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口所亲历的历史，与权威们写入史书的状况，截然有别。而且，人们的生产状况与生存体验如何，与人们用以理解身边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变化，也大有关联。

一

今天在一个微信群与群友讨论农村迷信话题，偶然发现以老田极其贫乏的人生经历，已经有成为历史见证人的资格了。话题是从一位群友提到1970年代农村迷信开始的。

老田在1970年代初期开始上小学，已经有了明确的记忆，似乎不存群友所说的“迷信大跃进”的状况，旧有的迷信没有消失倒是真的，老一辈人还使用一部分旧的思维框架。

农民和农村的变化，对于中国几个历史质变点而言，总有种“赶不上趟”的滞后感觉。由此，农村和农民同志们很有点对不起历史，历史书上说1840年进入近代史，1919年进入了现代史，1949年进入了当代史，就农民的生存境况与农业耕作程序而言，期间变化甚微，好像连一个历史质变点都没有赶上。

甚至，如果就“生产力”的工具代表性而言，农村的变化还要不堪些。土改时期，老家一带的“五大农具”——犁耙耖水车鏨磙等均历史悠久，其中龙骨水车发明于汉代，牛耕起于战国时期，曲辕犁成熟于唐代，这都是些历史超过千年的“极端成熟”技术；而老家作为水稻产区，种植水稻的耕作程序与加工程序，与宋代一位楼先生记录的“耕织图”所差甚少，只是投入密度（精耕细作的程度）有所不同。

南宋绍兴年间於潜县令楼璹，所作《耕织图》有农耕二十一图并纺织二十四图，其中耕图内容所揭示的水稻耕作与加工程序有：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初秧、淤荫、拨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舂碓、簸、扬砻、入仓、祭神。这其中大多数活路，老田都亲手操作过N遍。

二

在老田的记忆中间，农村生产与生活方面较大的变革，均集中于文革后期或者70年代。老家农村，生产方面的显著变化，起于1950年代集体农业，见成效于1970年代。生活方面的显著变革，则相对集中在1970年代前后。

与耕作方式的传统性紧密相关，生活方面的变化也相对缓慢，人们对思想框架的稳定性也不无坚守。比老田年纪大的父老乡亲中间，文盲是大多数，人们思考问题的方法，讲述历史的方式，也都充满着对前现代时期的部分“继承性”特点。

小时候，听大人“讲古”，上一辈人的口传历史中间，往往缺乏过程和逻辑描述，主要体现为一个个孤立的历史大事件。其中，这样一些事件往往被最频繁提到：“民国二十七年跑反”“跑东洋人的反”；“民国三十六年刘邓大军南下”“在韩葫芦山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就是新中国的系列变化了：“土改”“复查”“统购”“五四年大水到了狮子头”“五六年转社”“五八年吃食堂”“六四年小四清”“六五年系统四清”等等。前两年回老家，一位堂叔父还提到，“现在无官不贪，要是再来一次系统四清就好了。”

今天则很不同，哪怕是在微群的“典型的非专业”争论中间，很多人的发言方式，依然是一种充满着知识分子特点的历史认识——大都是在学会了逻辑思维和大量阅读之后才形成的观点，下判断所依据的事实和思维框架早已经不局限于直接经验与传统了，这与农村老一辈人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记得小时候，母亲跟我说过N次：毛主席他老人家洪福齐天，现在天下太平，又不怕天干和发大水。在这个提炼方式中间，母亲的世界观是旧时代的，传统时代说要是一个皇帝洪福足够的话，就会带来河清海晏、岁和时丰的效果，这种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提炼方式，可能是汉代兴起的天人感应说的民间化；在这个古老的思维框架之下，母亲下判断的事实依据，却是白莲河水库东干渠贯通，开始对老家供水。

与今天知识人不同，我母亲则完全不识字，远非精英。但她那样的人在全国数以亿计，她们对世界下判断完全依赖经验事实和身边显而易见的变化。看起来，在每一个世界性的革命性变化中间，总有些人往往要等到潮流的最后阶段——世界上大多数事务都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之后，才会被潮流最后裹挟进去，然后才会产生新的经验和体验，我母亲看来就是属于这样一群后知后觉的人。

当然，1970年代的故乡农村，也绝对不是天堂，但1970年代确实有理由让人乐观，我父母辈的人，大都相当笃定地认定后辈会比他们过得好，今天还能够继续下这种判断的人也许还有，但不会太多就是了。

三

当时农村生产方面的变化相对小一些，但生活方面的变革则是根本性的，1970年代大队一级有了机械磨面碾米的作坊，脱粒基本上机械化了，耕织图中间“登场”之后的各种程序多被抛弃了，真正成为了历史；然后农村差不多在这个时期彻底甩掉纺线车，不再有人纺线织布了。传统“男耕女织”的家庭内部分工，至此泯然绝迹。

出生于1960年代的女孩子，再也没有一个人会去学习纺线织布了，其人生规划也不再受到家庭分工的束缚了，女性由此开始大量参与学校教育和农业生产劳动，这恰与文革晚期小学教育在农村普及同时，此后就成为农村社会的一个“新常态”了。

农村女性走出家务劳动分工的束缚，根本改变了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状况，经验材料显示：女性就业和受教育状况与生育率呈高度负相关关系，结果，短期内就显著改变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一般而言，传统人口再生产呈现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的“高高低”状况，西方国家是到了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开始发生质变，形成一种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的“低低低”状况，西方先进国家完成这个变化花了上百年时间。与西方国家显著不同，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是在工业化尚未影响到大多数人口的条件下，集中于毛时代不到30年时间内，就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之所以如此，因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五都居住在农村，农村社会的变化对此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

在1950年代，由于土改与合作化事业的进步，中国社会中间从前最贫困的阶层，其“食物获取权”得到了显著提高，结果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人口死亡率就下降到11‰左右，这是第一个极其显著的变化。1970年代，农村女性获得更为平等受教育机会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机会，由此显著降低了生育率，全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数字从1970年的5.18下降到1980年的2.5，结果在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传统的高生育率状况就显著改变了，这是第二个重大变化。

毛时代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虽然仍然从事农业并在农村生活，但是，激发人口再生产类型质变的各种因子，均已经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到来之前就已经具备了。结果，大约在不到30年的时间段中间，中国就已经完成了西方上百年从“高高低”到“低低低”的转变，而且是在大多数人口尚未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裹挟的条件下“提前”完成的。此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过轻的惯性，人口绝对数增长的下降过程来得稍晚些，但是，传统时代高生育率的社会基础，早已经不存在了。此时，实际上不需要采取那种过分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通过相对温和的引导措施，应该就能够把业已十分靠近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由2.5下降到2.3左右即可。

应该说，农民的大多数没有赶上中国历史的前几个质变点，这是确凿无疑的。同时，也由于毛时代农民和农村的超前变化，短期内就彻底改变人口再生产类型，这个提前发生的变化及其准确内涵，依然不被中国官学两界的精英们所充分理解，所以，笼罩在这一类问题的精英学术成果及相关认识，至今充满着逻辑混乱的瞎说和流布甚广的谣言。

四

1970年代的大变化，还有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应方面。当时依托公社三级体制，服务生产性技术需要的有“人民公社八大员”；而服务于个体生存需要的主要改变，最为显著的是医疗和教育。由赤脚医生担纲的合作医疗网络（这个彻底替代了传统的巫医和马脚），在农村大范围普及了；然后，文字下乡取得重大成就也是这个时期——农村开始普及小学教育。

在老家农村（全国也差不多），比老田年纪大的人群中间，文盲是大多数，比老田小的年龄段人口，文盲就成了少数。与这个变化相对应，在近现代各种军事历史中间往往会出现一个地名的多种写法或者叫法的混乱，都完全终结了。例如红军长征通过皎平渡（另外有绞车渡的叫法），之所以存在那种不一致，是文盲占多数时代的显著特点——县以下的小地名均为当地人口口相传的命名法且没有确定的文字名，同一个地点才会有多种叫法出现。到了1970年代，多数农村已经识字的条件下，小地名也开始需要用确定的文字完成“书面化”了，不再存在着人言人殊的那种差异状况。

分田之后的很短时间内，技术服务和廉价公共产品的供应，就开始逐步远离了农民的生产与生活过程，在农村和农民中间有一个长期的“去技术化”趋势——看来技术下农村与个体家庭作为生产单位之间兼容性很低。

毛时代农田水利建设与科学种田，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推广了科学思维。老家农村生产状况的革命性变化，多集中于70年代，诸如新的水稻和油菜品种推广，化肥农药的广泛应用，对农作物病虫害进行生物防治乃至于人工诱杀，粮食作物的显著增产，均发生于1970年代。印象很深的事件，是每年的适当时候，会统一安排用灯光诱杀稻飞虱和白翅叶蝉，每逢此时，老田和小伙伴们总会一夜夜爬上山岗，去观看满垄满畈的星火点点，极度近似于人造的星空。不管人们的思维框架多么老旧和稳固，如果一次又一次亲眼看到病因诊断和病情被遏制的效果，总会削减各种听天由命的迷信思想或者无力感。与农业回归家庭耕作相关，个体学习和应用新技术的成本效费比严重地变坏了，陷入日益“去技术化”趋势的农业和农民，如果有些听天由命思想的回归，应该不算意外吧。

此外，在分田之后农村社会中间，从前个人依托集体而存在的那种旧公共领域解体。此后，民法中间的各种相邻关系（例如通道空间和用水关系等利害关系）成为日益增加的人际冲突源泉，相互之间的敌意和隔膜显著增加，传统时代就已经存在的礼俗社会之意义生产网络被人为断开了，个体精神无所寄托，个体孤独感或者孤立感显著加强，在精神或者意义生产领域对天国的需求，就显著上升了。

更重要的是，各种农民生产与生存条件重新脱离个体家庭的掌握，水旱灾害乃至于收购价格等各种至关重要的事务，都脱离农村人的掌控能力。即便是在村庄内部，在物理空间相近进行密切互动的成员之间，各种基于财富分层的竞争性显著上升，其后果是大多数人被少数成功者对照和贬低，这也日益严重起来，结果，不管是有形的物质收入方面还是无形的意义评价方面，多数人的无力感或者“贫困化”体验都显著上升，与此相对应的旧有的想象力就回归了。显然，生产境况和生存体验方面的复旧速度有多快，意义贬低有多严重，迷信的回归旧有多猛。

一个人的世俗与理性态度，不会凭空得来，反应的是人们对自身生存境况和条件的理解与掌控程度，反之亦然。还有些特殊状态，很有助于天国信念的推广，人们在严重灾害面前的无助状况，也往往是天国迷信或者来世传说最能够深入人心的时期。毛时代的饥荒年景里，政府的政府救济事业相对及时和有效，这也成为人们生存条件变化的重要凭借，此后灾害不再决定人们的生或死，而仅仅只是一个灾害减产的年份罢了，这就彻底取消了各种天国传说最能够深入人心的那种间歇性涨潮时间。

因此，任何一股世俗化的浪潮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人世间的生存境况改变以及人们对自身命运的掌握力度紧密相关的——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见和已知的，这就意味着对迷信事业的一个理性化替代，这样的釜底抽薪之举，远不是一个政府破除迷信或者普及教育的运动，就能够达到的。

老田故乡的村庄，有一个地方叫“土地庙”，毛时代只是一个光秃秃的小块空地而已，因为缺乏明确的对应物进行校对，方言发音中间往往被讹传和错解为“土地面”，当然这在小村落交流中间并不妨碍所指与能指的对应关系。等到分田之后，老一辈果然又在旧址重建了一个新土地庙，才第一次让老田看到了能指与所指的统一，这才知道从前的解码错误有多么严重了。

分田并非农村变化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巨变的开始。三十多年来，在农村从事农业已经无法维持一份体面的生存机会了，只要是找得到工作，青壮年农民不得不一代代外出打工，只有年老体衰实在找不到工作了，才不得不回到故乡度过暮年。目前的农村，成为一个“推力”最大化的廉价劳动力再生产基地，而城市和工业则维持着“拉力”最小化的状况，一代代农民工后面是“无法安心从业的农村”、前面是“进不去的城市”，这样一种特殊的“推拉”状况是与中国的全球分工地位紧密相关的，而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来展开认真分析。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初稿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修订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老田。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还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