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60年代，随着产业革命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加强，工会组织也日益壮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把他们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亲自领导欧美工人运动，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以雄厚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为基础，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工会进行的经济斗争的理论，论述了关于工会和工会运动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以及工会国际联合的必要性及其策略原则。
第一节 关于工会经济斗争的理论
工会的经济斗争是工会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随着工会组织的壮大，工会经济斗争的规模也日渐增大。最初工人组织的工会一般是规模小,人数少,斗争的实践使工人群众逐步意识到工人力量的分散是斗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他们开始产生了联合的愿望,要求建立全国性的组纵以至世界性的组织,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和无产阶级的团结日益加强的基础上,1864年9月,第一个国际工人阶级群众性政治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宜告成立。无论是在国际成立之前还是在国际成立之后,围绕着工会的经济斗争在理论上有着多种多样的见解。其中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工人阶级争取10小时工作制法案斗争的评价，似及他们与英国工联领袖在工会经济斗争问题上的争论，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限制工作日的斗争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胜利
英国工人阶级争取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开展经济斗争的重要活动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非常重视这问题,先后在几篇著作中多次加以阐述。最初,恩格斯过份看重了这种斗争的改良性质,对这种斗争的意义估计有些不足;后来,恩格斯赞同马克思对这种斗争意义的充分估价。
1850年2月,恩格斯在《10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中指出1847年英国“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通过不是证明工人阶级有力量,而只是证明厂主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获得他所想获得的东西”。恩格斯认为,英国工人不应当把在立法上对工作日的限制看作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不应当采取这种同反动的敌人资阶级结成联盟的办法,工人的状况不可能通过制定工作日立法得到根本的改善,工人阶级“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主张,工人阶级政党“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可以看出,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对英国无产阶级争取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斗争的意义,对缩短工作日对英国无产者身体和精神的发展上的良好影响，是有些估计不足的,这同他认方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因而不应当实行改良的判断是有联系的,1850年下半年后,恩格斯同马克思样认识到英国的工人阶级革命不会很快到来,对限制工作日的斗争也有了新的认识。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等著作中,对工人阶级限制工作日的斗争及其这种斗争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作了更全面的估价,对这些估计,恩格斯是完全同意的。
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充分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的斗争的意义。马克思写道“英国工人阶级经过三十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10小时工作目案的通过，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精神方面引起的非良好的后果,在工厂视察员每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了。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政府都不得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后采用了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议会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应用范围。”此外,这也标志着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胜利,因为后者主张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而前者主张由社会计划指导社会牛产，“因此，10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1866年8月，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再次肯定了限制工作日斗争的意义。马克思指出：“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马克思还指出，限制工作日“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他进一步提出要求说：“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这种限制是美国工人的共同要求；代表大会（指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引者）的决定将使它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作了结论性的论述。他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他认为，这是权利同权利之间相对抗，而“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鼓励工人阶级的斗争，鼓励工会开展的经济斗争。
二、同样的论纲基础得出不同的社会结论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进一步活跃，各种各样的经济斗争的理论也流行起来。以英国工联主义者为代表的观点鼓吹“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夸大工会开展经济斗争的意义，竭力把工人运动局限在提高工资等经济斗争的范围内。面对这种形势，马克思认为，作为国际协会的领导，对这个极重要的问题应当有确定的见解。马克思以通俗的形式，从理论上深刻地论证了国际对所讨论的上述问题应取的立场，阐述了关于工会开展经济斗争的必要性的理论，关于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其中，他对工联领袖约翰·韦斯顿的观点的分析，论证了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积极意义。
约翰·韦斯顿是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864年一1872年任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韦斯顿认为，在一个劳动部门提高工资水平必然会引起生活费用的上涨，并对其他各部门工人的状况产生非常有害的影响。因此，工会为争取改善无产者物质状况的活动是有害的。
韦斯顿的观点与马克思曾在19世纪40年代所批判的蒲鲁东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是，它们对工会运动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不尽相同。如果说，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批判蒲鲁东，意在创立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那么，与韦斯顿的辩论则是要在工人运动的领导核心即总委员会中，讨论对国际工人运动及各国工人运动都有直接意义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针对韦斯顿的观点说，如果这个在我们的团体中只有他一个人相信的命题被通过了，那么在我们的地方工会问题上，在蔓延整个欧洲大陆的罢工传染病问题上，我们都将陷于无以自解的境地。此外，到了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系统化，他凭借雄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在辩论中逻辑严谨，论据更加坚实有力。
马克思驳斥了韦斯顿反对工人阶级为增加工资而斗争的谬论。韦斯顿认为，国民产品量（即国民收入）和实际工资总额是两个“不变”量。他断言货币工资的增加，只能造成物价上涨，而实际工资水平没有提高，工人生活也不能得到改善。马克思指出，国民产品量从来就是经常在变化的，“即令把人口数方面的变化撇开不说，它也由于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方面的不断变化而必然是一个变数”。马克思说，即使我们假定它是“不变”量。也决不能证明实际工资总额也应该是“不变”量。因为在一个不变量之内，利润和工资也是可以相对变化的。如果说工资总额是“不变”的，那么，工人不应该要求增加工资，资本家同样也不应该降低工资。但是事实上资本家把工资降低了，因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就是合理的正义的行动。在这里，马克思同韦斯顿对同一经济现象一—工资额是一个常数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同意韦斯顿的这个分析，他说：“我同意据我看来是构成他的论纲基础的那种思想。”但是，马克思从这个经济分析出发却得出了与韦斯顿截然相反的社会结论。韦斯顿以工资额是常数否定工会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马克思则主张利用“常数”的弹性进行提高工资的斗争，进而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真正解决“工资问题”。
马克思运用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的理论，进一步驳斥了韦斯顿关于提高工资会引起物价上涨的谬论。马克思指出，工资的提高对某些商品的市场价格可能带来影响，但这仅仅是因为它影响到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当某些商品因求过于供引起这些商品市场价格上涨时,这些商品的部门的利润率就会上升,资本就会向这些获利较多的部门迅速转移,结果供给随之激增,一直增加到符合甚至超过增长了的需求量,资本的转移才能停止下来。供给的增加必然使商品的市场价格重新下跌,一直跌到原来的水平或低于原来水平。这种运动的结果表明,“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可见,韦斯顿认为工资提高会带来物价上涨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还以英美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和农产品价格相对比,以1849年—1859年期间英国工人工资提高而产品价格反而下降等事实,说明韦斯顿的观点是违背实际的。
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工资、价格和利润之间的相互关系,驳斥韦斯顿所谓商品价值由工资决定,工资提高会引起价格上涨的谬论。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消耗在商品上的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工资和利润这三个部分构成的,前一部分是过去劳动的价值,后两个部分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新加上的劳动量所表现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一经被工人创造出来,就是一个不会再变的量。但在这个定量中所包含的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比例却能变化。工资提高,利润便要减少,反之亦然。所以,“工资的普遍提高只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面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
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工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下为增加工资而开展斗争的必要性。指出,在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的情况下,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在延长工作日、增加劳动强度的场合下,以及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或者“繁荣”阶段对劳动力需求发生影响的场合下，等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使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应该而且必须为增加工资而斗争。这一斗争是“劳动对资本先前行动所表示的一种反抗行动”，是在资本的进攻下必然产生的结果。
马克思还指出，资本对劳动力的榨取程度决不仅限于压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的界限内。资本家还会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等途径来相对地突破上述两个界限的限制。工业发展的进程表明：资本对劳动的需求总是赶不上资本的积累。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是工资水平的不断下降，对工人愈来愈不利。工人决不能听任这种趋势的发展，应该组织起来，对资本的无情掠夺进行坚决的斗争。无产阶级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经济斗争是有意义的。它能使工人在斗争中取得一定的胜利，不仅可以使工资水平有一定的提高，而且可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加强团结，锻炼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果因为工资下降这一趋势，工人阶级“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进行斗争”，“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这样，马克思就彻底驳斥了韦斯顿反对工会组织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和所谓工会开展活动有害的错误主张。
三、经济斗争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原因
马克思在与韦斯顿辩论的同时，还深刻地批判了工联主义中其它一些错误观点。工联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切矛盾和分歧都可以通过合法的谈判来解决。他们反对采取罢工、示威等斗争手段，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反对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帮助他们认清工联主义的错误和危害，马克思论述了经济斗争的结果将取决于劳动与资本之间阶级力量的对比，强调了经济斗争必须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既然成了商品，当然它就不会脱离商品价值规律的支配，但劳动力的价值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既由于生理的要素和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所影响，它既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可以小到工人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基于同样的原因，工作日的长度也有它的极限。所以，“如果工作日的界限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如果工资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能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很明显，最高利润率在这两个界限之间可以有很大的变化。残酷的资本家总是力图把工资压到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最高限度。而工人阶级则应经常向相反的方向奋起抵抗。工人为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日的斗争的结果如何，将取决于劳资之间斗争的力量对比，而限制工作日的斗争，将更取决于工人阶级采取的普遍的政治行动。
马克思在充分肯定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经济斗争的必要性和意义的同时，指出，“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结果”。因为工人阶级进行的经济斗争的直接目的只是争得出卖劳动力的较有利的条件，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的地位。工人在为提高工资水平进行的斗争中认识到，这个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联系，是由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事实证明，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产阶级总是依靠他们的统治权力，加重对工人的剥削，从而使无产阶级经济斗争争得的一些成果重新丧失。所以，马克思说，单纯的经济斗争“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因此，马克思提出，“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这样，马克思不仅为工会领导的工人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斗争方向，同时也彻底驳斥了工联主义把工会斗争和工人运动局限在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日常斗争上的主张。
马克思对工会开展经济斗争问题的阐述，在对总委员会委员进行理论教育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并为工会问题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列入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作了准备。1866年9月，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国际承认要按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任务，来理解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在这次大会的决议中，确切地指明了工会开展经济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也不要轻视这种斗争的意义。决议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会不仅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而且是必然的现象；认为工会对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资本的日常斗争和消灭雇佣劳动，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节 关于工会和工会运动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会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具有重要作用。工会是工人阶级自身的组织，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又是无产阶级的学校。他们认为，工会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即无产阶级的组织中心，决定了它必须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为此，他们不仅要为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而且要为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而斗争。
一、工会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的作用
工会最早出现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以后在其它国家相继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工会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的作用，在许多重要著作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自身的组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工会是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资本斗争的杠杆；工会又是无产阶级的学校。
工会的作用首先在于它把分散的工人群众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阐述了工会组织的重要作用。针对蒲鲁东反对工人结成同盟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同盟（即工会）是无产阶级最初联合时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它促使工人群众在斗争中逐渐团结起来，组织成为自为的阶级。所以，工人们维护自己的同盟，就比增加工资更为重要。到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从多方面阐述了这一思想。1854年3月9日，马克思在写给工人议会的一封信中指出，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英国是一个资本专横和劳动奴役已达到顶点的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种情况说明，英国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奴役，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已经提到历史日程上来。马克思强调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工会使工人群众渐渐产生了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
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1871年9月25日，在纪念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七周年的大会上，马克思指出，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和发展，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国际的独特之点就在于它是工人们自己为自己建立起来的阶级组织。由于资本主义压迫的日益加剧，迫使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这是国际获得成就的秘密所在，“国际的任务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其次，工会是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资本斗争的杠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而工会公开表明，它要竭力保护工人群众不受资产阶级的横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为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必然千方百计地直接或间接降低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增加劳动时间。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对这种经常不断的压力，是没有任何有效的抵抗手段的。所以，在那些工人没有组织起来的行业中，工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工作时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如果工人群众不能组织工会，不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资产阶级降低工资的企图，那么他们的状况就会绝对地或相对地越来越糟。因此，马克思指出，“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取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出去送死和受奴役。”只有组织工会，工人阶级才能有现实的力量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斗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会是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资本斗争的杠杆，并称赞工会作为抵抗资本进攻的中心行动得颇有成效。1866年10月9日，马克思在致路·车格曼的信中对美国工人在巴尔的摩工人代表大会上提出“组织起来对资本作斗争”的口号，感到非常高兴。在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伦敦大会的决议中，马克思又明确地表达了工会必须作为工人分级反对剥削制度的有力的杠杆的思想。
最后，工会又是无产阶级的学校。工会促进了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构成工会运动的核心的是工厂工人，而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愈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卷到运动中去的也愈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愈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愈发展，愈明朗化。加入工会的工人群众不再认为他们是一个个孤零零的个人，而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工会的斗争使无产阶级受到锻炼。恩格斯认为，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长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马克思认为，在罢工斗争中各国工人群众互相援助，是阶级团结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好学校。保卫罢工者的协同行动是使广大群众接受国际主义思想的最有效的形式之一。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在致弗·波尔特的信中强调，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夺取政权时，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
二、工会的历史地位和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分析和论证了工会的历史地位和任务。
他们认为，在工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
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在日内瓦召开代表大会，目的在于使协会的行动纲领付诸实践。日内瓦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国际总委员会几次开会，讨论有关议程的内容，力求制订出统一的行动准则。
马克思参加了这些准备会议，并且是主要报告人。1866年8月底，马克思把总委员会的统一意见编写成文，名为《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因忙于《资本论》的写作未参加会，但《指示》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其中很多意见被代表大会采纳，包括《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关于工会运动的意见。马克思在这个文件中，深刻地阐明了工会在工人阶级解放事业中的地位和任务。
回顾工会的过去，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会不仅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而且是必然的现象。工会对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资本的日常斗争，对于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资本家的力量在于他们掌握巨大的和集中的资本，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权，而工人阶级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因此，马克思指出：“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定。”）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成为与资产阶级相对抗的社会力量，就因为他们有众多的人数。这种数量上的优势，是工人阶级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数量上的优势被他们的分散状态所破坏，其原因就是工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工人们在与资产阶级斗争时所具有的唯一的人数上的优势受到削弱，从而使人数较少的资产阶级能够对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和统治。
工会是在工人们为了消除存在于他们中间的竞争，团结起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工会产生后的直接任务就是进行经济斗争，“是适应日常的需要”，“解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这时，工会只是在“力图阻止资本的不断进攻”，而不是主动地、不断地向资本进攻。马克思指出，工会进行的经济斗争“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还存在着现代生产方式，就不能没有这种活动。不仅如此，这种活动还应当通过各国工会的建立和联合而普遍地开展起来”。通过开展经济斗争，“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同中世纪的市政局和公社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这一比较表明，马克思认为工会不仅是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组织中心，而且是进行政治斗争的组织中心。因为中世纪的市政局和公社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武器，是反中世纪制度的政治斗争的武器。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政党还没有建立时，工会是领导罢工、进行经济斗争、有时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指挥部。工会在领导经济斗争的同时，必须看到自己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作为清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和消灭资本权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面对工会的现在，马克思认为，工会不仅应该注意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而且应该注重工人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应该抛弃“狭小的”目的，而争取千百万被压迫工人群众的普遍解放。
马克思指出了工会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几乎不过问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错误。马克思指出：“工会过多地与资本只是进行地方的直接的斗争，它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是反对雇佣奴隶制度本身的一种多么大的力量。”在批评工会的错误的同时，马克思又对工会在斗争实践中的正确的行动，给予充分的肯定。例如对英国各工联于1865年一1867年广泛参加争取第二次选举法改革的民主运动的肯定。19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广泛开展选举法改革民主运动。工人阶级群众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参加了这一运动。目的在于反对大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政治特权，限制对选举人过多的财产规定，扩大选举的范围。工联参加了运动，组织工人为普选权而斗争。又如，1866年7月17日—21日，英国工联在设菲尔德举行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号召各工联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参加会议的138名代表代表着二十万左右工联会员。后来，国际总委员会同六十多个工人团体有联系，其中二万五千名工联会员参加了国际。
展望工会的未来，马克思首先指出，“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马克思把工会的任务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彻底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工会要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只要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历史使命没有实现，工会的任务就没有完成。
工会如何来完成历史赋予的伟大任务？马克思指出，工会应当支持关系工人阶级彻底解放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工会要以实际行动表现出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和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因而有义务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应当特别关怀那些报酬最少的劳动部门的工人的利益。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不仅要为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而且还要为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而斗争。马克思强调说：“工会应该向全世界证明，它们绝不是为了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行斗争。”
第三节 关于工会国际联合的思想
无产阶级从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就在自己的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应当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然而，无产者加强国际团结和共同反对国际资本斗争的最初尝试，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而被资产阶级挫败了。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随着各国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重新活跃，实现国际无产阶级联合和统一的条件终于成熟了。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这是工人阶级实行国际联合的组织形式。在此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关于工会国际联合的必要性的思想，阐明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性质和任务，并且提出了在实行工会国际联合时所应遵循的策略原则。他们关于工会国际联合的思想得到系统的阐述和发展，并且经受了工人运动实践的检验。
一、资本的国际性是工会国际联合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许多人对工人阶级国际团结和工会国际联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还在工人运动初期，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精神就自发地表现出来。无产阶级天生就有本能的阶级利益一致感和对一切压迫的憎恨感。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各国工人中愈益出现互相接近的意愿和交流经验的要求。国际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的发展，工人的大规模移民，以及不同民族的工人们聚居在大工业中心，也对此起着促进作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感情也在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学说中得到反映。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认为，各国劳动者的命运都是同样的悲惨，应当实现联合。法国乌托邦主义者弗洛拉·特莉斯坦主张，工人应建立世界工人联合会，以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但是，这些理论都是以幻想形式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和工会国际联合的思想。他们的论证受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启发，受到工人运动参加者的启发，但却摒弃了幻想性和自发性，具有了真正科学的意义。他们的论证是建立在经济分析之上的，是建立在对资本的国际性的分析之上的。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从经济理论上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客观基础。1845年，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中又指出，全世界的无产者都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共产党宣言》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思想浓缩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之中。到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它已成为千千万万工人共同的战斗口号。
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会国际联合的思想做了进一步阐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的国际性是工会国际联合的最根本的原因。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六是小的欺压现象，而是制度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是不可消除和避免的。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工会的国际联合来对抗资本的国际联合。
1867年，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著作《资本论》间世。它更加深刻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基本规律，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根源，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并使其必然灭亡的深刻对抗。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规律虽然在各国的表现形式各有特点，但它们毕竟是到处都普遍地在起着作用的。这种普遍性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方式方法应是一致的。应该利用经济上最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经历过的经验，不要再重复难免的错误和痛苦的摸索。马克思着重指出，资本作为国际力量而起作用，所以在与资本斗争时，全世界工人阶级有必要联合行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的团结、联合和统一，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会国际联合是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前提。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中说：“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又指出：“为达到这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如果忽视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团结，那么他们分散的斗争就会遭到共同的失败。那时，每当工人举行罢工时，资本家经常以招募外国工人顶替本国工人的办法来破坏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指出，为了防止资本家利用外国工人对付本国工人，应该加强工人之间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团结，使工会斗争超脱民族界限。
二、工会的国际联合应当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
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创立。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工人国际联合思想在组织上的具体化。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为了使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和维护工人共同利益的斗争中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但是，怎样才能使这个愿望付诸实现？协会的宗旨和任务究竞是什么？人们的认识却是很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国际工人协会是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这就恰如其分地规定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性质和任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针对工联主义和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多方面论述。
19世纪60年代初，实现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统一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此时，无产阶级还处在刚刚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分离出来、独立开展活动的时间还不久的阶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很大，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或流派，在西欧各国工人运动中占据支配地位；马克思主义还仅仅为一部分先进工人所接受。在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组织问题上，各派都有自己的打算。
英国工联主义者的兴趣是要把协会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工联组织。马克思一方面肯定工联加入国际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看到潜在的问题。1866年1月15日，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讲：“我们终于把一个唯一真正庞大的工人组织，即过去仅仅关心工资问题的英国工联吸引到运动中来了。”这样一来，渐渐地我们要成为一个力量了，但此后困难也要开始了。为了批判工联主义忽视政治斗争的倾向，阐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过许多论文和书信，作过多次报告。1865年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1866年《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们的指示》，都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
法国蒲鲁东主义者想组织一个国际信贷或合作社组织。蒲鲁东主义者从破产的小生产者立场出发，极力维护小私有制，幻想建立一个以“个人领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当第一国际建立起来之后，蒲鲁东的信徒又把他们的改良主义计划冒充为无产阶级的纲领强加给国际。马克思在他的一些经济学著作，如《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深刻地揭露了蒲鲁东的“改革社会”方案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本质。在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和无可辩驳的证据，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剖析和批驳。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论战，以布鲁塞尔大会通过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议而告终。决议的通过标志着蒲鲁东思想体系的破产，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逐步深入人心。
与英国工联主义者和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主张不同，马克思及其拥护者要把国际工人协会建设成为一个教育、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以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工具。《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样表述了协会的宗旨和任务：“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章程》规定，协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闭幕期间，由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即总委员会）担负协会的领导工作。它负责调查研究各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沟通各工人团体之间的联系，指导各支部的工作，并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协会会员要努力把本国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和统一起来。加入国际的各个团体可以对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加以讨论，但在需要采取实际措施时，应该同时一致行马克思认为，国际的章程应该有助于把尽量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吸引到协会的队伍中来。《临时章程》规定现有工人组织可以参加协会，并规定有个人会员。参加协会的条件是承认协会的《章程》，首先是里面的第一点，即协会的主要目标：“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切底解放”。所有参加国际的团体可以完全保存其组织，如果其纲领和章程同协会的共同原则没有任何抵触，亦可予以保留。
《临时章程》提出以承认国际的主要目标即“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作为参加协会的主要条件，这就对当时的工人组织散开了大门，有利于联合欧美工人阶级一切能战斗的力量。
三、工会的国际联合要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
国际工人协会是工会国际联合在组织上的具体化，又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楷模。马克思认为，在当时，如果按照众多流派的众多主张建立国际，势必断送第一国际的事业。相反，如果不考虑各国无产阶级活动条件的不同、运动发展水平和理论水平的参差不齐、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就会严重地脱离群众，国际的建立也无从谈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广泛地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派别和团体，把工人群众要求团结合作的愿望从组织上固定下来，必须在不损害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这些派别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完成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对恩格斯说，文件所以不得不采纳“义务”、“权利”以及“真理、道德和正义”一类用语，是因为“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
马克思运用正确的原则和方法，为国际无产阶级制定了统一的纲领和策略，把分散的工人运动组织起来，成为一种可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国际力量。《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把不同派别和组织的工人从切身经验中所获得的共同认识，用清晰明确的语言肯定下来，并且加以提高，从而使这些文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例如，关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自己去争取的基本原则；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关系的重要提法；关于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涉及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各国的合作的分析等等，都得到恰如其分的表述。
《成立宣言》用工人群众最易于理解的方式，驳斥了资产阶级的谎言，指出了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化，但实际上说明了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必要性；虽然没有公开宣布工人阶级解放的必由之路是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却根据当时工人的觉悟程度，用比较含蓄的语言提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要求，并把自己的理论原则渗透在这些要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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