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剧照。图源：豆瓣
初识丁玲是在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里。电影里丁玲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伸出手欢迎萧红的画面，让我印象深刻，那个时候的丁玲在我的印象里是个女战士，然而当时并不十分了解她。
直至今日，我读过的丁玲作品也不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频与革命》《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感想》，对她的了解大部分来自李向东和王增如的《丁玲传》。
丁玲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和历经坎坷。看她的传记就像在跟一位朋友聊天，她把迷茫、转变、爱情、革命统统说给你听，她没有循规蹈矩度过无聊的一生，也没有选择一条完全看不到未来的道路。
一
从最初在上海认识瞿秋白到在延安见到毛泽东，丁玲实现了从一个“被恋爱苦着”的知识分子到“如何写好工农兵的”战士的蜕变。与大多数青年人一样，丁玲在寻路，在不断地转变。她初到上海就结识了共产党员，后又当面膜拜过鲁迅，更是见过白色恐怖，进过国民党的监狱，最后终于去了延安，使革命的“写作”成了可能。纵观丁玲的一生，归结到一点，即她是要革命的。
1922年，初到上海平民女校的丁玲就接触到陈独秀、恽代英、柯庆施等共产党员。但是那时她的主要目的是“学最切实用的学问”。开始，她充满新鲜感，好奇地观察，拼命吮吸。她跟着共产党员张秋人去浦东纱厂讲演，背着竹筒为罢工的女工沿街募捐，马克思诞辰纪念会她去听李汉俊讲演，无政府主义者开会也去参加。丁玲回忆说：“我们什么都接触，什么都吸收，只要是新的东西，我们脑子里并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蔡和森也跟我们谈过，要我们去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对这些事情满有兴趣，认为这是革命。’”关于什么是革命，是丁玲一直探寻的问题。
丁玲像瞎子摸鱼一样寻找出路，却没有得到结果，还与共产党失之交臂。其中缘由，她回忆说：“首先，共产党当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弱小组织，共产主义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当时各种学说流派很多，冰之就曾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活动，我的朋友周敦祜（女），她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给我们拿过小册子看，我觉得他们很自由。那时有人说我和王剑虹有无政府主义思想。我们不参加共产党，也不参加青年团，那个组织也不是，我们不想要人管，只想自由自在。在迷茫中探索人生道路。”
多年以后在北京，她却怀念起那些共产党员了。但是一个也找不到了。从那时起，丁玲又开始写起了小说。她的小说充满了个人孤独灵魂的倔强挣扎和对社会的鄙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便是她那时的作品。她自己说过：“我那时为什么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给这社会一个分析。”而时至今日，青年人再一次感到了孤独和迷茫，想必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谁又不是呢？
二
与胡也频在一起的日子里，丁玲对革命愈加着迷。丁玲在《也频与革命》里回忆胡也频时写到：“回溯他的一生，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生啊，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胡也频的进步促使了丁玲也在不断进步。丁玲说也频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他知道了，认识了，就身体力行，勇敢的冲上去。也频没有许多知识分子夸夸其谈、轻视实践的通病，只要革命需要，他就愿意当马前卒，冲锋陷阵。”革命就是如此的简单有趣，远比坐在书桌上幻想日常精彩得多。
丁玲与胡也频
郑振铎曾经说过：“凡是认识也频的人，没有一个曾会想到他的死会是那样的一个英雄的死。”胡也频被捕得时候丁玲直接或间接找了蔡元培、邵力子，甚至陈立夫。但是因为蒋介石直接过问，这些努力最后都石沉大海。据说当时沈从文见了陈立夫，回去告诉丁玲：“陈立夫把这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这是办不到的，也频决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这是丁玲的回应。两年以后被捕的她更是同样如此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1931年2月7日夜半，用机枪扫射，“左联五烈士”集体被枪杀于龙华司令部内之荒地上，尸体就地掩埋，不留痕迹。据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居民当时从楼窗目睹者说，临行时，他们从监门口起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震四邻，直至枪声止而喊声才息。
胡也频的牺牲使丁玲陷入了悲痛。但是丁玲没有吓到，而是化悲痛为力量，她拿起了笔，她要抒这巨大的苦痛。《一天》是胡也频去世后丁玲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写出了革命的艰难和革命者面临的困难。刚刚离开大学的21岁青年陆祥，住到沪西工人区去发动工人，这里的场景不再是《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拥挤混乱而嘈杂的书房、客厅、商场、咖啡馆、电影院，而是拥挤混乱而嘈杂的工人居民区，陆祥的工作，也完全不同于若泉、望微那种飞行集会滔滔演讲轰轰烈烈的模式，而是深入下去，工人区的“种种生活于他实在不习惯”，工人不信任他，不欢迎他，辱骂甚至驱赶他，而他“为了一种自觉，一种信仰，”并不气馁。小说结尾，陆祥决定“写出这时期的一段困难的工作，而尤其应该表现出的，是一种困难之中应有的，不退缩、不幻灭的精神”。而后参与左联工作，继而主编《北斗》，这一次，丁玲已经开始接受“组织”分派的工作，因而也是丁玲走出书斋投入实际工作的转折。她在晚年曾经说过：“1931年之前，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32年丁玲加入了共产党。
三
革命的第二天是知识分子喜欢谈的事情，他们总是想着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应该做些什么。可是我看来看去，却没有看到他们如何走到第二天。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大山面前，是在山的旁边几个人凿开一个洞在里面生活呢？还是一群人把山移走呢？在延安，丁玲看到了后者。“尽是些鸡毛蒜皮的：这里缺一个理发师；那里有一个战士的老婆来了，要找一间房子住；那里又要毛驴，去拖柴禾……”从认识社会到批判社会再到融入这个社会改造这个社会，这就是延安共产党人的革命生活。
延安时期的丁玲
丁玲因为之前跟知识分子打交道多，初到延安一时还不能融入他们的生活，她还是喜欢跟知识分子待在一起。但是延安又给丁玲提供了改造自己、追求进步的环境。当时延安物资紧缺，中央开大会的时候毛泽东就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在马列学院读书的丁玲也加入了开荒的队伍。她给楼适夷的信里说：“适夷，这真伟大，每天队伍出去，站在荒山上，可是回来时，就多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踏着那些翻开了的泥土，真有说不出的味。两个星期开了一千的多亩地，而我们还不停止工作和学习呢。”丁玲主动捡重活干，有意识的锻炼自己，而劳动也改变着丁玲。20世纪50年代初，她总结那段经历说，劳动“对我是新鲜的事，我从这里得到锻炼，得到愉快。当时也确有过一点比较深刻的回忆，而且深深的感到，幸而我有过那么一段生活，劳动和艰苦，洗刷掉我多少旧的感情，而使我生长了新的习惯。这种内部的、细致的，而又反映在对一切事物上的变化，只有我自己体会得到。当然这不能全盘归之于劳动，但劳动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从上海到延安，在共产党的“圈子”里，丁玲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一个充满先进性的集体对她的帮助，而正是这个集体的存在才会使她能不断的进步。包括争议很大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两篇文章都批判了延安当时的很多问题。但是出发点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想象的很好，但是事实没有那么好，并且总是把问题看得单纯，看得简单。革命队伍里永远不可能十全十美，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出现问题就应该积极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站在高墙上冷嘲热讽。“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这是毛泽东对批评者的态度。而后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对丁玲的思想产生了更大的冲击，讲话使她懂得了上海和延安的区别，过去她是对延安看不惯，呼吁改变种种坏现象，现在她开始对自己看不惯，要改造自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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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思齐。编辑：赫贫。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