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著名社会学家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开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去世，享年88岁。沃勒斯坦倾其一生研究世界体系的不均衡性，并立足于被压迫者的立场，孜孜不倦地倡导与参与反体系运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在沃勒斯坦辞世之际，组织了纪念特辑，通过其本人重要的且未被翻译成中文的文章译介和国内相关研究者的约稿来梳理他的思想遗产。（此前已刊出《沃勒斯坦、巴里巴尔谈话录：有没有超越种族主义的选项？丨沃勒斯坦纪念特辑》、《沃勒斯坦晚期长文首译：全球左翼的过去、现在、未来丨沃勒斯坦纪念特辑》）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刘健芝教授曾经与沃勒斯坦在“世界社会论坛”和“全球大学”等另类实践项目上多有合作。思想市场特邀刘健芝老师撰文，以她与沃勒斯坦在实践中的个人交往经历，呈现出作为反体系运动倡导者的沃勒斯坦。

沃勒斯坦在2007年肯尼亚世界社会论坛上。 刘健芝 图

沃勒斯坦教授 (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体系理论四大师之一，很早拜读他的著作；1990年代中，我和岭南大学的同事编译出版一套社会文化丛书，其中《发展的幻象》收入他的文章， 当时的交往，仅限于协调版权。

接触过不少极负盛名的明星教授，有些给人高不可攀的感觉，但是，沃勒斯坦给我的感觉，是谦谦君子、文质彬彬、和蔼可亲，跟阿明教授（Samir Amin）的敦厚性情很接近。

我与沃勒斯坦头一次见面交谈是挺晚的，是在2007年1月在肯尼亚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上。那时候，我和阿明已经合作多年，他是“世界另类实践论坛“ （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的主席，我是副主席，浩达教授 （Francois Houtart）是秘书长，我们在全球各地推动民间组织的交流连结。我们合编了好几年的英文版和法文版的《抵抗的全球化》（中文合集在200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每次世界社会论坛，我们都会策划组织研讨会。2007年，在肯尼亚，我们的研讨会在帐篷里召开，同场演讲的，有沃勒斯坦、阿明、浩达、我，和两位非洲学者。与沃勒斯坦见面，戴锦华教授也在场。那时，沃勒斯坦77岁。

2007年肯尼亚世界社会论坛上，从右到左：沃勒斯坦，Marcos Arruda，戴锦华。刘健芝 图

那天，我穿了我们团队自制的T恤，黑底白字，前面写着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后面写着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沃勒斯坦很喜欢这件T恤，请我寄一件给他送给他妻子Beatrice，比划着说，你们身高差不多。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沃勒斯坦钟爱世界社会论坛这个口号。阿明去年8月在巴黎病逝，沃勒斯坦的悼文说：“阿明和我保持着非常亲密的联系。他住在飞机上，绕行地球。我缺乏他的过人精力，但我一直是他战斗中的同志。我们只有一个斗争，我们必须改变世界。” 尽管沃勒斯坦没有阿明那么多的出行，但是，从2002 年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开始，他参加了两次巴西的论坛，也参加了印度、肯尼亚、塞内加尔、加拿大的论坛。他对世界社会论坛抱有很高期待。2007年参加肯尼亚世界社会论坛后，2月1日，沃勒斯坦在他的《评论》上， 谈论世界社会论坛的过去与未来。他认为，世界社会论坛是对抗世界经济论坛而组织的，当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显示出全球的权力格局在转变，美国的威力减弱，世贸组织（WTO）似乎陷入僵持，基本上无能，而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几乎被人遗忘了；多边系统的基础已动摇。在这种混乱的世界权力格局下，世界社会论坛提供了真正的出路，保持了开放的空间，没有官员、发言人、大会决议，但积极建构网络的网络，包容所有矢志改变现存世界体系的力量，包括不仅传统的广义的工人运动，还有妇女、农民、行动知识分子、反战等网络。沃勒斯坦并不回避论坛内部的问题，一边是总部主要设在北方的非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在南方比较有战斗力的社会运动，两者有张力，但沃勒斯坦认为后者对网络的影响较大。他乐观地说，世界社会论坛已经从被动防守走向主动进攻，更预言它的政治影响力会在未来五到十年加强。

正如沃勒斯坦看到的，世界社会论坛有它的潜能，但也有不少内忧。他喜见《巴马科倡议》（Bamako Appeal）已经出台，妇女运动宣言和劳工运动宣言正在起草，起草的过程，是运动里各个网络的辩论，尝试指出运动的方向。可是，这些过程是充满矛盾的。举《巴马科倡议》为例。它由阿明和浩达起草，在2006年经由几个网络讨论后，在马里世界社会论坛上发表。沃勒斯坦重视这个倡议，认为它阐释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整个运动的原则与纲领。可是，倡议发表后，受到世界社会论坛里面不少非政府组织的非议，质疑它要代表世界社会论坛发言，尽管阿明多次澄清这个倡议只代表“世界另类实践论坛”、“第三世界论坛”等网络的主张。阿明同时批评世界社会论坛有些组织极力压抑共同纲领的辩论和推广。直到今天，这个争论仍然在世界社会论坛的“国际协调委员会”内进行。

2016年8月蒙特利尔世界社会论坛，从右到左：戴锦华、沃勒斯坦、刘健芝。薛翠 图

2016年8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世界社会论坛上，戴锦华和我对沃勒斯坦做了生命故事访谈。沃勒斯坦说，2000-2010年是全球左翼进步运动的上升期，但是随着世界格局变化，全球的反体系运动从进取改为防守。但他仍然笃信，世界社会论坛是当今唯一有效的反体系运动。他说，1968年的火红年代，“是我人生很大的转折点，也是全世界巨大的转折点。我认识到改变的可能性的局限，一点一滴改变世界不可能有效，需要建立另一个可能的世界。另一个世界是有需要的，有需要便有可能。” 沃勒斯坦评价1968年的民众运动，揭示了无论是传统政党，或者是国家，都没法兑现承诺：让未来更光明，让社会更平等。备受质疑的是老左派的两个阶段论：先寻求民族国家独立，再处理社会阶级问题。沃勒斯坦认为，新社会运动有谈论环境生态、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的修辞，但在反体系方面，跟老左派差不多。至于人权组织，尽管以公民社会名义行事，但是很多非政府组织总部在核心区，捍卫人权在边缘区，往往被视为代表核心区的利益多于应有的批判角色，附从而不是反对核心国家。

戴锦华和我几次采访墨西哥的恰帕斯社区，了解萨帕塔运动，合编了《蒙面骑士》一书。跟沃勒斯坦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同样高度评价这场原住民运动：他们没兴趣夺取国家权力，认为由上而下的运动不会改变基层的状况，因此，他们转为集中建设本地社区生活，寻找自足生计，同时邀请全球左翼运动放下派性，共同推进更大的民主与平等。他们有的不是军事力量，而是政治感召力，重夺被压迫者的尊严。沃勒斯坦认为萨帕塔运动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理论上提出“既非核心也非边缘”，所有被压迫者的斗争同等重要，斗争要在各个战线同时展开；左翼运动应该摒弃纵向架构，奉行横向组织。没有所谓 “微小”的斗争、“微小”的反抗；零星的行动不一定但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或者汇聚形成“巨大”的变革。沃勒斯坦不会把眼光移离地方性的“小”斗争。例如，2019年1月，他连同几十位全球知名学者、作家，发表公开信，支援萨帕塔运动，反对墨西哥政府的跨洋走廊和经济发展区工程，工程其中一项要砍掉恰帕斯州100万公顷“没生产价值”的原始树林，改种 “有收益”的果树和木材树，对原住民赖以生存的生态将会是极大的破坏。

沃勒斯坦与副司令马科斯对谈，2007年12月，恰帕斯地球大学。

萨帕塔运动在巨大压力下，坚持了25年，这个经验验证了沃勒斯坦对老左派的批判：先夺取国家权力再改造社会的两阶段策略没有意义。沃勒斯坦认为，我们已经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过度年代”— 充满岔路和混乱。两大特征是：1. 统治者不会试图维持现制度，而是会确保过度到一个新制度，将会重复现制度最坏的特性 — 层级制、特权、不公；新制度只能比现制度更坏。2.制度性的过度充满深深的不确定性，无法知道结果会怎样。“历史不站在谁的一方。我们各自可以影响未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其他人如何行动以影响未来。”

沃勒斯坦着重的，不仅是当下的各种斗争，而是我们需要逐步形成长期目标的实质含义，就是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的世界。他说“相对”，因为这更现实。他问：“这就是习惯上被叫做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社会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这把我们带回需要开展辩论的问题。我们需要停止对更好的(并非完美的)社会将会是怎样的假设。我们需要讨论它、规划它，通过试验不同的组织结构来实现它……如果这个纲领还不够——它可能正是这样的，这应当成为辩论的一部分，而辩论正是纲领的起点。”

当沃勒斯坦谈到辩论时，我不期然想到他们四位全球体系理论大师的辩论。阿明、沃勒斯坦，加上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法兰克（Gunder Frank），在1982年和1990年分别出版了两本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第一本是《全球危机的变革动力》（Dynamics of Global Crisis），第二本是《转化革命：社会运动与世界体系》（Transforming the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World-System）。沃勒斯坦在悼念阿明的文章里说：“我们用特殊的方式合写了两本书。每一本书有四个独立章节，各抒己见，书的前言描述我们的共同前提，书的末章描述我们的不同观点。目的是表达我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我们共同的大概有80%。在不同观点上，我们有不同组合。阿明和我有最多的共同观点。”

四位大师尖锐坦诚的对话，让我印象深刻。四人先确定共同之基础，各自撰文阐述观点，然后揭示相异处，将辩论深化。在《全球危机的变革动力》一书中，他们分歧的地方，包括是否犯了“经济主义”；长周期是500 年还是更久；用“帝国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作为分析范畴。他们也探究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观点，源自他们对苏联和中国经验的不同评价。阿明认为，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内容，民族主义难以有实质发展；阿瑞吉和法兰克的看法刚好相反，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内容，社会主义难以有实质发展；沃勒斯坦则认为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他们也各自表达了对全球社会主义前景的“乐观”程度，阿明和沃勒斯坦最相近，都比较乐观，但四人赶紧补充说，不管乐观悲观，民众通过社会行动改变世界仍是可能的、必需的、急切的。

以上对话在1982 年前进行，当时，在四人表述的共同点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不能简约为美苏之争；要分析危机，不能只看核心国，因为苏联、东欧、中国的进程，并不外在于或者对置于它们之外的世界，就是说，危机是全球性的、整体性的。

第二本书《转化革命：社会运动与世界体系》在1989年中完稿，1990年秋出版。完稿与出版之间这段时间，全球发生了戏剧性的事变。四人觉得没必要更新补充，因为事变就在书中探讨的大趋势中发生。这本书集中探讨反体系运动、社会运动、民众运动的历史脉络、成就与缺欠、未来的角色。结论一章阐述了他们不少分歧：四人寄望的抗衡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主体虽非截然不同，却各有偏重：阿瑞吉是广义的无产阶级运动，阿明是民族解放运动，法兰克是妇女、和平、生态等新社会运动，沃勒斯坦是自觉联合的以上三大类运动。他们最大的争议，是如何评价苏中这两个夺取了政权的边缘国家有没有去依附：法兰克认为单个国家不可能去依附；沃勒斯坦认为它们并没有去依附，只是被强加去依附，经济进程依旧受制于价值规律；阿瑞吉认为曾经有短暂的去依附；阿明认为有去依附，取得了不少实质成就，尽管没有创造社会主义，但是1917年开启了后资本主义年代。

争辩之后，四人重申：“我们听到大家对眼前的未来提出的展望后，都愿意承认其他展望有其道理，自己的想法有斟酌余地，也意会到历史有可能再次让我们始料不及。”

四人的交锋，反映了反全球体系运动内部充满紧张和危机，却不失其活力。四位大师一生做了大量研究、思考、写作；进行辩论，是出于历史使命感，站在被压迫的民众、民族的位置，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留情地批判，对反体系运动不讳言其矛盾危机。面对资本主义以金钱计算取代事物本身的价值，以交换价值把差异同质化，把我们推向野蛮世界的末路，他们在对谈中，展示了改变的力量不是对差异、多样化的制约甚至取消，而是让差异开花繁衍，让其在真诚开放的平台上互动共存。

法兰克、阿瑞吉、阿明、沃勒斯坦分别于2005、2009、2018、2019年去世。他们留下的，不仅是今天反全球体系运动可资借鉴的学说思想，还有他们的赤子之心及宽大胸襟的感召。在蒙特利尔，戴锦华和我在访谈中，倾听塑造沃勒斯坦的理论主张的人生经历。沃勒斯坦谦虚地笑说，父母来自中欧，1920年代因为经济问题移民到纽约。他1930年在纽约出生，从小受父母影响，政治思想左倾和反纳粹。二次大战后，本来想去印度学甘地思想，却机缘巧合去了非洲，看到非洲年轻的民族国家诞生，他想，有新必有旧，那么老牌民族国家是怎样一回事呢？这个既疯狂又幸运的想法，引领他发展出世界体系理论。他强调，在非洲多年，让他学习了从非洲的角度看世界。他要看的是，16世纪以来发展的资本主义体系，如何演变到今天，充满矛盾和危机，正发生崩坏；在几百年的历史里，核心国如何把半边缘和边缘国家纳入到体系里面，有民族革命，有新兴的竞争对手，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颠覆。他要从长周期的视角，为当下的事情提供历史背景。

因应着世界社会论坛积极地促成连结、提供对话空间，却消极地阻挡以论坛名义采取立场、组织辩论，从2010年开始，阿明、浩达、我等联系反体系运动的各地学者、行动者，筹办“全球大学” （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 2015年3月在突尼斯世界社会论坛正式启动，有200位创始会员，沃勒斯坦是其中之一。全球大学的主张是：“当前的全球危机是旧体制及思考行动模式的漫长崩溃过程。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暴力扩张，全球各地涌现种种新实践及新思考，挣脱形形色色的宰制及压迫。全球大学是支持另类知识生产及传播的实验性论坛，旨在超越商品化及奴役性的知识模式。面对足以毁灭人类文明及导致地球生态崩溃的疯狂体制，我们需要回顾历史经验，拓展新的想象，连结全球不同层面的实践及思想，展望超越资本主义的多重可能性。全球大学聚集多元化的公共思想资源，汇聚传统智慧、创新思考，在全球及在地化的不同层面及领域促进团结实践，争取实现生态及社会经济公益。” 从2016年开始，全球大学每年与香港的岭南大学主办“可持续实践南南论坛”，所有论坛发言做录像视频，公开免费传播。

2016年8月，蒙特利尔世界社会论坛首天，沃勒斯坦与全球大学队伍一同游行。他的妻子带着他们家蹦蹦跳跳的小狗，我们小心翼翼注意不要踩到它；让沃勒斯坦特别高兴的是，他最小的孙女刚满12岁，对运动很感兴趣，跟着沃勒斯坦来参加论坛。

2016年8月蒙特利尔世界社会论坛开幕游行，刘健芝（右二）、戴锦华（右三）、沃勒斯坦（左三）、沃勒斯坦妻子Beatrice Friedman (左二) 。薛翠 图

2016年8月蒙特利尔世界社会论坛开幕游行，沃勒斯坦与刘健芝谈论全球大学工作。戴锦华 图

正如沃勒斯坦所说，我们处于动荡时代，变数很多，未来不可知，但我们必须推进斗争。沃勒斯坦坚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不是有不同变奏的资本主义模式，因此，我们的历史斗争，是要结束资本的宰制；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是不可解决的。沃勒斯坦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体系的起源和变迁，更要寻找结束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他关心现实的反世界体系的运动。他对年轻人的忠告是：读马克思的著作，不要读谈论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分析世界的深刻，无人可及。沃勒斯坦在他最后一期的《评论》中说，“能够走向更民主更平等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是50%。只有50%，但还是有50%。”

这不是自嘲我们付出努力不能保证成功而且很有可能走向世界的终结。沃勒斯坦这篇评论的题目是：This is the end, this is the beginning. 这是终结，这是开端。沃勒斯坦的告别，同时是祝福，激励我们勇于改变，提醒我们不断进行真诚开放的辩论及合作，以能持续改变自我、改变世界的不断革命。面对野蛮，面对逆境，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接过棒，负重前行。要相信，历史会让我们始料不及。

刘健芝（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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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健芝。来源：公众号  澎湃思想市场。责任编辑：还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