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他是陕北穷山沟里走出的革命家，一生戎马，历经无数战争考验，却最终在和平年代服毒自杀；他曾深得毛泽东信任，解放后位居国家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在《开国大典》油画上站在前排右一位置；他深度参与了高层权力斗争，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并作为“红区党和白区党”理论的发明者拉开了建国后一系列军人夺权的序幕；他的英年早逝，曾令举国震惊，又使他逐渐为世人淡忘，但时至今日，他仍被陕北百姓久久怀念、不断提起。

他就是高岗，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特殊地位和意义的人物，通过对他传奇人生的讲述，我们可以管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国和建设过程中的英勇奋斗和复杂斗争历程：

上篇·起于西北（1905-1945）

中篇·坐镇东北（1945-1952）

下篇·角逐华北（1952-1954）

上篇·起于西北（1905-1945）

1905年10月25日，陕北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降生了一名男婴，取名高崇德，即日后的高岗。高岗在高家子女中排行第三，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在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但是，这个有两儿两女的六口之家在天灾人祸不断的旧社会里注定不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高岗的母亲杨氏在高岗7岁时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高岗的姐姐15岁嫁给了同村的农民，高岗的妹妹则在6岁时便因生活所迫，以六吊钱的价格嫁给了别人当童养媳。

高岗的童年，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并要靠出门讨饭维持生计，尝尽了底层农民生活的艰辛。不过，在农闲时经常外出跑生意的高家父亲毕竟有一些见识，他在1915年冬将高岗兄弟两送进了当地的私塾，三年后，又把他们转入附近一所新式小学，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育。1921年，在父母的包办下，年仅16岁的高岗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婚姻，对象是比他小一岁的贫苦农家女杨芝芳。

当年的陕北，曾经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农民身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受不了；

眼前只有三条路：逃荒、寻死、坐监牢。

吃的草籽野沙米，穿的破烂老羊皮；

白天穿、黑夜盖，天阴下雨毛朝外......”

农民的苦难、生活的艰辛、地主的跋扈，给了这个少年最初的阶级启蒙，使他萌生了“长大后也要带兵打仗，杀富济贫，为穷人报仇”的想法，并立志做个“威风凛凛、出人头地的人”[1]。有了朴素的阶级感情、积极的奋斗愿望，只待接触到新的思想就可能转变为一名左翼青年了。

这一天在1922年高岗进入闻名陕北的横山县第一高级小学（“一高”）就读时到来了。

一、学生时代：从学运骨干到共产党员

横山“一高”是当时横山县规模最大的一所官办学校，学制三年，招收小学毕业生，相当于今日的初中。由于当时前后两任横山县长（张文丞、刘治堂）都很重视教育，校长曹思温又是一名教育家，“一高”得到了较好的经营和发展，学校甚至不惜重金从北京、西安等大城市聘请名师任教，图书馆、实验室也小有规模。

高岗进入“一高”时已经17岁，1.8米的大高个，身强力壮，性格开朗，喜欢结交朋友，很快成为学生们中间的活跃人物。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各种进步思潮正在通过大中城市向全国城镇传播，传播载体就是一本本进步书刊。据1925-1928年曾同在“一高”读书的谷奇峰【解放后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后来介绍，他当时在“一高”阅读过的进步书刊有《社会进化论》、《社会主义讲授大纲》（萧楚女）、《政治学概论》（恽代英）、《工人与政党》、《向导》周报等等数种之多。虽然没有留下高岗当年的阅读记录，但他无疑也受到过这些进步书籍的影响。

1925年，国共合作掀起的国民革命高潮席卷全国，偏远的横山也受到影响，爆发了震动陕北的“一高”学潮，被后人称为“横山革命的先声”。据记载，在绥德、榆林等地共产党员活动的影响下，曹动之、高岗等“一高”学生积极组织起来，反对学校的奴化教育，开展罢课斗争，并自发成立学生自治会，曹、高先后担任自治会主席，领导全校学生运动；校方紧急开除了曹、高等五位学生领袖的学籍，并对涉事的其他学生处以罚款处分。愤怒的学生们遂排成队列前往县政府请愿，结果遭到反动军警镇压，随之引发更大规模的学生罢课抗议。在罢课斗争期间，高岗作为“一高”学生代表初次结识了榆林中学的学生自治会会长刘志丹[2]，获得了后者及榆中学生的大力支持，这也成为高、刘二位日后的陕北根据地领导人革命友谊的开始。最终，在民意的压力和榆中校长杜斌丞等社会名流的出面斡旋下，横山县当局被迫做出让步，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免除了“一高”给予涉事学生的罚款处分，“一高”学潮终于结束。

被从“一高”开除后，高岗在1925年秋被接纳进榆林中学读书。榆林是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陕北的新思想活跃之地。榆林中学的前身是清末（1903）创建的榆阳中学堂，是陕北最大的中学，面向陕北23县招生，经费由23县财政共担，实力雄厚，集合了陕北地区最优秀的学生。1918年，著名教育家杜斌丞【毕业于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接任榆中校长，这位后来被周恩来称为“鲁迅式的共产党员”的教育救国论者效法北大推行教育改革，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培养“活泼、大胆、勇敢、坚韧、进取”的新青年，并通过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介绍，聘请了魏野畴、李子洲、王森然、高宪斌、曹又参等进步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来校任教。一时间，榆中新潮涌动，充满了变革和进步的气息，先后培养出了刘志丹、谢子长[3]、高岗等一批杰出革命家，堪称“陕北的一师”。1926年，经胡立亭、史唯然介绍，21岁的高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弃文从军：开启军事斗争生涯

高岗的革命生涯，开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晚期。

1926年11月，围困西安的直系军阀刘镇华部被杨虎城率领的革命军民击败，陕西国民革命获得空前胜利。次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司令部在西安成立，于右任（国民党左派）任总司令，史可轩（共产党员）任政治保卫部主任。为培养军政人才，联军驻陕司令部委派史可轩筹建一所军校。很快，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成立，史可轩任校长，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4]，并聘请了五位苏联军事专家担任顾问，从国民军下级军官和进步青年学生中大量招收学员。1927年2月，高岗进入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开启了他此后漫长的军事斗争生涯。

作为一所由共产党主导的军校，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有着浓厚的革命气息，号称“西北黄埔”。尽管这所学校在1927年6月后即因国共合作破裂而遭“清剿”，但短短四个月的学习仍使高岗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提高：学校不仅开设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训练课程，还设有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列宁主义概论、土地和农民问题、军队政治工作等等课程；对于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还开设有《什么是共产党》、《共产主义ABC》等党课；学校还鼓励学员利用课余时间到街头、农村进行革命宣传，帮助农民建立农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6月，高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了已被阴云笼罩的中山军事学校，返回自己的家乡横山县从事革命工作。

在高岗回到横山之前，这里已于1927年5月诞生了横山县第一个党支部，到7月时，横山县共产党员发展为7名，共青团员发展为9名。高岗到来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期，但他仍利用有限的资源，使当地的农民运动获得了较大发展。据资料记载，高岗参与创建了当地的“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积极宣讲革命思想，号召农民群众团结起来成立农民协会，跟地主豪绅进行斗争。1928年春，陕北发生罕见大旱，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地主豪绅依然对农民巧取豪夺；高岗等人遂发起声势浩大的抗租抗捐运动，组织数千群众包围县城，横山县当局最终答应免除向农民征收粮款，运动取得胜利。

1928年3月，中共中央受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影响，认为全国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并作出《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指示陕西党组织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准备和发动暴动上去，提出“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的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经过两个月准备，同年5月，渭华起义[5]爆发，宣告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和“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唐澍任革命军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为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二大队队长。8月，起义失败，刘志丹、谢子长返回陕北，分别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和军委委员。次年春季，陕北特委召开了著名的红石峡会议，重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会议认为，陕北的武装斗争有三种可行的形式，分别是白色（兵运）、灰色（改造土匪）和红色（建立革命武装），在当时的形势下，并不具备直接建立红色武装的条件，而在白军中开展兵运则是较为现实的，应成为主要努力方向；在此基础上，会议提出陕北党在继续进行工运、农运、学运的同时，应尽快将工作重点转向兵运上去，陕北党组织的大部分党员都要尽快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借水养鱼”，并在拉拢队伍的过程中寻机准备兵变，以进行暴动。

红石峡会议前后，高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首次化名“高岗”打入国民党延安党部（此后他一直沿用了这个名字），后又转入冯玉祥手下的苏雨生部第八旅（刘志丹、谢子长也在此旅），不久升为学兵连连长，控制了整个学兵连。然而，到1930年时，兵变还未开始，高岗所在的军队就在陕西吴起镇三道川一带被军阀部队打散了，兵败后，刘、谢二人返回陕北特委汇报情况，高岗则在该年年末辗转回到老家，打点家中事务。之后，高岗带着自己的妻子[6]和孩子一起离开了老家。

第一次兵运活动失败后，陕北特委很快开始了新的尝试。1931年5月，刘志丹等人奉命打入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陈对刘的军事才能非常欣赏（毕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令他做了第十一旅的旅长，刘则借机招兵买马，准备兵变。高岗担任刘志丹的专门交通员，负责刘与陕西省委及其他同志的联络。

不过，这种带有盲动性质的单纯军事斗争在当时注定难以成功。不久，刘志丹的十一旅也在军阀交战中被打散，陕北党的第二次兵运活动也失败了。连续3年兵运的失败（1929-1931）使陕北共产党人意识到，脱离农民运动的基础，跟着军阀队伍四处流动、利用军阀武装搞兵运是很难成功的，必须建立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及独立的革命武装，扎根下来，逐渐壮大革命力量。

1931年10月，新的斗争道路在一个叫做南梁堡的地方开了花。此地处桥山山脉中段，位于陕甘两省边界，属“两不管”地带，反动统治薄弱，是积粮屯兵、开展武装割据的理想之地【堪称“陕北井冈山”】。刘志丹等人在兵运失败后来到此地，很快又拉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站稳了脚跟。不久，在邻省山西遭到敌军包围的晋西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在队长阎红彦、政委杨重远的带领下西渡黄河撤入陕西，在10月下旬转战到南梁堡，与刘志丹等人会师，大大壮大了根据地武装的力量【南梁堡根据地就此成为中共在陕西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7]，南梁堡红军也成为陕西省委领导下的主要军事力量】。10月30日，谢子长、高岗奉陕西省委之命来到南梁堡加强领导，并对南梁堡的红军部队进行了重新编制，成立了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高岗等任委员的新的队委会。这是高岗第一次在我党独立领导的军队中担任军职，此时他26岁。

三、愈战愈勇：逐渐站稳陕西革命“C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形势日益高涨。1931年12月，陕西省委决定将南梁堡红军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次年2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的代表高维翰（也是省委常委）任政委兼队委会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阎红彦任第一大队队长（共四个大队），高岗为第二大队政委【刘志丹此时在省委汇报工作，故未安排职务】。

然而，由于高维翰要去渭北视察，省委又派出特派员杜衡（也是省委书记）接替高维翰在红军的工作。此时，正是中共中央受王明“左”倾冒险路线影响的时期，陕西省委也教条地执行冒险政策。在杜衡来到部队前，陕甘游击队已经两次试图进攻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均因敌强我弱而以失败告终。杜衡来到部队后，以“钦差大臣”的地位对红军的领导横加指责，他批评谢子长“游而不击”，犯了“右倾错误”，并以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为由撤销了谢的总指挥职务。随后，杜衡把处理结果向陕西省委做了报告，陕西省委根据杜衡的报告在1932年3月6日作了《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认为：

“红军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目前最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不执行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苏维埃运动，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关住门整顿改造；只执行部分的游击战争纲领，不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实是目前最严重的敌人，必须集中火力去反对。”

3月21日，陕西省委又向中共中央致信汇报情况，提出要让陕甘游击队“迅速回三原[8]发展，配合三千农民武装、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并请求中共中央给予陕甘游击队正式的编制和番号。

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批准了陕西省委的请求，规定陕甘游击队的正式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改变完成后，红二十六军曾在5月取得短暂的胜利，歼敌千余人，但在6月便发生了临镇战役和安条岭战役的连续失败【临镇战役失败后，高岗因战斗不利被撤职，回到西安在陕西省委工作】，到6月下旬撤退至正宁县梁家堡时，全军仅剩200人，几乎覆灭。7月底，陕西省委不得已重新启用谢子长为总指挥，希望恢复红军重新发起进攻。谢子长就任后，采取分路游击、休养生息的策略，使红军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但不久后谢子长再次受到杜衡排挤，被撤销职务，去上海“受训”，直到1933年11月才重新回到陕西）。12月底，二十六军开赴耀县西北的照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照金地处六县之交，沟壑纵横，地势险要，同样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1933年4月，中共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照金成立，主席周冬至（贫农代表），副主席习仲勋，成为我党在陕西成立的第一个工农兵政府。

然而，形势的好转使杜衡再次头脑发热，他不顾其他干部的反对，执意调动二十六军离开照金南下，开辟渭华新苏区。结果队伍在南下途中遭遇惨重失败，最终只有不到百人突围逃走。这支西北共产党人历经磨难建立起来的红军主力就这样覆灭了。兵败之后，杜衡只身一人逃到了西安。

1933年7月28日，留在西安的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杜衡、萧章、贾拓夫和高岗四人在西安东大街的福盛楼饭馆“吃饭”，商讨下一步计划。不料，会议尚未开完，便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杜衡、萧章被捕（随即叛变），贾拓夫和高岗侥幸逃脱。逃走后，贾、高二人继续开会讨论，决定由贾拓夫留在西安转移省委机关并去上海向中央汇报，高岗则返回照金主持红二十六军的重建工作。这次的临危受命，在高岗的革命生涯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时陕西省委的领导已经瘫痪【别忘了一年前他们还在给中央写信表示要如何如何】，陕西红军的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等人还处于“失联”状态，返回照金的高岗就成为了陕西省委的唯一代表【来自省委的权威很重要】，以及陕西红军内级别和声望最高的将领；如果说1932年成立的老红二十六军（陕甘游击队）是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所创建的话，那么1933年重建的新红二十六军就是高岗主导创建的，他在新红二十六军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

1933年8月，高岗代表陕西省委将退到照金的各支革命军领导人及照金根据地的各主要领导召集起来，在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陈家坡会议。会议进行了整整一个通宵，清除了二十六军兵败后弥漫着的失败、消极情绪，提出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将分散的各支武装力量统一起来，重建红军主力，集中力量，统一指挥，从“打小仗”开始，打击敌人的薄弱部分，“积小胜为大胜”，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可以看出，高岗在陈家坡会议上提出的方案已经高度接近毛泽东在井冈山形成的经验了】。王泰吉[9]当选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高岗任政委。陈家坡会议为红二十六军的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注意：此时是“临时”总指挥部，还没有恢复正式的红军】。

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根据地形势很快再次发展了起来。10月4日，刘志丹脱险回到照金，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部队的领导进一步加强。然而，照金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就在刘志丹返回部队不久，敌人调集了四个正规团和六个民团共计6000人围攻照金，形势万分危急。刘志丹、高岗与王泰吉分析敌情后认为，敌强我弱，根据地狭小，死守必定灭亡，只有跳出包围圈，转到外线去，才能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于是，总指挥部决定将主力红军转移到外线，只留下少数游击队在根据地周旋。果然，10月18日，红军出其不意攻占了敌人防守薄弱的合水县城，缴获大量物资，声威大振。继而又在毛家沟重创敌军，使敌人不敢主动进攻红军。不过，虽然红军主力在外线取得了连续胜利，坚持了长达十个月的照金根据地还是在敌人的进攻下失守了。红军陷入了漂泊无依的境地中。

那么，同样是实行运动战，为什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就能守得住，而刘志丹、高岗领导的照金根据地就会丢失呢？恐怕与这两块根据地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井冈山根据地面积较大，回旋余地广，同时井冈山的红军（无论毛的秋收起义部、朱的南昌起义部还是王袁的土匪武装）军事素质和战斗力都较强，人数也较多（最多时达到一万兵力）；照金根据地则面积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同时照金红军由四面八方来的各路人马拼凑而成，军事素质普遍不高，人数也较少（始终没超过一千，仅为朱毛红军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一旦强敌进攻，井冈山可以选择诱敌深入，把敌军放进根据地内，跟敌人“兜圈子”，并集中兵力将分散的敌人一一消灭（而且具备消灭他们的实力）；而照金只能暂时放弃根据地，跳到外线，打乱敌人进攻计划，寻找机会打击敌人，迫使敌人撤出（但不具备消灭敌人的实力）[10]。如果敌人因害怕损失而放弃进攻，根据地就能守住，但如果敌人为了占领目的地执意进攻，不惜代价，根据地就可能丢失。这一逻辑在陕西红军后续的根据地斗争中反复上演。

图：不同根据地的内线与外线作战

1933年11月，在外流动的陕西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做出三项重大决议：第一，撤销临时总指挥部，正式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首先成立第四十二师【全军只有这一个师，且全师仅500余人】，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第二，由四十二师派出干部，开辟陕北、陕甘边、关中三个游击区，组织游击队；第三，主力红军转移至南梁，重新建立南梁堡根据地（或称“南梁根据地”），开展武装割据。包家寨会议后，高岗首次成为正式红军中与刘志丹平起平坐的高级将领（此前一直是刘的属下），此年他28岁（刘志丹30岁）。

南梁根据地重建后，红军的形势又高涨起来。1934年2月，国民党陕甘军阀再次出动大军向根据地“围剿”，3月，红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西华池大捷”，5月下旬，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红军收复南梁。

1934年7月下旬，谢子长、郭洪涛[11]带着一支游击队来到南梁，与二十六军会合。这次会师表面上壮大了红军力量，实际却给根据地的发展埋下隐患：谢是从上海“受训”归来，郭是中共北方局派出的干部，二人到南梁显然是要执行中央路线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7月25日，军政联席会议在阎家洼子召开，史称“阎家洼子会议”。会上，先由谢子长宣读了上海中共中央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而后由郭洪涛代表北方局对二十六军干部训话（郭实际主导会议）。郭洪涛严厉批评了二十六军中存在的“梢山主义”【“梢山”是西北方言中对山区的称呼，“梢山主义”指不服从上级决定，钻在山沟里而不愿意攻打大城市的做法】、“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了高岗的的政治委员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改由谢子长接任。据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习仲勋（会议主席团成员之一）后来回忆：

“洪涛同志来的时候，就是钦差大臣的派头......他主要批评陕甘边党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者刘志丹、高岗同志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避路线、串山林主义、枪杆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能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后来刘志丹讲，梢山主义不错啊！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在这次会议上好像洪涛同志胜利了，把大家批评了一顿，高岗同志被打击了，撤了他政治委员的职。为什么没有篡军呢？就是真的把军队交给他也不行，自己无能，他手中又没有这样的干部。”[12]

会后，高岗虽然不再担任政委，但并未离开部队，仍以参谋长身份参加战斗。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在安定县白庙岔宣布成立，下辖八十四师【是的，全军亦仅一个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二十七军的建立，使陕北革命形势明显好转，也使统一陕甘边【南梁根据地位于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当时这两块根据地分属两个上级领导：陕甘边归陕西省委领导，陕北归北方局领导】。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碱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周家碱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谢子长任副主席，高岗、杨森、张秀山[13]、张达志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及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解决了两军、两地分属不同上级领导的问题】，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并成为日后陕甘宁边区的雏形。会后不久，谢子长因病去世，高岗接替谢子长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仅次于刘志丹的西北根据地第二号人物。

1935年年初，蒋介石在取得对瑞金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后，开始把进攻重点转向当时我党硕果仅存的西北根据地【当时包括中央根据地在内的全部根据地都被破坏或放弃，只有西北根据地仍在坚持】，调集6个师约5万兵力，发起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虽然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总数不过五六千人，但在刘志丹、高岗的正确指挥下，在8个月的时间里成功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西北根据地也由此进入全盛期。

就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朱理治到达陕北，与先前到达的郭洪涛一起，再度掀起了推行“左”倾冒险路线的浪潮。8月26日，朱理治和郭洪涛在文安驿召开西北红军连以上干部会议，史称“文安驿会议”。朱理治主导了此次会议，他向参会人员分析了目前“一片光明”的国内国际形势，指出共产主义祖国苏联正受到日本军事威胁的情况，提出要让西北红军北上保卫苏联，并做出首先夺取延安、安定、清涧、绥德四座县城以打通北上道路的决定。由于朱理治手持“尚方宝剑”，会议最终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决定首先攻打瓦窑堡（安定县府所在地）和清涧县城。

但随后的情报勘察标明，瓦窑堡和清涧都有大批敌军严密防守，且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就是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但上级的命令又不可不执行，于是在曹动之【就是“一高”学潮时与高岗同被开除的学生领袖，此时任第三纵队总指挥】的建议下，红军决定改打敌人防守较为薄弱的横山县城【反正都是县城，打哪个都能对上级有交代】。不料，本以为能轻易攻克的横山县城居然没有被攻下，反而造成不小的牺牲，最终只能撤退【尽管横山战役失利，但如果当时红军没打横山而去打了瓦窑堡和清涧，只能损失更大】。朱理治万万没想到，一个北上保卫苏联的宏伟计划就这样在第一步就搁浅了。

横山战役失利后不久，北上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原先在鄂豫皖苏区）在军长徐海东[14]、政委程子华[15]的领导下，率先到达陕甘边，与西北红军会师。1935年9月17日，在朱理治的主持下，在延川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合计8000余人），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这一人事任命已经有不详的预兆】。

就在红军会师和改编之际，蒋介石针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全面开始了。包括东北军【九一八之后便撤到了西北】、中央军和陕甘晋等地军阀部队在内的十万人马，兵分五路，向根据地扑去。10月1日，红十五军团与敌军一部在甘泉县劳山地区交火，双方激战六小时，最终以红军全歼敌军两个团，击毙敌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裴焕彩，俘虏敌3700多人、300余匹战马及大量武器装备而结束，是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史称“劳山大捷”。而作为政治部主任的高岗，在劳山战役中和战士们一起冲到前线，他甩掉上衣，赤裸上身，手握两只短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令见者无不震撼，传下了“赤臂战劳山”的佳话[16]（时年30岁）。

当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激烈进行之时，西北根据地内部却爆发了一场影响恶劣的“肃反”运动。坚定执行中央“左”倾路线的“钦差大臣”朱理治【此时也是陕西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认为，西北党和红军几年来的行动已经证明右倾思想在这里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西北党已经被“右派”把持，二十六军中也可能大量混入了反革命，必须对“右派”进行肃清，才能真正执行中央路线。同时，刚来陕甘宁的二十五军领导徐海东、程子华对西北情况不了解，也听信了朱理治等人的说法，使二十五军配合陕甘晋省委开展肃反，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刘志丹、高岗在劳山战役结束后被骗回瓦窑堡【当时已被红军攻克并成为省委所在地】，随即被捕入狱。与他们同时被捕的还有习仲勋、马文瑞[17]、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原二十六军全部营以上干部，他们被带上面罩关押在漆黑的窑洞里，遭受了残酷的审讯和迫害【据同被关押的赵启民在1981年回忆：“连站起来伸伸懒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诬你要逃跑。”】。如果不是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恰在此时到达陕北，并发出停止肃反、“刀下留人”的紧急命令，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一批为陕西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优秀共产党人就会被自己二十五军的战友们斩于屠刀下了，因为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已经有200多位原二十六军的干部和战士遭到了处决[18]【心痛！】。马文瑞后来回忆说：

“我和一些同志常开玩笑说，张国焘反对中央，闹独立，对于整个中国的党，对全国革命是有很大的损害，可是对于这个苏区，对于我们这些个人，还有好处。要是张国焘不反党、反中央，那么中央就来不了，那么陕甘苏区与我们这些人早就完蛋！确实是这样。”[19]

在身陷囹圄、命悬一线之际，是毛泽东救了高岗的命，这使高岗对毛泽东充满了感激；而高岗坚持正确路线却惨遭“钦差大臣”们打击迫害的经历也引起了毛泽东内心强烈的共鸣【毛本人也曾长期受错误路线打击】，他无疑对这样一位老实又勇敢的西北红军将领抱有好感。在1936年刘志丹牺牲后，高岗毫无悬念的成为陕西红军中最有威望的领袖，不久又成为毛泽东最信赖的陕西本地干部。就这样，历史终于把高岗推到了陕西革命的“C位”上。

四、几度升迁：终成中共“西北王”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行走两万五千里，史称“长征”。11月，湘江血战，出发时8万红军锐减至3万人，中央红军被迫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转进。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思想，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中共中央转危为安【但当时战事紧张、交通阻隔，且中共中央本身就在不断转移，在中央获得胜利的毛泽东路线无法及时贯彻到其他地区的红军中去，这使陕甘宁根据地此时仍被“左”倾路线统治】。6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在达维会师，随后红军两大主力成功会师【此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仅剩万余人，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却有8万人，张国焘俨然成为实力最强的红军将领】。

会师后，中共中央要求继续北上建立川甘陕根据地，但张国焘反对去川甘陕，提出要西进去川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竟违背中共中央的决议，擅自做主带领大队红军向西开进【后伤亡惨重，被迫返回】，造成与中央的分裂。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按原计划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已无可能，只能继续北进，寻找更合适的转移地点【由于联络中断，当时对陕北根据地的情况一无所知，以为已被消灭了】。9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在此地从军阀部队手中缴获了一张刊登有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军会合消息的报纸，并附有“匪区”位置图。这张特殊的报纸由战士交给聂荣臻并火速送到毛泽东手中，使毛泽东大喜，立刻召开会议，决定照着报纸提供的方位，快速向陕北挺进，寻找陕北根据地[20]。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长征”结束。来到陕北的毛泽东希望与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等人见面会谈，却不料听到回复刘志丹等人已在“肃反”中被捕，生死未明。毛泽东于是紧急派出贾拓夫（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和李维汉（始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寻找陕甘晋省委负责人调查此事，二人很快向毛报告了陕北肃反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在收到报告后当机立断，向陕甘晋省委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就此解救了一大批陕北干部的性命，“肃反”停止。

11月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县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人关于陕甘宁根据地情况的报告，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党务委员会，详细调查西北“肃反”事件；同时，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张闻天）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秦邦宪[21]），以加强中央对西北的领导。两天后，中共中央又决定撤销原陕甘晋省委，改建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其中，朱理治任陕甘省委书记，郭洪涛任陕北省委书记）。

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公布了党务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做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其中指出：“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

12月13日，毛泽东来到瓦窑堡，与周恩来一起接见了刚被释放不久的刘志丹、高岗等受冤的同志，对他们进行安慰与鼓励。这是高岗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然而，11月底的中组部《决定》只是宣判了“肃反”是错误的，并没有来得及从思想和政治路线层面对整个“左”倾路线进行清算（朱理治、郭洪涛也仍是西北的主要领导人）。因此，刘志丹、高岗等人虽然免于牢狱之灾，但仍然带着“右倾”的帽子，得不到公正的对待。

获释后，刘志丹仅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的一个副主任兼瓦窑堡警备司令。1936年3月，他作为新成立的红二十八军【仅有五百人左右】总指挥接受上级命令去山西参加东征战役。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但因寡不敌众，在一个月后便壮烈牺牲，时年34岁，成为西北根据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22]。

而高岗则在1936年1月被派往内蒙古领导当时只有十几个人的“陕北骑兵团”，戍守三边。高岗后来回忆说：“郭洪涛派我带13个人到蒙古地，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黄沙地”，“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无疑，被“流放”后的高岗情绪非常差，甚至产生“看破生死”的念头（当和尚），这使他一度放纵了自己，及时行乐，生活作风变得腐化。他后来反省说：“（在蒙古时）私人生活对我影响很深的。生活确实腐化，社会反映是落后的。”4月，高岗得知了刘志丹已经牺牲的消息，受到巨大刺激。他决心在蒙古干出一番业绩，以告慰昔日战友在天之灵。很快，高岗所部便与当地的蒙族抗日力量建立了深厚友谊，并成功争取了蒙古族上层人士齐国贤和那素等人支持中共【同年10月与那素结成异姓兄弟】，有力推动了对蒙族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久，高岗被任命为中共三边特委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并列席了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蒙古工作代表的身份汇报了开辟绥蒙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情况，受到广泛好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感到中国时局的转换即将到来，国共结束内战、合作抗日的前景已经明晰。12月17日，国民党东北军从延安县城撤走，很快，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县城迁入延安，开启了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的时期。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局面的到来使中国共产党终于有了“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机会【此前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处在国民党长年的围追堵截之下，不是在反追击，就是在反“围剿”】，也迎来用人之际。同时，毛泽东也对中央进驻陕北以来“用外来干部多，用本地干部少”【部分原因是相当一部分本地干部被打倒了，长期带着“右倾”的帽子】的情况不满，他认为，用太多外来干部不利于开展当地的群众工作，从而不能有效发动群众【外来干部不如本地干部熟悉当地情况，也不如本地干部与当地群众联系密切，能得到群众的信任与拥护】。作为陕北干部“代言人”的高岗逐渐成为他的考察对象。

1937年5月2日-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申明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并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一天以后，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第一届执行委员。出人意料的是，并未出席会议的高岗居然以最高票入选17名执委，比中共中央的代表林伯渠还多一票【林伯渠票数第二】，可见高岗在陕甘宁干部中的威望和地位。会议成立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实现了陕北、陕甘两省的统一。不过，边区委员会的书记由郭洪涛担任，高岗仍是三边特委的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成立，任命高岗为书记。虽然同样是从事少数民族工作，但前缀却由“三边特委”变成了“中共中央”，这标志着高岗人生低谷期的结束，他已经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重点选拔和培养的陕西本地干部之一（时年32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在随后发表讲话，正式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9月6日，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高岗、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等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政府所在地设于延安，下辖23个县，面积13万平方公里，150万人口。高岗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和1935年刘志丹担任的瓦窑堡警备司令类似，主要任务是镇压汉奸、土匪，维持治安等，有一定武装力量，但不算正式军职】。这是高岗从蒙古回来后首次进入边区政府任职，且排名位于曾经打压他的郭洪涛之前【想必高岗在心中一定暗暗出了口恶气】。

11月，高岗又被任命为八路军骑兵司令，成为八路军高级将领【挂上了“高司令”的名号】，率领八路军骑兵部队开赴绥远进行抗日斗争。此后，高岗就经常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了，他与毛泽东的接触也逐渐频繁了起来。

1938年4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一年改选一次”的时间已到，高岗在新选举的边区委员会中当选为书记，成为边区党的最高领导人【从此有了“高书记”的称呼】。这一结果能够出现，第一是由于高岗在刘志丹、谢子长离世后已成为西北根据地无可争议的“男一号”，享有崇高威望；第二是他的作风平易近人、善于与人建立友好关系，同时在工作中能力极强，办事效率高、效果好，又粗中有细，能照顾到各个方面，因此得到了包括陕西本地干部和中央外来干部的一致认可；第三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照顾山头”政策：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的“山头哲学”，认为“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显然，高岗作为此时“陕北山头”的代表，就是毛泽东要照顾的重要对象[23]。

当选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后不久，受当时延安风气影响，高岗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杨芝芳离婚。两年后的1940年，他与来到延安的进步学生李力群（19岁）结婚，并和后者度过一生。

1939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高岗在大会上做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报告（近两万字），全面总结了边区两年半以来的各项工作，分析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论述了边区党的建设的若干经验，并提出了边区党今后的任务。这篇报告逻辑清晰、语言生动、见地深刻，成为高岗关于根据地建设思想的首次系统展现，其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致性也使他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这篇报告后来发表在1941年5月出版的《解放》杂志上，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高岗发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高岗在这次会议上继续当选陕甘宁边区党的书记。

1940年9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成立（19名委员中本地干部占11人，外来干部占8人），高岗任书记。1941年4月，陕甘宁中央局改为中共西北中央局（简称“西北局”），高岗仍为书记。西北局作为中共对整个陕甘宁边区实行领导的最高机构，全面负责了边区的各项一般工作，只有遇到重大问题或特殊情况时，才请示中共中央的意见；并且根据任弼时的建议，中央规定边区一级的军事行动一般都由高岗负责。这样，作为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就成为边区党、政、军各项事务的最高领导人，并拥有了直接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请示的权利。西北形成了边区——高岗、中央——毛泽东两级两个核心的局面，高岗成为实实在在的“西北王”（时年36岁）。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不是高岗具备了出众的工作能力和超人的政治、军事才干，单凭他在陕北长期积累起来的威望和资质，或是凭毛泽东的“照顾山头”政策，他都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待罪之人”迅速上升为党内的重要人物。毕竟，毛泽东慧眼识人，能被他看重的，必得有些真本领，非此不足以服众。高岗的军事才能自不必说，他和刘志丹都是游击战争的好手，多年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而他的政治才能，除了上文记述的内容（根据地建设和少数民族工作）外，还有以下三个重要的例子可为佐证：

第一，两次连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更好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决定在陕甘宁边区推行包括“三三制”在内的民主制度。其中一项，便是成立作为广泛的参政议政机关的“边区参议会”（与国民党同时成立的“国民参议会”对立）。1939年1月17日，第一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包括国共两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及开明士绅、社会名流等各界代表共计700余人参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指出：“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高岗在大会上被选举为首任议长，成为边区民意机关的最高代表【从此又多了“高议长”的头衔】。后来的实践证明，高岗就任议长后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边区参议会发扬民主、促进团结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受到了边区各界的广泛拥护。林伯渠（边区政府主席）对此曾说：“高议长为边区创始人，自1939年一届边区参议会以来，举凡边区一切实际工作，如生产建设、保卫边区、文化教育，特别是干部作风之转变方面，高议长无不予以全面的密切注意及督促。[24]”边区的劳动模范吴满有也对他称赞道：“（高岗）他是时时挂念咱老百姓，曾和我谈过四次话，我还在他那里住过三天。他每一次和我谈话都是谈劳动英雄要怎样为群众服务，对我的帮助很大，真正是一个好议长。[25]”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高岗再度被选举为参议长（李鼎铭是副议长）。1946年4月，第三届参议会召开，虽然高岗此时已被中共中央调往东北工作，但三届参议会仍然把他选为参议长，成为不在边区工作的边区议长。

第二，主持“大生产运动”。中共中央在长征结束进驻陕北根据地后，给陕北带来了大量行政和军事机关，加上会合到陕北的各支红军，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陕北本身自然条件恶劣，土壤贫瘠，降雨量少，粮食产量有限，群众在解决自己口粮的同时，还要供养大批脱产人员，压力很大，负担很重，不满情绪随之产生。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方面采纳李鼎铭等人的建议，“精兵简政”，缩减机关人员；另一方面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号召干部和战士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增加粮食生产[26]。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吹响了“大生产运动”的号角。会后成立了由高岗任主任的边区总生产委员会，作为整个“大生产运动”的领导机关，高岗随之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直接负责人和主持者。到了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困难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加强，为应对困难，“大生产”也迎来了空前的高潮。这一时期，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们都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作为总生产委员会主任的高岗也制定了自己的生产计划：（与自己的秘书、警卫一起）种棉花、洋芋各两垧，生产细粮两石，被服全年自给。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边区实现了“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的丰衣足食目标，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凋敝、百姓饥寒交迫形成鲜明对照。1943年11月26日，反映“大生产运动”成绩的边区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开幕，展出展品6600多件，展出照片1980多张。大会还评选出了“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劳动英雄”共67人，高岗随后以西北局的名义召开英雄招待会，宴请了67位劳动英雄，并发表了赞美英雄的讲话，总结了“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成就。不过，一些劳动英雄在招待会上给高岗送了几面写有赞颂词的旗帜（如“西北星辰”、“西北人民的领袖”、“西北人民的灯塔”），高岗也乐意的收下了。

第三，参与领导整风运动并发挥重要作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启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分为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整风两个层次，主要对象是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意在清理此前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是一场统一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运动，一场“文化革命”。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五次会议，专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9月26日，中共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负责编写学习材料并组织党内高级干部的学习活动，毛泽东亲任组长；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派出由林伯渠和高岗分别带队的两支考察团赴边区各地调查研究，了解基层情况，收集群众意见，为后续整风提供依据；1942年2月，毛泽东在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扩展到全党；1942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任弼时、高岗负责的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成为此后延安整风的主要领导机构；4月底，总学习委员会在延安召开学习动员大会，边区共计2000名各级干部出席......总学习委员会组织的一系列学习活动使边区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也为整风运动走向更深入准备了条件。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高岗的主持下，著名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召开（边区和军队中各级党的主要负责人共300人参加），成为整风运动中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毛泽东亲自参会并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也做了相应发言，高岗做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探讨》的长篇报告（三万多字），对边区党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总结，实际是代表中共中央给边区的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高岗在这篇报告中提出：西北党在历史上的争论实质是路线争论；西北根据地创建以来有着三条不同的路线，第一条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第二条是以黄子文代表的右倾路线【这一部分影响较小，主要是对根据地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在1933年的陈家坡会议上遭到过批判】，第三条是从杜衡开始，一直到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路线；西北党的路线斗争主要是第一条与第三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二者几乎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持对立意见；“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政治、军事、社会政策和组织（干部政策）上的观点和做法都是完全错误的【不过，高岗的报告在分析路线分歧的同时，也提出了个人品质问题，他认为朱理治、郭洪涛的个人品质“极端恶劣”，都是“毫无党性的个人主义野心家”。这使，这一观点激起了参会干部们对朱、郭二人的强烈愤怒，出现了不少针对朱、郭的人身攻击（语言）】。西北局高干会议完成了对西北根据地内部错误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清算任务，有力推动了整风的进行。1944年以后，整风运动进入最后总结和收尾阶段，延续四年之久【时间几乎占了“八年抗战”的一半】的延安整风终于落幕。可以看出，高岗不但积极参与了整风，而且作为考察团团长、边区总学习委员会负责人以及西北局高干会议的主持者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的“得力干将”。

既能打仗，又能搞政治建设，还能组织生产，还能做民族工作搞统一战线......高岗简直是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在40年代，他成为了毛泽东最信赖和倚重的陕西本地干部，毛泽东亲切称呼他为“我们的老高”。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高岗首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共13人），进入中共中央的核心权力圈（时年40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原先由“伪满洲国”占据的东北三省立刻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东北不但面积辽阔、土壤肥沃，而且有日本人留下来的工业基础，与苏联接壤，离中共以北方为主的抗日根据地也很近】。一时间，两党都纷纷调集精英赶往这片黑土地，以求抢占先机。11月22日，高岗来到沈阳。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命是：北满军区司令员。

篇末总结

高岗出身陕北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小尝尽农民阶级的苦难，萌发了“报仇”的愿望。在“一高”和榆林中学读书时，他接触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大革命的末期，他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开启军事斗争生涯。

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开始兵运活动，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发展力量，准备兵变。3年兵运失败后，他在南梁堡获得了我党独立领导的武装中的首个军职。此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第二大队政委。1932年4月，他所在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在年底创立照金革命根据地。但受“左”倾盲动路线影响，二十六军很快遭遇失败，几乎覆灭。1933年7月后，高岗奉命重建红二十六军，他主持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奠定了他在此后作为陕北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人的地位。年底，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高岗成为主要创建者。

1935年周家碱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不久谢子长病逝，高岗成为西北红军仅次于刘志丹的二号人物。不久，蒋介石发起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高岗和刘志丹正确指挥，成功粉碎“围剿”。这时，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军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随后，第三次反“围剿”开始，红十五军团获得“劳山大捷”等胜利，高岗取得“赤臂战劳山”的美名。

就在第三次反“围剿”激烈进行之时，由朱理治等人主导的西北“肃反”运动开始了，刘志丹、高岗在内的一大批原二十六军干部遭到逮捕、迫害和严刑拷打，不少干部和战士死于非命。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及时赶到，刘志丹、高岗等人获释。

高岗获释后被“发配”蒙古工作，成绩斐然（期间刘志丹战死）。一年后回到陕北，担任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此后一路升迁，从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到八路军骑兵司令，从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王”。高岗在展现自己政治、军事才干的同时，也赢得了边区军民的广泛拥护，并越来越获得毛泽东的信赖，他不但三次担任边区参议会议长，还作为总生产委员会主任主持了“大生产运动”，并在著名的延安整风中充当毛泽东的得力干将。高岗的革命生涯起于西北，他在离开西北时，已经成为了中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

不过，高岗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在他的西北革命岁月里得到一定暴露：争强好胜，看重权力和地位，计较个人恩怨，意气用事，在遭遇困境时容易悲观消极，自我约束能力有时不强，放松对自身的改造时有追求享乐的情绪，等等。这些问题在当时并不严重，甚至说和他的功劳及才干相比起来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往后的岁月里，这些问题的加剧最终埋葬了他自己。

注释：

[1] 引自高岗1954年回忆材料《我的反省》

[2] 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青年时代曾在榆林中学就读，并参与组织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学习。1928年以后长期在陕西从事革命工作，是红二十六军和照金、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在陕西人民中间享有崇高声望，他死后，毛泽东曾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3] 谢子长（1897—1935），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人。青年时代与刘志丹、高岗同为榆林中学学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再在陕西从事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是陕北地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有“谢青天”之美称。他死后，毛泽东曾为他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在陕北的革命家中，谢子长与刘志丹、高岗是最有威望的三位，堪称陕北革命的“三巨头”。

[4] 三人均为共产党员

[5] 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渭南县、华县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全国最具影响的起义之一，它打响了西北武装革命的第一枪。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师生在起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6] 高岗的妻子杨芝芳在1930年离开老家后，一直担任党的交通员，从事情报传递工作，并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7] 由于南梁堡根据地（也称寺村塬根据地）建设不成熟，且存在时间较短。一般以随后出现的照金根据地为我党在陕西的第一块根据地。

[8] 三原即孟侯原、丰原、白鹿原，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核心地带，靠近西安，今属咸阳

[9] 王泰吉（1906－1934），陕西临潼人，1924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返回陕西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被捕，押解南京，后经杨虎城营救才获释出狱。1933年7月，在陕西耀县率部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任总司令。起义失败后，率余部退到照金革命根据地。1934年被捕就义。

[10] 高岗曾描述这种战术为：“敌人来进攻，我们就抄他的后路。敌人后方就像老姑娘的屁股，摸不得，一摸就得回头。”

[11] 郭洪涛（1909－2004），陕西省米脂县人。1925年考入榆林中学，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革命活动。1927年被捕入狱，1933年出狱，在北平短暂逗留后，返回陕北，与谢子长等人一起参与根据地的领导工作。1935年，参与了陕北“肃反”运动。1942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被批为陕北“左”倾路线的代表。解放后长期在交通部门工作，先后任北平铁路管理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等职。

[12] 引自《习仲勋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

[13] 张秀山（1911-1996），陕西省神木县人。青年时就读于榆林中学，参加学生运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陕甘宁从事革命工作。1933年起在红二十六军中担任干部，参与了领导红军和创建根据地的活动。1945年后被派往东北工作，解放后任东北局常务委员、秘书长、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等职。

[14] 徐海东（1900-1970），湖北省大悟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与黄麻起义，后长期在鄂豫皖根据地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年底率红二十五军长征，任副军长，途中改任军长。抗日战争后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后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5] 程子华（1905-1991），山西省运城市人。1922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后赴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为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晋察冀根据地进行战斗，解放战争期间任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司令员。建国后先后任山西省委书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国务院民政部部长等职。

[16] 据横山县委党史办王思雄先生收集的材料，此战结束后曾有被俘人员对押送他的战士描述说：“高岗那挨求的可真厉害，打得我们招架不住。双手打枪，不住地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

[17] 马文瑞（1912-2004），陕西省米脂县人。早年在米脂参加学生运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陕北从事革命活动，是红二十六军的主要干部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解放后先后任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18] 张秀山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在陕北的百姓中，传说红二十五军是白军，他们化装成红军来消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的机关枪全被二十五军收缴了，红二十六军的战士拿着标枪、大刀被人用枪逼着去冲锋送死；（甚至有人传说）刘志丹、张秀山等人已经被他们杀害了。”以至于在“肃反”被叫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陕北的老百姓都不愿信任二十五军。

[19] 引自《马文瑞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

[20] 据杨成武在《长征记》中会议，毛泽东当时对干部们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21] 即博古

[22] 当时就有不少人分析，刘志丹在陕西创业多年，却让他在刚一获释后就去他并不熟悉的山西打仗，战役如此艰难，却只派给他非常有限的人力，这似乎仍是朱、郭二人对他的打击、排挤。

[23] 毛泽东曾对身边的人讲：“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24] 见《新华日报》1946年4月4日

[25] 同上

[26] 这场为生产而发起的运动还寄托了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在1939年2月的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有这么一段：“生产运动还包含了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二百零四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做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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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破折号。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