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我们把婴儿连同脏水一起倒掉了——这就是问题所在。要摆脱专政，并不非要把国家搞垮不可。”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是“脏水”，但苏联帝国却是“婴儿”，这就是普京的信条。
哈萨克事件从爆发至今已有十来天了。事态发展跌宕起伏，真相仍掩盖在重重迷障后。如何评价这起事件中普京的作为，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的未遂政变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哈比特•柯依舍巴耶夫1月1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对局势的初步分析表明，哈萨克斯坦遭到了经密切协调的极端主义组织的武装侵略，不排除他们在国外接受过训练。”哈比特•柯依舍巴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西部最初发生的是和平集会，示威者提出了纯粹的社会、经济性质的要求，但随后大规模骚乱的参与者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经济甚至政治要求。（环球时报）
1月10日，在集安组织集体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的恐怖分子曾试图夺取国家政权。他指出：“热点阶段已经开始，等待时机的武装分子已经开始行动。他们明显的主要目的是破坏宪法制度、破坏管理体制以及夺取政权。这是一场未遂的国家政变。”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上说，“我们明白，对哈萨克斯坦国家体制的威胁绝不是由于燃料价格上涨而出现的自发抗议行动，而是由于内部和外部破坏性力量利用了局势。那些鼓吹天然气市场形势的人是一类人，他们有一些目标，而那些拿起武器攻击国家的人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伙人，后者有不同的目标。”（俄罗斯卫星网）
这些说法不同于主流和非主流们的“颜色革命”说，也没有明示“内部和外部破坏性力量”是谁。哈驻华大使的说法是“极端主义组织的武装侵略”，但语焉不详，欲说还休。
事件的导火索和基本原因是清楚的，即燃料价格上涨引发的自发抗议，背景是2014年下半年国际石油市场雪崩之后哈萨克斯坦糟糕的经济状况，以及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
但这并不足以威胁哈萨克斯坦现政权。哈萨克斯坦的进步力量显然没有强大到能够领导运动的地步。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主席Aynur Kurmanov说，它是一场草根社会运动，哈萨克斯坦现有的左翼团体更像一些圈子，不能有效影响事件的进程。
哈萨克斯坦有个合法的“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是从苏联解体后新组建的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分化出来的。哈共人民党将自身定位为“建设性反对派”，地位很尴尬。其在事件中的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
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主席Aynur Kurmanov称，伊斯兰主义者在哈萨克斯坦的势力极其薄弱，组织能力也很差。这个选项也可以排除。
至于哈萨克斯坦事件中的“颜色革命”论，可能只是一种没有多少营养的政治正确。
纳扎尔巴耶夫长期以来奉行大国间的平衡政策。哈萨克斯坦是最大的内陆国家，旧都阿拉木图接近中国，新都努尔苏丹接近俄罗斯，纳扎尔巴耶夫一方面努力与中俄保持良好关系，同时也有着强烈的引进西方势力的动机，以求平衡中俄影响。据世界银行数据，哈国最大出口物质为石油、铀矿和铜矿，大都掌握在外国公司特别是美国手中。以石油为例，外国控制约70%，而2020年哈国出口总额470亿美元中，超一半收入来自石油，为237亿美元。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已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已投资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哈萨克斯坦的批评也较少。而大批合法存在的非政府组织（NGO），它们积极与当局合作推动亲西方的议程，它们热衷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亲官方的，民族主义者举行反对中俄的集会也能得到当局的批准。美国要保持、扩大在哈萨克斯坦的影响，最优选择是利用哈萨克斯坦当权者的上述心态与其合作，而不是铤而走险颠覆对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迄今为止，无论哈萨克斯坦还是俄罗斯，都没有公布与“颜色革命”有关的任何证据。
相反，哈外交部7日发表声明称，哈外长特列乌别尔季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详细通报哈国内局势，以及与集安条约组织维和部队共同开展的反恐行动进展。哈方主动向美方通报情况，这表明托卡耶夫没有按照莫斯科先前的节奏将骚乱的责任全部算在美国头上，在加深与俄关系的同时仍然保持一定的多元平衡。
排除各种可能之后，只能是托卡耶夫所说的政变了。
这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应是发生在68岁的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和81岁的前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势力之间。
托卡耶夫在5日接管了纳扎尔巴耶夫卸任后一直控制的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8日，哈萨克斯坦前总理、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卡里姆·马西莫夫涉嫌叛国罪被捕。托卡耶夫还撤销了纳扎尔巴耶夫侄子的安全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清除了忠于纳扎尔巴耶夫的几名官员。
据纽约时报引述俄罗斯中亚问题专家丹尼尔·基斯洛夫（Danil Kislov）的话称，阿拉木图发生的动乱看起来像是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势力试图扭转颓势而做出的一次努力。他说：“这完全是由那些掌握实权的人精心策划的”，纳扎尔巴耶夫的侄子似乎在这场动乱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集安组织火速出兵也印证了这一点。集安组织在哈萨克斯坦部署的总兵力为2030人，250件军事装备。一个规模不算太小的国家，竟然抽不出这点军警力量，需要周边国家劳师远征，这的确匪夷所思。相比之下，2010年，比哈萨克斯坦弱小得多的吉尔吉斯斯坦发生吉乌两族冲突，蔓延到吉南部多个地区，造成千余人伤亡，吉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两次公开请求俄罗斯派遣“第三方力量”，却遭俄方拒绝，集安组织也未出面。
合理的解释是，托卡耶夫不能有效指挥本国的军警力量，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讽刺的是，这样一来，哈萨克斯坦变局中最大的外部力量不是别人，正是一直高喊“颜色革命”的俄罗斯，以及以其为首的集安组织。
至此，我们的结论是，哈萨克斯坦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哈社会的严重不公导致的经济社会危机，并进一步导致哈脆弱的上层政治平衡破裂，陷入所谓的“强人困境”之中，最后迫不得已，需要借助外部势力来解决危机。
失衡的天平
以俄罗斯为首的集安组织的火速出兵，的确出乎了大部分人的意料。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称，中方认同托卡耶夫总统对哈暴恐事件的性质判断，支持集安组织在尊重哈萨克斯坦主权前提下，协助哈方打击暴恐势力，为哈恢复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卫星网）
王外长特意提到“尊重哈萨克斯坦主权前提下”，并非是套话，显然还有一些担忧。
华盛顿则没有任何掩饰。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称，“我认为近代历史上的一个教训是，一旦俄罗斯人进入你家，有时很难让他们离开。”这是上周五布林肯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
似乎是要回应人们的担忧，11日，托卡耶夫在马吉利斯（议会下院）全体会议上表示，哈萨克斯坦反恐的攻坚阶段已经结束，最危险的局面已经解除，现在所有地区的局势日趋稳定。集安组织维和部队的主要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两天后将开始分阶段撤离哈萨克斯坦，整个撤离过程不超过10天。
但是，的确有人是不想撤的。截至8日24时，已有包括俄自民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在内的多位俄国政客公开发声，要求俄军常驻哈萨克斯坦“维持秩序”。（澎湃在线：哈萨克斯坦政局突变，谁扛雷，谁吃瓜？）
无论撤与不撤，哈萨克斯坦长期奉行的“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多元外交策略，即同时发展与莫斯科、华盛顿和北京的外交关系，已经在短短几天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天平不可逆转地倒向了俄国一边。
哈萨克斯坦人民的救星，还是新沙皇？
普京，这个中国人普遍怀有好感、极具个人魅力的政治明星，我们需要认真分析一下了。
11日，学者孙锡良，以极其崇拜的语气盛赞普京此次作为。“这次行动，绝对又可以称之为教科书级，它对处理类似事件最大的教化作用是‘亮剑不受制约影响，大国必须敢于同时应对多个威胁’。”
孙锡良称，“他有限维护了前苏联的部分世界性制衡功能，部分制约了美国的为所欲为，世界的多样性还保留着一线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普京配得上政治家称号，暂时还没有找到与之齐名的并肩者。”（公众号“孙锡良A”：普京是本教科书）
左翼名人张宏良先生，却一反不遗余力赞美普京的常态，写下如下文字：
俄罗斯军队进入哈萨克斯坦平暴成功，国内舆论一片欢呼，欢呼俄罗斯军队迅速消灭了哈萨克斯坦的“颜色革命”，却很少有人想到哈萨克斯坦落入俄罗斯之手对中国的战略影响。打开地图就会发现，与中国边界最长的国家就是蒙古（4700公里）、俄罗斯（4300公里）、哈萨克斯坦（1700公里）。一旦中俄交恶或者一旦中美交锋，俄罗斯又想像沙皇时代那样想在中国捞取最大一票，那么落入俄罗斯之手的哈萨克斯坦就会成为中国的噩梦。
张宏良进一步说：
而当时的沙皇与现在的普京比起来，不过就是个小儿科。无论从抱负和能力任何一个角度来讲，普京都绝不亚于俄罗斯历史上最强大的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他和彼得大帝说过一句相同的格言：“给我20年，还给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彼得大帝做到了，普京也做到了，并且还在继续往更大里做。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懂得哈萨克斯坦对中俄两国的重要性，即便是不考虑未来的冲突，单从现实来讲，控制哈萨克斯坦也对中俄两国具有重大影响。目前美国在封锁马六甲海峡并竭力控制中巴和中缅两条石油管线，使80%以上石油需要进口的中国越来越依赖内陆两条石油管线，其中一条在俄罗斯手中，另一条就在哈萨克斯坦手中。如果把这两条石油管线全都控制在手中，等于是紧紧掐住了中国的咽喉，俄罗斯就有可能像美欧一样收割中国的“韭菜”。
张宏良总结道：
在目前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政府已经被俄罗斯所控制的情况下，中国所能选择的最有利方式，就是站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人民一边，绝不能让中亚人民因为对本国政府的绝望而倒向美国，让美国这个原本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的帝国主义国家，再次扮演世界先进政治文明的引领者。否则，无论美俄之间在中亚地区的较量谁胜谁负，最终倒霉的都将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民族复兴网）
张宏良先生是位热忱的爱国者，为此不惜推翻自己一直以来对普京的赞美之辞，表达出对俄国控制中亚诸国的担忧。仅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张宏良的担忧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张宏良先生称“站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人民一边，绝不能让中亚人民因为对本国政府的绝望而倒向美国”，这对早已抛开意识形态争论的中国外交而言，却是勉为其难了。
纳扎尔巴耶夫尽管深陷家族贪腐丑闻，但从外交层面来讲，奉行的“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多元外交策略，同时发展与莫斯科、华盛顿和北京的外交关系，符合哈萨克斯坦的国家与民族利益。托卡耶夫借助外力，引“狼”入室，平息内部矛盾，无论是从国家独立性、老百姓的观感，还是个人威望来说，都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托卡耶夫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未来只能一步步被绑定在俄国的战车上。
从国际层面来讲，这是全球化逆转进程的进一步加剧，身处大国边缘的中小国家必须选边站队，要么主动站队，要么在各个争霸的国家竞争之中被迫站队，全球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加剧。
但是，仅仅从国家利益层面来分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普京和当代俄罗斯有个准确的认识。
沙俄帝国的复苏
以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为标志，苏共的领导权落在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手中。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了，发展成社会帝国主义。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国际上罪行累累。
1968年8月，苏联出兵占领捷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捷克事件”。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人民和军队进行了英勇还击。同年，在中苏边境西段的铁列克提也爆发了武装冲突。“打倒社会帝国主义”成为国庆20周年的口号。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破坏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战争，使用雇佣军干涉安哥拉和入侵扎伊尔，阴谋颠覆苏丹政府，干涉许多国家内政，挑拨和破坏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1979年，苏联发动了入侵阿富汗的战争。
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苏联，困难重重，由攻势转入守势。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崩溃，俄罗斯大部分国有企业被私有化，这些企业神奇地落入了过去党、政和国企高级官员之手，这些人被称作寡头。俄国垄断资本在苏联的废墟上诞生了。
普京上台后，为解决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问题，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根据俄罗斯联邦反垄断署发布的俄罗斯2018年竞争环境报告数据，1998年金融危机之前，国有部门在俄GDP中占比为25%，2008年达到40%～45%，2013年超过50%，2017年高达60%～70%，2018年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从产出看，交通、电力和采掘业等垄断行业的国有化程度高达70%～80%。该报告认为，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上升到新水平。
俄罗斯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是对20世纪90年代激进私有化的纠偏，一定程度上也是一次新的财产和利益的重新洗牌。普京在第二任期结束前，通过组建超大型国有旗舰型公司，安排核心圈高官到俄罗斯最大也最赢利的“国家公司”任职，这些人横跨政商两界，高居权力核心，同时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形成新的利益集团。新官僚利益集团的崛起成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俄罗斯被称为“伪国有化”和“私人的国有公司”。
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2020年评估报告，俄罗斯私有金融资产为1.6万亿美元，相当于俄2019年GDP的90%，其中1/4为离岸资产。俄政府总理米舒斯京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9年，俄罗斯企业向境外转移了4.3万亿卢布的股息。这些资金主要流向荷兰、塞浦路斯、马耳他和卢森堡。位居榜首的是能源公司，占全部转出资金的27%,位列之后的是冶金企业、银行、零售企业和物流公司。而这些企业在俄罗斯均属于国有化程度较高的部门。（李建民.苏联解体30年以来的俄罗斯经济:转型与增长论析[J].欧亚经济, 2021(4):22.）
而这些带给俄罗斯人民的，是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一位的贫富差距，以及富豪占国家财富总额百分比的第一位。
可以看到，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下，尤其是近十年来GDP停滞不前，国际排名长期在十名开外，与巴西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为伍，并且国内贫富差距极大，老百姓苦不堪言。另一方面，俄罗斯继承了世界第二的军力和强大的军工集团，拥有超出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程度。这种政治经济严重不平衡态势，加上因经济问题和社会不公带来的国内矛盾的累积，愈发刺激了普京式的国家主义和帝国梦，愈益强化了其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决心。
在普京执政的后期，俄罗斯共经历了三次经济危机：2008～2009的国际金融危机、2014～2015年的货币危机和2020年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同时也经历了一次重大政治危机，即2011～2012年莫斯科大规模抗议活动。在此期间，俄罗斯经历了长达七年的西方制裁，也参与了三场战争：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叙利亚战争。俄罗斯在白俄罗斯、伊朗等地也有积极的政治参与，前不久白俄罗斯还和俄罗斯签订了一体化的法令。
这种情况与帝国主义旧俄国倒是有些相似。一战前，旧俄国在经济上相对孱弱，对西欧资本有较强的依附性，但却充分利用其政治军事资源，实现其帝国主义野心。
无论“官方反对派”久加诺夫先生如何将苏联和普京联系起来，为我们制造各种粉色的幻想，我们应清楚地知道：普京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会在国际上学雷锋做好事，他向往的只是苏联帝国的荣光，“在我看来，我们把婴儿连同脏水一起倒掉了——这就是问题所在。要摆脱专政，并不非要把国家搞垮不可。”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是“脏水”，但苏联帝国却是“婴儿”，这就是普京的信条。
孙锡良先生赞美普京道：“他有限维护了前苏联的部分世界性制衡功能，部分制约了美国的为所欲为，世界的多样性还保留着一线希望。”
孙锡良先生这是患了恐美病。美国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强大，指哪打哪。多级化的世界也并不是普京造就的，而是根植于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美国的衰落，世界的多极化，归根结底是帝国主义自己的发展规律造成的。
最后说一点，“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句话是由中俄两国现阶段面临的共同的威胁造就的。这种关系再好，也是暂时的互相需求，没有更深的基础。历史上中俄（苏）关系最好的时期是五十年代初，苏联无私援助中国，156项重点工程（实际不止）奠定了中国初步工业化的经济基础。1950年代任中央财委主任与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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