不公造成的愤懑与挫败，极有可能被内化——从而像前文所提到的，“罢工警戒线（picket lines）转变为忧虑的抬头纹（worry lines）”。
参考文献：
[1]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2000, pp8-l 1.
[2]WHO, “Depression", 2016,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69/cnA
[3]WHO Europe,2014,http://www.curo.who.int/cn/hcalth-topics/noncommunicablc-diseases/mcntal-health/data-and・statistics.
[4]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Fundamental Facts about Mental Health 2015, httpsy/www.mentalhealth.org.uk/publications/fundamental-factsaboutmental-health-2015.
[5]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Surviving or Thriving? The State of the UK's Mental Health, 2017.
[6]M Knapp,“Mental health in an age of austerity’’：Evidence-Based Mental Health Notebook, 2012, http://ebmh.bmj.com/content/15/3/54.
[7]J Henley, “Recessions can hurt but austerity kills”, Guardian 13 May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cty/2013/may/15/recessions-hurt-but-austerity-kills.
[8]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2016, http://www.hse.gov.uk/statistics/causdis/stress/・
[9]T Adams, “Is there to much stress on stress?'；Guardian, 14 February 2016, 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feb/14/workplace-stress-hans-selye.
[10]C Harman, Zombie Capitalism, Bookmarks, 2009, p137.
[11]W Davies, The Happiness Industry Verso, 2013. See also I Ferguson, “Neoliberalism,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007, http://isj.org.uk/neoliberalism-happiness-and-wellbeing/
[12]T Lott, “What does depression feel like? Trust me, you really don't want to know", Guardian 19 April 2016,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l6/apr/l9/depression-awarceness-mental-illness-feel-like.
[13]R D Laing, Wisdom, Madness and Folly: The Making of a Psychiatrist Edinburgh, Canongate Classics, 2001, p9.
[14]P Sedgwick, Psychopolitics，Unkant Publishers, 1982/2015, p41.
[15]G Brown and T Harris, Social Origins of Depression: a Study of Psychiatric Disorder in Women,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8 p3.
[16]I Deutscher, The Prophet Outc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150-151.
[17]T Eagleton, Material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8]H Devlin, “Living near heavy traffic increases risk of dementia, say scientists”；Guardian, 5 January 2017,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7/jan/04/living-near・ heavy-traffic-increases-dementia-risk-say scientists.
[19]R Warner, Recover from Schizophrenia: Psychiat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1994.
[20] N Geras, Marxism and Human Nature: Refutation of a Legend, London, Verso, 1983/2016, pp72-73.
[21]T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l37-13&
[22]E Durkheim,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www.snowballpublishing.com, 2013.
[23]J Read and P Sanders, The Causes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Ross-on-Wye, PCCCS Books, 2010, p124.
[24]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Fundamental Facts about Mental Health, London,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2016.
[25]R Wilkinson and K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 London, Penguin, 2010.
[26]J Rees, The Algebra of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7-8
[27]Brown and Harris,1978,P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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