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敌占区北平、天津等城市中共党的地下工作,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局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城市工作部直接领导。抗日战争时期,城工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敌占城市及交通要道开展工作,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城工部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局的有关指示和决定,指导平、津地下党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为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从实际出发,是城市地下工作胜利开展的基本前提。华北地区城市工作从北方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时起,即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当时抗日根据地受敌人严密封锁,对敌占城市的情况了解很少。为了使派出去开展工作的同志能够安全地站住脚,做派遣工作的同志就首先要对派去地方各方面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如:出去后怎样在敌人统治之下生存?可以向哪些方面哪些对象去开展工作?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及如何应付?等等,都是应该了然于胸,并使被派同志了解从而思想上有所准备的。当时城工委僻处农村,能够进行调查的渠道十分有限,只能通过向多少了解外面情况的同志询问,听往来于敌区的同志反映,以及外面回来同志的汇报,并根据他们提供的零星片断记忆情况,随时积累,逐步充实,形成比较完整的材料。
为了做到有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当时曾根据不同事项门类,制定了调查提纲,如对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都按各自的特点拟定了不同的调查题目。这时的调查目的,主要是为做派遣工作服务,所以调查的内容,一般是了解每一具体单位的基本状况为主,包括:单位的名称、性质、统属、背景、业务范围、与各方面的关系、机构设置、主要负责人的政治面目和思想倾向、职工状况(经济方面与政治思想方面)等等。很大程度上是要了解这个单位有无可以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和开展工作的条件。
由于调查对象本身的局限性,一方面可以进行调查人数本来就不多,且被调查者大多是一般工人或者学生,了解情况有限,特别是对于上层的情况知道得更少,所以为了全面准确地弄清一单位的情况,往往要经长时间的积累,来一个人谈一点,慢慢凑起来。就是这样,到1943年春,已经整理出来比较完整的材料,即有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北京铁路局、门头沟煤矿、开滦煤矿唐庄子矿区、天津亚细亚火油公司、天津官立中学、天津马大夫医院及其附属护士学校等单位,不很完整的材料有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院、法学院等单位。此外还整理有天津学生动态、华北日人生活点滴、敌占城市友党活动点滴等材料。在1943年春作的城工委两年工作总结中,专门谈到了这方面的工作情况。
1943年以后,从城里来的人渐渐多起来,调查工作的条件也较前为好。凡是新从外面来的人都要根据发给的提纲,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写下来。那时调查工作和组织派遣工作仍然是统一进行的。做组派遣工作的同志在听取来人汇报发展党的工作的同时,就便询问其他方面的情况,听后向他指出要写的重点内容,写完收上来留作以后研究参考。
1944年秋城工委组建为城工部后,随着城市工作的开展,城工部机构不断充实扩大。1945年春由华北联大政治班调回一批学员,除派进城市的以外,一些暂时还不能进城的被留下来参加了城工部机关工作,其中有几名同志分配到以陆禹为组长的调查研究组。调查研究组在刘仁直接领导下与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的同志联系配合进行工作。做组织派遣工作的同志了解到外面进来的关系可以提供某一方面的材料,即通知调查研究组的同志前去调查。调查研究组根据调查对象不同实行分工,安捷、于英负责学校和学生方面的调查,卞立中、王文负责工厂、矿山和工人方面的调查,魏焉负责铁路方面的调查。
1945年上半年,城市工作有很大开展,各方面进来的人都很多,调查研究工作的收获也很大,包括平津各大学和专科学校、大部分中学,天津较大一点的工厂,以及唐山、井陉、大同、宣化等矿区,平津的铁路站、厂,或多或少有了一些材料。这样就为我们的组织派遣工作扩大了主动权,一方面可以有目的地向那些需要和可能开展工作的地方去开展工作,一方面对于了解派出的干部和新从外面进来的人也有很大好处,可据以判断他的汇报是否准确,他对环境的了解和对敌情的估计是否恰当,对周围的人的认识是否清楚,进而考虑如何给以指导,怎样使用,是否继续派出去还是留在根据地加以考察和教育。一些外面介绍回来学习的人经过谈话后,发现这里同志对他所在机关、学校或工厂的情况了解得比他还清楚,心里特别佩服,自然地产生信赖。调查研究工作对于做教育训练工作的同志也提供不小的帮助,使他们了解更多的敌占区情况,从而可以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工作。正因如此,调查研究组的工作在城工部机关得到了好的评价,他们整理出来的材料经常有负责其他方面工作的同志来翻阅,刘仁尤其重视这项工作,几乎每一份新整理出来的材料他都亲自过目。他还不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他最反对主观性,对调查材料要求务必真实具体,不许说空话,特别是有关一个人的政治判断,一定要有具体事实根据。他还说做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应该使自己成为一本活字典,广泛了解各方面的情况,需要什么材料能马上拿出来。他希望能为敌方和社会上的重要人物每人立一个小传。这样工作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稳操胜券。调查研究组当时就是按这个要求进行工作的。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确实积累了不少材料。
除了上述静态调查外,调查研究组也注意收集各种动态反映。1945年“五一”劳动节,《晋察冀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唐山、井陉、宣化几处敌占矿区工人生活调查,就是城工部调查研究组根据上述几处回来的工人同志提供的情况整理的。(后来,新华通讯社还曾把这个材料向全国转发。)这份调查材料对上述几处工人群众在日寇野蛮统治下的苦难生活作了详尽的描述,用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工人进行的血腥的压榨和奴役,有力地控诉了日寇的罪行。对根据地人民群众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当然,这种调查对于城工部领导正确估计这些地方群众的抗日要求,了解敌人的统治手段,以便做出切合实际的工作部署,也是十分重要的依据。调查研究组很注意一些动向性的情况。如一次在调查中听一个外面回来的同志谈他在路上遇到日本兵盘查,见他随身带有一块表就给拿走了。这个情况反映给分局领导,认为日本兵过去纪律很严,一般是不许私抢百姓的东西的,现在居然也这样做,说明他们的困难已经很严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城工部机关改组成北平市委,人员工作变动很大,调查研究组的同志多数被派进城内或调做其他工作。各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各自建立了自己的调查了解情况整理材料的工作。但是市委还是保留了一个专做调查研究的小组,仍由陆禹负责,工作人员有王宁、王文两人。当年初冬,在陆禹提议、刘仁同意下,由陆禹带领王文一起到北平西北郊的温泉村、周家巷等村进行土地关系调查。经过20多天,对这里的土地占有情况,地主阶级对佃农剥削的形式和剥削程度,农民生活状况等作了深入的了解,写成《平郊土地关系调查报告》。1946年初市委机关全部搬到张家口,不久,陆禹,王文先后被派进城,王宁随周小舟调离市委。这个调查研究小组就无形撤销了。后来一直到市委撤销、恢复城工部并撤出张家口回到阜平,一直没有建立统一的调查研究机构,一则是当时主要领导工作都在各委员会,再则是撤出张家口以后,与城内交通联系困难,出来的人很少,因而没有什么调查对象。
1947年夏季以后,城工部机关逐渐移向冀中,和城内的交通联系恢复起来后,进出的人开始多了。当年秋中央城工部和中央青委派荣高棠、李晨等人来到城工部机关。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平津学生运动情况,研究学生运动中的问题。他们到后不久,即通过城内撤回的几位南系重要的领导骨干的汇报,系统收集和整理了一年来平津学生进行的几次重大斗争的材料,并对其中的经验教训做了初步的总结,上报中央。
1948年城工委成立后,设立了由秘书长于致远领导的研究室,工作人员最初有刘新、白羽、朱启明等。当时城工部承担为中央收集蒋统区报刊的任务,定期把从城内搞到的各种报纸杂志送到平山去,城工部也留下一部分供作工作参考。开始时只是有一个人管理此事,研究室成立后,才着手做一些剪辑整理工作,对其中和城市工作有关的摘出供领导参考。但是,当时城工部机关的重头工作在学生室,一方面是因为城内这个时期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丰富多彩,有很多需要调查研究的问题(相比起来工人工作则不那么活跃);另一方面,这时进来的人也大多是学生青年或通过学委系统介绍进来的职业青年。因此,学生室的工作就占了城工部日常工作的一大半。学生室在李晨的安排组织下,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48年夏,城内在4月反迫害斗争后,撤回一批在运动中过于暴露的学运骨干。其中包括不少各校党组织的领导成员和公开组织中的领袖。他们到后即被组织起来,根据学生室拟定的调查提纲,把每个人自己所在学校近期的斗争情况、学生组织(包括进步青年组织和各种群众性社团组织)与活动情况、各部分学生(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思想情况和各自所占比例、各校当局在各次运动中的态度、教职工的政治倾向及其与学生的关系、反动党团活动情况等等,尽可能详尽地写出来。然后,分学校、分问题加以整理,搞出一批材料。这批材料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两年以来平津学生运动的发展过程,和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问题与解决的经过,党在领导学生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群众思想转变提高的轨迹和在斗争中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斗争策略的灵活和斗争艺术的丰富多采,既有已往史实的记叙,也有当前问题的研讨。它不仅为城工部领导平津学生运动提供了丰富的依据,对中央指导全国学运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这些材料当时都曾油印上报中央)。
1948年夏,城工部根据战争发展形势,平津解放已为期不远,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接管工作。特别部署了对城市情况的调查任务。要求城内党组织:“动员全体党员,根据一切可能条件,进行调查工作。”“领导上应分别轻重先后,有计划地选择重点(重要机关、企业、人物、物资等)进行调查。”“城内着重调查,所得材料,可写送我区,整理研究,或即保存城内,准备将来应用。”同时在城工部机关也进一步加强了调查工作,调整充实了研究室的人力。从学生室抽调了一些人到研究室帮助工作。
这次调查活动,纯以接收和管理城市为目的,因此把重点放在全面掌握城内应予接管的机关、企业、学校、工厂,它们的位置所在、工作职能、人员状况等,以便我军进城后能按图索骥,迅速派人进驻和接管,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运转或进行妥善处置。为了做好这项调查,研究室拟定了调查提纲交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对每一个从外面进来的人,都要他们照提纲提出的问题,尽其所知填写。研究室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分门别类加以整理。
另一些人专门翻检蒋管区的报纸杂志,凡有可用的材料即剪下辑起。当时城内一批在报刊社作记者的同志,以记者身份到各机关单位作调查访问,把所得材料写成通讯、专访等登在报纸杂志上,随着这些报纸杂志,就到了我们这里。有些重要机关单位的情况,就是这样得到的。
城内党组织通过秘密交通把一些重要材料送回来。如天津国民党守军的城防工事图等。颇具创造性的是北平城里送出来一本电话号码簿、所有大一点的单位只要是有电话的都可以在它上面找到。经过选择整理,把同一类性质的单位剪贴在一起,刻印装订成册,就成了一本很好的应接管单位名册。在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入城前,各接管部门按名册配备了军代表和接管小组,一进城就持军管会的接管证直奔被接管单位,迅速实行接管,避免发生混乱,得力于这本名册不小。
北平市的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除了北平是和平解放和北平城内有遍布各处的强大的地下组织以外,城工部的调查研究工作是起了作用的。
城工部的调查研究工作,始终是直接为城市工作服务的,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为了城市建党的需要,着眼于一般政治环境的调查;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城市兴起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调查研究工作重在了解群众生活状况、思想动态和斗争经验,为指导群众运动提供参考;到解放前夕,接管城市任务提上日程,调查是为更好地进行接收和管理城市。由于紧密结合革命斗争需要,目标明确,范围清楚,做调查研究工作的人始终能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想方设法做好工作,因此虽然客观条件十分困难,仍然能够做出较好成绩,成为领导上的一个好助手。
城工部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直接对当时的具体工作起了好的作用,而且对于养成干部重视了解情况,做工作从实际出发这样一种好的思想作风也是一种推动。城工部大多数干部,特别是一些主要领导干部都有一种重视调查研究的观念。下面同志回来报告工作,总是先让他们谈周围环境,谈社会情况,谈各阶层群众的生活和思想动向……,久而久之,就使同志们养成了平时就注意作调查研究的习惯,避免主观主义。平津地下党组织自抗日战争时期重建以来,发展很快而损失较小,与这种好的思想作风的养成无疑是有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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