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07年是香港回归10周年，香港银都机构要拍一部关于回归的“献礼片”，影片必须在7月1日前公映。

“电影里面所提到的其实是一种‘雷锋精神’，是一种信仰。老左坚持自己的信仰到今天，几乎每一个人都改变了，唯独他没有。”饰演放映员老左的黄秋生对这部电影和这个角色似乎格外偏爱。当媒体告诉他，投资人、导演、监制当初都一致选定只有他能演这部电影时，黄秋生说：“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哭了三次。”

赵良骏：“你以为左派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吗？”

赵良骏是《老左正传》这部献礼影片的导演。当时赵良骏拿到的是“左邻右里”式的故事大纲：1960年代，两个老头子，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不幸”成了邻居，几十年以来一直吵架，吵到2007年，终于变朋友了。“其实吵到1980年代，已经没有什么好吵了。”赵良骏将影片确定为《老左正传》（在大陆公映时改名为《老港正传》），这是个一语双关的名字，主人公姓“左”，叫左向港。银都机构老总听完，说了四个字：“很有味道。”

老左有三样宝贝：墙上劳工子弟的初中毕业证书，他没有读高中，注定只能做一个影院放映员；爸爸惟一留给他的照片，站在刚刚解放的天安门前，所以他一生最想去的就是北京天安门；第三样是他床头的证书，有他的名字“左向港”。

“你以为左派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吗？你每年秋天吃蛇羹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工会的地方。”《老左正传》的导演赵良骏不希望讨论政治，他只是想进行一场集体回忆。

赵良骏没有参加任何运动，但他的童年是跟左派交织在一起的：他最喜欢吃的金华火腿，来自国货公司；他喜欢的楼下的旗海，是左派搞运动拉上的；中学参加课外美术辅导班，也是左派人士组织的。

赵良骏很怀念跟着左派学素描的日子，学到了很多苏联式的扎实的功底：“他们不会灌输给你任何东西，只是教你学画。”学画期间，最“左”的一次经历是去内地写生。当时内地还没有开放，辅导班组织学生去还是乡村的深圳写生。写生的地方有个很大的戏院，三层楼高，很华丽，平常没有什么人看戏，蝙蝠就建成了一个蝙蝠巢。每晚这里放电影的时候，蝙蝠就在银幕前飞来飞去。

赵良骏跟左派打交道的经历，都让他感觉“很酷”：“左派数量其实一点都不少，香港有两次人口调查，第一次人口调查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全香港400万人，左派有1/4，香港现在有700万人，左派起码超过40％。”

岑建勋：当年游行被抓，就像驾照被扣分一样！

片中演老右派的岑建勋，生活里是一个著名的“左派”。“我们是火红的一代”，岑建勋在香港过着每天读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文选的生活。

“以前大家上街游行都会替对方考虑，这几天我有事，不要抓我，抓你吧。”左派上街示威，肯定会被抓。有一年岑建勋被抓了13次，他算了下觉得不对劲，就跑去找被抓了七八次的人商量，如果他再被抓到，肯定要去坐牢了，不如明天他们上街被抓一下吧——岑建勋说起当年被抓，就像说起驾照被扣分一样。

“那时候跟政府作对，代价你是付不起的。”1982年，岑建勋已经变成了资本家，他跟洪金宝去韩国搞剧本，一进韩国海关就被韩国抓了。洪金宝很纳闷，问他是不是带了大麻——如果他们早两年去韩国，事情会比带大麻还麻烦。原来，1972年岑建勋代表学联去东京参加过反对韩国的示威，十年过去了，记录还没有被改。

黄秋生：五星红旗和像章都很酷

饰演“左向港”的黄秋生也是一个左派。1967年岑建勋搞运动的时候，他才6岁。从小，黄秋生读《红旗》杂志，参加过保钓运动，家里挂过毛泽东像。黄秋生向往岑建勋的年代，可当他长大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大型运动了。1978年，黄秋生16岁，他的惟一“左”的行动，就是去一些地下书店——那个书店是岑建勋的后继者开的。

“我经常去买无政府主义的书、买像章、买五星旗。”黄秋生跟着阿姨住，家里墙上挂着毛泽东像，还有自己写的标语。他觉得五星红旗和像章都很酷，觉得资本主义不好，压迫人。

直到有一年黄秋生跟着家人去台湾的时候，海关告诉黄秋生的舅舅，他不能过关，因为他家里挂着毛泽东画像，这时黄秋生才知道，自己因为去地下书店，也被监视了。

霍英东：抗美援朝为国“走私”

第一代香港左派，首推2006年10月去世的霍英东。霍英东、安子介、何贤、马万祺等港澳富商，正是在1949年前后的战火纷飞年代，与中共接近并结下深厚的友谊。

在1949年至1971年加入联合国之前，中国大陆遭遇差不多长达22年的被围堵状态，迫使中共“统战”出一批“红色资本家”。当时，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认为，培养一些红色资本家，利用这些人来突破英美国家的围堵，帮中国去吸收外汇、开展对外贸易、打通国际关系，吸引非洲兄弟投票。当时惟有的两个对外出口，就是澳门和香港。

“这的确可以说是‘战火中的友谊’，最关键的就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韩战，这是判断你是亲中共还是反中共的依据。当时敢去走私医疗物品、后勤物资的，真是要冒着生命危险。”香港时政评论员谭志强说。

当时，由于中国没有制空权，美国飞机天天在香港、澳门巡逻，看到可疑的船只，就直接扔炸弹。而中共的海军也不成熟，国民党的军舰在珠江口游弋，偷运军需物品到内地、支持抗美援朝的风险非常高。

在这种情形下，有人想到了霍英东。霍英东回忆说：“当时全香港大概只有我有这么多船，还有一批伙计，而且我自己是水上人，熟悉港口情况和水情。所以他们找上了我，要求我用船把那些物资运到内地。我只是负责运输，收取运输费。”就这样，霍英东开始了运送抗美援朝物资的工作。霍英东清楚记得：“从1950年到1953年的3年间，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我们加班抢运到蛇口，一天都没有耽误过。”

尽管“出去了就不知道能不能回来”，霍英东等人还是把一船船、一箱箱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港澳运往内地。在赚得百万港元的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了深厚的政治资本。

马万祺：一直仰慕中共政权

长霍英东四岁的澳门富商马万祺，一开始就对新政权表示了好感，1949年解放军攻占南京之时，他欣然做诗称，“倒悬已解人欢畅，歼尽顽军早建邦”，对中共政权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马万祺与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友谊为人熟知。1949年，叶率部收复广西和海南岛时，军用物资匮乏。时任澳门中华工商总会副会长的马万祺，协助南光公司（内地在澳门开设的公司）进行筹办，抢运大批粮食和五金器材、汽油等物资至内地。

1950年广东粮荒，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叶，又通过马万祺和何贤，从澳门运进大批粮食，解决了粮荒。同年4月，中央政府首度邀请港澳商界人士赴内地观光，华侨工商俱乐部会长黄长水（黄后任广州市副市长、政务院侨办副主任）任团长，马万祺任副团长。

在广州市，马万祺见到了叶剑英，叶握着马的手说，“你为祖国做了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何贤：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

1940年代初，马万祺得了肺病，请著名的柯麟医生诊治。病治好了，两人也成了朋友。马万祺又介绍何贤认识了柯麟。柯麟是位老共产党员，受党组织委派，于1935年前后移居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从事地下工作。

何贤与柯麟，职业不同，身份背景也不一样，但柯麟的为人令何贤钦佩不已。何贤晚年曾回忆说，我们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他没向我讲过半句宣传共产党的话，我是从他做人的态度上，看出他的进步的！他对绅士太太渔民车夫同样悉心诊治，穷人来看病，他少收甚至不收钱。后来，为了能给更多的穷人服务，他每日用半天时间到慈善性质的镜湖医院义诊，弄得自己入不敷出也在所不惜。我和他走在街上，不断有人向他问好、致意。看着人们脸上流露的真诚的爱戴，我心里好感动。

不久，柯麟把何贤也拉下了“水”。他对何贤说：“贤弟，你也加入镜湖吧。你平时也常常济贫扶弱，但那只是帮了个别人，加入镜湖，就可以帮助澳门广大的劳苦众生。那才是功德无量啊！”于是在1945年，何贤加盟镜湖医院，1950年起直至逝世，连任该会主席，义务任职长达37年。何贤幽默地说：这个位置没人跟我争。

何贤说：柯麟的为人实在令我敬重。同时我也觉得，要搞好澳门人的生活，要令澳门生意繁荣，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于是，由柯麟介绍，何贤到大陆参观访问，并和共产党建立起了长久的关系。

六七风暴：香港已是“左香港”

无论是在国民政府时期还是建政初期，中共领导人始终坚持一条八字箴言，即把香港纳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计划，不希望香港陷入混乱。然而，随着“文革”红潮从北京涌向全世界，香港终未能幸免。第二代香港左派正是在这个激情过头的岁月中，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各种运动、各种斗争。

1967年5月，“反英抗暴斗争”由工人罢工开始。最初这只是工人的自发行动，后来左派公会接入，代表工人向资方争取权益，并开展一系列抗议行动，上街静坐、贴大字报、召开各行业工人起来声援。

5月11日下午，各界代表手持《毛主席语录》举行示威游行，然后静坐罢工，学习毛主席语录。港府再度出动大批军警并动用武力镇压，致使四百人被捕。5月15日，外交部“革命造反派”核心人物姚登山表示坚决支持香港通报的革命造反精神，北京举行十万人集会，支持香港的斗争。香港新华分社立即发动各新闻单位、工厂、学校、电影公司和其他中资机构的干部群众到港督府进行示威游行，张贴大字报，声讨港督戴麟趾迫害香港同胞、残暴镇压中国工人的行径。

5月16日到20日，一些左派报社领导、商业协会会长、著名电影明星等纷纷到场示威，大有安营扎寨、日夜包围港督府之势。不久香港左派领导小组成立了“联合指挥部”、“香港割接同胞反英抗暴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决心把英殖民主义者“斗臭斗垮”，并迅速由文斗演变成武斗。随着武斗不断升级，“斗委会”发动群众搞“菠萝战”，即制造真假炸弹安放在市区、接到和撤柜上，以达到“震撼港英统治”的目的。同时，人们还从广州偷运枪支弹药到香港武装工人，要把香港变成“臭港”。一时间，香港交通陷入瘫痪，市面一篇萧条，经济陷入低谷，市民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斗争升级：金庸被左派列为头号“汉奸”

面对“六七暴动”，金庸的态度一直很明朗，他完全是站在港府一边，支持他们的政策。所以，汉奸、走狗、卖国贼等帽子漫天飞来，他面对的是左派四面八方的诅咒、辱骂。在香港一间国货公司的橱窗最显著的位置，还展出了左派眼中的“十大汉奸”，金庸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

1967年8月24日，香港商业电台著名男播音员林彬因为在节目中批评左派的暴行，被左派浇上汽油，活活烧死。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香港，新闻界人人自危，但《明报》还是接连发表了《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评，愤怒谴责左派令人发指的暴行进行，郑重表示为了维护香港和平与稳定，愿意与同业一起坚决斗争。因此，金庸也被列入左派分子暗杀的六人黑名单——其他五人包括立法局议员李福树、简悦强等。金庸家也曾收到一个邮包炸弹。暗杀的阴影笼罩在金庸头上，他只好带着家人到新加坡暂避。

期间，承印《明报》的印刷厂曾被捣乱，几百位左派分子还气势汹汹赶到南康大厦，扬言要火烧《明报》。幸亏《明报》事先已有所防备，将编辑部的标志拆了下来，还在大门外安装了铁闸门，字房工人甚至把铸字用的铅熔成为铅液，以备暴徒来犯时防卫。汹涌而来的人流一下子没找到编辑部所在，等找到时，铁闸门关上了。混乱中大队警察赶到，《明报》才免于一劫。

老左仔们：成了最惨的一代

现任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当年也是“进步青年”，在学校散发传单，结果以煽动叛乱罪被判两年监禁。现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当时在《远东经济评论》实习时，曾到狱中采访曾德成。曾表示，当时的香港实在太颓废，是个人人只顾尽快赚钱的城市。他对殖民地统治深感恶心，于是选择了共产主义，投身反政府阵营。

不少“左”倾的大学生都与曾德成抱有相同的想法，他们为与港英政府对抗而拒绝进入政府机构做事，转而为国营公司效力，包括到国货公司担任搬运工人。很多人甚至以为北京政府支持香港进行“文革”，甚至有人以为香港有可能在1970年代来临前，被迫回归中国。这些社会的精英虽然牺牲自己的前途而加入国营企业，但他们的努力并未得到国家的认同。到了香港经济起飞，这一班人因为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逐渐与社会脱节。

“1966年那一代是最惨的一代，他们思想单纯，不论有没有念大学，都对英国人统治、葡萄牙统治很反感。他们认为‘文革’是个好事，希望把‘文革’搬到香港来，去对付英国人。结果很多人被抓，活活打死在监牢里面。”香港时政评论员谭志强说。

1976年抓“四人帮”对这些人打击最大。一些曾经的左派表示：“虽然我被英国人打，没问题，因为我是为国作奉献嘛，结果打完以后呢，最后中央还说你们是错的，你们跟错人了，跟‘四人帮’走。”到现在为止，香港左派都很不愿意提此事。

1976年以后，香港的激进学生、干部、专业人士，特别是社会精英那一批人，跑的跑，走的走，很多人甚至改弦易辙，投奔“死对头”港英政府。

走向主流：抛弃清教徒式的意识形态

告别幻灭的革命激情，回归香港传统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第三代香港左派大多选择从商。他们没有背着“老左仔”三个字，他们没有那种被迫害又被出卖，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情绪。“从政的往往都是念中文、新闻、政治、公共行政的这些人。不搞政治没饭吃这种人他才搞政治，这些不是香港最好的一批人。最好的那批人根本不从政，只是运用他在中国大陆的关系赚钱。他们因为受“文革”的影响，觉得政治太可怕了。你叫他捐钱回大陆、助学救灾，他们都愿意，但是你叫他抛头颅、洒热血，算了，不必了。”香港时政评论员谭志强分析道。1984年中英谈判之后，1985年过渡期正式开始，第三代左派成为在大陆投资设厂的主力军。经过近30余年的发展，这些人也是目前香港社会的中坚分子。

在全民“向钱看”的背景下，香港的左派政治力量似有断代之虞。

前民建联主席马力，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曾任《香港商报》副社长，是民建联乃至整个左派阵营的“笔胆”。马力心直口快，有关“八九政治风波”的言论弄得满城风雨，也被讥讽为严重缺乏政治智慧。尽管如此，自2007年8月，马力因癌症病逝后，左派阵营似乎找不到一位能与之旗鼓相当的人。

《信报》评论员洪清田认为，三、四十年前，香港社会以经济和工商贸易为主轴的主流价值和生活现实，大部分香港人营营役役追逐的，都是左派否定的，要打倒的。三、四十年后，香港传统左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因中国内地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而全面向右转，以经济和商贸挂帅，把以前否定的东西无条件、无保留肯定和神圣化、绝对化。在经济和商贸为主导下，香港传统左派抛弃一些表面的清教徒式意识形态，向港人看齐，与港人合流。

而前民建联副主席程介南直言，左派中人仍被视为怪物，“这是历史造成的，出来混，就要想到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左派自己要努力打破这种社会分野，争取民众认同，变成主流：“真正理性的左派要明白港人治港是大家的事，不是左派治港，不是非要你左派上台不可。”

左派翻身？我们对社会也很有承担、很有贡献

有评论文章认为，香港回归17年时间，左派的崛起已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现象。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性事件，是曾荫权改组香港政府后，由著名左派曾德成出任民政事务局局长一职。

评论说，作为《大公报》的前总编辑、连续四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曾德成可谓根正苗红。曾氏从“昔日阶下囚”一跃为“今日座上主”，可谓天地翻覆。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家英表示：“江山代有人才出，不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都会面临自然的时代交替，慢慢老一辈的人走进历史，但是也有新的人出来。关键就是整个左派或亲中派，有没有因为一代人走进历史，它的整个民意支持度都下降，出现萎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出来。假如不是民众对左派越来越用一种正面的角度看的话，就不可能发生这些改变。第一代、第二代左派的人慢慢在社会上证明他们不是极端的人，对社会是很有承担、有贡献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民意调整。”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目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归类成“亲中派”，梁爱诗、曾德成的重要性，所得到的职位估计将会越来越高。例如，梁爱诗2006年已经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甚至有可能会在未来被选为政协副主席。

“在国家政治范围之内，在香港特区政治里面，我都相信香港的亲中派和亲建制派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发挥空间将越来越大。”王家英说：“主要就是香港回归10年，民众对左派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是越来越看清楚左派不是极端的人，而是对社会有承担、有社会理念、有国家理念的一些人，所以才会赢得越来越多人一种认同。”

左派群体，无论是三代之中的哪一代，也许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政治标签来概括他们。

对于香港这样一个特别的群体，我们对“左向港”们的人生充满了尊敬。因为他们身处于功利的、资本主义的香港，而却选择、倾向于一种后来被否定的革命。即使说他们是一种狂热，但至少可以认为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的感召。

（本文来源：大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