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以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为代表的加速主义者，从不同于批判现代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角度切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不是现代性的拒绝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加速主义意味着让资本主义的机制加速运动，从而促进它的崩溃。斯尔尼塞克从加速主义的角度思考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形式：平台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以数字平台及数据来获得权力和利润。斯尔尼塞克将平台分为五种，即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共享平台、精益平台。这些数字平台竞争主要围绕着三个要素来进行，即数据、节点、用户。数字平台的出现，让无产阶级更加边缘化，其薪酬和工作的稳定性降低，无产阶级陷入流动和分散。斯尔尼塞克希望从平台本身出发，找到走出平台资本主义并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路径。

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是当代左翼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的奠基者，他出生于美国，在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获得了哲学与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他转战不列颠，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在2013年发表了著名的《加速主义宣言》，让其声名鹊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加速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最直接的表现形式。2016年，斯尔尼塞克出版了他对当下数字资本主义分析的重量级著作《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将他的加速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数字资本主义分析有效地结合起来，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最新代表作品。不过，斯尔尼塞克谈的虽然是平台资本主义，但更多指向今天的中国，我们在理解这部作品的时候，不一定随着作者的踪迹而亦步亦趋，我们完全可以将斯尔尼塞克的思索同当下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像一个虔诚的信徒一样，忠实地再现出尼克·斯尔尼塞克的思想，相反，我们讨论的立足点是今天的中国，而斯尔尼塞克的理论仅仅只是折射中国当下现实的棱镜。

一、加速主义与平台资本主义

在理解尼克·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批判之前，我们必须先理解他所加入的运动，即加速主义。2013年，斯尔尼塞克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合作了《加速主义宣言》。不过这一宣言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宣言中，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就表达了向现代革命思想的源头——马克思——的致敬：

马克思仍然是范式上的加速主义思想家。与那些陈词滥调的批判相反，甚至与那些当代号称马克思学的学者们相反，我们必须记住，正是马克思自己使用了最先进的理论工具和他在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经验数据，全面理解并改变了他的世界。他不是一位抵抗现代性的思想家，而毋宁是一位试图分析并介入现代性的思想家，理解了尽管资本主义存在着剥削和腐败，但资本主义仍然是迄今为止最为发达的经济体系。［1］353

和意大利自治主义者一样，斯尔尼克斯和威廉姆斯以及斯蒂文森·夏维罗（Steven Shaviro）等人提出的加速主义，实际上就是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政治经济学大纲》，后文简称《大纲》）中的一个片段奉为他们的圣典，这就是“机器论片段”。在罗宾·麦基（Robin Mackey）和阿门·阿瓦尼西安（Armen Avanissian）为《加速：加速主义读本》撰写的序言中，他们就提到：“或许卡尔·马克思在他最公开的加速主义作品即《大纲》的‘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记录了一场巨大的转变，即工人将工具作为代具性器官，来增强和扩大人类认知和生理能力（劳动力），而对于机器，准确来说，是一种‘综合性的自动机械体系’的出现，在机器中，知识和对自然的控制促进了工业进步，而取代了直接的劳动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逐渐变成了一种工具，并非工人在操纵机器，而是机器在操纵工人，让工人变成机器‘巨大机体’的一部分。” ［1］6 我们可以理解，在马克思的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在卢卡奇和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从现代性的工业生产力将工人作为一种工具，从而让工人丧失了人的基本属性开始的。正如卢卡奇所说：“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自由意志。”［2］卢卡奇的这种立足于从机器对人的物化，从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化大机器生产的过程的立场，后来直接被法兰克福学派所承袭。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批判的核心就是将现代人变成工具的工具理性。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在这种工具理性化背景中，人性被大机器生产所穿透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工厂的生产过程之中，甚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带有这种阴郁的色彩。霍克海默指出：“一个社会越受到规制，这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就越工具化，对于个体的成长来说就越没有意义。”［3］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准确来说，就是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他们将现代性看成一种同质化的力量，而在这个力量之下，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这种合理化的机制实际上就如同一个大机器一样，将每一个人都强制性地纳入到他的运行轨道上来。因此，他们批判的锋芒实质性指向这种现代性大机器的无情推进的动力，也指向了这种如同冰水一般的无情的同质化权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批判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批判的代价是忧郁和乡愁。针对无情的机器的力量，他们唯一能够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抛弃机器，拒绝同质性。在阿多诺后来的《否定辩证法》中，最终的倾向就是反同质性的星丛，以一种前现代的散漫的星丛式存在，来抵御现代化的车轮。个体和星丛的抵抗，势必羸弱不堪，由此可以联想到庄子的那句告诫：“汝不知夫螳螂乎? 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庄子·人间世》）

所以，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在《加速主义宣言》中提出的另一种马克思的批判倾向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了。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认为，马克思根本“不是一位抵抗现代性的思想家，而毋宁是一位试图分析并介入现代性的思想家”。简单来说，马克思反对的不是现代性和大机器本身，而是对现代性和大机器的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从后来的意大利自治主义开始，从他们推崇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开始，我们看到了他们已经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由对生产力（即现代性和大机器生产）的批判，变成了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下不平等的雇佣关系）的批判。在对“机器论片段”的阅读中，斯尔尼塞克和意大利自治主义者们一样，认为问题并不是出在机器上。如果机器带来的现代化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又何必如同螳臂挡车一般，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耗费在一个不可能的事业之中呢？因为抵抗现代性和大机器的命运必然是忧郁，必然是悲剧，因为从一开始，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走入了抵抗现代性的死胡同，真正的问题不是将现代性和机器化大生产视为邪恶的力量，而是要辨明其中造成的不平等。如果机器是中性的，在资本主义可以使用的同时，它为什么不能变成供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呢？倘若如此，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真正的意愿正是走入现代性，而不是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的那样是拒绝现代性。这样，加速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是，在现代性或者资本主义带来的机器生产内部找到其中的矛盾，并加速推进它的高速运转，最终，使这种机制在高速运转中走向崩溃，而资本主义也因此迅速衰落甚至死亡。因此，在《大纲》之后的马克思那里，一个新的变化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在资本主义之外进行，我们只有在资本主义内部，才能找到走向未来社会的路径。

这正是加速主义的核心要义所在。加速主义的核心词汇——加速（accelerate）——指的正是对资本主义机器本身的加速，这种加速，在资产阶级看来，是加快了他们资本周转的速度，最终获取利润的速度也随之加快。但是，在加速主义看来，为了让这个大机器更快地耗费掉，我们的立场绝不是拒绝，而是让其加速。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说：“认为左派政治要反对技术社会的加速运动，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评价绝对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如果政治上的左派要想拥有未来的话，他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拥抱这个被压迫者的加速主义的发展趋势。”［1］354这样，加速主义的目的正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阻碍生产力的车轮，“加速主义者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出生产力的潜能”，让那些平庸的左派和新自由主义都十分忌惮的生产力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拥有未来，“加速主义推动的是一个更为现代的未来——是新自由主义不敢去生产的现代性。未来必须再一次被打开，开启我们的视野，走向大外部（Outside）的普世可能性。”［1］362

也只有在加速主义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斯尔尼塞克会如此关注数字时代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斯尔尼塞克指出：“在思辨的边缘，今天资本主义的计算基础设施已经间接地触及其物理学上的极限，高频次贸易的速度战争已经迫使决策者必须在十亿分之一秒内做出决定。更习以为常的发展是，海量的个人数据（购买习惯、旅游模式、浏览历史等等）已经与复杂的数学分析结合起来，用来为市场提供预测。新近出现的发展，如无人机送货和自动驾驶，都预示着一个逐渐自动化和计算化的未来。世界已经在自身层面上重构了，而这一切与人类的感知无关。”［4］斯尔尼塞克敏锐地把握到，如果要推进加速主义的策略，其中计算基础设施和数据才是关键，而让新自由主义感到忧虑，甚至无法控制的正是大量数据的自动生产（automatic production），今天，数据的收集和生产恰恰是由Google、苹果、Facebook、YouTube、Uber、Amazon等大的平台公司来进行的。因此，斯尔尼塞克与维尔诺、奈格里、拉扎拉托等人对资本主义的认知分道扬镳了，因为今天更为重要的是数据，而不是非物质生产和一般智力。简单来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在斯尔尼塞克看来，就是以数据为对象的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应当将数据看成是用来提取的原材料，用户的活动就是这些原材料的自然资源。就像石油一样，数据就是一个提取、精炼出来的原材料，可以在诸多方面进行使用。”［5］40这意味着，拥有更多的数据，便拥有更强大的竞争力。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提取、精炼数据的能力，云计算和大数据处理只有一些大的公司才能进行，也只有它们提炼的数据才具有使用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而这些大公司所依赖的就是大的数据平台，这些数据平台就是他们收集提炼数据的矿井。所以，从加速主义的角度来看，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机制，就必须理解平台资本主义。

二、平台的类型

对于平台资本主义，斯尔尼塞克有一个说明：

什么是平台？在最一般的层次上，平台是数字的基础设施，它可以让两个或更多的群组发生互动。因此，平台将自己作为中介，让不同的用户汇集在一起：顾客、广告商、提供服务的商家、生产商、供应商甚至物质对象。往往平台还有一些工具，让用户可以建造他们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市场。［5］43

实际上，按照斯尔尼塞克的定义，平台就是我们平常使用的各个界面、APP和应用。如微信、百度、淘宝、滴滴打车、京东、大众点评网、携程、蚂蚁短租、当当等等。这些公司制作的平台充当着社会中新型的智能机器，将各种用户（包括个体用户、生产商、供应商、物流、媒体、甚至AI和装有传感器的设备等）都纳入到巨大的数字界面中，将它们转化为统一的数字化模式，并从中提取作为原材料的数据，经过云计算和数据处理，成为具有价值的数据，用来分析和预测市场走向，甚至可以用来预测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换句话说，今天谁拥有了绝对多的数据，谁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王者。资本主义的权力，开始发生了位移，从纯粹以货币为中心的体系（尤其是“二战”之后以美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向最广泛也最有效的（这里的有效并不是指数据的真实性，而是指数据在数字界面发挥影响的实力，真实性只是数据效力的一个参数，但不是所有的真实数据都具有数字界面上的实际效力）数据。所以，斯尔尼塞克认为：“这些平台的地位尽管是中介，但它们不仅获得了海量的数据，而且控制和监控着游戏规则。” ［5］P47这样，数字平台不仅仅是一个在市场上倚靠数据赚得盆满钵满的企业，最关键的是，数据和平台本身就在为未来生活制定规则，而所有人、用户、商家甚至非人的AI和物（object）都必须依照这样的规则来运作，也正是这些规则，让平台不仅处于经济利益的顶端，而且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僭主。为了理解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形式，尼克·斯尔尼塞克将数字平台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而这五种不同的类型，从时间和控制的程度上表现为一个递增的序列：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共享平台、精益平台。下面依次加以阐述。

（一）广告平台

广告平台是最早的平台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大的门户网站（如搜狐、雅虎、网易、新浪等）实际上就是广告平台。严格来说，以广告为主的盈利模式，实际上不属于数字时代，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居伊·德波批判的景观社会，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批判中，广告已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批判对象。广告，在鲍德里亚看来，就是一种依赖于商品的符号价值来牟取利润的手段。鲍德里亚说，在广告的象征化过程中，“显然，真实性、指涉物，以及价值的实体都不能摆脱符号的阴影，只有大写的象征性”。［6］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末和21世纪最初十年里的互联网广告在符号政治经济学形式上与电视、纸媒广告的差异并不大。

因此，一些社会学者和批判理论家，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互联网平台上广告的价值。例如多米尼克·佩特曼提出了广告平台的价值在于注意力（attention），他指出：“围绕着新社会媒介悸动着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灰色市场劳动的形式，环境剥夺，新殖民的血汗工厂，合法化的腐败，金融强制以及欲望机器的犬儒式发展，这些都生产出让我们寓居于其中的小玩意、基础设施和让我们沉溺其中的应用。这就是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也可以用‘眼球’经济或‘洗脑’经济来表达这个意思，新媒体下的大多数文化活动都是如此。”［7］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早期来看，佩特曼的分析没有错，数字经济要增长，需要注意力。而早期互联网发展的注意力经济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数字平台上来，注意力越多，平台的价值越大。而争夺注意力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将这些注意力打包销售给广告商，一个好的数字平台最后的盈利，的确是需要广告商来支撑的。在优酷、爱奇艺等平台上，如果不是VIP用户，你就必须要忍受每段视频上强加的几十秒钟的广告视频，这个就是注意力经济的体现。

不过，斯尔尼塞克的看法与佩特曼并不一致。他认为，所谓的注意力经济不过是数字平台尚不成熟，没有成长为支配性的平台时期的竞争手段。在2000年左右的纳斯达克指数泡沫破灭之后，政治注意力经济实际上就难以为继了。在随后的十年里，斯尔尼塞克看到，Google和Facebook改变了这种纯粹依赖于注意力的策略，因为在其看来，广告商需要的不仅仅是纯粹数量上的注意力，而是注重有效用户的广告投放，简单来说，将广告的信息提供给更需要的用户，这是广告商的精准推送。而实现这个目的，就需要提取数据，Google和亚马逊这样的大平台，开始保存用户的每一次搜索，每一次购买，每一次发言的记录，它们注意到，这些数据具有无限的潜力，即通过分析和计算，可以大致推算出每一个用户的具体需求。以亚马逊网站来说，当用户购买了一个保温杯之后，它在下面的推送栏会给该用户推荐同类型的商品和配套的商品。这实际上就是数字平台革命之后的广告平台发生的质的飞跃。斯尔尼塞克说：“科技公司已经生产出用户数据，并用这些数据来适应消费者取向，并有效地给消费者推送市场上的商品。数据提取逐渐成为垄断性广告平台最重要的方法，让平台可以直接从广告商那里获利。” ［5］58

由此可见，从最传统的注意力经济向精准的商品推送的广告形式，其背后的差距就是数据提取。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平台开始重视数据在平台竞争和获利上不可估量的价值，而提取和分析数据成为每一个平台必须从事的工作。

（二）云平台

由于Google、Facebook、亚马逊等平台发现了数据提取和处理存在着巨大的潜能，云平台也就应运而生了。说得更清楚些，云平台就是给各个商家提供各种数据处理的服务。以亚马逊为例，2016年，亚马逊建立了大数据中心，里面配备了大量的服务器，仓储机器人以及计算机系统，起初这些服务是为亚马逊自己设置的，即亚马逊要建立自己的物流网络AWS，AWS一开始就是为了处理亚马逊的内部数据，将物流的信息传递给总部。由于这个数字基础设施太过强大，让亚马逊意识到，实际上还有利用AWS创造其他潜在商机的可能性。斯尔尼塞克说：“事实上，AWS可以作为云计算来出租，为各种服务器、储存、计算、软件开发工具、操作系统、即时应用软件提供在线服务。” ［5］61-62 而国内的阿里巴巴、百度、华为等大平台，也意识到云平台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以阿里云为例，2016年阿里云提供了人工智能开发的助推器，同时为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节目提供了云计算预测的服务，阿里云也开始与杭州市的城市治理相结合，人工智能开始转移到城市治理领域，而杭州也成为首个利用云平台的人工智能治理的城市。云平台的价值并不纯粹在于为各个服务商提供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服务，我们必须看到，和广告平台一样，云平台是要提取数据的。它甚至不是零星散落地提取用户的数据，云平台参与到城市治理之中，必然意味着它们一开始就整合了相关数据，“相对于依赖于广告商的购买数据，云平台在数字经济中就是作为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出现的，这样，云平台可以出租给其他用户，从中获利，而它们搜集来的数据也可以为他们自己所用”。 ［5］62

（三）工业平台

在拥有了云平台之后，激发了各大数字平台的雄心壮志。因为，它们提出了一个哲学式的思路，将非物质的数据与实在的物质结合起来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数字经济是否仅仅只适用于新社会媒体和数字科技？对于这个问题，各大平台实际上给出了否定回答。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不代表传统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消亡。相反，数字技术和平台发展是可以带动传统工业发展的。由此一些大的数字平台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概念，即“工业物联网”（the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而一些学者高呼，这是“工业4.0”时代的来临。那么什么是工业平台？斯尔尼塞克说：“在最基础的层次上，工业物联网将传感器和计算机芯片嵌入到生产过程，物流过程当中，在物联网中，所有一切都通过这些计算芯片的关联链接起来。” ［5］65 这的确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物联网平台上，几乎所有的工业环节，从原材料的采集、初级加工，再到精加工，最后成为工业成品的过程，都被物联网联系起来。原先散落在全世界各地的进货渠道、生产环节、物流，在一张物联网的大网中，被整合为一个整体。

（四）共享平台

共享平台，也称为产品平台。在这些新数字平台的眼中，需要对各种资源加以有效利用，但能否将产能过剩的产品转化为一种可以共享的经济形式，则成为数字平台思考的重要问题。美国首先出现的是Uber和Zipcar这样的汽车营运和租赁平台。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的汽车营运公司不一样，Uber和Zipcar并不拥有自己的汽车产品，相反，它们仅仅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散落在民间的闲置私人用车发挥其效用。当然，它们给这种平台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共享经济。Uber这样的公司运作模式很简单，邀请拥有闲置私家车的车主参与营运，让这些私家车主从中获得实惠，而此前很难在高峰时期打到的士的顾客也因为Uber和Zipcar的加入获得了实惠。中国内地的“滴滴”和“快的”之类的平台也是由此而生（这两个平台后来统一合并为滴滴打车，甚至滴滴吞并了Uber在中国内地的业务），而滴滴已经成为中国共享平台的一个典型样本。它的主要功能是形成了在数据上控制所有滴滴司机和用户的网络，简单来说，各个参与滴滴平台的司机会收到一个评价，这个评价在滴滴派单时非常重要，一些高利润的单（如长途、飞机场、高铁站）一般有限配给那些得到高分评价的司机。在这个平台下，原先零散的私家车主和滴滴用户被整合起来，并有效地控制了整个过程的运行。与滴滴类似的还有以闲置房屋开设民宿的共享网站蚂蚁短租，以及餐饮业和旅游业对应的平台类型。斯尔尼塞克说：“共享经济的公司成功地超越了传统管理和工人。管理灵活多变，工人变得流动化。”［8］

（五）精益平台

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是丰田公司的总裁丰田英二在福特制阶段提出的一种工业思想。它的核心思想是“Just in time”，即“旨在需要的时候，按需要的量，生产所需的产品”。无库存、低消耗、有效配置资源成为精益思想的核心。不过，在福特制资本主义之下，由于生产和投资的盲目性，实际上很难做到真正精益生产。然而，数字化平台的出现，让精益思想再一次成为可能，而且这些平台也将自己视为精益平台的实现者。什么是精益平台呢？和共享平台一样，精益平台不养任何工人，也不购置任何产房设备，而是在第一时间将需求精益化，将一个工作迅速分解，根据物联网提供的数据，将每一个环节的生产工作配置到每一个具体的小生产商那里。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数字平台敢大声宣告“新计划经济”来临的原因，“新计划经济”并不是要我们退回到某个具体的历史时代，而是说，它们所建立的数字化平台，就是一种精益平台。作为一种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已经在各个环节实现了有效的配置和控制，它们可以通过工业物联网平台将所有的资源有效地配置到每一个环节。举个例子，深圳的一家公司要投入新的产品，在物联网平台上，可以显现如下信息：生产该产品的各个部件有效的价格与效率，从国内（甚至海外）进货，原材料的匹配量多少合适，最快的物流是什么，最终的销售渠道又是什么。这些信息在工业物联网平台上一清二楚。在进货渠道中，每一个部件到达了什么位置，生产处于什么进度，哪个环节出现问题，怎么处理，也在这个精益平台可以进行有效控制。严格来说，精益平台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精益平台依赖于高度的数据提取与分析，以此为基础，让人工智能和工业物联网来配置各种资料。由于精益平台不雇佣任何工人，不直接购买厂房和机器，它所有的工作都是外包的。于是，精益平台构成了一个生产、物流和销售的顶点，它成为平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极端形式。

三、平台竞争与流动的无产阶级

尽管数字平台的发展趋势十分强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各种分散的资源高度聚合在一起。并且它所聚集的已经不仅仅是财富（这里的财富，更多是指货币意义上的财富）和资源，而是将自己生成为一个巨大的母体，一个更为宏观的控制网络，原先星罗棋布的各种分散的用户和生产商、供应商、物流商、金融机构等都在这个平台上被整合为一个利维坦式怪物。而平台公司如同一个金字塔的塔尖，傲视群雄。毫无疑问，今天是一个数字平台为王的时代，之前的工商业、金融业的辉煌，已经拜倒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权威之下。今天，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不再是产业巨头或者金融寡头，它们的时代已经过去。相反，站在资本主义前台的是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这样的公司，国内亦是如此，阿里巴巴、百度、腾讯构成的BAT集团已经是超越房地产和金融投资而最具有实力的集团，而其他类似的平台如京东、当当、滴滴出行、携程、大众点评网、美团等也都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中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

不过，从一开始，平台就是多元的，任何平台都没有获得绝对支配权。说得更明确些，平台与平台之间存在着竞争：微信支付与支付宝之间，淘宝与京东之间，滴滴出行与美团打车（以及与之前的快的和Uber）之间，携程与艺龙之间，ofo与摩拜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关系。那么，在数字化的今天，平台与平台之间究竟是如何竞争的？它们之间的胜负需要何种先决条件？对于这个问题，斯尔尼塞克给出了三个要素，即数据、节点和用户。未来数字平台谁能够在竞争中胜出，谁能拥有未来的话语权，就在于它是否占据这三个要素。

（一）数据

对于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斯尔尼塞克给出的三要素似乎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他并没有将货币作为数字平台的要素之一。这并不是斯尔尼塞克的疏忽大意或者知识短板，而是他呼吁今天的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早期，尤其是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阶段，就提出了资本主义竞争的实质。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迄今没有理解的关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规律，即调节一般利润率和由它决定的所谓生产价格的规律，就是建立在商品价值和商品成本价格之间的这种差别之上的，建立在由此引起的商品低于价值出售也能获得利润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的。”［9］总体来说，早期资本主义竞争的实质就是成本价格及其产生的利润率问题。这种核算是以货币为基础的，而产业资本主义的竞争基于这样一个算式，即p=W-k，也即商品价值减去成本。

但是，在数字平台上，这种情况略微发生了一点变化。首先，数字平台出售的是什么，或者说，它们依赖于什么获利。如果根据前文分析，从广告平台开始，能够给数字平台带来利润的是数据，它们销售和提供的服务也是经过收集、分析、处理过的数据。斯尔尼塞克将这些数据比喻为数字生产的原材料。于是，现在的问题是数字平台为这些原材料付出的成本是多少，事实上是，刨除不变资本（即应用开发的软件、服务器、数字基础设施等消耗）之外，其成本为零。因为用户在搜索引擎中搜索的时候，顾客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购物的时候，乘客在乘坐滴滴顺风车或专车的时候，游客在选择大众点评网、美团推荐的餐馆点餐的时候，平台根本无须为这些用户行为支付任何费用，实际上，最终对平台最有用的恰恰是这些看起来毫无价值的数据，但当这些数据以上千万的量堆积的时候，便具有了巨大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各大平台几乎是以零成本攫取了各种渠道、各种用户的数据，并占有了这些数据。不仅如此，它们也从这些数据中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利润。因此，斯尔尼塞克说：“与生产不同，在平台上，竞争不是由成本和价格的差值来计算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成为判断和评价竞争优势的标准。这意味着，如果这些平台想竞争，它们就必须收集、分析和控制数据——它们必须在其中投入大量的固定资本。” ［5］97 实际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竞争实质的观点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今天，衡量各个平台能否在竞争中胜出的标准，就是能否最大限度地占有和分析数据。例如，各大平台为了尽可能多地收集数据，它们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开发了隐秘的数据提取系统，业内人士将这个系统称为IoT（消费网络）。它们将各种传感器和数据监控遍布在消费产品中，我们今天看到的便利，或许就是大平台从我们身上最大程度攫取数据的手段，如Iphone系统的指纹识别和面部识别，表面上是为用户提供了更便捷的开机操作，实际上这些指纹和面部识别数据已经被苹果公司所提取。同样的情况还有记录步数和心跳的健康数据，这些数据对于进一步的人工智能开发不可或缺，但作为用户的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二）节点

孙子有云：“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孙子兵法·行军》）其中的要害在于，行军打仗需要占据有利地形，才能在战争中获得优势。反观今天的数字空间，我们也需要明白，尽管数字空间是虚拟的、非物质的，但并不代表数字空间中每一个节点都是均势，与《孙子兵法》中行军打仗的地势一样，优秀的数字平台，也必须在数字空间中占据有利的地形。

节点，尤其是至关重要的节点，是斯尔尼塞克认为数字平台竞争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比如，Google最初的成功，源于它创造出了领先于其他人的软件，并对硬件基础设施进行了革新。简言之，Google创造了自己的服务器系统，而不是像金融寡头一样，将市场上的服务器全部垄断。苹果公司推出的iOS操作系统也是如此，其创造的体系，是为了让更多用户来适应苹果的节奏，你想要使用苹果的产品，就必须接受iOS和Mac OS操作系统，苹果和Google之所以能够胜出，在于它们摆脱了纯粹依赖于Microsoft Windows系统的控制，从而占据了操作系统这个重要的节点，从中获得了不可估量的潜力。同样，当Google公司花重金投入人工智能（如阿尔法狗那样的研究小组）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它在为人类科技做出贡献，其更重要的目的是占据AI这个节点，为自己在下一轮平台竞争中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在关于智能设备和人工智能开发重要节点的自然语言接口（natural language interface）上，各大平台更是硝烟四起。2016年，Facebook公司开发了智能对话的机器人“Chatbots”，这是一个低级别的AI，但这个AI对于Facebook占据自然语言接口这个关键节点十分重要。

除了倚靠自己开发新系统和新硬件之外，大平台公司还以兼并的方式来占据节点。兼并存在着水平兼并（同行业竞争对手之间的兼并）、垂直兼并（处于一个产业链条上的兼并）和混合兼并几种形式。而在数字平台上，已经不再尊重这些传统的兼并规则，而是呈现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式的块茎兼并。如腾讯兼并的公司囊括了社交网站、游戏、搜索引擎、门户网站、旅游、金融、软件开发、电子图书、在线地图、物流地产等多个行业；阿里巴巴也在云平台、旅游、餐饮平台、文化、交通运输、电影等方面遍地开花。这些大平台的兼并已经完成了之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兼并的理性方向，而这恰恰体现了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兼并特征，尽可能多地占据有利的节点。

（三）用户

用户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包括消费用户，也包括提供消费的生产商、供应商、物流等各方面的用户。既然数据是平台资本主义竞争的第一要素，而这些数据的实际来源是用户，所以，怎样有效地保持自己的用户数量，以供平台不断地提取数据（连续的虹吸效应），成为平台竞争的关键。显然，依赖佩特曼所说的无尽的消遣，仅靠注意力是无济于事的，这种注意力经济在平台上是没有保障的，注意力很容易转移，一旦转移，不再关注某个平台，这个平台的价值也自然随之下降了。想想那些曾经红极一时而如今却没有几个人能记住它们的网站吧，还有多少人能记得开心网、凡客、Chinaren这些曾经吸引多少人眼球的网站。所以，眼球经济并不靠谱，更直接的方式是绑架用户，让用户不得不成为平台的猎物。

在锁定固定用户方面，苹果做得最为出类拔萃。除了特殊的iOS操作系统不与windows系统和Android系统兼容之外，苹果的iCloud的云储存系统以及iTunes的商店系统，都是绑定固定用户的利器，因为一个用户如果不想丢失自己的iCloud信息，要沿用那些只在苹果应用商店里销售的APP，就必须坚持使用苹果的产品。Google、华为等平台在这个方面只是刚刚起步，不过已经在绑定用户上面做出了一些有效的工作。另一种绑定是依赖于分值系统的绑定，以滴滴打车为例，滴滴司机的评价系统是有等级的，而不同的等级对应于可以接不同档次和收入的顾客，相应地，其回报率也更高。即便有些快车和专车司机对平台心存不满，也不可能十分轻易地转投其他平台，其在平台中的信用评价和等级或许在这个过程中会被清零。在发展成为精益平台后，这种用户和平台之间的依附性会更加强。

在这里，斯尔尼塞克谈到了未来的问题，平台资本主义表面上似乎给出了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的网络空间，但在他看来，未来平台资本主义的控制不是削弱了，而是比以往的资本主义更加专制，更加强大。同时，由于平台不再雇佣员工，不再购置机器设备和厂房，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依附于平台的用户，斯尔尼塞克说，这是无产阶级的流动化（mobilization）。由于外部和流动，他们是处于社会低端的无产阶级。按照斯尔尼塞克的说法：“这意味着好工作越来越少，低薪、短时工作、临时工的情况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不稳定。”［10］与此同时，所有的用户分散在自己的空间里，无法凝聚为一股强力的反抗力量。实际上，斯尔尼塞克最后也没有对未来无产阶级应该往何处去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他仍然对平台保持了一丝良善的冀望。所以，在《平台资本主义》一书的结尾，他给出了一个期盼：

伴随着社会对数字基础设施的依赖性增强以及平台资本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更深入的渗透，我们对其功能和应对措施的了解至关重要。这是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内在需求。［5］129

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未来平台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

参考文献：

[1]R Mackey, A Avanessia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s［M］. Windsor Quarry: Urbanomic Media Ltd, 2014.

[2][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151.

[3]M Horkheimer. 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M］. London: Verso, 2012:93.

[4]S Malik, C Cox. Realism Materialism Art［M］.Hudson: Sternberg Press, 2015:308.

[5]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M］. Cambridge: Polity, 2016.

[6][法]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58.

[7]Dominic Pettman. Infinite Distraction［M］. Cambridge: Polity, 2016:15.

[8]Nick Srnicek. The Challenges of Platform Capitalism: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a New Business Model ［J］. Juncture,2017(23):254-257.

[9][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45.

[10]Nick Srnicek.The Future isn't Working ［J］. Juncture,2015(22): 24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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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金平。来源：搜狐号  上海大学学报。责任编辑：还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