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与群众隔离”，是1943年周恩来同志在他生日这天所写的《我的修养要则》里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统区群众工作生动实践的真实写照。南方局群众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是人民群众托举起了党的政治生命，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成就了党的政治理想。
周恩来手书《我的修养要则》
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重建党在国统区的群众基础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4年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中央机关从东南转移到西北，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空间遭受到空前的压迫。1931年日本挑起侵华战争，在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经过不懈努力，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势在必行。但另一方面，大革命失败后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仅以重庆为例，1927年3月“三·三一”事件后到1937年10月中共重庆地方组织恢复重建，十年间，三届省委（包括临时省委）的四任省委书记迭遭杀害，中共重庆地方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重建国统区党的群众基础成为南方局全部工作的基本问题之一。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前身）以领导国统区工作。长江局成立甫定，旋即设立了民运、职工、青年、妇女等工作机构，以切实加强群众工作的领导。在长江局的领导下，南方各省党组织迅速发动和组织广大党员、积极分子加入公开合法的群众救亡团体。1938年5月，受董必武、叶剑英委托，国民党左派人士、老同盟会员朱蕴山组建起第五战区安徽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共产党员成为动委会2400多名干部的骨干甚至担任领导工作，不少中共县委机关隐蔽在动委会或工作团中；1938年5月，“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改组扩大，成为团结发动广大妇女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民众组织，女共产党人在妇指会中积极工作，仅江西“妇指处”就有女共产党员50多位；1938年10月，广西当局组建第三届学生军4200人，加入其中的共产党员约100人；1939年，中共广西组织推动地方当局组建战时工作团（简称“战工团”），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加入其中并实际掌握着领导权；1937年成立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以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骨干，到1939年全省“抗先”队员1万多人，各地“青年抗敌同志会”2万多人。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激起全国人民强烈愤慨。南方局贯彻中共中央“坚决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的指示，1939年1月2日，周恩来对记者发表谈话，随后博古、凯丰、叶剑英、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先后撰文，《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强烈声讨汪精卫的叛国罪行，批判其汉奸理论，号召把“伟大的民族义愤，变成一个声讨民族叛徒的广泛运动和热烈浪潮”。在南方局的引导下，持续一年多的全民“讨汪运动”有力地批判了抗战“必败论”、“亡国论”，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党的影响。
在白区工作百废待兴的日子里，长江局（南方局）及其领导的各级党组织高举抗战旗帜，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统区人民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们开展救亡宣传、培训抗战干部、组织抗日武装、掌握基层政权、捐款捐物慰问将士、拥军支前战地服务，披肝沥胆，上下求索，广泛宣传了党的政治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重建了党的群众基础。没有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党在国统区的群众基础就无从建立。
在人民群众背负压迫而坚毅挺立的宽广怀抱中隐蔽自己、积蓄力量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在确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同时，还确定了加强民众运动控制、争取民众基础的方针。其中，规定国防最高会议的工作目标之一，是“争取战区民众以巩固整个政权”，并在《国民抗敌公约》等一系列文件中制定了加强民众思想行动、教育、宣传、经济生活以及乡村力量控制的政策。
此后，公开合法的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遭到打击、限制、破坏、解散和转化。1939年1月，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接替长江局工作。鉴于形势的逆转，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各级组织，贯彻党在国统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和“三勤”“三化” 要求，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广泛打入社会各个部门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群众组织，以参加兄弟会、姐妹会、识字班，以当教师、做小贩、当挑夫、做帮工等各种方式隐蔽下来。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在省合作金库作办事员，川康特委书记荣高棠是电力公司抄表员，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在直接税局作文书，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隐蔽到农村割茅草烧石灰、开荒种地。一些地方党组织成员还在国民党进步人士帮助下，担任了县长、区长、乡长、保长等职务，很好地隐蔽了下来。
党的各级组织不仅在社会中隐蔽了下来，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工作。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利用金库办事员之便，了解云南省政治经济情况向南方局汇报；共产党员邱文郁利用昆明大中印刷厂校对员的有利条件，建立了中共秘密印刷所，翻印党的文件；湖南党组织将共产党员派进工会、合作社，在农村则争取保甲长、氏族总管、房长、小学校长等乡间有影响的位置，努力扩大工作基点；在广西，通过中共党员周可传与广西绥靖公署主任程思远的关系，一批党员进入三青团并担任各种职务，掌握了各级组织实际领导权；1942年，中央大学创造了以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为骨干、三五人为规模的秘密组织——“据点”，成为国民党高压下中共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到1945年，南方局青年组联系的据点有48个，直接和间接联系的“据点”成员989人，团结了国统区一大批青年群众。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在刀光剑影风雨如磐的日子里，南方局共产党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有效地隐蔽了党的组织、保存了党的力量，进而巩固了党的群众基础、积蓄了民众力量，为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人民群众的庇护和帮助，党就没有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空间。
在人民群众为光明的新中国而英勇奋斗中实现党的政治理想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世界民主潮流汹涌澎湃，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也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
1943年3月，蒋介石顽固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推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对此，中共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短评和社论予以坚决抨击。在南方局领导下，国统区掀起了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民众政治运动浪潮。在新闻舆论界，《宪政》、《现代妇女》、《时代评论》等一批刊物尖锐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仅《华西日报》1944年5月10日至6月13日就连续发表18篇社论，发出了“非民主不能动员国力，非民主不能强化团结，非民主不能澄清吏治，非民主不能激扬士气，非民主不能增加外援，非民主不能准备进攻与反攻”的强烈呼声；1944年5月4日，昆明3000多学生集会纪念五四运动；7月7日，西南联大等4校2000余名师生举行了纪念抗战七周年时事晚会，会上20多位著名学者发表演讲；9月1日，重庆文教、工商、法律等30名各界著名人士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政府“与民更始”，“及早实施人民渴望之民主制度”；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等5个工业团体举行宪政座谈会，80位工业界代表一致呼吁：“要求政治民主，要求生产自由，要求人权保障。”实行民主政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被迫重提实行宪政。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大后方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推动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9月15日，林伯渠在三届共的这一主张，但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国民党逆时代潮流而动，在国统区再次燃起民主运动的烈火——9月24日，重庆各党派、民主人士、各界人士等500余人集会，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10月7日，成都华西等5所大学12个社团联合召开“国是座谈会”，2000多人参会；10月10日，重庆复旦大学举行国庆纪念晚会，法学院院长张志让、教授周谷城发表演讲；同日，昆明举行6000多人参加的“纪念双十节，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10月，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翌年2月22日，重庆各行各业青年和工厂职员在《新华日报》上联名呼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李德全为代表的重庆妇女界300多人，昆明文化界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等300多人以及成都文化界100多人，先后发表联合宣言；海外侨胞也纷纷发表宣言，举行集会。在海内外一片拥护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呼声中，国民党仍然一意孤行，民心尽失。
1945年8月，在国内反内战、争和平的呼声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为响应中共“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的号召，国统区社会各界又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1945年11月22日，昆明西南联大学生首先发起反内战通电。25日晚，西南联大等4所学校联合主办反内战时事讲演会，到会大中学校师生、市民6000余人，但遭到国民党云南当局捣乱和破坏。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34所大中学校宣布罢课，通过了告全国同胞书和抗议书，强烈要求制止内战，组建民主联合政府。为弹压学生运动，12月1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由此引发了一场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民主运动浪潮。昆明社会各界发表宣言、呼吁、唁电，全省20余县的群众开展慰问、募捐、公祭、集会。公交车售票员自愿帮助学生散发传单，医务人员捐献药品，商人捐献纸张，邮电所职工想方设法将宣传材料投送省内外各地，中共外围组织“新联”发动昆明“三一读书会”等27个团体1500余人签名支援学生运动。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人民运动的高涨，全国各地乃至海内外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浪潮。
“一二·一运动”后，又相继爆发了胡世合运动、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人权保障等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国统区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的桅杆曙光初照的日子里，国统区人民群众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政治运动配合着党在政治谈判和军事较量上与国民党进行殊死对决。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和躬身实践，党就没有实现其政治理想的物质力量。
“永远不与群众隔离”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完成其政治使命、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不朽功勋的重要法宝，也是南方局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历史丰碑上的恢弘篇章。历史的洪钟亘古回响：没有人民群众，党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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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志平。来源：《红岩春秋》。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