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薄西山的新自由资本主义

日薄西山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激流网来自视觉艺术家John B. Ledger（约翰 B. 莱杰）的系列作品“新自由主义的逻辑（2010）”（论文报纸，70X110cm）。

乌特萨·帕特内克（Utsa Patnaik）是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英文简称JNU，中文简称尼大）经济研究与规划中心的名誉教授。她的著作包括《农民阶级分化》（1987），《长期过渡》（1999），《饥饿共和国和其他随笔》（2007）。普拉巴特·帕特内克（Prabhat Patnaik）是尼大经济研究与规划中心的名誉教授。他的著作包括《资本主义下的积累和稳定》（1997），《金钱的价值》（2009）和《重新构想社会主义》（2011）。

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的《帝国主义时代》是一部论述了战后政治非殖民化无法否定帝国主义现象的经典作品。此书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一方面，它遵循列宁的脚步，全面介绍了当时资本主义是如何在全球运作的。另一方面，它提出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较少讨论的问题——帝国主义的需要。在此，马格多夫不仅强调了第三世界原材料对大都市资本的重要性，而且还驳斥了原材料价值在制造业总产出中所占比例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这一重要性的论点，指出没有原材料就没有制造业。[1]

马格多夫的焦点集中在帝国主义严重抵制第三世界经济非殖民化，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控制着自己的资源的时期。（在这里）他强调了帝国主义使用的全部武器。但他的写作时间早在新自由主义开始之前。今天，我们不仅拥有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背景，而且新自由主义政权本身也走到了尽头。当代帝国主义必须在这种环境下讨论。

全球化与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权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全球性生产过剩的预期趋势，其次唯一可能与政权内部这种趋势相反的，是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它无法轻易被发现，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会使经济重新陷入危机。简言之，用英国经济史学家萨缪尔·贝里克·索尔（Samuel Berrick Saul）的话来说，对于当代都市资本主义来说，没有现成的市场，例如一战前的殖民主义和二战后政府干预时期的国家开支。[2]

出现生产过剩的预期趋势，是因为各国实际工资的增速在世界经济中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明显增加的迹象，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速确实会导致世界产出中剩余的增加。正如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垄断资本》中所说的那样，按照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ł Kalecki）和约瑟夫·斯坦德尔（Josef Steindl）的理论，经济盈余份额的这种上升，或者从工资到盈余的转变，具有减少总需求的效果，因为靠工资生活的人的平均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高于靠剩余价值生活的人。[3]因此，假设给定一个与任何时期相关的投资水平，这种转变将倾向于减少消费需求，从而减少总需求、产出和产能利用率。反过来，产能利用率的减少会降低投资水平，从而进一步加剧消费方面的需求减少效应。

虽然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上升，是资本主义下的无处不在的现象，也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特征，几乎不需要解释，那为什么实际工资的增速在世界经济中几乎停滞不前呢？答案在于当代全球化的独特性，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将生产运动从大都市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以便利用后者普遍的较低工资水平去满足全球的需求。

从历史上看，尽管劳动力从来没有而且现在仍然不能自由地从第三世界转移到大都市，资本虽然法律上可以自由地从后者转移到前者，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除了矿山和种植园这些只是强化而非破坏国际分工的殖民模式。[4]世界经济的这种分割意味着，大都会的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不受第三世界庞大的劳动力储备的限制，因为第三世界的劳动力储备本身就是由制造业的转移造成，是通过去工业化（来自都市商品的竞争）和盈余流失（很大一部分经济盈余，通过对农民的税收政策，不再花在本地手工产品而是用于补贴出口到都市的初级商品）双重作用的。

当前的全球化打破了这一局面。资本从大都会流向第三世界，特别是向东亚、南亚和东南亚迁移工厂，利用它们较低的工资来满足全球需求，导致了世界经济的衰退，使得大都市工资的增长受制于第三世界的劳动后备军。毫不奇怪，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指出的那样，2011年美国男性工人的实际工资率并不高——事实上比1968年还要低一点。[5]

与此同时，这场“搬迁运动”尽管促使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取得感人的成绩，但这并未导致第三世界劳动力储备枯竭。因为当代全球化的另一个特征：在放纵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反对小生产者，包括第三世界的农民，他们早期在一定程度上被后殖民主义政权制度保护，免于大资本国（国内和国外）的的侵害。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这种保护消失了，导致这些生产者的收入受到挤压，而且往往是从他们的土地上彻底剥夺，然后被大资本用于其各种所谓的发展项目。就业人数的增加，即使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大得惊人的第三世界国家，也远远低于劳动力的自然增长，更不用说吸收来自流离失所的小生产者队伍的额外求职者。因此，劳动力储备永远都有剩余。实际上，恰恰相反，劳动力得到进一步扩大，是因为实际工资继续与维持生计水平挂钩，即使是在大都市，工资也受到限制。因此，整个世界经济中实际工资的增速仍然受到限制。

虽然当代全球化如此导致了生产过剩的预期趋势，但是可能改善状况的国家支出在现行制度下已经不能再继续了（根据Baran和Sweezy的说法，美国过去通过增加军事开支进行应对）。财政部门通常反对通过扩大支出来增加就业这种直接的国家干预方式。这一反对意见表明，它不仅反对对资本家征收更大的税收，而且反对为此类支出融资而产生更大的财政赤字。显然，如果较大的国家支出是由工人的税收资助的，那么它几乎不会增加总需求，因为工人无论如何都要花掉大部分收入，所以国家拿走这笔收入花掉，并没有增加额外的需求。因此，更大的国家支出只有通过财政赤字，或通过增加对那些拥有一部分未用完或存储下来的的收入的资本家的税收才能增加就业。但这些正是金融资本所反对的两种国家支出融资方式。

我们可以理解它反对资本家扩大税收，但它极力反对财政赤字的原因何在？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任何经济理论都无法否认财政赤字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反对的根源在于更深层的社会原因：如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变得要依赖国家促进就业，那么这将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国家想要激发资本家的活力消失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认知也会促使他们发问：如果政府可以提供就业机会,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资本家?正是对这种潜在危险的本能认识，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才会否定国家为刺激就业而做出的一切努力。

在全球化体制下，这种自始至终存在的对立变得十分关键。只要金融资本仍然是国家性的，即以国家为基础的，而国家是民族的国家，那么国家就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战胜资本，就像二战后资本主义面临生存危机期间。而一旦金融资本全球化，这就意味着它可以自由地跨越国界，而国家此时仍是一个民族国家，削减财政赤字仍是其维持正常运行的关键。如果国家违背跨国资本的意愿而出现巨额财政赤字，资本会轻易地撤出这个国家，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因此，国家屈从于全球化金融资本的需求，并且在扩大内需时避免采用直接的财政干预政策。。国家转而投向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政策的施行是由财富持有者决定的，因此不会有损他们的社会地位。但也正因如此，货币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这一点早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就得到了印证，当时甚至将利率降至零也几乎无法使经济得到复苏。[6]

也许有人认为，在美国不会出现这种国家政府被迫服从于金融资本的需求，为了扩大就业而避免财政干预的现象。美元被全球财富持有人们视作黄金，这使得美国可以免受资本外流的影响但在美国，有另外一个因素也不容忽视：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美国财政赤字扩大所产生的需求将大量外泄，这将增加其外债（不同于鼎盛时期的英国，美国没有任何殖民地转移带来的回报），从而在其他地方创造就业机会。这一事实使得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下任何财政政策都无力提振需求，即便美国也不例外。[7]

因此，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制下，国家支出不能对抗全球生产过剩的先发制人趋势，这种趋势使得世界经济摇摇欲坠地依赖于偶尔出现的资产价格泡沫（主要在美国），而这充其量只能暂时缓解危机。这一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道路注定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采取保护主义来缓解失业率，正是清醒地看到对这条路已走到尽头。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必须摆脱新自由主义游戏的规则，试图去缓解失业/就业危机——于此同时，通过减税弥补受到影响的资本家，并确认没有对自由的跨境金融流动施加限制——这些表明新自由主义游戏的规则早已不再可行。

行不通的新自由主义道路带来的影响

这条行不通的新自由主义道路至少带来四方面的影响。第一，与20世纪最后十年和21世纪初相比，世界经济将会面临更高的失业率。当时，美国的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相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诚然，美国今天的失业率似乎处于历史低点，但这显然是一种误导：今天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2008年的水平，这反映了低迷的工人效应。依据这一较低的参与率判断，美国的失业率实际是相当高的——约为8%。

事实上，如果美国的失业率真的低至官方数据显示的4%，特朗普是不会在美国实施保护措施的。当然，在世界其他地方，2008年后的失业率仍然明显高于以前。事实上，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数据最能说明当前美国就业严重不足。当前美国经济从危机中复苏乏力，这个时期与二战后头十年的复苏时期非常相似：这十年里，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从未在一个季度内达到过80%，并伴随着投资的停滞。[8]

正如1931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以及其他以邻为壑的政策，如果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确实导致美国大量失业人口外流，那么它将招致报复并引发贸易战。而这场贸易战只会通过抑制全球投资来加剧整个世界的经济危机。事实上，美国一直在针对中国，一些报复性措施也已经出现。但是美国的保护主义如果没有招致全面的报复，只能是因为美国的失业人口外流是微不足道的，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地方的失业状况都不容乐观。但无论我们持有怎样的观点，世界今后都将面临更高的失业率。

关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将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讨论一直存在。但21世纪初全球的宏观经济与先前的经济形势完全不同的事实却从未引起广泛的讨论。

根据前面的讨论，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并非依靠个别国家，而是有一个全局状态或几个主要国家联合行动反对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并采取一致的财政政策刺激世界经济，那么经济也许会复苏。这种协调的财政刺激方案是由一群德国工会主义者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提出的[9]，当时它未被采纳，而在当前的背景下，它甚至都不可能被拿出来讨论。

这条行不通的道路带来的第二个影响是，对第三世界的经济体而言，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基本已一去不返。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美国对发展势头较好的第三世界出口国，甚至其他大都市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表明，依赖世界市场推动国内增长的战略已经不再奏效。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包括在出口方面尽显优势的经济体，如今将不得不更多地向本国市场倾斜。

这样的转变并不容易;这将需要促进国内农业发展，捍卫小生产，转向合作生产方式，确保收入分配更加平等，所有这些都需要重大的结构性转变。对于较小的经济体，这也将要求它们与其他经济体联合起来，提供经济发展允许的最小规模的国内市场。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的末路还意味着，有必要改变到目前为止在各国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

新自由主义末路的第三个含义是，一系列第三世界经济体即将陷入严重的国际收支困难。这是因为，它们的出口在新的情况下将是疲软的，这一事实本身也将阻碍资金流入它们的经济体内。这部分很容易获得的资金，使这些国家更早地出现国际收支经常账户赤字。在现有的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第三世界国家将被迫采取紧缩措施,这会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收入剧降，使人民的生活条件恶化。这同样会导致这些国家进一步向国际资本移交本国资产和资源，并且愈发无法过渡到一个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战略。

换句话说，在现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式将加强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经济的控制，特别是那些在新形势下被迫陷入不可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不是这个大国的帝国主义，也不是那个大国的帝国主义，而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在金融帝国主义的世界下，甚至连这些国家国内的大资产阶级都是同国际金融资本相勾结的，也是和他们国家自己的劳动人民势不两立的。

新自由主义末路的第四个表现是世界范围内法西斯主义的高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踏入末路之前，甚至在还能够保持合理增长率和就业率的时期就已经把世界推向了更大的饥饿和贫困。例如，1980年世界人均谷物产量为355公斤(1979-81年三年期平均产量除以三年期中期人口)，2000年降至343公斤，2016年持平于344.9公斤（这一数字的很大一部分用于乙醇生产）。显然，在世界经济增长时期，人均谷物摄入应该增加，特别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仅是直接摄入，而且是直接和间接摄入，后者通过加工食品和动物产品中的谷物饲料实现。人均谷物产出的绝对下降无疑会导致人均谷物摄入的下降，这也同样表明世界上相当一部分人口的营养水平出现了绝对恶化。

但这越来越多的饥饿和营养贫困没有立即引起社会上任何的重大的反抗，因为首先在新自由主义下社会上形成统一的反抗力量本身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资本的全球化使得它难以捉摸的目标），也因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而也提供了问题可能在一段时间的发展中得以解决的希望。例如，贫困的农民可能会希望，如果接受他们现在的命运而不反抗，他们的孩子在接受一定的教育后在未来的岁月里会生活得更好。

简而言之，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石就是对增长的承诺。但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向末路，这种承诺消失了，这种意识形态支撑也消失了。为了维持自身，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开始寻找其他一些意识形态支持，并找到了法西斯主义。这使得主流话语从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转向所谓的对国家的威胁，将人们日常生活的痛苦归咎于和社会主流不同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少数群体而非现有政治体制的失败，这些社会上的他者被描绘成敌人。这样的社会话语投射出一个现有体制所谓的弥赛亚，其肌肉力量可以神奇地克服所有的问题；它也促进了一种非理性的文化，这样一来，无论是对社会上他者的诋毁，还是“天降伟人”假想的魔力，都可以置于任何理性的质疑之外；它利用国家镇压和法西斯暴徒的街头治安来共同恐吓对手；法西斯话语体系与大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或者用卡莱茨基的话说，“大企业和法西斯暴发户的伙伴关系”。[10]

所有现代社会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法西斯集团。他们只有在得到大企业的支持时才会占据舞台的中心，甚至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掌握国家机器。当满足三个条件时，就会出现这些情况：出现经济危机，使体系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地继续下去；通常的自由主义建制派机构明显无力解决危机；而且左派力量还不够强大，无法为人民提供另一种选择，以便走出困境。

这最后一点乍一看可能有些奇怪，因为许多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大资产阶级求助于法西斯主义，是为了对抗左翼力量的增长。但当左派构成严重威胁时，大资产阶级的反应通常是试图通过让步来分裂它。只有当左派被削弱时，它才会利用法西斯主义来支撑自己。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曾说过，“每一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背后都有一场失败的革命”，这句话也指向了这个方向。

过去和现在的法西斯主义

然而，当代法西斯主义在许多关键方面都与上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有所不同，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不愿把当前的现象称为法西斯主义热潮。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总结历史的相似之处，可能能发现其中的关键。虽然在前文所述的某些方面，当代法西斯主义的确有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的现象，但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必须注意的严重差异。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当前的法西斯浪潮使许多国家的法西斯分子掌握了政权，但还没有出现上世纪30年代那种法西斯国家。即使掌权的法西斯分子目前正企图把整个国家政权推向法西斯主义，他们是否会成功尚没法预测。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今掌权的法西斯主义者无法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因为他们选择接受金融全球化的体制。这包括特朗普，尽管他奉行保护主义。然而，在上世纪30年代，情况并非如此。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国家制度所带来的恐惧，在一定程度上被法西斯主义当权者通过由政府借款提供资金增加军费开支，以克服大规模失业、结束大萧条的能力所掩盖。相比之下，当代法西斯主义者缺乏克服国际金融资本对政府的财政行动的反对的能力。无法通过任何途径，甚至是通过加大军事支出，创造更大的需求、产出和就业。

如前所述，这种激进的财政政策要求政府通过向资本家征税或通过财政赤字来增加支出。金融资本反对这两项措施，而全球化使这种反对具有决定性。即使政府恰好是均由法西斯分子组成的，资本家反对的决定性仍然存在。因此，被“财政清廉”所束缚的当代法西斯主义，甚至不可能暂时缓解人民面临的经济危机，也不可能为向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国家过渡提供任何借口，这使得这种过渡变得更加不可能。

另一个差异也与金融全球化现象有关。20世纪30年代的特点是列宁早些时候所说的“帝国主义间的竞争”。法西斯政府的军费开支，尽管把各国从大萧条和失业中拉了出来，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重新划分一个已经分裂的世界”的战争。法西斯主义是战争的始作俑者，它在战争中自我毁灭，毫无疑问，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代价。

然而，当代法西斯主义所处的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远没有那么激烈。有些人认为帝国主义竞争的微弱证明了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反对列宁帝国主义间竞争持久性论述的，关于 “超帝国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考茨基和列宁都在谈论一个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本质上从属于国家（即德国、法国或英国）的世界。当考茨基在谈到寡头政治对手之间休战的可能性时，列宁则认为这种休战只是暂时的现象，而竞争则是普遍的。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不是以国家为基础的金融资本，而是来自特定国家的金融资本被纳入国际金融资本的主体中的国际资本。这种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不希望世界被分割成敌对势力的经济领土;相反，它希望整个地球对它自己不受限制的行动开放。因此，大国之间的竞争之所以停止，不是因为它们宁愿停战而不愿战争，也不是因为它们宁愿和平分割世界而不愿强迫重新分割，而是因为物质条件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不再是这种选择的问题。世界已经超越了列宁和考茨基，也超越了他们之间的争论。

在这个法西斯高潮的时代，我们不仅不会有大国之间的战争(当然，我们会谈到，应该还会有其他战争)，而且，同样，这个法西斯高潮也不会通过其他任何灾难性的战争而熄灭。我们很可能看到的是一种残余的凶残指数比较低的法西斯主义，当它掌权时，不一定会消灭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也不一定消灭反对派肉体，甚至可能允许自己偶尔被投票赶下台。但是，由于它的继任者政府，只要它仍然在新自由主义战略的范围内，它同样无力缓解危机，法西斯分子很可能重新掌权。不管法西斯分子有没有掌权，他们都会在歪曲社会和政治上，甚至是在促进金融全球化的共同利益中保持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并因此永久保持“大企业和法西斯暴发户之间的伙伴关系”。

换句话说，由于当代法西斯浪潮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自我毁灭，因此必须通过超越产生它的关键时期——新自由资本主义走进死胡同时来克服它。劳动人民的阶级动员围绕另一套不需要直接以新自由资本主义为目标的过渡性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提供一种初步方法来摆脱这个关键时期并为最终超越它指引方向。但这在新自由资本主义政权内固然是不可能实现。

在第三世界的环境下，这样的阶级动员并不意味着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与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无休止的斗争。正相反，由于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同样被法西斯主义者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话语边缘化，他们也愿意改变针对人民生活物质条件的观点，毫无疑问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政权环境下这样的改善不可能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话语中的改变本质上主要的是一种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行为。经验告诉我们，作为这一变化话语的一部分的宣称在新自由主义下是无法实现的，这为将左派超越新自由资本主义提供辩证干预的余地。

帝国主义的干预措施

即使法西斯主义在融入了国际金融资本的国内金融资本的支持下会在“新自由主义走到死胡同里”的紧要关头长期存在，第三世界劳动人民对更好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追求将打破法西斯分子的沙文主义话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三世界的环境下，沙文主义并不反对帝国主义）。

实际上，走到死胡同的新自由主义，不得不依靠法西斯分子来重新接受在新自由主义的繁盛时期被排除了有意义的政治活动，因为大多数政治力量几乎都囿于相同的新自由主义议程。（拉丁美洲的历史不一样，因为新自由主义到达是通过军事独裁到达这边大陆，而不是通过被大多数政治力量或多或少的默认接受。）

这种复苏的政治活动必然会给某些国家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带来挑战。帝国主义，即我们所说的维持国际金融资本霸权的整个经济和政治体系，将至少以四种方式迎接这些挑战。

第一种方法是所谓的资本自发外逃。任何试图使该国脱离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政治组织，甚至在其当选之前就会出现资本外逃，使该国陷入金融危机，从而削弱其选举前景。并且如果它仍有可能当选，那么即使在它上任之前，外流也只会增加。人民在那个阶段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困难很可能使政府打退堂鼓。摆脱新自由主义政权的转型之难，可能足以让一个以工农为支持的政府屈膝。准确的说是为了挽救工农的短期困境或避免失去他们的支持而使政府屈服。

在存在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即使实施资本管制，为此类赤字融资也会带来问题，因此有必要实施一些贸易管制。但这就是帝国主义的第二个工具发挥作用的地方：大都市国家实施贸易制裁，然后哄骗其他国家停止从实施资本管制的被制裁国家购买商品。即使后者不顾资本外逃的企图而成功地稳定了经济，实施制裁也会成为一个额外的打击。

第三个武器是拉丁美洲正在经历的那种所谓的民主或议会政变。过去的政变是通过当地武装部队进行的，这必然意味着实行军事独裁，而不是民选的文职政府。现在，帝国主义利用各国内部因资本外逃和实施制裁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以恢复民主的名义，通过法西斯主义或同情法西斯主义的中产阶级政治因素来促进政变，这是追求新自由主义的同义词。

如果这些方法都失败了，很有可能会诉诸经济战争(比如破坏委内瑞拉的电力供应)，最终诉诸军事战争。今天的委内瑞拉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在新自由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预将会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时代，反抗将会越来越成为这些国家的特征。

这种干涉在两方面引人注目。一是大都市国家之间的虚拟一致，这强调了在全球金融资本霸权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悄无声息的竞争。另一方面是，在大都市国家内这样的干预命令的支持程度，从右派到自由派分子。

尽管有这样的反抗，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无法抵挡它长期面临的挑战。它没有重塑自身的愿景。有趣的是，在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当资本主义濒临陷入危机时，国家干预作为复兴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的想法已经被提出，尽管它的流行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开始。[11]今天，新自由资本主义甚至不知道如何恢复和振兴自己。像第三世界的国内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直接干预这样的武器，不能长久地把它从反对它的群众的愤怒中拯救出来。

注释

1.哈利·马多夫著,《帝国主义时代》(纽约:月刊，1969年出版).

2.萨缪尔·贝里克·索尔，《英国海外贸易研究》，1870-1914(利物浦:利物浦大学出版社，1960)。

3.保罗·A·巴兰和保罗·M·斯威兹合著，《垄断资本》(纽约:月刊，1966年出版)。

4.最早认识到这一事实及其重要性的作者之一是保罗·巴兰(Paul Baran)在《增长的政治经济》(纽约月刊出版，1957)一书中写道。

5.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阻碍经济复苏》，《纽约时报》2013年1月19日。

6. 要讨论最近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乐观情绪是如何消失的，请参见C·P·钱德拉塞卡尔(C. P. Chandrasekhar)和贾亚蒂·高希(Jayati Ghosh)在2019年4月8日的《印度商报》(the Hindu Business Line)上发表的文章《萌芽的消失和另一场危机的可能性》(Green Shoot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nother Crisis)。

7. 这种殖民转移在维持英国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长期繁荣方面发挥的作用，参见Utsa Patnaik,“回顾‘流失’,或从印度转让到英国的资本主义在全球扩散的背景下,”在农业和其他历史:比奈布尚乔杜里编辑的文章,艾德。Shubhra 茶卡巴缇和Utsa Patnaik(德里:Tulika, 2017), 277 - 317。

8.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研究，弗雷德，《产能利用:制造业》，2019年2月(更新于2019年3月27日)，http://fred.stlouisfed.org

9.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在《大萧条中的世界》(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40周年)一书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奥克兰:加州大学出版社，2013)。

10. 米加勒卡莱茨基,“政治方面的充分就业,”《政治季刊》(1943)可以在mronline.org上查看

11.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基本上主张在新形势下进行这种国家干预。参见他的文章，在《十大经济学家》中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 - 1946)》(伦敦:乔治•艾伦与安文，1952)。

作者︱乌特萨·帕特内克、普拉巴特·帕特内克

来源︱《每月评论》2019年第3期（第71卷）

翻译︱韩珊、喜东东、李鹏程、高山

校对︱蜉蝣、菜菜、光耀、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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