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理论》第三部分，介绍两位理论家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小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霍布森，冒充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辩护士的代表人物希法亭。

在1900年前后，由于帝国主义这一历史趋势逐渐明显，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资本输出逐渐趋于主流，社会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有关这些新现象的讨论。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思想家、理论家纷纷著书立说，或者辩护，或者批评。列宁所作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曾记载了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他们大体分成四个部分：

（1）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辩护士。这一波人对帝国主义理论的贡献最小，他们通常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趸，用最无耻的语言为英法等国的殖民扩张做辩护，因此他们对时代的认识是最肤浅的；

（2）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辩护士。这一波人依然是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对外扩张的行为辩护，但是他们并不是直接出现，而是常常敷上一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面纱，在伪装方面他们更加精巧。他们常常能做出许多有益的分析，在收集资料和分析案例上，他们为列宁等人研究理论提供了不少便捷。例如列宁就在《帝国主义论》中常引用一位名曰：舒尔采-格弗尼茨的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的数据，虽然这位学者的认识极为反动。

（3）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小资产阶级改良派。霍布森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这些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表面上顶着无比同情和仁慈的心态对帝国主义的一些现象和政策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并企图回到自由竞争时代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事实上害怕革命的力量。相比较于垄断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他们的理论具有一定改良意义，相比较于革命的无产阶级而言，他们则是排斥革命的反动派。

（4）冒充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辩护士。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现象，是机会主义在理论界的一种表现。他们的代表有著名的费边社、直接从第二国际转来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他们的认识则参差不齐。希法亭的名著《金融资本》是其中的佼佼者，为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绝贡献。然而他写作此书的时候依然使用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一战问题上及其后的行动中，他却自己背叛了自己所提出理论。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则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立场，他们的认识甚至不如霍布森。

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理论著述相对不多，主要代表有拉法格、卢森堡和布哈林等人。他们都对帝国主义理论做出了一定的研究。相比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表现出优秀的理论素养和坚定的革命立场，为开拓无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理论做出了卓绝的贡献。然而他们并没有真正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他们的认识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缺点。这些问题都将在导师列宁的研究下逐一批判，并最终形成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

霍布森的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生于1858年，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受当时的改良主义影响颇深，也深受穆勒、马歇尔等庸俗经济学家的影响；随后在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任教，但只位及讲师。由于他的观点与时下流行的“自由竞争”的“永恒真理”不相符，常受学院派排挤并一度离职。霍布森的观点曾与费边社相近，但是在英布战争期间，担任记者的霍布森目睹这场战争的反动，与费边社分手，走向批判帝国主义的立场。1902年霍布森发表《帝国主义》一书，阐述了他的主要想法。毫无疑问，霍布森在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历史中占据重要的一环。他是较早研究帝国主义理论的学者，名著《帝国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成为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帝国主义这一历史产物的一种普遍看法或态度。

霍布森之所以研究帝国主义理论，除了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以外，也与他的本国背景有关。霍布森的母国英国本就是当时世界的最大殖民国家，也是机会主义泛滥的地区。英国凭借着广袤的殖民地逐渐成为寄生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逐渐走向成熟也使得整个社会的寄生阶层人数增加。因此可以说，“英国帝国主义的寄生腐朽的性质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早的表现出来。[1]”

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对外扩张的政策。“政策论”是霍布森认识帝国主义的一个大缺陷，但是他继续研究了现代帝国主义与古代帝国主义的区分，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反击那些故意玩弄辞藻、将帝国主义一词混用而企图抹杀现代与古代帝国主义的区分，并掩盖帝国主义的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霍布森认为古代与现代的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的区分：“第一,一个日益强盛的帝国的野心,已经为几个互相竞争的帝国的理论和实践所代替,其中每个帝国都同样渴望扩大政治势力和获得商业利益。第二,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2]”列宁评价道：“霍布森还比较正确地估计到现代帝国主义的两个'具体历史’……特点：(1)几个帝国主义的竞争；(2)金融家控制着商人。[3]”在国际舞台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争霸；在国内，金融家逐渐控制工业，出现银行与工业两种资本的融合。这些认识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认识帝国主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霍布森提出了他对帝国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霍布森的认识逻辑如下：

（1）分配不合理导致资本家收入过多，工人消费不足；

（2）消费不足导致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是上承分配不合理的结果，下启资本过剩的原因，处于中间地位，是霍布森理论认识的核心[4]）

（3）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导致了经济上的矛盾，造成失业和贫困；

（4）为解决矛盾，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对外进行资本输出。

可以看得出来，霍布森解释帝国主义的理论是经典的“消费不足论”。该论调不是新鲜看法，早在十九世纪前半叶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已经使用“分配不公——消费不足”的理论来解释经济危机。霍布森承接了这种看起来小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认识并将之用于解释“帝国主义”这一新的历史产物。霍布森认为，在这个立场上帝国主义具有不可避免的特性。于是霍布森进一步提出他的改良方案：

（1）剥夺或减少大资产阶级的过剩储蓄；

（2）增加底层人民的收入，增加社会的公共开支；

（3）反对扩张政策，反对军国主义的军事财政。

列宁认为霍布森脱离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研究，抓住表面的消费问题进行批评，暴露了他“对帝国主义的庸俗批评的实质。[5]”霍布森的设想是经典的小资产阶级式幻想。

霍布森站在以上立场上，对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露骨的反动理论进行了一定的驳斥。霍布森曾驳斥那些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说成“文明传播”、“人口过剩”、“贸易需要”等等因素所导致，指明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本质上是基于那些金融家的需要而进行的投资行为。霍布森甚至批判了帝国主义所产生的“寄生性腐朽性和机会主义”，这是希法亭、卢森堡都不曾做到的。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问世前，霍布森对寄生性的批判具有最重要的理论价值。霍布森发现，十九世纪末英国从国外得到的投资收益是对外贸易的4倍，英国日益变成一个依赖外国贡款而生的国家，这就是寄生性的具体表现[6]。霍布森认为，为了服务于金融家的需要，军工企业、政府、金融家早就联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都在对外扩张这一政策下收益，而整个社会却成为他们的踏脚石。霍布森同时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从事工农业劳动的人数比例在减少，上层的金融家及一批食利者常常豢养一大群为他们服务的“仆从”，这些人也常常成为资产阶级安插在无产阶级里的代理人和眼线。霍布森就曾发明“费边帝国主义”一词来形容看上去站在社会主义立场实际上却为帝国主义扩张辩护的费边社。它们是机会主义的一个代表。

关于政治，霍布森在他的改革方案上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设想：“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霍布森反对金融家等阶层联合起来操纵政治，要求返回自由主义时代的民主政治，更是将之推而广之，希望在当前的帝国主义阶段，在已有的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用基督教和联邦制度将一切国家结成一个“国际帝国主义”的大联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独立及其发展前景给了霍布森描绘他的虚幻的遐想的动力。霍布森的这个观点随后又被考茨基拿去组织了一套“超帝国主义论”的歪门邪道。毫无疑问，这是霍布森全部理论中最为反动的一点。他让人们不去关注未来的社会变化以及随之引起的革命的前景，熄灭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而将目光焦距于这种虚妄的、世界大联合的永久和平上。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是政治上的反动。

总而言之，霍布森的理论是阶级立场和时代背景共同作用的产物。从理论上讲，霍布森对新旧帝国主义的区别、对金融家阶级的分析、对资本输出的揭露、对寄生性和机会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一些形形色色的露骨的反动言论的批驳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具有开创的作用。然而，霍布森的研究是站在“政策论”的立场上聚焦于所谓的“消费不足”理论，没有揭示出“垄断”这一帝国主义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更没有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这个高度来进行研究，必然导致理论上的众多缺陷。从政治上讲，霍布森的理论体现了小资产阶级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焦虑和恐惧，对于垄断资产阶级的日益压迫，他们希望发出反对的声音，极力希望回到自由主义的时代；而面对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他们又表现出反感，要求放弃政治斗争的欲望，维护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因此，霍布森以一位自由主义者的“改良主义”的面孔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的进步性和反动性皆蕴于其中。

希法亭的理论

一、背景

鲁道夫·希法亭，1877年出生于奥地利，至今被奉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鼻祖，1941年逝于德国纳粹集中营。希法亭在1892年前后就参加了中学的左翼学生团体，此时他仅15岁。后考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并于190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做了5年医生。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04年，希法亭与另一名奥地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德勒在维也纳创办《马克思主义》丛刊，并在上面发表文章批评庞巴维克，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现出高超的理论造诣。1906年希法亭前往德国柏林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并参加德国社民党的理论宣传工作。1910年出版巨著《金融资本》，影响深远。事实上，1905年爆发的俄国革命促成了一连串的殖民地反抗斗争，进而影响到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运动；而到了1910年左右，世界范围内的垄断资本主义又向前发展且基本成熟，帝国主义的思潮早已在各列强国内流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希法亭创作的《金融资本》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希法亭也凭借该书成为蜚声海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希法亭虽然表面上反对了帝国主义战争，却极力支持考茨基的立场。1917年，希法亭与考茨基等人为对抗党内的极右派力量，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建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希法亭是该党的主要领袖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三派，左派为斯巴达克团，后来成立了德国共产党，代表人物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中派是希法亭和考茨基等人，建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后来该党继续分裂，分别并入共产党和社民党；右派是原保留的社会民主党，走向反动。）而当俄国在列宁的领导下爆发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时，希法亭极力批评苏俄政权。1917-1918年，德国持续爆发工人运动，面对来势汹汹的阶级斗争形势，希法亭等人走向反动路线，公然宣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所谓“联合专政”，反对工人罢工斗争。1922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与原存留的社会民主党右翼联合，重组德国社会民主党并延续至今。该党极力反对德国共产党。希法亭此时成为该党的主要人物之一，彻底走向反动。1923年，希法亭被聘任为魏玛德国的财政部长，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直至希特勒上台，推行法西斯政策，希法亭不得不逃亡法国。1941年法国沦陷，希法亭被俘虏，被引渡回德国，最终死于集中于。

可以说，希法亭的一生充满了故事。希法亭在人生的前半段依然是一名成就斐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创作的《金融资本》一书代表了他在理论上的最高成就，被誉为“《资本论》的续作”。然而，当帝国主义战争爆发、革命形势日趋高涨的时候，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却占了上风，最终走向可耻的反动。客死于集中营则为他的一生划上悲惨的句号。应当说，一个人的理论认识和政治立场是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模糊不定的政治立场与掺杂调和因素而不彻底的理论认识在和平时期似乎还能表现出一种革命的积极的力量，而当变革到来、世易时移之时，紧迫的革命形势则会使人的立场快速分化，不坚定的政治立场最终走向反动也是不足为奇的。唯有坚忍不拔的彻底性才能使暴烈的革命行动走向成功。

二、理论立场

希法亭在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时并没有形成严谨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反，希法亭是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调和的方法来研究现实问题。从威廉·配第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变化是巨大的，希法亭将两者调和使用常常使他的阶级立场变得模糊，这为他最终走向机会主义马下伏笔[7]。

希法亭在组织《金融资本》一书时，大体沿着以下思路进行：

1.基本问题：货币理论和流通问题；

2.信用问题、股份公司、银行；

3.结论：银行与工业的关系、垄断、金融资本；

4.金融资本的对外政策:资本输出殖民政策；

5.金融资本对上层建筑的影响。

可以发现，希法亭的研究立场是经典的“流通决定论”：希法亭执意从流通出发，认为流通本身决定了社会经济的运转过程，并在这个立场上对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进行了批判；希法亭在流通的基础上对影响流通的各个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本身却是卓有成效的，但是流通决定论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生产决定论，因而他的立场常常带有诸多错误。我们将在下文一一分析并加以批判。

三、货币理论

希法亭的货币理论的核心是“货币数量论”。希法亭认为：纸币本身在铸造意义上没有价值或价值极其微小，以至于忽略不计，但是纸币由于执行了流通手段的职能，而被赋予了价值。纸币的价值量的大小由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决定；货币总量由商品价值总量决定；商品价值总量的计算由所谓的“货币行市”决定，他认为“货币行市”=“社会必要流通价值”，而社会必要流通价值的公式即商品价值总额÷货币流通速度-信用支付手段的抵销额。这一公式其实就是计算“货币发行量”的公式。希法亭认为流通手段是货币的第一个职能，价值尺度和货币能够成为一般等价物是在流通手段出现以后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认为货币的职能依次应当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货币必须先是一般等价物，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谈货币的五个职能。）此时，希法亭陷入了无意义的循环论证。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希法亭在货币理论上背离了劳动价值论，认为“流通本身可以赋予货币以价值”。然而我们知道，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其价值不是有别的什么因素决定的，完全是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而纸币的流通则以黄金的流通为基础，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任意的流通。希法亭的货币理论确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的框架下兜圈子，完全没有什么新意。

希法亭的货币理论解释的混乱而绕口，而且错误频出。因此我们在此不再详细展开。

四、信用问题

希法亭对信用的研究是其帝国主义理论中第一个光辉的理论认识。希法亭首先分析了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发展的历史，并指出银行信用的扩大和对商业信用的代替作用。希法亭进一步依照引用的使用目的将信用区分为“流通信用”和“资本信用”，并将“资本信用”按照价值的回流方式区分为“固定资本信用”和“流动资本信用”，并由此揭开银行和工业之间联系日趋紧密的秘密。我们逐一分析。

流通信用是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在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时候，买卖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买卖关系”，这是流通产生的前提。而当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时候，买卖双方已经在此前形成了另一种社会关系：“债权债务关系”，货币此时的流通是对这一关系的终结。这是支付手段形成的关系，在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是第二性的社会关系（必须先进行买卖的交接沟通，才能在此基础上就支付方式进行磋商，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在时间上确实第一性的社会关系（买卖双方先确定了债权债务关系，后进行了货币流转）。在买卖啥各方之间产生信用关系时，信用关系的载“票据”产生了。由于支付手段的延后性，卖方只能在交货的时候向买方索取他的“个体承诺”，并以票据为证，该票据仅在私人的范围内有效用，属于流通信用，也属于商业信用。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拓展，票据行为越来越广泛，众多企业之间相互签订的票据越来越多，这就产生了互有联系的企业之间的票据相互抵消以及私人信用的不足。这时，社会迫切需要一个机构来广泛的收集社会上的票据；对票据的信用进行确认和保证；操作票据抵销的业务。这项工作历史的由银行来承担。银行在社会上广泛的收集各种分散的票据，并同时以票据为基础向社会发放“银行券”，银行券的贴现数量与实际的票据数量相等。由此银行将商业信用改变为银行信用，过去的“票据”和现在的“银行券”实际上都成为现实的“信用货币”，只不过银行由于可以收集社会上分散的、闲置的资金，能够为任何企业和工人提供充足的流水支持，银行信用更加强大，“银行券”作为信用货币更有利于流通。事实上，银行信用的广泛发展极大地节约了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资本信用则是希法亭创造出来专门用以研究帝国主义时代银行作用的新特征。由于社会生产的扩大，存于银行中的分散的、闲置的资本额越来越多，但是这些货币额仅仅静静地躺在银行账户中，并不作为资本而使用。银行将这些单纯的货币贷出给职能资本家，将这些货币额投入剩余价值剥削的过程中，并将部分剩余价值以利息的形式转归银行所有，银行的货币存储便参与到资本增殖的过程中，存款获得了利息收入。这就是资本信用。资本信用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特征，根本原因是资本增殖扩大的需要。希法亭进一步将资本信用按价值周转形式区分为“流动资本信用”和“固定资本信用”两部分。其中，“流动资本信用”主要指带给工业资本家用以投资流动资本。我们知道，流动资本的特征是：

1.该实物载体经过一轮周转后就使用掉了，其价值经过一轮周转就可以以货币形式回流到资本家手中；

2.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比例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背景下越来越低，其额度相较于固定资本较小。

因此“流动资本信用”的特征就是时间短、数量小。“固定资本信用”则不然。固定资本本身的特征是：

1.固定资本的实物，也即生产设备、厂房等，非经多次多年的使用不能报废，其价值必须经过多轮次的资本周转才能徐徐回流到资本家手中；

2.固定资本的价值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背景下越来越大。

因此“固定资本信用”的特征就是时间长、数量庞大。这就影响到银行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当银行提供给某一工业企业以巨额固定资本贷款时，银行的利益将与该企业长期的、深度的绑定。该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任意的损失都有可能威胁到银行的利益，是银行无法全额收回固定资本贷款及其利息。因此，固定资本贷款是银行与工业之间紧密联系的桥梁。事实上，随着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的发展以及资本有机构成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飞速提升，工业垄断巨头对固定资本贷款需求空前增多，而银行的现金流在垄断资本主义是时代迅速增加，银行的固定资本贷款实际取决于银行的现金储蓄：

1.在银行的所有存款储蓄中，虽然储户众多且各为独立个体，但是货币本身没有任何属性，所以一切货币储蓄都是一样的；

2.银行的存款首先必须满足存款客户对先进的需要，因此每日都会有大量的货币被客户从银行中提走，同时也有大量存款被存入，现金流庞大；

3.银行本身的存在决定了“存入”＞“取出”，银行手中总保有大量现金储蓄；

4.这个现金储蓄部分是银行可以长期支配的部分，该部分越多则银行的信用越稳定，且可以用于固定资本贷款的部分就越大。

银行为了分担风险并获得平均利润，一般会对众多工业企业提供固定资本贷款，也就和众多工业企业进行了深度绑定。

在银行发展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工业企业的发展也大多依赖自有资本，对信用的依赖较少。因此，银行与工业的关系仅限于“流动资本信用”和其他结算服务，银行与工业的联系是暂时的、短期的。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后，全社会的资本有机构成飞速提高，生产扩大趋势及其骇人，在生产集中的基础上垄断趋势愈演愈烈。大工业企业对“固定资本信用”的需求空前提升，银行与工业的关系从此变得长期的、频繁的。银行与工业逐渐变成利益共同体。一般来说，银行凭借雄厚的货币资本往往能占据优势，但有时由于银行只贷给了少数几个工业企业，因而也会反过来受到这些企业的约束。通常来说，债权债务关系之中货币资本的大小决定优势。希法亭过于注重工业对银行的依赖，虽然这是主要的趋势，同时表现了德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工业对银行的普遍依赖），但忽视了工业也可以掌握银行的可能性，需要世界性数据加以补充。

五、股份公司

希法亭在研究股份公司时发现资本家的职能发生了变化。由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资本家实际上只需要付出货币而坐食其利，对货币的实际使用则漠不关心，生产的运营实际上变成了职业经理人的工作，而资本家则完全变成了货币的所有者。这时，产业资本家在向货币资本家的身份转变，资本的二重性出现了。针对伯恩斯坦提出的股份制企业的发展使得财产分散化、中产阶级增加、人民资本主义等口号，希法亭批评道股份制度的发展实际上是使得企业组织集中资本的手段更加有效、大资本对小资本和普通民众的控制更加深入而已，绝不会使资产分散，相反，股份制度促进了垄断。资本的来源是分散的，可是资本的使用却是集中的，这更加有利于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大资本对社会进行掠夺。小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只会走向破产，而不会上升成为什么光辉的人物。所谓的资本的民主化这一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希法亭同时指出，由于股票交易市场的兴盛，有价证券可以自由买卖，这似乎表现出一种货币自行增殖出了新的货币，货币的交易同生产的联系在这里完全切断了。这会导致“资本拜物教”的兴盛。

希法亭在研究交易所、银行和虚拟资本的时候，创造性地提出了“创业利润”这一概念，极大的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希法亭指出，当资本家创建一个新的股份公司或者增发新的股票的时候，往往能够产生一笔额外的收入。我们假设一个企业A拥有资本1000万元，其利润率为10%，则实际年利润为100万元，假设该企业的每股股息为5%，则其股票总价值为2000万元，其股票价值2000万元与实际资本1000万元的差额，即1000万元，就是创业利润。我们假设G为创业利润，E为实际年利润，d为股息率，p为利息率，则可以得到以下公式：回首百年变局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理论（三）：霍布森和希法亭的理论-激流网，其中，100E/d指股价市值，100E/p指实际资本。其中创业利润G有被分为两部分g1和g2。前一部分用作扩大再生产，后一部分归资本家所有，充实资本家的腰包。希法亭认为，创业利润不是什么虚伪的欺诈或是资本家的把戏，它是金融资本发展的规律，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殊的经济现象，它是金融资本向社会征收的贡赋。“可以产生平均利润的资本与可以产生平均利息的资本之间的差额，称为创业利润。[8]”丰厚的创业利润吸引着工业资本，同时也吸引着银行资本。为了争夺创业利润，银行资本不断控制更多的工业企业，促使银行与工业之间的结合；同时银行也更多的承担了发行股票的职能，这排挤了交易所，使交易所的实际地位下降。不仅如此，银行雄厚的自有资本本身就可以完成工业垄断巨头对资本的需要，而不必以一种经纪人的角色代替工业企业在交易所上进行操作，大资本可以直接将股票抛售与银行进行融资，这也导致交易所地位的下降。

争夺创业利润是银行控制工业的主动性诱因，保证银行的固定资本贷款的利益则是被动诱因。在这两种诱因之下，银行通过“参与制”的方法广泛的渗入到工业当中。不同于独立的独资企业需要资本家完全掌握全部的资本，股份公司的特征使得是要资本家在股份企业中掌握相对多数的股票并能取得控制权，就能满足资本家支配该公司全部资本的需要，因此，股份公司制度具有更大的扩张性。银行凭借雄厚的货币资本在各个股份企业中收购股票，广泛的参与到本就是开放体系的股份公司中，一方面为股份公司提供充足的货币供给，可以使得工业企业在银行参与而非提供贷款的条件下扩大资本规模，进行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银行可以凭借参与制同各个工业企业深度结合，实现银行对工业的影响和监督，并分食创业利润。银行的参与同时促进了股份制度和股份企业的发展，使得大的垄断巨头更加容易产生。巨大的垄断巨头的产生又对固定资本贷款产生更加巨大的需要，这就使得股份公司与银行的贷款形式的绑定更加深入。可以说，股份公司所形成的参与制为银行和工业的发展与绑定提供了螺旋循环的上升渠道。希法亭进一步揭示了在股份制度下进行股投机的活动和“资本渗水”。“资本渗水”是指股份公司的大资本家在发行股票的时候，故意以低于票面价格的形式发行，这样资本家就可以以较低的代价掌握较多的股票数额，进而掌握股份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它具有三个好处：1.可以以较低的代价支配较多的资本；2.便于股份企业隐瞒经营状况，顺便节省股息的支出；3.隐瞒经营状况的条件下还有利于资本家利用情况进行股票投机。

六、垄断组织与垄断利润

在关于垄断的成因上，希法亭认为工业企业中利润率平均化所产生的障碍是主要原因。应当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希法亭的分析是十分精彩的。希法亭也注意到了由于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所导致的垄断的结果，但是希法亭并没有将之放在核心的重要的地位。这招致了在金融资本的定义上列宁对希法亭的批评。希法亭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利润率平均化产生了障碍，其逻辑如下：

1.由于科技的进步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使得工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纷纷提高，固定资本的投资迅速增加；

2.全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利润率趋于下降，因此资本需要在各个部门之间向利润率更高的部门进行转移，这是利润率平均化的一般过程；

3.由于固定资本占比不断提高，同时固定资本的周转是长期的、缓慢的。因此，等待固定资本周转结束并兑换成货币资本进行转移的难度很大。固定资本比重的提高本身造成了资本移转的难度，妨碍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进程。

在这基础之上，社会再生产的门槛也提高了：

1.社会固定资本的提高和有机构成的提高成为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导致扩大再生产的门槛的提高，不掌握价格昂贵的、庞大的生产机器就不能进行有竞争力的生产；

2.微薄的积累并不能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只有积累到一定量之后才可以进行资本化操作，否则就只能作为单纯的货币的堆积而存在；

3.门槛的提高导致向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的投资或本部门的高额利润率区域的扩大再生产变的困难。

面对这样的困境，工业企业之间进行垄断联合是唯一的出路。关于垄断的形成，希法亭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在推动：

1.股份制：容易筹集大量资金，越过各种在生产需要的门槛；

2.重工业部门：固定资本较大的部门抽移资本不易，利润率的下降使得资本家不得不进行联合，通过“垄断市场”的形式人为维持高昂的价格，保证利润；

3.银行支持：工业企业在借贷银行的资本之后进行生产，如果盈利较好，却不会增加银行的利息；如果盈利较差，却会威胁银行的资本回流。因此，银行乐于促使各种工业企业进行联合排除竞争，避免工业因竞争造成不稳定状态，保证银行自身的利益；

4.银行集中：工业的集中促进了银行业的集中，反过来银行的集中凭借股票形式扩大了对工业企业的投资，获取创业利润。这使得银行更加关注工业企业的实际利润和运行。

同时希法亭发现，在经济运行周期的不同时段，不同产业对垄断的需要是不一样的。例如，在经济繁荣时期，制成品加工工业由于销路广泛、门槛较低，生产扩大迅速，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多；而提供原材料的产业如采掘业等，其本身的投资建设周期较长，生产供给慢于加工工业的需要，因此原料价格趋于上涨，这导致加工工业利润率下降。此时，制成品加工业倾向于联合原材料产业形成垄断联合，以解决原材料供应问题，维持自身利润。而在萧条时期则情况相反，原材料产业为避免其原材料产品价格过低，倾向于联合加工工业形成垄断联合。在经济危机的教育之下，资本巨头逐渐意识到联合制的优势，并在各个产业主动寻求联合。联合制垄断有以下优势：

1.形成较为庞大的垄断集团，共同抵御经济危机的影响，保证利润的稳定；

2.上下游企业之间避免了居间贸易，减少了流通时间和流通成本；

3.联合制企业更利于改进技术，谋求超额利润。

同工业垄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业的发展逐渐趋向附庸。一把来说，相对于资本有机构成要去较高和生产集中趋势明显的工业，商业的垄断往往程度较低，速度较慢，社会上常常存在大量的小商店作为商品销售的补充。商业垄断同工业垄断来说缺乏竞争优势。此外由于工业垄断本身消除了内部商业贸易的需要，工业垄断本身又对控制商品出售价格、控制市场起到巨大作用，商业资本的自主定价权受到严重削弱，商业资本从工业资本处分配到的剩余价值缩减，这一切都不得不使商业资本趋于依赖工业资本，并成为产业资本的经销代理人。然而商业资本并不是不会走向垄断。一则由于商业资本之间的竞争本身推动了商业资本向联合和垄断的方向发展；二则由于产业资本的扩张和垄断，导致生产能力空前提高，商品数量猛增，推动了商业资本的垄断。垄断起来的商业资本和遍布全国的经销网络更能够为产业资本推销推挤如山的过剩商品，节省流通成本。

在分析垄断形成的基础上，希法亭进而分析了垄断的两种主要形式，并提出了垄断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卡特尔在德国是广泛采用的垄断形式，通过签订协议，统一价格、划分市场，在不消灭企业的独立性的基础上进行垄断的联合。希法亭认为卡特尔是垄断结合程度较低的组织形式。托拉斯则进一步统一了各企业在原材料的采购和对生产技术、方式的调整，最终形成生产的统一调整，使企业的独立性完全丧失，这是相对紧密的垄断组织形式。在卡特尔内部，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潜在的竞争，而托拉斯由于取消了企业的独立性，其内部的竞争则基本消失了。但是在垄断组织与垄断组织之间、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组织之间，竞争依然存在。希法亭认为垄断不能从根本上排除竞争——这一结论同当时各种垄断本身排除竞争的论调形成鲜明对比。列宁对希法亭的这一结论高度赞赏。希法亭分析道，垄断决不能排除经济危机，相反，只能使经济危机的恶果转嫁到非垄断企业之上，这仅仅是使危机的发生形式发生了改变。然而，希法亭却在最后总结道，垄断发展的未来趋势并不能排除“总卡特尔”的存在，乃至形成世界总卡特尔。希法亭的这一论点是机会主义的，同霍布森的“国际帝国主义”和后来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具有共同之处，是对现实的错误分析和对无产阶级革命激情的消解。

在分析垄断形成的基础上，希法亭对垄断利润的分析是其理论的又一神来之笔。垄断形成的本身是为了避免利润率的下降导致的的损失，可实际上，当垄断组织形成的那一刻起，它谋求的就不是克服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的矛盾，而是追求远远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是得陇望蜀的欲望的自然延伸。垄断利润的形成的核心时指定垄断价格。垄断价格的形成逻辑如下：

1.上游企业（一般来说第一部类的重工业，尤其是原材料产业属于上游企业）的部门率先形成垄断组织，人为抬高价格，获取垄断利润；

2.下游企业由此成本提高，利润缩小，不能获得平均利润（可见，一个部门的获得的超过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是以牺牲另一个部门的利润为代价的，两个部门之间的利润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

3.上游企业利润较高，一般来说应该吸引资本注入。然而垄断阶段，垄断组织本身控制了该部门，阻止了局外资本的进入；

4.下游企业为提高利润，或者选择与上游企业组成联合，降低成本，恢复原来的利润；或者在本部门也组织垄断组织，既可同上游企业对抗，又可效法上游企业在本部门也制定垄断价格；

5.全社会各个部门都以各种形式进入垄断阶段。

垄断价格在这个刚过程中逐渐形成。然而，垄断价格不是人为的、随意的制定的，它的价格有一定区间：

1.价格上限：本垄断部门的产品价格如果提升过高，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利润会下降，生产就会萎缩，对原料需求减少，这反而导致本部门生产过剩，利润下跌；

2.价格下限：本垄断部门的产品价格如果过低，则本部门的直接利润会下降，不利于本部门，因此垄断价格的设定应保证其利润高于平均利润。

可见，垄断组织所掠取的垄断利润实际上是对其他部门的利润的掠夺。垄断组织本身并不直接附加剩余价值，而是把其他收到垄断组织统治的部门的剩余价值以垄断价格为桥梁抽移过来。因此，这些受到垄断统治的非垄断的部门的承受能力就是垄断利润的一般上限。非垄断部门的利润必须维持在货币资本的利息之上，否则非垄断部门的资本就会从生产领域抽出，转变为货币资本，则垄断组织将无掠夺来源。此外，现实条件还应保证这些小资本家的利润额不低于监管人员的工资，否则基于资本家的个人利益考量，其资本也不会继续投资于生产领域。由此，整个社会的利润分布形成了两个割裂的世界：一方面是垄断组织内部通过垄断价格维持垄断利润，并在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中保持垄断利润的平均化趋势；另一方面，在垄断组织之外的众多局外企业中，自由竞争依然起着支配作用，他们的利润在受到垄断组织掠夺的基础上保持着平均化的趋势。

七、金融资本

在经过信用尤其是资本信用、股份企业和股份制度、垄断组织的发展等诸多讨论的基础上，希法亭梳理了银行的作用的变化，并最终提出“金融资本”这一定义。

早期，银行仅仅承担了支付中介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资本提供流动资本信用。随着工业的生产集中和集中基础上产生的垄断，资本有机构成大大提高，对固定资本信用的需要空前增长。这直接导致银行与工业企业在利益上的长期的、深度的结合。而股份制度的发展和创业利润的分割又使银行积极主动地促进工业的垄断，并深度参与到工业的发展过程当中。由此，银行和工业进行了相互之间的有机结合，而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着重分析了银行对工业的控制，而列宁批评了这一认识。银行与工业的相互结合是一种有机的融合，不能偏向于肯定银行对工业的控制。事实上，银行与工业之间的融合是资本上的交叉持股和人事上的交叉任命并行，工业资本家同时掌握银行的大量股票，并在银行的董事会中占有重要位置，银行家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希法亭的认识反映了他的研究对象——德国的垄断发展趋势的独特性：在德国，银行业发展迅速并取得对工业的掌控。然而这个问题毕竟瑕不掩瑜。

随后，希法亭对金融资本进行了定义：“产业资本的一个日益增长的部分不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只有通过同他们相对立的代表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另一方面，银行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资本家。我们把银行资本，即通过这种途径实际上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9]”希法亭将资本的支配和使用进行区别，在资本的二重性上对金融资本下了一个十分精彩的定义。可以说，在列宁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前，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的认识是当时最接近科学的。列宁在研究希法亭的理论时进一步写道“金融资本=统治工业的银行资本，金融资本=银行资本，这难道还不够吗？[10]”列宁提出了一个实际上是否定性的反问。列宁认为，希法亭只注工业与银行的相互融合，却忽视了集中基础上的垄断。垄断与融合是金融资本这一历史概念的主要内容。这是希法亭在确定金融资本的定义是的一大缺憾。从根本上说，希法亭从流通领域出发研究金融资本，是从股份公司和信用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归根到底，希法亭把金融资本产生的根源归结为流通领域的作用结果，因此忽视了社会生产的重要作用，也就不能揭示出生产领域的重要变化：集中和垄断。

八、资本输出

希法亭在分析货币理论、信用问题、银行和垄断利润以后总结出“金融资本”的定义，并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继续分析其对外的经济政策。

保护关税政策首先受到关注。时代的发展总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上前进。早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各国都相继实施了保护关税政策。其目的在于扶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并抵抗英国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进行的商品输出。然而当列强的国内产业发展迅速并积极寻求海外商品输出地时，保护关税政策就被抛弃了。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流，一时间，“自由主义”四个大字成为西方显学。显然，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代表着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利益诉求和轻工业的发展需求。然而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各国重工业迅速发展并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自由主义式的贸易政策也被抛弃了，保护关税政策再次被竖立起来。然而同早期的封建势力支配的保护关税政策不同，帝国主义时代的保护关税政策体现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各种形式与政权相绑定，利用政治上的国家的权力保护国内市场，维护其在国内的经济上的垄断地位，攫取垄断利润。如果说生产集中最终走向垄断是资本主义自发发展的结果，那么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保护国内市场则体现了其追求垄断的自觉性。在国内攫取的垄断利润可以大大加强垄断巨头的势力，并以国内作为大本营，为其海外扩张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这就是保护关税政策的全部秘密。

如何进行海外扩张？这是一个与自由竞争时代完全不同的命题。在自由竞争时期，商品输出是列强拓展世界市场的主要动力。然而随着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各国普遍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商品输出已经不能为垄断资产阶级带来丰厚的利润。“资本输出”进入了时代的中心。由于受到保护关税政策的影响，资本家发现，直接在目的地建立工厂、组织生产、攫取剩余价值，可以直接规避保护关税政策的影响，提供丰厚的利润。如果说此前还有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认为商品输出的利润甚至不能支撑维持殖民地所需要的暴力机器的运转的费用，那么现在，疯狂扩大殖民地则成为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客们的首要任务。希法亭继续对资本输出进行了分类：

1.利润型资本输出：资本输出的目的是在当地投资建厂，剥削剩余价值；

2.利息型资本输出：一国的资本作为借贷资本输出到目的地，供当地资本家使用，并赚取利息。

无论是哪一种资本输出类型，其资本虽然已经输出到当地，但总归是受输出国资本家的控制。

在自由贸易时代，资本输出已经存在并总是作为利息型资本输出，其目的是为了给输入国因输出过的商品倾销所造成的贸易逆差提供贷款，就如同列宁所说的：“（同一资本）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该贷款一方面为输入国提供附加条件的资金支持，要求输入国使用该贷款购买输出国的商品，为输出国的商品倾销服务，由此赚取了第一张皮：商品利润；另一方面输出国可凭借贷款获取利息，赚取第二张皮。然而随着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工业资本的输出取代了原先的借贷资本，向国外投资建厂、控制生产并掠取剩余价值成为资本输出的主流。银行业的垄断趋势使得其也冲出一国市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建立了银行网络，这为利润型资本输出提供了便利条件。

资本输出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经济上讲，资本输出大大的扩展了世界市场的范围和深度。自由贸易时代的商品输出仅仅使资本主义世界的产品遍及全球，而生产的源头还在西欧。资本输出则完全扩大了全世界生产的范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着资本输出在全世界建立起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型，这大大开拓了世界市场的容量。希法亭认为这对经济危机具有一定的缓和作用。另一方面，随着资本输出、投资建厂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建立，资本输入地的生产链条也逐渐建立起来，这促进了资本输入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的乃至自然的经济起到了瓦解的作用。从政治上讲，资本输出为资本输入地培育起一大批无产阶级的队伍，垄断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的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向来是惨无人道的。因此，资本输出从一开始就为殖民地的阶级矛盾培育了深厚的土壤，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的瓦解也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迅速觉醒。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在资本输出中相互交织，为列强在殖民地的统治培育了掘墓人。而列强在面对殖民地日益激烈的矛盾，不得不寻求强硬的镇压措施。因此，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机器不断完善，军国主义的影子和战争的气息都在这一过程酝酿。可惜的是，希法亭分析至此就戛然而止。他分析了资本输出对输入国的影响，却偏偏没有进一步分析对输出国国内的影响，也因此就没有揭示出资本输出所导致的寄生性与腐朽性，更没有对资本输出国国内所产生的机会主义进行分析。要知道，早在八年前霍布森就在其著作《帝国主义》中鲜明的提出机会主义的问题并加以批判。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希法亭本人的机会主义的想法作祟导致他放弃研究这一重要的命题。

在分析资本输出到基础上，希法亭进一步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对外殖民政策，那就是尽可能多的抢占殖民地，希法亭用“经济区域”一词来指称。他认为这至少包含三项内容：

1.尽最大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抢占经济区域；

2.在一切统治区域内实施保护关税政策；

3.一国的、民族的垄断集团对该区域进行共同开发。

实施该政策的核心是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垄断集团的统治，提高垄断利润。列宁指出，希法亭的这一分析并不能区分当前的殖民政策与过去的殖民政策的区别。要知道，过去的殖民政策也是为了尽可能多的抢占“经济领土”，扩张资本利益。实际上，当前的殖民政策有两点过去不曾出现：

1.全世界已经被列强瓜分完毕，再也没有无主土地。这在以前不曾有过；

2.列强在瓜分完毕的基础上不是就此罢手，而是后来者要谋求从新瓜分、既得利益国要维护瓜分成果，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空前的矛盾，这同样是首次出现。

九、经济危机理论

希法亭的危机理论可以说一言难尽。希法亭首先批评了马克思，其认为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仅仅是周期性危机的一个表象，真正的原因要到流通领域中去寻找。这与希法亭最初的流通决定论是一以贯之的。希法亭说“危机是流通的破坏，是由于价格形成的紊乱而出现的比例关系的失调。[11]”在流通决定论的基础上，希法亭先后分析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产生的过程。金融危机爆发的逻辑如下：

1.繁荣初期，利息率较低，产业资本从萧条期逐渐走出来，生产扩大，对信用的需要增加，此时，利息率开始上涨；

2.繁荣期间，经济发展过热，银行缩进银根，此时信贷获取困难，用于投机的贷款减少；

3.由于利息率的上升积压了利润率，这使得工业对信贷的需求继续上升，则利息率也继续上升；

4.利息率上升导致股票市场下跌，投机事业濒临危险；

5.投机客率先跌价抛售股票等证券，回笼货币；

6.股票市场大跌，爆发危机。

希法亭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经济危机的先声。应当说，希法亭的这一分析逻辑是十分精彩的。在分析了金融危机之后，希法亭又继续分析了经济危机发生的逻辑，如下：

1.在繁荣初期，利息率较低，利润率较高，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伴随生产的扩大而扩大；

2.随着生产的扩大，利息率与利润率的变化呈相反的态势：利息率上升，利润率下降。银行凭借借贷资本的利息对工业利润的占有比重增加，工业对银行信用的需求由于利润的挤压而增加；

3.由于资本信用，工业资本家在出卖商品之前就能获得一笔货币收入并投入下一轮周期的生产中。商品堆积不断发展；

4.银行信用越来越不能满足工业过热扩张的需要，于是缩紧银根；

5.工业企业既受制于还贷压力，又受制于现金需求，不得不将积压的商品进行倾销；

6.商品价格大跌，工业资本家破产，经济危机出现，其中商品投机商还会提前和加重这一危机；

7.由于工业破产，银行贷款无法收回，银行出现信用危机，人群挤兑银行，银行破产。

希法亭的立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其中的分析却堪称精彩。希法亭将生产相对过剩作为现象，在比例失调中寻找原因，可是兜兜转转，商品堆积和生产过剩又不自觉的成为了主导原因，支配了比例失调和流通破坏。

可是，希法亭的危机理论并不是一致的。在1910年出版《金融资本》一书四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5年希法亭发表《这是阶级之间的协作吗？》一文，公开提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口号，成为希法亭理论中最臭名昭著的一笔。希法亭此前曾强调“比例失调”导致的流通破坏是经济危机的原因，那么自然而然可以得出结论：调整生产比例就可以解决经济危机，而垄断则为之提供了出路。希法亭认为，生产集中与垄断本身造就了规模宏大、资本雄厚的巨型企业，这些企业凭借强大的实力能够抵御危机时刻所造成的亏损，由于大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而银行业本身的集中又能够提供巨额资金，因此垄断发展所造成的内部循环完全可以抵抗经济危机。此外，垄断存在本身可以排除竞争，在各个垄断企业之间的签订协议，建立普遍的联合，那么生产与销售都将受到有组织的调节，那么此时比例失调的现象就不会出现，经济危机将在垄断发展的前提下消解。最后，希法亭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本身是有组织的，垄断的存在就证明了它的发展并非是无政府状态，科技的进步、垄断组织的出现和世界市场都将使资本主义进行自觉的调节，危机就结束了。1927年希法亭在德国社民党大会上发言，宣称“社会的唯一自觉的、具有强制力量的组织的影响、即国家的影响[12]”。此时，社会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在他的眼中已经划上了等号，有组织有计划的自觉的生产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协调下已经实现。垄断排除竞争实现对社会的计划调节不是新鲜理论，早期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就曾以此言论进行论述，第二国际的著名修正主义叛徒伯恩斯坦也曾对该理论进行过发挥，然而在希法亭这里更加成熟。

毫无疑问，垄断绝不能使资本主义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并消弭经济危机，相反，它只使经济危机变得更加恐怖。虽然世界市场的拓展和垄断的发展暂时表现出对生产的有意识的调节，以及高度低于经济危机的能力。可事实上，资本主义没向前发展一步都是在为自己的灭亡贡献一份力量。而垄断本身所表现出的某种计划调节的因素则预示了社会主义的曙光。在希法亭发表该言论的两年后，震惊世界的1929年大萧条爆发了。现实无情的打碎了一切虚伪的辩护词。垄断之所以不能消弭危机，根源原因在于垄断不能真正排除竞争，与此相反，垄断是在竞争的基础上产生的，并把竞争推向了更高的层次：自由竞争——垄断竞争。实际上，希法亭在分析垄断的时候曾得出过“垄断不会排除竞争”这一论断，指明危机不会因为垄断而消失，只要有市场的存在，就会有危机存在。然而在分析经济危机理论上，希法亭却说世界会形成总卡特尔，竞争会被排除，危机会被消除。他的理论前后矛盾，他的立场则充满了摇摆。

十、政治解放

在关于金融资本的政治统治问题上，希法亭提出：过去的自由主义时代，国家作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仅仅只能隐晦的表现出来，然而当金融垄断寡头形成之后，他们所需要的就不再是当年的自由民主，而是要求统治。垄断巨头在经济上要统治局外企业，在政治上则要求统治世界，对殖民地和国内的无产阶级实行严酷的政治专政。对于大资本来说，自由民主已经日益变成了繁琐的、低效的、落后的、充满不确定的工具，资本同政权进行的直接人事结合、垄断资本庞大的体量、对市场的垄断和统治，这些都保证了资本对政权的直接影响达到了挥使如臂的地步。此时，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退回自由主义时代，或者前进到社会主义。霍布森选择了前者，希法亭则暂时的选择了后者。毫无疑问，退回到自由主义是反动的。由于金融资本时代的生产社会化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其丰富的物质基础使社会主义的实现完全有了可能；而垄断资本的统治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达到了这样的顶点，以至于非夺取政权不可。希法亭说“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对帝国主义的回答，不可能是自由贸易，而只能是社会主义。[13]” 列宁高度赞赏了希法亭的这一认识，这是对革命的鼓舞。

可惜，希法亭并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在紧张而严峻的革命形势到来之际，希法亭退缩了，并走向了反动。希法亭继续从他的“流通决定论”出发，承接他的经济危机理论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他认为暴烈的革命行动已经成为不必要的了，只要掌握柏林的六家大银行，社会主义的变革就已经实现。希法亭的这般口号表现出他已经彻底的堕落到机会主义的路线上去，这甚至是投降的政治立场。评价一个人不能仅仅观察他说了什么，还要观察他做了什么；不仅要观察他一时的言行，还要在长期的实践中进行观察。

总的来说，希法亭的认识是极有价值的。他对信用的分析、对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分析、对垄断发展和垄断利润的分析、对金融资本的分析和对资本输出的分析都是极具理论价值的。然而，希法亭的理论，主要是在《金融资本》一书中的理论，也是充满问题的。列宁曾经指出:“希法亭的缺点：(1)关于货币的理论错误。(2)忽视(几乎)世界的瓜分。(3)忽视金融资本与寄生性的关系。(4)忽视帝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关系。[14]”此外，希法亭虽然研究了垄断的相关问题，但对垄断和集中的重视程度不够，在金融资本的研究中没有突出垄断作为决定因素的作用，同样受到了列宁的批评。在希法亭出版《金融资本》一书后，他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走到了机会主义的道路上，提出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等理论。毫无疑问，这样的理论称得上“反动”二字，这是列宁在写作《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所不能预见的。希法亭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从理论研究上说，希法亭“不是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一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反总是企图把它同时髦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折衷调和，从而用腐朽的资产阶级哲学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15]”从政治上讲，希法亭是以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参与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来，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始终夹杂在其认识和行动上。当社会的真正变革到来之际，他的小资产阶级的脆弱和反动的性质无法经受考验，便会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展现出来，走到反动的政治路线上去。

参考文献：

[1]蔡中兴：《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

[2]转引自蔡中兴书脚注，霍布森著：《帝国主义，一项政策》，1938年伦敦版，第304页。

[3]《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1页。

[4]寇清杰：《列宁帝国主义论对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批评与超越》，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2页。

[5]《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61页。

[6]转引自蔡中兴脚注，参考霍布森著：《帝国主义，一项政策》，1938年伦敦版，第53页。

[7]参考蔡中兴：《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8]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1页。

[9]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2页。

[10]《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5页。

[11]希法亭《金融资本》，1959年俄文版，第346页。该版本为早期版本，转引自蔡中兴：《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