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著名社会学家和世界系统理论的开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去世，享年88岁。在这本第一次用英语出版的具有开创性的晚期作品中，沃勒斯坦描绘了西方左派在过去和未来的轮廓。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关于左翼与国际主义关系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左翼如何在21世纪规划新的前进道路的问题。
本文最初由人类科学研究所以法文形式版出版成书，书名为《全球左翼：昨天、今天、明天》（La gauche globale: Hier, aujourd'hui, demain），书中还收录了埃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Pablo González Casanova）、詹姆斯·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ames Kenneth Galbraith）、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尼吕费尔·格尔（Nilüfer Göle）和米歇尔·维奥尔卡（Michel Wieviorka）的回应。
这本小册子近日被译作英文，由Verso出版。《澎湃新闻·思想市场》近日推出的沃勒斯坦纪念特辑，组织了沃勒斯坦晚期这篇长文的中文翻译，以飨读者。这篇文章不只系统地勾勒出了全球左翼的历史脉络、现实困境与未来的可能性，也呈现出了沃勒斯坦晚期的思想图景。
2019年8月31日，著名社会学家、世界体系分析方法的提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逝世，享年88岁。
左翼社会运动和中左翼政党几乎总是宣称其价值观和政策是国际主义的。众所周知，他们的做法绝非空谈。我们将在三章的内容中尝试探讨在三个时期的左派实践，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希望证明，今天已经出现了“全球左派”，但他们不仅受到全球右派的质疑，而且还受到自称左派或至少是中间偏左的党派的质疑。
一、资本主义与反体制运动：1789-1968
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少数群体剥削其他群体的制度。而被剥削者们总是尽其所能进行反击。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出现在“长十六世纪”（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将1450-1640年称之为“长16世纪”，译者注）的现代世界体系，在攫取大多数人的剩余价值方面表现得极为有效。它通过利用等级制度的标准体制和两极分化的新特征来达到其目的。
结果是剥削程度不断增加。这种两极分化目前表现为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现在1%的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令人愤慨。在现代世界体系中，99%的多数人的反抗最初主要有两种形式：要么自发起义，要么逃到1%的少数无法行使权力的地区。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企业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日益机械化和集中化，令城市化程度日益提高，于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城市化反过来为工人阶级挑战权力的剥削模式开辟了新的途径。
法国大革命通过传播两个新概念进一步改变了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一个是关于变革的概念。当然，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以前，变革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和例外的，一切变动注定要回归传统规范。“革命”一词说明了这一点，它最初的意思是旋转了360度的轮子，结束于它开始之处。今天，这个词的语义完全相反——革命在社会和政治术语中用来描述与过去的决裂，而不是回到过去。我们可以把这种用法视作对“变化的常态”的信念。
第二个与主权概念有关。这里有两个问题：什么是主权？谁是君主？直到16世纪左右，我们才开始谈论国家的主权——从国家的外部来说，主权的意思是一个国家对法律或决定的控制不受其他国家的控制；在国家的内部，其核心法律和决策不受任何内部团体的否决。这一双重含义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争议，尽管应该指出，直到国家成为了国际系统中的司法结构时，这一双重概念才正式成立。
更困难的问题是关于谁行使国家主权的争论。历史学家通常把在某些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出现了所谓的专制君主（absolute monarchs）的世纪称作“长十六世纪”。专制君主声称他们是元首。专制一词的意思是说，无论内部还是外部，元首的权力都免受任何人的审查。当然，这是一种重要的主张，而不是现实。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君主的专制主义经常受到贵族或权贵的挑战。他们倾向于声称，专制君主应该放弃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将权力让渡给一个由君主和贵族共同行使主权的议会机构。法国革命者对这两种观念都提出了挑战，他们坚持主权属于“人民”，而不是统治者或贵族。
这两个概念——“变革的常态”和“人民的主权”——是一些新事物的基础，比如地缘文化（geoculture）。这种地缘文化遍及整个历史体系，并使“人民”对体系的彻底“变革”合法化。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对支配性的权力的威胁，三种现代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应运而生。
每种意识形态都代表了一种政治行动纲领。保守主义是最先出现的也是最直接的回应，尤其是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的著作中。保守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否认重大变革的审慎性甚至可能性。保守派重申了当地传统精英的决策的是最重要的，他们往往得到了宗教机构的支持。
自由主义作为遏制危险的另一种方式出现了。自由主义者认为反动的保守主义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的镇压，总是弄巧成拙的，会迫使被压迫者公开反抗。相反，自由主义者表示，精英阶层应该接受某些变革的不可避免性，名义上要服从人民的主权，但是，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而危险的过程，只有专家才能谨慎地做好，其他人都应该允许专家做出关键的决定。因此，自由主义者设想了一个缓慢而有限的社会转型过程。
激进主义是最后出现的意识形态。它最初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附属品。激进分子认为依靠专家的社会转型只是换汤不换药。他们主张，下层社会应该在民主精神和平等主义理想的指导下，尽快进行制度转型。
1848年的世界革命标志着三种意识形态——右翼保守主义、中间派自由主义和左翼激进主义——关系的转折点。它始于2月份巴黎的一次社会起义，激进左派似乎夺取了国家权力，哪怕只是暂时的。这场起义对大多数人来说出乎意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巨大的惊喜，对精英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这让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很害怕，以至于他们悬置了此前一直存在的巨大分歧，并组成了政治联盟来镇压社会革命。法国的镇压过程基本上持续了三年，最终的结果是建立了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第二帝国。
当时泛欧世界发生的不仅仅是社会革命。同年，1848年，欧洲大部分地区纷纷爆发了民族起义——尤其是匈牙利、波兰、意大利和德国。历史学家称这些起义为“民族之春”（Spring of Nations）。就像巴黎的社会革命一样，这些不同的民族主义起义在几年内被镇压了。
这两类发生在1848年的事件——法国的社会革命和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革命——迫使这三种意识形态的信徒重新考虑其基本战略。保守者注意到，1848年只有英国没有发生动乱。从表面上看，英国没有起义似乎很奇怪，因为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激进势力最广泛、最活跃、最有组织性。然而，在1848年的泛欧世界风暴中，它是唯一一个风平浪静的大国。
保守党后来意识到，历史学家后来也证实，英国保守党发现了一种遏制激进主义的方式，这种方式远比强力镇压有效。至少二十年来，英国保守党一直在对社会和制度变革的要求做出让步。这些让步实际上相对较小，但它们的反复妥协似乎让激进者相信了变革正在发生。1848年后，英国的例子说服了其他地方的保守派，特别是欧洲大陆的保守派，去效仿英国的例子修正他们的策略。这一修正使得保守派更接近自由主义中间派的立场。主要的修辞差异在于，保守主义版本，在“开明保守主义”的标签下，积极地在地方机构而非国家机构中扮演主要角色。
与此同时，激进者对所发生的事情同样感到不安。1848年以前，激进分子采用的主要策略要么是自发起义，要么是乌托邦式的撤退。1848年，激进分子观察到他们自发的起义很容易被平息，乌托邦式的逃避也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必须用“有组织的”革命来取代自发性——一个需要时间、耐心并创立官僚结构的纲领。这种策略的转变使激进分子更接近中间派自由派的立场。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激进主义的版本中，扮演着指导变革的专家角色的人只能是激进的官员。
最后，自由派也从1848年的世界革命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他们开始强调自己的中间派立场，而不是以前对抗保守派时的角色。他们开始意识到战术的必要性，这种战术会将保守派和激进分子拉进他们的轨道，把他们变成中间派自由主义的变体。凭借努力，他们在很长时间内——直到后来的1968年世界革命——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正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我们看到了反体制运动的组织出现。有两种主要类型——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以及不那么强势的运动，如妇女运动和族裔/种族/宗教运动。从某种简单的意义上来说，这些运动都是反体制的：他们与现存的权力结构进行斗争，试图建立一个比现存的更民主、更平等的历史体系。
然而，这些运动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例如，如何界定最受压迫的群体，应该优先考虑哪些运动的目标等等。这些各种运动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第一个根本性的争论是，在建立新的历史体系时，国家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人认为，国家是由体制内的精英建立的结构，精英阶层通过这种体制可以控制其他人。因此，国家是一个在此变革中需要回避的敌人，各运动必须不断与之斗争。因此，主要的策略必须是教育和改变那些被压迫者的心理，使他们成为永久的反抗者，实现民主、平等世界的价值观，并将其传递给他人。
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家是统治精英的工具，在社会运动的政治战略中不能忽视其作用。他们认为，如果这些运动不能夺取国家权力，统治阶级将利用他们的力量——军事和警察力量、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来粉碎所有的反体制运动。获得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是他们改变历史制度的政治战略中最关键的因素。因此，这些运动的首要任务必须是控制国家。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着手改变世界。我们把这称为“两步走”战略。
第二个争论是在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前者坚持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基本斗争是每个国家内部资本所有者(“资产阶级”)和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可供出售者（“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民主和平等在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而且还在不断恶化。由此可见，变革的真正“历史行动者”是无产阶级。
民族主义运动对世界有着不同的评价。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国家要么被内部占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控制，要么被外部势力控制。他们认为，最受压迫的人是被剥夺了自治和民主权利的“人民”，因此生活在日益不平等的历史体系中。由此可见，真正的“历史角色”是被压迫的民族。只有当这些被压迫的民族在自己的国家掌权时，人们才能期望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平等的历史体系。
这两种分裂——放弃国家权力还是首先夺取国家权力的分裂；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历史角色与认为被压迫民族才是真正行动者之间的分裂——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都坚持“垂直（vertical）”结构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们都坚持认为获得国家权力的成功之路在于反体制的结构（这是社会运动的现有状态，也是民族主义运动设想的虚拟状态）。他们说，除非所有其他类型的反体制运动都服从于“最首要的”运动，否则反体制运动的目标无法实现。
例如，以妇女或女权运动为例。这些运动在历史上，特别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坚持男女之间存在不平等和不民主的关系。他们认为，反对所谓的“父权制”的斗争至少和任何其他斗争一样重要，是她们最首要的最关心的运动。与这种观点相反，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都认为，主张女权运动的独立作用削弱了他们自身的目标，因此女权主义“客观上”是反革命的运动。
“垂直”运动承认，社会或民族主义运动中可能有女权运动的同情者。然而，他们同时认为，女权主义期望的变革，只能是“主要”历史行动者（无产阶级或被压迫民族）要求实现的结果。实际上，垂直运动的建议是将女权运动的斗争推迟到后革命的时代。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运动，如工会运动或社会定义的所谓“少数群体”运动（无论是按种族、族裔、宗教或语言）。所有这些“其他”运动必须服从于主要运动并推迟实现他们的要求。他们只能是主要运动的附属品，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反革命的。
十九世纪，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都发展缓慢。它们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才开始在政治上引发关注。那时的运动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们或许引人注目，但在组织和政治上仍然相当薄弱。“运动可以实现国家权力”的想法，充其量只是一个信念问题，但凡对现代世界体系中各方力量有清醒的评估，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想法。
第二，他们的组织都是以建立国家为目的的。他们自称在精神和实践上是“国际主义者”。但现实是，他们的领导人和成员都在寻求在特定国家内可以实现的目标，并且总是优先考虑国家导向的利益。
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社会主义国际会议上，各党派都谴责民族主义，并重申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拒绝一国资产阶级对另一国资产阶级发动战争的可能。几天后，战争爆发了，尽管如此，各个议会的社会主义成员还是以民族主义爱国者的身份投票支持战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这一民族主义承诺的著名人士。直到后来在一个国家掌权，其民族主义才显现了出来。
尽管反体制运动的政治力量从那以后继续缓慢增长，但直到1945年，它们似乎仍然相对较弱。因此，在1945-1970年期间，垂直的反体制运动确实实现了两个步骤中的第一个，这多少有些令人吃惊。几乎在所有地方，他们都获得了国家权力。现代世界体系政治舞台的这种突然转变需要详尽的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两次重要的周期性转变的开始。它标志着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A阶段（康德拉季耶夫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存在约50-60年为一循环的经济周期现象，A阶段为上升，B阶段为下降）的开始和美国在世界体系中无可争议的霸权时刻。不把反体制运动放在这个背景下，就无法理解它在全球范围内突然取得的政治成功。最能揭示问题的是美国霸权，它可以被视为地缘政治力量的准垄断（quasi-monopoly）。霸权周期的时间非常长，但最高点——真正的霸权——实际上相当短暂。事实上，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只有三个这样的高点——十七世纪中叶的荷兰共和国、十九世纪中叶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和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每一次最多持续50年左右。
在实现全面霸权之前的阶段，每次都是陆上大国和海/空大国之间的斗争。发生在十七世纪的那场战争被历史学家称为“三十年战争”。主要的竞争在荷兰（海权）和西班牙（陆权）之间。这是一场单独的战争而非持续的战争。它涉及当时所有的主要力量。没有简单的意识形态界线将双方分开，因此联盟经常发生变化。它对人、财产和基础设施都有很大的破坏性。最后荷兰是明显的胜利者。
类似地，从1792年到1815年，英国（海权）和法国（陆权）之间爆发了一场“三十年战争”。最近的“三十年战争”是1914-1945年间美国（海/空力量）和德国（陆地力量）之间的战争，众所周知，这场战争以德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霸权建立在巨大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并结合了政治、文化和军事力量。截至1945年，美国能够将所有这一切整合到自己的优势中。1945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遭受工业工厂和主要农业场所破坏的重要工业国。事实上，恰恰相反，战时生产使他们的生产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扩张和高效。此时，美国的生产效率如此之高，即便加上运输成本，它也可以在其他国家以比当地更低的价格销售其主导产品。这些设在美国的准垄断企业得到了国家在保护和增强其专属特权方面的积极保障。
其结果是，在现代世界体系500年的历史中，全世界的剩余价值生产出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扩张。虽然美国是主要受益者——它的国家、它的企业、它的居民——但世界范围内产量的增加给大多数国家都带来了一些好处，尽管程度远低于美国。
主要产品的准垄断的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自我清算。这有几个原因。第一，这些主导产业中的准垄断企业所享有的高资本积累率，使它们成为寻求进入这些产品的世界市场的其他生产商的诱人目标。这些生产商窃取或购买必要的技术知识来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他们利用在其他政府中的影响力来对抗准垄断的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
此外，很明显，如果没有顾客，就没有必要销售效率最高的产品。事实上尤其是在美国影响范围内的国家，顾客太少，因此，美国政府积极援助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重建，以便为美国制造业提供客户，并保证这些“卫星政权”的政治忠诚。
此外，只要准垄断企业有效运作，龙头企业最担心的就是任何形式的停产，因为停产涉及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向工人做出工资让步而不是冒险罢工在短期内更有经济意义。实际工资缓慢上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提高生产成本，削弱准垄断相对于潜在竞争对手的优势。
到20世纪60年代，西欧和日本经济地位的改善可以从一个关键的主导产业——汽车——的戏剧性逆转中看出。大约在1950年，美国汽车制造商可以在西欧和日本的国内市场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销售汽车。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情况正好相反。西欧和日本汽车制造商开始渗透美国国内市场了。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非美国企业确实成功地打入了世界市场。结果是世界市场竞争加剧。正如许多经济理论家一直认为的那样，这无疑让许多消费者受益。然而，与此同时，它降低了过去准垄断企业的盈利水平。因此，美国生产商必须考虑如何将因资本积累速度下降而遭受的损失降至最低。
随着美国资本家对生产的准垄断正在消失，美国对地缘政治力量的准垄断也在消失，开始其不可避免的衰落，这对于美国资本家来说是毫无益处的。为了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必须先看看它是如何在1945年左右建立起来的。我们已经提到了生产效率方面的优势，以及这一优势是其政治和文化优势的基础。然而，确保全面霸权还有最后一个因素，那就是军事领域。在1939年之前，美国没有在军事技术和人力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这是使他们能够取得生产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在1939年之前，美国反而将其集体资源主要投资于提高其工业效率。它没有把太多的资源用于改进军事机械。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集体资源的分配。突然间，美国成为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美国赢得了与德国发展原子武器的竞赛。事实上，美国通过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显示了其高于德国的军事研发生产实力。
当日本投降时，美国面临一个新问题。美国国内的情绪非常赞成缩减军队规模。战争结束了，应该让被征召的士兵退伍回家。美国面临的问题是，一个霸权国家不能放弃军事。1945年，另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是苏联。与美国不同，它没有急于解散军队的迹象。很明显，如果美国要保持霸权地位，它必须与苏联达成一些协议。
他们确实做了这样一笔交易，我们把它委婉地称为“雅尔塔”。“雅尔塔”实际上并不是指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的实际决定，当时的三巨头是美国、英国和苏联。“雅尔塔”是美国和苏联共同承诺的一套未签署的默契协定，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挥着作用。
事实上，有三种这样的默认安排从未被公开承认，甚至经常被否认。第一，因为划分美苏的影响和控制区，世界将会出现分裂。这条线或多或少会在两军于1945年结束的地方划定，如德国中部从北向南的分界线——奥得-内斯河线（Oder-Neisse line），朝鲜的三八线。实际上，这些界线意味着美国将在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苏联将在另外三分之一的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协议是双方都不会试图通过使用武力来改变这些边界。
交易的第二部分与经济重建有关。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美国生产商需要客户。马歇尔计划加上与日本的类似安排可以为这些客户提供经济援助。美苏之间的默契是，美国将向其所在地区的国家提供这种经济援助，但不向苏联所在地区的任何国家提供这种援助，在那里，苏联可以自由安排其认为合适的事务。苏联随后建立了经互会（COMECON），这是一项对苏联极为有利的经济安排，却以牺牲其卫星国为代价。
最后，交易的第三部分是所谓的冷战。冷战指的是双方相互谴责，每一方都宣称自己的优点和不可避免的长期意识形态胜利，以及对方的邪恶阴谋。协议是相互谴责决不意味着取消协议的第一部分，事实上是要无限期冻结边境。冷战言论的实际目的不是改变对方，而是保持双方卫星国的忠诚。
尽管协议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在苏联解体前基本上占了上风，第二部分至少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但这种舒适的安排开始受到几个因素的侵蚀。雅尔塔所代表的事实上的国际现状一点也不为当时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所喜欢。第一个主要持不同政见者是中国共产党，它直接拒绝了斯大林提出的与国民党达成权力分享协议的建议，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之后，受到中国的启发，越南人坚持要控制整个越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坚持要获得完全独立，古巴人坚持要武装自己，反对美国的入侵。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第三世界的力量迫使苏联出手，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苏联和美国成功地确保任何人都不使用核武器，因为这违反了相互克制的承诺。
美国积极投入军队的越南战争在几个方面削弱了美国的霸权。美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它迫使美国放弃金本位制，从而降低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杠杆。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本质上是政治性的。美国武装部队当时正在使用征兵制度来获得所需的士兵。这意味着中产阶级青年，尤其是大学生，被征召服兵役——并经历大量的死亡或重伤。反叛的人数越来越多，迫使公众讨论美国参战的好处。这场辩论最终使美国公众舆论反对参与其中。事实上，它使美国公众舆论开始反对任何类似的军事介入——所谓的越南综合症。美国不得不放弃义务兵役制度，代之以自愿入伍。但这只是改变了政治问题的焦点，正如后来的政府所发现的那样。
最糟糕的是，从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角度来看，美国输掉了这场战争。美军最终被迫不光彩地撤出所有军队，其对手越南独立同盟会占领了整个国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单一政权。这次失败后，共产主义政权在老挝和柬埔寨也获得了有效的权力。全世界都目睹了美国霸权的失败。这次失败强化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观点，即美国的军事力量没有看起来那么有效。大家都开始相信毛泽东的“纸老虎”概念了。因此，可以合理地说，从这一点来看，美国不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霸权国家，而是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其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减缓世界体系中自身力量的衰落。
1968年的世界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这是一场简单意义上的世界革命，它发生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发生在当时三个独立“世界”的每一个地方。这是一场世界革命，它的两个主题以不同的地方语言存在于世界各地。
第一个主题是革命者拒绝美国霸权（“帝国主义”），但有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些革命者同样谴责苏联与美帝国主义的“勾结”，这就是他们对隐性雅尔塔协定的解释。实际上，他们拒绝了冷战的意识形态主题，也尽可能地拒绝承认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谴责老左派，理由是这些运动实际上并不反体制，而是与体制勾结。
他们指出了历史性的两步走战略，并说老左派运动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第一步——夺取国家权力，但并没有以任何严肃的方式改变世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经济不平等仍然是巨大的而且在不断加剧。各国家并不更加民主，甚至可能更不民主。阶级差别并没有消失，只是被重新命名了，资产阶级变成了高级官僚。因此，革命者拒绝了老左派的运动，并将其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
诚然，革命者无法长期保持真正的政治力量，但他们的努力确实造成了重大的影响。1968年的世界革命改变了地缘文化。中间派自由主义对其他两种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结束了。中间派自由主义没有消失；它被简单地简化为三个中的一个。激进的左翼和保守的右翼重新成为世界舞台上完全自主的角色。
紧随这些运动之后发生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康德拉季耶夫所谓的的衰退阶段导致全球经济停滞的结果。面对突然成为人们生活中心的经济困难，几乎在所有地方，创建全球左派新运动的尝试——所谓的新左派绿色运动、新起义运动——都得到了短暂的支持。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进行重大战略转变，以减缓其霸权衰落的速度。为此，美国启动了三重项目。第一个与它与过去的主要卫星国西欧和日本的关系有关。它为现在经济上更加强大、政治上更加动荡的政权提供了一种新的安排。美国主动提出重新定义他们的角色，把他们变成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伙伴”。为实现这一新关系，建立了各种机构，如三边委员会、七国集团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实际上，美国提出，它理解合作伙伴可能参与美国不赞成的地缘政治行动——例如，西德的东方政策，苏联和西欧之间的石油管道建设，对古巴的不同政策。美国接受了这一政策独立性，前提是它的独立性是有限的。
第二个方向是放弃将发展主义作为一项政策的主张。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每个人（西方、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似乎都赞同国家“发展”的概念，这意味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受过教育阶层的增长、新兴产业的保护以及国家机构和官僚机构的建设。突然间，美国及其所谓伙伴的全球语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现在支持被叫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实施完全相反的实践，出口生产将取代对新兴产业的保护。国有企业将被私有化。国家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支出将大幅削减。最重要的是，允许资本自由跨境流动。这一处方被命名为华盛顿共识，撒切尔夫人对此发表了著名的声明：“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 or TINA）。这项任务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除非各国同意遵守这些新规则，否则IMF拒绝提供它们因经济衰退而急需的贷款，。
新战略的第三部分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结束所谓的核扩散。本质上，美国必须接受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核武器的现实，但他们希望名单到此为止。它向所有其他国家提出了这一提议。一项条约将规定，五个核大国将寻求削减其核武器，并向其他签署国提供援助，令其获和平目的的核能，前提是其他国家放弃获取核武器。众所周知，四个国家拒绝签署该条约，并继续试验核武器。这四个国家是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南非，但还是有许多处于发展核武器不同阶段的其他国家加入了这一秩序并终止了他们的核计划。
事实上，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的所有美国总统基本上都遵循了这种对美国三重战略的重新定义。它确实减缓了美国的下跌，但没有完全停止。新生的保守党右翼，现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者，发现这个新的地缘政治框架非常有利于他们运动的快速发展。世界话语稳步向右移动。大多数不适应这种新话语的政权都下台了。最终，被象征性地定义为成功的旧左翼政治的象征，并被（无论是共产党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认为是不会改变之物——苏联，从内部崩溃了。
这场崩溃在西方世界被誉为冷战的胜利。这种解释忘记了这一事实，即冷战的意义不是“赢”，而是维持它作为世界体系的支柱。事实证明，苏联的崩溃不仅会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还会削弱新自由主义右翼的运动。
关键的地缘政治事件是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1991年），始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伊拉克一直反对英国将科威特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然而，它位卑言轻。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期间，伊拉克政权得到苏联的支持；它在20世纪80年代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当时美国鼓励它与伊朗进行徒劳无益的战争。
截至1990年，从伊拉克的角度来看，局势令人沮丧。他们为毁灭性的两伊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欠债权人相当多的钱，其中最大的债权人是科威特。此外，他们认为科威特正在通过倾斜钻井侵占伊拉克的石油。但最重要的是，当时正在解体的苏联无法控制伊拉克的局势。这似乎是清算伊拉克债务和消除长期以来科威特对伊拉克的威胁的有利时机。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美国在最初犹豫之后，调动了必要的部队将伊拉克人赶出科威特。然而，这一行动从两个方面暴露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弱点。首先，美国无力承担自己的参战成本，得到了其他四个国家90%的补贴——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德国和日本。其次，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面临胜利的美军是否会驻军巴格达的问题。他谨慎地认为这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不明智的。此后，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仅限于实施各种制裁。萨达姆·侯赛因仍然掌权。
与此同时，苏联的解体及其所有前卫星国追求独立政策的可能性，导致所有前卫星国迅速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在几年内，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下层人民生活水平的负面影响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响，昔日的共产党（在改名之后）重新掌权，推行温和的社会民主计划。与此同时，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也开始壮大。由于难以实现“西方的”政府模式与“西方式的”经济提升，其中许多政府变得相当不稳定。
从那时起，反体制运动开始复苏。对苏联解体的最初反应是情绪上的震惊，这导致了各地左翼运动的沮丧，甚至包括长期以来对苏联不满的运动。然而，在这种悲观的观点持续了几年后，全球左派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新的曙光。一些运动拒绝承认现在的全球右翼必胜的种种话语，全球左翼的话语可能会重新兴起。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康德拉季耶夫B阶段所涉及的全球停滞对反体制运动的影响。然而，还有另一个因素，这不是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而是长期趋势的结果。在历史系统的持续生命周期中，每次周期性衰退都不会回到以前的最低点，而是总会回到稍高的一点。从长期来看，长期趋势必然达到难以推进的程度。在这一点上，系统已经远离了平衡。我们可以称这一点为历史体系结构性危机的开始。
这一切将我们带到了今天，也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终结的危机。这将是下一个章节的主题。
二、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左派的困境
为了分析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给全球左派带来了什么不同，我们必须看看以前的情况。
在大约1945年到1968年我称之为世界革命的这段时间里，全球左派从1848年世界革命时的非常微弱的地位上升到了似乎非常重要的全球地位。他们通过推行所谓的两步战略做到了这一点，即各运动首先要获得国家权力，其次再改变世界。
这一战略使他们能够在1945-1968年期间在世界大部分体系中获得国家权力。然而，这也正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通过主导产品的准垄断实现剩余价值最大扩张的时期。这也是美国无争议的世界霸权时期，这是地缘政治力量最广泛和最集中的准垄断时期。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反体制运动夺取国家权力的最不利氛围。不过，这绝非反常，而是唯一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时期。
然而，第一步——反体制运动夺取国家权力——根本没有导致第二步——世界转型。相反，这标志着第二步的反体制运动近乎被放弃。这种近乎放弃反过来解释了1968年的世界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革命力量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废黜所谓的传统左派，即已经掌权的只完成了第一步的反体制运动。
一如既往，康德拉季耶夫A阶段之后是全球停滞的B阶段，事实上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一阶段。此外，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美国开始缓慢衰落，并在2001年，由于旨在恢复美国霸权的入侵伊拉克行径，导致其陷入了目前所处的瘫痪困境。
因为世界体系像所有系统一样（从整个宇宙到最小的纳米系统），不是永恒的，而是有一个可以分为三个时刻的历史性的生命轨迹：历史体系的创造；利用体系规则正常生活的功能；以及标志着该体系不可能继续运行的结构性危机，这时的体系进入分岔和混乱的动荡，并最终导致所有参与者的斗争，使分歧不断加剧。
大多数人问，为什么现代世界体系的两种主要节奏——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不能简单地无限期持续下去。非常简短的回答是，由于其长期趋势，整个系统已经偏离平衡太远，再也不可能恢复平衡。我们现在必须详细解释这些长期趋势是什么。
在历史系统的持续生命周期中，每次周期性衰退都不会回到以前的低点，而是总会回到稍高的一点。把它想象成向上两步，在向100%渐近线移动的百分比曲线上向下一步。从长期来看，长期趋势达到了难以进一步推进的地步。在这一点上，系统已经远离平衡。我们可以称这一点为历史体系结构性危机的开始。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达到了它的结构性危机，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三种基本生产成本稳步上升：人员成本、投入成本和税收成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者通过使这些成本的总和尽可能低于他们能够销售产品的价格来获取利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也会上升，超过潜在买家购买商品的期望价格。这时不再可能通过生产积累资本。也就是说，全球有效需求开始下降。这就在实际成本的上升和有效需求的下降之间形成了张力。
这三个成本都很复杂，因为每种成本都由几种不同的子成本组成。人事成本一直是最透明的。在这些成本中，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非熟练劳动力的成本。从历史上看，随着康德拉季耶夫A阶段的工人参与工会，非熟练劳动力的成本随之上升。在康德拉季耶夫B阶段，生产者的主要回应是搬迁工厂，将生产转移到“历史上工资较低”的地区。也就是说，企业家需要吸引农村劳动力，这些农村劳动力与世界劳动力市场的联系较少，他们愿意为较低的实际收入而工作，因为他们从未赚到过这么多钱。从这个意义上说，雇主和非熟练劳动力都可以感觉到他们正在获益。双方的愉快合作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几年后，这些工人会习惯他们的新环境，并会参与工会行动。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生产者便开始考虑其他地区。对企业家来说，这种解决方案依赖于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基本上不参与世界市场的农村工人。这种工人的全球供应已开始逐渐枯竭，这可以通过当今世界体系的大规模去乡村化来衡量。
非熟练劳动力的成本只是人事成本的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中层人员（有时被称为“干部”）不断增加的成本。他们的数量一直在增长，生产者在两方面都很依赖他们。第一，从组织上来说，他们需要处理扩大的公司复杂结构。第二，在政治上，他们可以从两方面抑制非熟练劳动力日益增长的工会需求。如果工人坚持工会权利，中层人员可以协助压制那些非熟练劳动力；另外，非熟练劳动力如果提高生产效率和自身能力，就可以成为中层人员——这一晋升可能经常用来“激励”最有效率的非熟练劳动力（如工头）。面对非熟练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常规解决方案是通过机械化和自动化将他们扫地出门。新的工作随之出现，用白领工人取代所谓的蓝领工人。然而，近年来，劳动力的减少也开始影响到白领工人，他们的工作也开始由机械化接管。
实际上，最大的人事成本增长发生在最近几十年的第三个人事成本，即上层管理者的人事成本。那些身居管理职位的人能够利用他们作为守门人（gatekeepers）的职位来索取巨额佣金，他们的报酬是从投资者（股东）的利润中提取的。结果是，与过去的成本相比，今天的人事成本非常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在投入成本方面，情况类似。生产者试图通过转移三种主要的支出来保持低成本：清除有毒废物、更新原材料、修复基础设施。大约500年来，有毒废物处理几乎不需成本——只要倾倒在公共空间就行了。但是全世界的公共空间已经快饱和了，全世界环保运动的压力要求生产者彻底处理有毒物质。这只能由各国家来完成，且不可避免地提高税收。它还导致各国迫使生产商从内部承担这一成本，这也降低了盈利能力。公共空间的稀缺是生产者成本上升的原因，这类似于未参与市场经济的乡村地区的枯竭也是生产者成本上升的原因。同样，原材料的更新问题在500年来几乎都不需要考虑。今天，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供给的缺乏和需求的飙升突然导致了世界范围内能源、水、植被和基本食物（尤其是鱼和肉）的严重短缺。短缺反过来导致了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分配物质需求的激烈政治斗争。另外，基础设施是生产和商业销售的关键因素。历史上，生产商只需要为基建支付部分费用，将大量的成本转移给了其他国家。鉴于翻新和扩建基础设施的成本不断上升，各国发现自己无力承担巨额成本，这导致了全球运输和通信设施的严重恶化。
最后，税收也一直在稳步上升，尽管金额巨大的逃税似乎持续不断。首先，政府税种繁多——不仅是广为人知的国家税种，还有各种地方和中间结构税。说到底，这些资金不仅用于支付官僚机构的费用，还用于满足反体制运动提出的对教育、卫生服务、终身收入保障（如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些保障共同构成了“福利国家”。尽管各国被迫削减福利国家的条款，但现实情况是，全球范围内这些支出仍然比过去多得多。
除了税收，我们每天都被腐败的报道连番轰炸，不仅仅是在相对贫穷的国家，在相对富裕的国家更是如此，毕竟那里可以偷更多的钱。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腐败的成本和政府征收的税一样多。最后，由于其他限制因素（特别是短缺），黑手党式的经营不断扩大也令企业家支付了更多的资金。
随着生产成本稳步上升（以向前两步、向后一步的模式），提高产品价格的能力，受到世界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大幅加剧的严重限制。
随着劳动力被自动化淘汰，有效需求下降。随着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减少，人们越来越担心生存，个人消费者和企业生产者都不愿意有风险的支出，这进一步降低了有效需求。因此，世界体系已经到了结构性危机，下层阶级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都找不到可接受的回报。他们的注意力必然转向可用的替代方案。
一旦我们陷入结构性危机，体系就会陷入混乱，曲线开始剧烈波动。该体系不再能以传统方式运行。它分岔了，这意味着两件事：
第一，这个体系绝对会完全消失，但不可能预测后继系统是什么。人们只能概括地描述两种替代方式，以便用新的体系秩序解决混乱。
第二，分歧导致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斗争，斗争的关键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究竟会选择哪一种替代方式。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不能预测结果，但我们可以造成些许影响。正是在这里，反体制运动具有潜在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右翼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似乎能够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政府，甚至包括历史上在老左派运动掌权后崛起的政府。新自由主义运动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苏联结构的崩溃及其在1989-1991年的解体。即使对那些1968年后批评苏联政策的运动来说，苏联结构的崩溃也是对全球左派的一个重大打击。几乎所有地方的左派都持悲观态度。
对于全球左派来说，随着他们能量的复苏，世界局势终于开始改变。在我看来，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1月1日，当时萨帕塔民族解放阵线（Zapatistas，西班牙语首字母缩写是EZLN）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崛起，宣布当地原住民自治。
那么，为什么在1994年1月1日？萨帕塔主义者选择了那一天，因为那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开始运作的日子。根据他们的选择，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向墨西哥和全世界发出了以下信息：恰帕斯人民长达500年的自治要求的戏剧性重现，既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也反对墨西哥政府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其对恰帕斯人民的压迫。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强调，他们无意夺取墨西哥的国家权力。恰恰相反！他们希望脱离国家，建设和重建当地的生活方式。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非常现实，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发动战争。因此，当墨西哥境内的同情力量推动墨西哥政府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停火时，他们完全同意。诚然，墨西哥政府从未遵守停战协定，但由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能够获得国家和国际支持，墨西哥政府受到了限制。
这种全球支持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追求的第二个主题的结果。它声称自己支持世界各地寻求更民主和更平等的各种运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恰帕斯召开了所谓的“星际会议”，他们邀请了全球左派人士参加。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也在这些会议中拒绝了党派斗争——老左派的模式。相反，他们宣扬全球左派运动的多元性和相互宽容。
全球左派的复兴在1999年得到了第二次有力的加强。全球右派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华盛顿共识》制度化，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内通过一项保障所有签署国知识产权的条约。这项条约将禁止签署国生产廉价产品（例如药品）供自己使用，或出售给其他国家。
西雅图会场有两个显著的方面需要注意。首先，有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在会外示威。示威包括三个从未联合过的团体：劳工运动（特别是美国主要的工会运动——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此外，这些团体的成员大部分是美国人，这证明了只有在“南半球”才能动员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论点是错误的。
第二个显著的方面是抗议成功了。它们使世贸组织会议中对抗议持同情态度的代表团坚决反对通过新条约。世贸组织会议没有达成条约，从那以后，任何通过该条约的企图都失败了。世贸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此外，西雅图抗议导致在抗议的技术和策略广泛传播，以至于国际会议的召集人开始将会议安排在偏远地点，在那里他们更有可能控制示威者的出现或抗议者的规模。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反体制运动第二次浪潮中的第三个重大发展——恰帕斯和西雅图之后，是阿雷格里港2001年的世界社会论坛（WSF）。最初呼吁召开2001年会议的是七个巴西组织（其中许多组织受到天主教的启发，但也包括主要的工会联合会）与法国的ATTAC运动。他们选择了世界社会论坛（WSF）这一名称，这与世界经济论坛（WEF）形成了鲜明对比。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举行了约30年，是世界精英们相互讨论和规划未来的主要场所。他们决定在达沃斯会议的同时举行此会议，以强调这种对比，他们选择巴西南部的阿雷格里港作为2001年会议的地点，以强调全球南方的政治重要性。
组织者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决定，会议向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人开放。他们还做出了更有争议的决定，即排除政党和抵抗运动组织。最后，在他们最具创新性的决定中，他们决定WSF既不设置官员，也没有内部选举或通过任何决议。这是为了建立一种“水平主义的（horizontalist）”方法来组织世界上的反体制力量，而不是“垂直主义的（verticalist）”的方法，因此是对旧左派运动的排斥。总而言之，他们选择了现在著名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作为会议的座右铭。
阿雷格里港会议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巨大成功。召集人原本希望吸引5000人，实际上10000人与会。可以肯定的是，最初的参与者主要来自巴西和邻国，以及法国和意大利。WSF在第一次会议上立即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他们决定继续举行阿雷格里港会议，寻求更多国家的人民参与。他们创建了一个国际理事会，通过共同指定的委员来监督未来会议的组织。
在随后的几年里，WSF在全球南方的不同地区举行了会议，与会者人数大幅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持续的成功。然而，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过去，WSF的困境开始凸显。从世界体系本身的演变来看，它们是容易理解的。在这一演变中有两个主要因素。第一个是2007-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危机，它让世界各地的评论家认识到世界体系中存在某种“危机”。第二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崛起——特别是但不仅仅是所谓的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这两个问题共同导致了一场关于巨大贫富差距和全球北方地缘政治主导地位之未来的公开辩论，并在评论者中引发了如何评估这些事件的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将其视为根本性的变化，还是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一次短暂冲击？反体制运动及其支持者对于如何评估不平等和“新兴”国家崛起的辩论同样矛盾。这也导致了WSF内部关于其成败的激烈辩论。
反体制运动现在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境。首先是是否要明确承认资本主义历史性结构危机的存在。第二是运动的短期和中期活动的优先事项是什么。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反体制运动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19世纪最后三十年的辩论——大概是在1968年世界革命中被驱除和埋葬的——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困扰他们。
我们已经概述了三次主要辩论。第一个涉及国家在实现不同历史体系中的作用。第二是在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关于谁是争取更公正的历史秩序的主要历史角色。第三种是chui主义者和水平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者坚持认为多个被压迫群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主要历史角色的优先考虑，后者坚持认为所有被压迫群体的要求同等重要和紧迫，任何一个都不应被推迟。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各种辩论。在世界社会论坛内部和更大的全球正义运动中，有人以各种方式回避国家权力，有人坚持认为获得国家权力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有些人坚持阶级斗争的优先地位（99%对1%），有些人坚持民族主义斗争的优先地位（南方对北方）。还有一些纵向主义者，无论是在WSF还是在更广泛的全球正义运动中都坚持联合的政治行动，还有一些水平主义者，坚持关注真正被遗忘的群体——全球最底层的人民。
这些辩论在拉丁美洲最为明显，因为它已成为各领域的全球发展的主要场所。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美国地缘政治力量的衰落，在20世纪最后十年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拉丁美洲出现了大量中间偏左或泛左翼的政府。委内瑞拉和巴西也以不同方式领导了一场运动，建立南美洲和拉丁美洲结构（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和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CELAC），将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此外，还建立了区域经济区及其结构（南方共同市场、南方银行）。
与此同时，这些左翼政府、中左翼政府，当然还有少数政治右翼政府都追求发展主义目标，包括违反当地人民传统的侵占性政策。原住民指责左翼政府在这方面和他们的右翼前任一样糟糕。反过来，左翼政府指责本土运动蓄意地与右翼内部团体和美国地缘政治保持一致。
最终结果是，全球左派在围绕新的体系秩序的政治斗争中出现分裂。全球左派试图通过将分歧转向一个相对民主、相对平等的世界体系（或多个世界体系）来建立新的体系秩序。当然，全球右翼也参与了一场关于策略的内部辩论，但这对全球左翼来说并没有什么安慰作用。
分析全球左派的种种选择的一种方法是，将它们放在一个区分短期和中期优先事项的时间框架内。我们都生活在当下（短期）。我们需要养活自己，找到住所，保持健康，然后生存下去。如果不认识到每个人的这种迫切需要，任何运动都不可能得到支持。因此，在我看来，所有的运动都必须尽一切努力减轻眼前的痛苦。我称这一行动为“最小化痛苦”。这需要各种短期妥协，但这仍然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最小化痛苦绝不会改变体制。这是典型的社会民主幻觉。它只是减少了痛苦。
在中期（即未来20-40年），全球左派和全球右派之间的辩论是根本性的和全面的，不容妥协，我称之为达沃斯精神（spirit of Davos）和阿雷格里港精神（spirit of Porto Alegre）之间的战斗。达沃斯精神呼吁建立一个新的非资本主义体系，但保留其最糟糕的特征——等级制度、剥削和两极分化。他们很可能会建立一个比我们现在更糟糕的世界系统。阿雷格里港的精神是寻求一个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的制度。我说“相对”，是因为一个完全平均的世界永远不会存在，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比以前好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可能取得进展。进步是可能的，但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我们不知道谁会在这场斗争中获胜。我们所知道的是，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每一个纳米级问题中的每一个纳米级时刻的每一个纳米级动作都会影响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用蝴蝶的比喻来结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了解到蝴蝶翅膀的每一次颤动都会改变世界气候。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对世界气候参数的改变非常微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参数的微小变化会不断扩大，直到出现实质性的变化。
在向新的世界秩序过渡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小蝴蝶，因此朝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倾斜转变的机会取决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作为积极活动者的努力不仅仅是“有用的”：它们是我们争取更美好世界的重要因素。
获胜的可能性是50%。但五五开的概率已经很高了。
三、分化与集体选择：转型策略
到目前为止，我在努力做两件事。一是概述全球左派未来面临的困境的背景。对我来说，这就是现代世界体系，是建立在资本无止境积累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我解释了这个系统在过去500年里是如何运行的。我认为，像从最大的（宇宙）到最小的纳米系统的所有系统一样，这个系统是一个有三个阶段的历史系统——它的最初形成，它根据支配系统的规则长期“正常”运行，以及它不可避免的结构危机。
在我所说的正常时期，现代世界体系有明显的周期性节奏，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和霸权周期。每一种节奏都是周期性的，它们的节奏都是“前进两步再后退一步”。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按原路回到上一次经济好转开始时的位置。为了实现其目标，每一种节奏都依赖于构建一种准垄断。准垄断的时间必然有限，因为它们总是在自我清算。
此外，我分析了生产的三个基本成本——人员成本、投入成本和基础设施成本——以及生产商寻求将这些成本最小化的方法。然而，这些努力只能部分实现。这些不完美的周期性节奏运作的结果，是500多年来一个上升的长期趋势。这些成本在可能获得的价格（有效需求）中所占的百分比稳步上升。它们最终达到了成本如此之高、离可能的平衡如此之远的地步，以至于导致了系统的结构性危机。
这场结构性危机的关键特征是体系分化。也就是说，现在有两条可能的、完全不同的路径可以让系统进化。在分歧中，人们可以肯定系统无法生存。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从本质上讲，无法预测分岔的哪个方向最终会占上风，从而创造一个新的历史体系。
在这个框架内，我概述了我们现代世界体系历史演变的某些转折点。一个是法国大革命，其历史重要性不是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讨论的。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既不是法国的政治转型，也不是法国的经济转型，而是整个现代世界体系的文化转型。法国大革命给世界体系留下了两个世界默认的文化概念：“变革的常态”和“人民的主权”。我称之为世界体系地缘文化的构建。
两者的结合可能会产生非常激进的后果。主权国家的人民或多或少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改变这个体系——这种信念必然被统治阶级视为威胁。之后，出现了三种如何处理这一新现实的版本。这三个版本是三种意识形态——右翼保守主义、中间派自由主义和左翼激进主义。每一种都是对这一新信仰的政治回应，我称之为现代世界体系中新建构的地缘文化。
我把1848年的世界革命解释为三种意识形态的关键对抗时刻。这种对抗以中立派自由主义在地缘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而告终。另外两种意识形态被简化成主导意识形态的替身。这种中间派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基本上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世界革命，其主要结果恰恰是将保守派和激进分子从他们对中间派自由主义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1968年后，这三种意识形态再次成为自主的意识形态，再现了最初的三联体。中间派自由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像1848年以前一样，沦为三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之一。
在大约从1945年到1970年的这段时间里，世界体系享有历史上最高的资本积累水平，也享有有史以来最广泛和最强大的对体系的霸权控制。正是因为现代世界体系在这一时期的目标方面运作得如此出色，才使得体系过于接近渐近线，并引发了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但是请记住，我要分析的是全球左派的概念，所以我首先试图解释的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在1848年世界革命遭到严酷镇压之后，全球左派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我认为，这一政治转变的关键结果是左派不再寄希望于自发起义，而是建立更稳定更长期的组织结构，并建立官僚体系。这一组织结构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形成。
这两种运动——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在它们关于三个问题的内部辩论中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运动与其国家的关系、主要历史行动者的身份、运动的垂直结构。在社会运动和民族运动中，胜出的战略是所谓的两步走战略——首先获得国家权力，然后改变世界。
这一策略的失败正是因为它成功了。1968年的世界革命是对几个现实的回应。第一个是霸权的帝国主义角色，以及革命者所定义的苏联和美国的勾结（雅尔塔协议）。第二个是这些运动的失败，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实现了战略的第一步，但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改变世界。第三是垂直主义战略的局限性和错误。
最初，全球右派能够在1968年后的二十年里利用当时形势。随后，大约在1994年左右，全球左翼重新开始推动变革。全球左派有三个连续的觉醒时刻：1994年恰帕斯的萨帕塔起义；1999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会议上，示威者有能力破坏保障所谓知识产权的新世界条约；以及2001年在阿雷格里港成立的世界社会论坛。
有待讨论的是全球左派在当前体系结构危机的剩余20-40年中的有用和可能的战略。为此，我需要提醒你经典的两步走策略失败的原因。
认为进步不可避免的信念实质上是去政治化的，尤其是当一场反体制运动上台后。1968年后，全球左翼支持一种反国家主义。这种向反国家主义的普遍转变虽然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庆祝者的欢迎，但并没有真正为后者的内部利益服务。因为事实上，反国家主义使所有国家结构非法化，而不仅仅是左翼政权的结构。因此，它破坏了（而不是强化了）世界体系的政治稳定性，并由此加剧了其系统性危机。
转变时期的政治不同于过去500年的政治。在政治上一切皆有可能的时候，当大多数行动者发现制定中期战略极其困难的时候，抓住优势和地位是一种策略。意识形态和分析上的混乱变成了普遍的现实，而不是偶然和短暂的变量。日常生活的经济学受制于现代世界体系已经习惯的波动，对此也有相对简单的解释。最重要的是，现在社会结构似乎不太可靠，人们赖以确保其直接安全的制度似乎摇摇欲坠。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反社会犯罪和所谓的恐怖主义似乎比过去更加普遍。这种感知，无论正确与否，都会产生恐惧。对此恐惧的反应是，由非国家雇佣部队组成的私人安保安全措施的扩大。
今天的全球右派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核心小组。然而，它们可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团体倾向于对全球左派采取镇压策略，另一种倾向于选择让步的政治。在过去，从最大限度地保持短期平静的意义上来说，选择让步似乎奏效了。在结构性危机带来的越来越多的混乱和不确定性中，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接受镇压策略。他们找替罪羊，支持更加铁腕的领导人。
一直以来总有一群人认为镇压从长远来看是行不通的，它会引发叛乱，而不是降低叛乱的可能性。他们今天也许是上层社会的少数，但他们有洞察力和智慧。他们意识到目前的体系正在崩溃。他们劝告每个人不要惊慌。相反，他们提倡另一种策略，旨在构建一个非资本主义但仍保留其特权地位的新体系。后一组人提倡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德兰佩杜萨策略”（de Lampedusa strategy）——改变一切，以使一切都不变。
全球右派的两个小组都有坚定的决心，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他们可以雇佣拥有智慧和高水平技能的干部——政治家、律师、媒体专业人士、大学知识分子。有了这些钱，他们可以随意雇佣更多或更少的人。事实上，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了。
我不知道德兰佩杜萨派会想出什么，或者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来实现他们所喜欢的过渡形式。我知道，不管是什么，它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有吸引力的，而且是欺骗性的。因此，对全球左派来说，这比主张镇压的人奉行的政策要危险得多。最具欺骗性的一面是，这些提议将被披上激进、进步变革的外衣。这将需要持续地分析、批评，来揭示真正的后果，并区分和权衡他们提出的措施的积极和消极因素。
全球左派的目标是朝着相对民主、相对平等的制度方向前进。一个主要的困境是他们必须在一个不确定的结果框架内行动。这一点都不容易。没有游行庆祝花车，没有保证成功的道路。只有艰苦而漫长的斗争，他们可能会赢，但也可能会输。结果的不确定性令人不安。
1968年以前的左翼分析包含了多种偏见，这些偏见把它推向了国家导向。第一个偏见是同质性比异质性好，因此集权性比分权性好。这种偏见源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平等意味着同一性。诚然，许多思想家都指出了这个等式的谬误，包括区分公平和平等的马克思。但是对于匆匆忙忙的革命者来说，集权化、同质化的道路似乎是最简单、最快的。它不需要计算如何平衡复杂的选择集合。实际上，争论的焦点是不能把苹果和桔子放在一起——唯一的问题是现实世界恰恰是由苹果和橘子组成的。如果你不能解答这样模糊的算术，你就不能做出真正的政治选择。
第二种偏见实际上恰恰相反。将努力和结果相统一的优先考虑本应该从逻辑上推动单一世界运动的建立和一个世界国家的进步。但是，事实上的多国体系中一些国家明显比其他国家更强大、更有特权，客观上推动了将国家视为世界体系内保护集体利益的机制。他们倾向于把各国看作是对大多数国民更有用的工具，而不是对少数特权阶层。许多思想家又一次指出了这样一种谬论，即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服务于集体利益，而不是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然而，在弱国的多数人看来，在他们反对边缘化和压迫的斗争中，除了一个国家结构之外，没有其他武器。他们认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控制国家结构。
第三种偏见是最奇怪的。法国大革命宣布了三位一体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从那以后，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大多数人都默认放弃了口号中的“博爱”，理由是其听上去太过多愁善感。自由主义坚持认为“自由”必须优先于“平等”。事实上，自由主义者真正的意思是，“自由”（用纯粹的政治术语来定义）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平等”对“自由”来说是一种危险，必须被贬低或彻底抛弃。
这种分析有一点站不住脚，而全球左派却陷入了这个逻辑。全球左派的列宁主义变体尤其如此。列宁主义者对这种中间派自由主义言论的回应是将其颠倒过来，并坚持认为（经济）平等必须优先于（政治）自由。这完全是错误的答案。正确的答案是，没有任何办法将自由与平等分开。如果一个人的选择受到不平等地位的限制，那么没有人可以“自由”选择。如果一个人没有另一些人所拥有的自由程度，也就是说，没有享有与另一些人同样的政治权利和同样程度的决策参与，那么没有人是“平等的”。
我们仍然不想讲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全球左派的错误，其失败的战略，是全球左派与之斗争的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全球左派的这一历史性失败得到了广泛承认，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普遍危机造成的混乱的一部分。
然而，全球左派现在和未来几十年应该推动什么？我认为有三条主要的理论和实践路线需要强调。第一个是我所说的“强迫自由主义者成为自由主义者”。中间派自由主义者的阿克琉斯之踵是他们不想实施自己的言论。他们言论的核心是个人选择。然而在许多初级层面上，自由主义者反对个人选择。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选择居住地的权利。移民控制是反自由的。通过金钱去选择医生或学校是反自由的。专利是反自由的。这些例子可以无休止地举下去。事实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恰恰是在不履行自由言论的基础上生存下来的。全球左派应该系统地、有规律地、持续地挑战中间派自由主义。
当然，修辞上的努力只是重建的开始。全球左派需要有自己积极的计划。从1960年到今天，世界各地左翼政党和运动的纲领发生了真正的巨变。1960年，他们的纲领强调经济结构。他们主张以不同形式、程度将生产资料社会化，通常是国有化——然而，他们几乎没有谈到不被定义为基于阶级范畴的不平等。
今天，几乎所有这些政党和运动，或者他们的继任者，都提出了解决性别、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的建议。许多纲领都不充分，但至少这些政党现在意识到他们有必要说点什么。另一方面，今天认为自己是左派的政党或运动很少把生产资料的进一步社会化或国有化作为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事实上，许多人实际上是在提议向相反的方向做出改变。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有人欢呼，有人谴责。大多数人只是接受它。
自1968年以来，各种新旧运动对替代性策略进行了大量测试，此外，反体制运动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当健康的转变。昔日凶残的相互指责和勾心斗角的斗争已经大大减少，这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注意和赞赏的积极发展态势。
我想建议一些路线，全球左派可以沿着这些路线进一步发展替代战略的想法。
（1）弘扬阿雷格里港精神。这是什么精神？我的定义是：这是世界反体制和全球正义运动大家庭围绕一个共同的最低纲领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走到一起：（a）更有对现实的洞察力，（b） 基于民众动员的、可以即刻改变人们生活的激进行动，（c）坚持追求长期的、更基本的变革。
阿雷格里港精神有三个关键要素。这是一个松散的结构，汇集了来自南方和北方的世界规模的运动，而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它的好战性既是智力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从智力上来说，它并不是在寻找具有达沃斯精神的全球概念。在政治上，它强调了支持1968年运动的国家外的行为模式。当然，我们必须看看一个结构松散的世界运动能否团结在一起，以及它能以什么方式发展斗争的战术。它过于松散，难以被抑制。随着它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影响力，它有可能会鼓励许多中间派力量变得不那么敌对。
（2）推行防御性选举策略。如果全球左翼参与结构松散的非国会所能控制的的激进策略，这将立即引发人们对其选举进程的质疑。它将会面对希腊神话中的食人海妖斯库拉和卡吕布狄斯。一方面，选举对长期变革并不重要，因此不能成为全球左派的优先事项。另一方面，对短期而言，选举确实重要，不容忽视。
选举胜利不能改变世界，但它们确实有所成就。它们是保护世界人民当前需求的重要机制，防止全球右派减少或清洗全球左派所获得的利益，也是许多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必须进行选举，以便通过世界各国政府的控制，尽可能减少全球右派可能造成的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说，赢得选举是一种防御策略。因此，选举策略纯粹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术语。一旦全球左派不认为获得国家权力是改变世界的一种方式，选举就不会显得那么邪恶。邪恶与否，部分取决于选举制度的形式——赢家通吃的制度必然不同于两院制或代议制。
此外，全球左派中有许多不同的政党和次政党传统。这些传统大多是另一个时代的遗物，但许多人仍然按照它们投票。因为国家选举是一个务实的话题，所以建立尊重这些传统的联盟至关重要，赢得51%的选票是务实的目标。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在选举胜利的情况下，不要在街上跳舞，因为“我们赢了！”的胜利仅仅是一种防御策略，选举胜利是一种宽慰，我们只是尽量减少了损失，特别是对那些最贫穷、受压迫最严重的人。
（3）民主化，不断民主化。各地绝大多数人对国家提出的最普遍的要求是“更多”——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健康和更多的终身收入。这些要求的人气之高，是因为它们确实关系到民生。此外，获得“更多”使得资本无限积累的可能性更加困难。这些要求应该在世界体系的所有区域高调、持续地推动。这些“更多”要求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太多”。
诚然，以各种方式扩大所有这些“福利国家”的职能会对支出的效率、腐败的危害以及对创建权力过大且反应迟钝的官僚机构的恐惧提出合理的问题。这些都是全球左派应该准备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们不应该因为这些问题而放弃“更多，更多”的基本要求。
尤其重要的是，民众运动不能放过他们从这些要求中选出的中间偏左政府。仅仅因为一个左翼政府比一个彻头彻尾的右翼政府更友好，并不意味着全球左翼应该停止对“更多、更多”的需求。在选举竞争中，向友好政府施压的结果，往往是将右翼反对派力量推向中间，甚至中间偏左。相反，如果不能将中左翼政府推向左翼，往往会导致中左翼运动转向中右翼运动。虽然偶尔会有特殊情况来避免这些老生常谈，但民主化的一般规律远不止于此。
（4）呼吁自由主义中间派实现其理论。这也被称为推动自由主义的步伐。自由主义中间派很少言出必行，也很少实践它宣扬的东西。举一些明显的主题，比如，自由。自由主义者过去经常谴责苏联，因为它不允许自由出境。当然，自由出境的另一面是自由入境。除非你能去别的地方，否则被允许离开一个国家没有多大意义。全球左派应该推动开放的边界。
自由主义中间派经常呼吁更自由的贸易，更自由的企业，不让政府参与企业家的决策。另一方面，在市场上失败的企业家不应该被拯救。当他们成功时，他们拿走了利润；他们失败时就应该承担损失。人们经常认为拯救公司就是拯救就业。但是还有更便宜的保住工作的方法——支付失业保险，提供再培训，甚至创造就业机会。这些行动都不需要挽救破产企业家的债务。
自由主义中间派经常坚持认为垄断是一件坏事。但另一方面是废除或严重限制专利。全球左派不应该要求政府保护工业免受外国竞争。外国竞争会伤害核心地区的工人阶级吗？如果钱和精力都花在试图实现世界工资率的更大趋同上，那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这些命题的细节很复杂，需要讨论。然而，关键是不要让自由主义中间派的花言巧语侥幸逃脱惩罚并从中获利，同时不支付其提案的成本。此外，中和中间派观点的真正政治模式是诉诸其理想，而不是利益。要求制定自由言论是一种追求理想的方式，而不是迎合中间派的利益。
最后，我们应该始终牢记，最贫穷的阶层并不容易享受民主化的许多好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无法获得好处，因为他们在官僚主义的障碍前困境重重。在这里，我要谈一谈克洛沃德和皮文（Cloward and Piven）40年前提出的主张，即人们应该“打破常规”，即在最贫困的社区动员起来，使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合法权利。
（5）坚持反种族主义是民主的界定标准。民主就是平等对待所有人——在权力、分配、个人成就感等各个方面。种族主义是区分那些拥有权利（或更多权利）的人和那些根本没有权利（或更少权利）的人的主要方式。种族主义定义了哪个群体属于哪个类别。同时，它为这种做法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种族主义都不该是次要问题。这是自由主义中间派对普世标准的承诺被系统地、故意地、不断地破坏的模式。种族主义普遍存在于现有的世界体系中。地球上没有一个角落没有它的踪影。无论在哪里，它都是地方、国家和世界政治的中心特征。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司令埃斯尔2001年3月29日向墨西哥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说:
“白人（ladinos）和富人取笑我们土著妇女的衣着、语言、祈祷和治疗方式，以及我们的肤色，这是我们工作的地球的颜色。”
她继续请求有利于土著人民自治权的法律：
“当土著人民的权利和文化得到承认时，…法律将开始调和其立场和土著人民的立场....如果今天我们是土著妇女，明天我们将是因为差异而被杀、被监禁、被迫害的其他人。”
（6）去商品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问题不是私有制，它只是一种手段，真正的问题是商品化，它是资本积累的基本要素。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商品化的历史。尽管如此，即使在今天许多人试图努力实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仍未完全商品化。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实际上可以朝另一个方向前进。大学和医院（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长期以来被定义为非营利机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将它们转变为寻求积累资本的资本主义结构。除了抵制大学和医院角色的转变之外，全球左派应该考虑如何将钢铁厂转变为非营利机构，即不分红的自我持续的结构。这是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事实上可以从现在开始。
（7）永远记住，我们生活在一个从现有的世界体系向不同世界体系过渡的时代。这意味着几件事。我们不应该被全球化的修辞或关于你别无选择（TINA）的推论所欺骗。存在着替代方案，唯一不存在的替代方案是维持目前的结构。
继任的制度将会产生一场巨大的、将持续20-40年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历史没有站在任何一方，这取决于我们所有人。另一方面，这种内在的不确定性为创造性行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一个历史体系的常规生活中，即使是巨大的变革努力(所谓的“革命”)也只能产生有限的结果，因为这个系统对其平衡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在结构转变的混乱环境中，波动非常剧烈，即使是微小的推动也会对分岔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任何机构运作，系统的结构性危机就是它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
无论组织多么重要，全球左派的关键问题都不在于组织。关键问题是清醒地审时度势。那些为了不改变既得利益的结构而去改变社会结构人，只会让这个系统出现更多的等级制度和两极分化，而他们可以随意支配金钱、能源和智慧（人力）。他们会制造无数的糖衣来粉饰那些虚假的变革，只有仔细分析，才能防止全球左翼落入他们的陷阱。
全球右翼将使用一些全球左翼很难反对的口号，比如人权。但是全球右派将给出这个口号的内容，它结合了许多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延续了强权者和特权者施加于“未开化的他者”（ non-civilized others）的“文明教化的使命”（ civilizing mission）。全球左派必须仔细剖析这些提议，称之为自由主义中间派的虚张声势。例如，如果反对种族灭绝的国际司法程序是可取的，那么它必须适用于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弱势地区。如果核军备或生物战是危险的，甚至是野蛮的，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安全的武器拥有方。
在这个世界固有的不确定性中，在它历史性转变的时刻，全球左派唯一看似合理的策略是明智、积极地追求其基本目标——实现一个相对民主、相对平等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是可能的。它是否会出现还不能确定。但这绝不是空中楼阁。全球左派的未来取决于它自己，取决于它在复杂和混乱的情况下如何推动它对世界体系的另一种愿景，取决于它对抗强大对手的能力。
英文版链接：www.versobooks.com/blogs/4429-the-global-left-past-present-and-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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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译：杜云飞 。 来源：澎湃思想市场。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