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工会思想史》——（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后对工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工会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种积聚革命力量和准备迎接未来战斗的相对和平发展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和北美的工会运动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指导。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体现在提出了工会运动的状况直接影响社会力量对比的理论，发挥了工会在理论、政治、经济三方面展开全面斗争的理论，充实了各国工会运动既有共同目标又有不同特点的理论等。这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对工会运动作出的重要贡献。

第一节工会运动的状况直接影响社会力量对比的理论

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在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发达国家中，资产阶级革命相继结束。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无产阶级的觉醒促使工会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和1895年恩格斯去世，西欧和北美各国革命的时机都还没有成熟，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不是立即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决战，而是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工会运动的状况直接影响社会力量对比的理论，指出了工联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意义，希望工会运动在工业进一步发展和工人群众进一步觉悟的基础上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他们还对工会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猜想和论述。

一、谁也不能漠视工联的存在和力量

英国是工会运动的发源地，巴黎公社之后，英国的工联迅速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联的发展表明，谁也不能漠视工联的存在和力量。他们从工联已经成为工资的调节者之一、工联使劳资关系出现了新规范、工联使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新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发展了他们在50、60年代的有关论述。

恩格斯认为，工联是工资的调节者之一。1881年5月至8月，恩格斯连续在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劳动旗帜报》撰写文章，对工联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评价。论及工人阶级群众性组织对工资的影响时，他指出：“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资经常趋于绝对的最低限度。”他分析道，资本家一向是有组织的，虽然他们同工人相比人数很少，但他们之间有经常的社交和商业往来，这就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而工人群众在没有组织时是没有力量的。1824年，国家法律承认了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联的合法地位.

“从那时起，工人在英国成了一种力量”，“除了联合和共同行动所产生的力量以外，并且很快又增添了相当充足的财力”。这样，资本家就不能任意地减低工资和增加工作时间，甚至由于工联的斗争使资本家多少学乖了一些。恩格斯指出：“工联现在已经成了公认的机构，它作为工资的调节者之一的作用，被认为同工厂法作为工作时间的调节者的作用完全一样。”“这样，工联活动的结果是：工资规律违反雇主的意志而得到了实现；任何组织完善的行业的工人，都能获得至少接近于他们被雇主雇佣的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在国家法令的帮助下，工作时间至少不过分地超出最大限度，不至于使劳动力过早地耗尽。”后来，恩格斯多次谈到工人群众组织的力量。1891年，他在修改《爱尔福特纲领》时指出，绝对地说无产者的贫困越来越增长是不对的。因为，“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资本家阶级想随意借提高工资来提高商品价格，进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这种企图往往为工联的斗争所限制。他说：“如果资本家阶级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可以象他们现在不过偶尔在一定的、特殊的、所谓局部的情况下所实际做的那样，利用工资的任何提高作借口，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提高商品价格，从而把更大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那末，资本家阶级就永远不会反对工联。”这就从反面论证了工联的存在和力量。当然，工联的斗争并不总是有效的。通常的情况是，经济景气的时候，对劳动力的需求迫使资本家让步；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就利用劳动力供给过剩而取消这些让步。那么，总体的情况如何呢？恩格斯指出：“总的来说，随着工人组织性的加强，他们的反抗力量也在增长，所以工人的一般状况，平均说来，有所改善；任何危机也不能重新使这种状况长期降到低于或者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即前次危机所造成的最低水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认为，工联做为工资的调节者之一曾经有过卓越的贡献。这是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对工会作用的新概括，是对工会保护作用理论的补充。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工会作为工资的调节者之一，不仅显示了工联的存在和力量，而且使劳资关系出现了新规范。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建人拉萨尔曾经鼓吹“铁的工资规律”。他们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工人总是太多，不管工会如何组织斗争，工人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马克思则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他认为，工联的斗争使决定工资的社会道德因素发生了变化，工人的工资有可能不至降到最低水平。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欣慰地写道：“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1890年至1891年时，恩格斯曾经回忆说，工会组织有助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的观点，马克思和我在自己的著作中，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哲学的贫困》起，到《资本论》和我最近的著作止，曾经谈过几百遍了。工联斗争的结果，使劳资关系出现了新规范。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写道：“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他是指，由于工联的斗争，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10小时工作日法案得到认可，还实行了一大串其他的改良措施等。恩格斯继续写道：“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在于资产者采取的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恩格斯在1893年又谈到工联对促进劳资关系规范化、明朗化的作用。他当时拿工联与某些社会主义组织相比，他说：“谈到这里的社会主义组织，不久以前它们还只不过是些宗派集团，同它们相比，旧工联倒真能算得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了。”当然，恩格斯也明确地指出过工联在这方面作用的局限性。他说：“工会的抵抗只有在市场处于中等和繁荣状态时才会起良好的作用；在停滞和危机时期，它们通常就失去作用”；“无论劳动保护法，无论工会的抵抗，都无法消除应该消除的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关系”。

正是由于工联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成为一支不能漠视的力量，使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着变化，恩格斯称英国人在组织工人方面是我们的老师。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组织工人方面的功绩。由于欧文的努力，英国议会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欧文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巨大的工会联合会。欧文还组织了工人的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劳动市场等。在欧文看来，上述活动不是医治一切社会病害的万应药方，只是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对此，恩格斯特别予以赞扬。恩格斯还认为，德国的工会运动不如英国的工联运动组织得好。威·福斯特在分析那段历史的时候曾认为，德国工会在起初的几十年里遭受到社会民主党许多领袖的轻视甚至于敌视。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以及社会民主党非法的代表大会未谈及总的工会运动问题，这是由于拉萨尔主义反工会态度的理论影响和担心工会领导会加强起来与社会民主党领导相抗衡的恐惧心理所造成的。同时，过早地认为社会主义会到来也对发展工会运动产生了不利影响。到了90年代，连奥·倍倍尔、克·蔡特金等人，也怀疑在强大的工业公司和联合企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工会是否还有前途。福斯特评论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工会运动这种过早的悲观态度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终身都是赞助工会的。”确实，1875年3月恩格斯批评爱森那赫派急于同拉萨尔派合并时就曾指出，前者忽视工会运动，而这是不能允许的。他写道，两派“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它”。难怪恩格斯在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这里有这样多的英国代表出席，这一点使我特别感到高兴，要知道英国人在组织工人方面是我们的老师”。如果说，在50年代和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会经济斗争的结果取决于社会力量对比的理论时，已经深刻地洞察了工会的潜在力量。那么，恩格斯关于工会的状况直接影响社会力量对比的观点的提出，就对工会的作用进行了更积极的评价。

二、工会的希望在于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工人群众的进一步觉悟

马克思和恩格斯终身都是赞助工会的，可是他们又不断地指出工会运动，特别是英国工联运动的局限性。巴黎公社之后，他们系统地回顾了工联的发展历程，遵循劳资关系变化的规律，希望工会运动在工业进一步发展和工人群众进一步觉悟的基础上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会不仅要改善劳资关系，而且要根本改变劳资关系。恩格斯曾在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劳动旗帜报》上连续撰文，研究工联的发展历程，评价工联的理论与实践。他在充分肯定工联的经济斗争后又指出：“这是工联在目前的组织情形下能够希望达到的极限，就是这些也只有经常地斗争、大量地消耗人力和物力才能达到。”“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从这里面是找不到出路的。”“所以，有组织的工联必须好好地考虑下述两点：第一，英国工人阶级很快就会明确地要求自己在议会中有充分的代表权。第二，工人阶级也很快就会了解，争取工资高、工作时间短的斗争，以及今天的工联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达到一个更高目的的许多手段中的一种，这个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在1871年与纽约《世界报》驻伦敦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也曾指出：“工人应该改变他们与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现存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应该改造社会。这就是每一个知名的工人组织的共同目的。”其它一切组织、活动“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

工联要获得新的发展就需要放弃旧的口号和旧的传统。恩格斯批判了工联“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的口号。他认为，工人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在道德上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但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工人没有公平的起点，劳动处于不利的地位，劳动的产品落到了资本家手里，工人从中得到的仅仅是生活必需品。恩格斯总结道：“这个老口号是过时了，今天已经不大适用了。”“我们要永远埋葬掉这个旧口号，代之以另外一个口号：劳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归工人自己所有！”马克思批判了工联狭隘和封闭的旧传统。1871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发言时说：“工联是少数工人贵族的组织。低薪工人是不能加入的：每天被经济发展从乡村赶往城市的大批工人，长期留在工联外面，而最贫苦的群众从来都进不了工联。出生在伦敦东区的工人的情形也是一样，那里10个工人中只有一个工人参加工联。”“工联本身是没有力量的——它们始终是少数。它们不能领导无产者群众”。后来，恩格斯在1885年同倍倍尔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工联未曾想到过要取消这些过时的荒谬东西，这些蠢货希望按照他们的样子来改革社会，而不是根据社会的发展来改革自己。他们对只会有损于自已的那套传统偏见抱住不放，妨碍了加倍增长自己的人数和力量，妨碍了恢复他们日益削弱的组织。再后来，1892年恩格斯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写导言时又提到，英国工联的传统，有些是从工人们最初摸索着从事独立行动的努力中继承下来的传统，例如排斥一切没有经过正规学徒训练的工人参加工联。他说，这种传统“就等于每一个采取这种做法的工会在为自己培养工贼”。恩格斯对工联旧传统的批判，意在避免工联组织的衰退。他曾经耽心这些旧传统使工联发展为反动的组织。同时，他又相信，工联运动的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主要在于群众的无产阶级意识的成长”。他寄希望于工人群众的无产阶级意识的进一步成长。

为了促使工联运动的新发展，恩格斯主张，宁可让旧工联式的经济斗争失败，这样可以促使工人群众觉醒，进而投入消灭雇佣劳动俐的政治斗争。1886年1月，法国德卡兹维耳市有两千名煤矿工人开始罢工，罢工是阿韦龙矿业公司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引起的。罢工一直继续到6月，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响应。当时，恩格斯认为，这是旧工联式的经济斗争，虽对工人经济利益有益，却影响他们政治上的发展。他评论说：“德卡兹维耳罢工如能取得胜利固然很好，但是从长远来看，失败对今后的运动可能更有利。”因为，如果罢工取得了胜利，“工联主义就会变成一种固定不变的、最终的教条”，“而不十分圆满的结果则可以使他们懂得，必须超出‘高工资和短工作日’的范围”。同年春天，美国各大工业区发生了约有25万工人参加的要求规定8小时工作日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的顶点是5月1日的总罢工和群众示威，参加人数在35万以上。结果，几乎有25万工人达到了缩短工作日的目的。对此，恩格斯评论说：“美国工人在他们目前还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高工资和短工作日）水平上取得过快的成功，那是并不理想的。这可能会过分地加强片面的工联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提出：“把英国的旧工会消灭掉。”当然，这不是指从形式上使其不复存在，而是希望其在活动内容上实现革命性变革。然而，工会组织能否实现革命性变革，能否投身消灭雇佣劳动制的政治斗争，还取决于巴黎公社之后各国工业的发展和实际的革命进程。后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分析道，在那时的社会条件下，工人阶级要取得统治是不可能的，“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这反映了恩格斯对工会运动未来发展的辩证分析。

恩格斯把工会运动的真正发展寄希望于新工联，希望新工联真正抛弃旧工联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巴黎公社之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英国发生的大规模罢工，推动了所谓的新工联的建立。新工联把当时尚未组织起来的不太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吸收进来，在短短的时间里建立了几十个新组织，使几十万过去没有参加过斗争的无产者投入了有组织的斗争。他们活动的特点是，富有进攻精神，诉诸罢工手段，保证最低工资和实行8小时工作日。新工联的活动甚至影响到旧工联，使得它们不得不对具有中等和初等技能的工人放宽要求。已经年迈的恩格斯当时说：“伦敦东头抖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所谓‘新工联’，即广大的‘没有技术的’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新工联“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条件，恩格斯估计到新工联发展中将会出现困难。他分析说：“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但是，恩格斯仍对新工联充满希望，他论证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教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fin de siecle【世纪末】的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恩格斯在谈到美国的工会运动时，也表述过类似的想法。他在1890年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说，要想有群众运动，就需要从工联等做起，而失败会促使他们前进，一旦超越资产阶级世界观范围而迈出了第一步，运动就会迅速向前推进。

三、在未来社会中工会仍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会运动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当时他们所处的时代，而且涉及到未来社会。如果说，马克思在1866年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论证了工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未来发展的话。那么在巴黎公社之后，他们从资本主义时期工会运动发展的趋势出发，对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工会在企业管理、生产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工会活动的某些原则做了猜想和论述。

马克思依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肯定了工会在恢复企业生产和实现企业民主管理方面的作用。巴黎公社建立之后，工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在合作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生产。当起义发生后，许多企业雇主逃出了巴黎，使企业生产陷于停顿状态。这就引起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同时使人民必需生活用品的供应出现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公社要求工会在工人合作社的基础上解决恢复生产的问题。工会积极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一共组建了43个生产合作社和7个消费合作社。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包括这项活动在内的群众性活动，认为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合作社的做法是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这些措施表明了“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

在恩格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中，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有发展前途。他对伦敦发生的一次码头工人罢工进行了分析，认为工会组织比雇主组织更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1889年8月衷于构想未来社会中的工会组织是怎样的。比如，有人提出工会在未来社会中将成为行政管理上的地方分权与建立未来的真正公社的手段；有人提出未来的社会组织是工团联盟，由工团联盟来管理生产和交换等。这些构想的突出特点是，强调未来工会的自由联合的基础和广泛的自治权。马克思则认为，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中，工会活动的自由与权威、民主与权威、自治与权威也是不能割裂的。如果否认了权威，那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他问道：“难道在工会中，它的执行委员会是由整个工会组成的吗？”他和恩格斯都认为，离开权威去谈自由，“正像中世纪的寺院显示出一幅天堂生活的情景一样”，是虚无缥缈的。

第二节关于工会在理论、政治、经济三方面展开全面斗争的理论

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由法国转移到德国。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工会运动中得到传播，加之各国创建革命化和群众化的工人阶级政党，工会运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斗争领域，而向更宽广的领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北美，特别是德国的工会运动给以热情的关注和指导。他们论述了工会在理论、政治、经济三方面展开全面斗争的理论，分析了工人运动能够在理论、政治、经济三方面有计划地进行的根据，论证了工会参加政治斗争的意义、途径和方法，阐明了工会要把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的原因和做法等。

一、工人运动已经能够从理论、政治、经济三方面有计划地进行

1874年，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版序言的补充》中写道：“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他认为，这是工人运动强大的标志，也是他和马克思所衷心希望于工会运动的。他还认真分析了德国工人运动全面发展的情况，研究了德国工人运动之所以能够全面发展的原因。

在巴黎公社之前，德国的纽伦堡、莱比锡就建立了职业工会。这些工会的章程是由奥·倍倍尔制订的，他在制订过程中遵循了马克思关于工会是阶级斗争的学校的思想。后来，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约克成为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巴黎公社后不久，社会民主派工会与拉萨尔派工会在哥达决定，合并两派的地方组织，建立集中的领导，召开各联合工会的全德代表大会。之后，工会在理论、政治、经济等方面逐步展开了全面的斗争，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经受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考验。“非常法”是针对社会民主党的，但也给工会运动以很大危害。当时，17个中央工会和许多地方工会被解散，几乎所有工会报纸被禁止出版，企业主们把工会积极分子赶出工厂，政府当局把工会领袖遣送国外。工会运动适应社会条件的变化，逐步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综合运用理论、政治、经济手段，把秘密活动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理论思想上，批判了重新抬头的拉萨尔主义等倾向。在经济上，通过患病职工补助会、互助会、保险事务所等恢复了组织。在政治上，统治阶级不得不承认工会的存在。就参加工会的会员人数说，“非常法”实施后比在这之前多得多。正如恩格斯所说，德国工人是处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的，他们占据着光荣的地位。

按照恩格斯的分析，德国工人运动之所以能够全面展开，原因之一是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德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通过变革创立的。而科学社会主义深入了工人们的血肉，使工人们保持着理论感。当时，英国的工会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由于漠视理论而前进的非常缓慢；西欧的一些国家，由于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传播造成的混乱，使工会运动出现动摇。1891年，恩格斯回顾德国工人运动时指出，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工人运动中的主要派别“在一切实质问题上的原则、论据、甚至斗争的手段”都在认识上达到了一致。这是德国工会运动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按照恩格斯的分析，德国工人运动之所以能够全面展开，再一个原因在于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德国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是依靠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而德国的工人运动实践比西欧一些国家发生的晚，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错误。恩格斯用提问的方式论证道：“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这是德国工会运动处于领先地位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工会应当采取政治行动

与传统的工会运动相比，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会运动注重参与政治斗争。工会运动为什么要介入政治斗争，如何介入政治斗争，怎样使政治斗争适应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之后关注的问题。他们不仅发挥了以往关于工会应当采取政治行动的一系列观点，而且提出和论证了工会要争取使工人代表进入议会，工会参与政治斗争的必要途径、改变工人阶级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和形式等重要观点。

工人运动都是通过政治斗争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会全面展开斗争的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

1877年，恩格斯在研究意大利的情况时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散布摒弃政治的思想，但工人们对此表示出强烈的不满。那时，意大利北部的工人组织，对于禁止任何政治活动，即禁止任何越出空谈和阴谋活动界限的真正的活动，十分反感。恩格斯对意大利工人群众的觉醒感到十分兴奋，他赞扬说：“意大利北部的工人群众终于成长起来而超过了自己的惹人厌烦的领导人、创造了真正的运动以代替虚构的运动。”在恩格斯看来，包括工会运动在内的工人运动在各个国家都要经历政治斗争的锤炼。他指出：“英国的、其次法国的、最后德国的工人运动都是通过实质上是政治的斗争成长和巩固起来的。”

1885年，恩格斯在总结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经验时，以工人社会活动家斯·波尔恩的经历为例，说明了工会参与政治斗争的必要性。斯·波尔恩曾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他本人也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青年，但是在思想观念上常常把马克思的思想与行会愿望、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混杂在一起。恩格斯回顾说：“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牢固地、可靠地实现这些东西的活动场所。”结果，工人兄弟会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当反动势力得势而迫使这个工人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落后群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一个很有生气的工人群众团体，由于不懂得政治斗争的意义变成了一个孤独自在的团体。恩格斯惋惜地说，这个团体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纸上存在，它的作用小到极点；波尔恩没有成为政治活动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而与波尔恩不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下，亨利希·鲍威尔使普通工人团体的活动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活动结合起来，就取得了成效。恩格斯回顾说，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亨利希·鲍威尔等人的工作，“同盟开始在各个工人团体、农民团体和体育团体中起着比1848年还要大得多的领导作用”，“同盟无疑是在德国唯一起作用的革命组织”。

工会要参与政治斗争，首先必须争取政治权利。在英国，到了90年代，资产阶级和贵族构成的上层社会在选举中仍然享有特权，这主要表现为投票权的不平等。当时实行的选举资格限制制度规定，一个选民可以按其住宅所在地、财产所在地投几次票。显然，资产阶级和贵族可以凭借他们在住宅、财产上的特权享有多次投票权，而工人群众因为没有这种特权在投票中处于不利地位。靠1892年选举上台的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迫于人民群众废除选举特权的压力，向议会提出了关于规定平等投票权的法律草案。恩格斯鼓励工会积极参与争取通过上述法律的政治活动，指出其意义在于争取一定的政治权利。他说：“工人群众越来越认清，他们的出路，与其说在于靠同个别企业主作斗争以争得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日，不如说，首先是在于组织成为独立政党的工人阶级争得政治权利。”然而，工会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往往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的非议。针对无政府主义“从事政治就等于承认现存制度”的非议，恩格斯指出：“现存政府——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都迫使工人不得不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恩格斯挪输无政府主义放弃政治的观点好比是，因为出纳员可能逃跑而不缴纳会费，因为编辑可能像议员一样被人收买而不出版报纸。针对工联主义“禁止干预政治”的观点，马克思说：“工联只是在国际的影响下才采取了政治行动”，“工联——甚至其中组织得最好的，在美国有分支的—如果不转向我们，永远也做不了什么事”。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

在工会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中，让工人代表进入议会是一项重要的斗争内容。恩格斯曾经十分感慨，在欧洲组织得最好的工人阶级——工联，却没有相应的社会政治地位，在长时期里他们把政治利益交付给了资产阶级政党的上层人物，甘愿充当他们的尾巴。为此，工会有必要为取得本阶级在立法机关中的直接代表权而斗争。1871年，马克思在一次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中说：“不应当认为，在议会里有工人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但是，工人代表进入议会又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事情。由于工人们是通过自己的各种分散独立的组织参加这项活动的，一些贵族化了的“工人领袖们”就首先求助于资产阶级的选票和金钱，其次才求助于工人自己的选票。因此，如何使工人的代表真正成为工人的候选人而不成为资产阶级的候选人，就是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克思要求工会组织“要认真地研究政治问题”，“要选举那些负有维护本阶级利益使命的、像他们本人一样的工人为自己的代表，来代替那些以玩弄政客手腕为职业的人”。即便如此，在资本主义的议会里工人代表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会受到种种的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在1874年谈到英国的选举的时候认为，工人代表在议会中是一定不会起重大作用的。然而，又不能因此轻视让工人代表进入议会的斗争。因为，“不管怎样，冰层总是被击破了，在欧洲最时髦的辩论俱乐部中，在自命为欧洲第一流绅士的人们当中，出现了两个工人，”

恩格斯认为，工人参与政治斗争的必要途径是与工人阶级政党齐心协力。当然，工会与工人阶级政党是有区别的。1891年，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曾谈到，工会与党有区分，工会的经费更多地用于支持罢工，而党的经费更多地用于政治目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绝不妨碍工会与党在政治斗争中协同动作。恩格斯把工会与党在政治斗争中协同动作，看成是工人运动发展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运动的优越之处。1878年，恩格斯系统回顾1877年欧洲的工人运动时指出：“德国运动的一大优点，就是工会组织同政治组织齐心协力地工作。”他认为，这种齐心协力的工作，源于工会与政治组织的相互需要，是二者活动内容的相互补充。他分析说：“工会组织产生的直接利益，吸引着许多平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参加政治运动；同时，政治行动的一致性把平时相互隔绝的工会团结起来，保证它们相互支援。”1855年，恩格斯要求德国党内的爱森那赫派重视工会运动，希望他们把工会与党协同动作写入党纲。他写道：“既然这一组织（指工会——引者）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指成为反动势力不可能摧毁的力量引者），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工会与党在政治斗争中协同动作，并不要求工会放弃自己的独立活动。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工会与党在组织上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这是当时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也认为，工会组织应当有区别于工人阶级政党的独立活动。在他直接参加起草的关于执行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工会国际联合会的决议中写道：“国际工会的职能是由国际工人协会来执行的，但是不难了解，这些特殊的任务由专门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纯工人组织来完成会更容易和更有效。”@恩格斯所说的“纯工人组织”就是工会，工会从国际工人协会中分化出来是工人运动发展的正常现象，也正是有了这种分化才谈得上在这个基础上工会与工人阶级政党的协同动作。工会与党在政治斗争中协同动作，要求党关心工会组织的特殊利益。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时期，仇视国际的敌对势力为了破坏工会与政治组织的关系，说协会不关心工会的行业利益。对此，恩格斯十分愤慨。在他亲自参加制订的一个国际文件中，历数了国际工人协会对建立工联、组织对工人生活条件的统计调查、争取8小时工作日、筹集罢工基金、声援和协调罢工等工会活动的关注和支持。文件在述说了以上事实后写道：“工人阶级的敌人慑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强大，力图逐步败坏它在工联心目中的声誉，把它说成是不关心工联行业利益的纯政治组织。上述几个事实是我们对这种诽谤性指控的回答。”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担任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导师和顾问。年高德劭的恩格斯看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与之相伴随而产生的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论证了改变工人阶级群众性政治斗争的方法和形式的思想。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料新的革命很快就会来临，注重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甚至认为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会冲淡或阻碍政治斗争。1895年，恩格斯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由于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的改变，在政治斗争中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此，恩格斯特别强调群众性的发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对于工会的政治斗争来说，不能急于求成，也要进行长期而：忍的工作。为此恩格斯特别强调斗争策略。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正统教义，反对在工人罢工时固执地要求工人们举起红旗。他指出了在政治斗争中加强纪律的重要性。他说，要让资产阶级学会尊重自己的法律，习惯于罢工，习惯于带有政治色彩的罢工.工人就要重视纪律，胜利的首要条件是严格遵守法律，而一切革命的高调和喧嚷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败。

三、把日益明确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

与传统的工会运动相比，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会运动注重向工人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之后的工会运动中，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群众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工会领袖在传布科学社会主义中的重要责任，指出了开展这方面工作应当注意把握的原则。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早期工会思想中注重论证工人阶级形成独立意识的客观根据，那么在这个时期，他们注重论证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对工人阶级群众运动的能动作用。

科学社会主义对工人群众是有吸引力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工会开展理论方面的斗争的重要根据。针对英国工联式的工会排斥低薪工人的情况，马克思在1871年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上分析道，由于工联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没有国际主义思想的指导，它难以吸引和领导那些低薪的无产者群众。在这方面，国际工人协会比起工联来就有很大的吸收力。国际工人协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它信奉的国际主义思想能够赢得工人群众的信任。马克思说，国际可以对这些低薪工人发生直接的影响，国际不需要组织工联就能够吸引工人，国际主义的思想一下子就把他们吸引住了，使国际成为唯一能够取得工人完全信任的团体。科学社会主义对工人群众具有吸引力，并不意味着工人群众可以自发地产生这种意识。恩格斯认为，工人运动中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加强理论研究和理论教育工作。他指出了在开展这项工作中工人领袖们的责任，他说：“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当然，研究理论并不是工人领袖们的目的，恩格斯要求他们把研究的科学成果变为工人群众的精神力量。他说：“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把日益明确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恩格斯主张工会开展理论方面的斗争的重要原则。他不仅这样提出问题，而且付诸实践。

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和北美很多国家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推动工人运动发展。但是，在英国，社会党人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而历来就存在的工联主义意识仍然十分盛行。恩格斯曾经试图教育上述组织的工运领袖人物，以促进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但是效果不明显。为了坚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性，恩格斯越过有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的首领而直接面向工人群众，在工联机关报《劳动旗帜报》上连续发表了11篇文章，从分析宪章运动起，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为了使工人群众便于接受，恩格斯十分注意理论宣传的灵活性，把理论内容十分深刻的文章写得浅显、明白、易懂，文体得当，深受工人群众喜爱。后来，他感到《劳动旗帜报》经常发表形形色色和互相矛盾的观点，难以帮助英国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他自己的文章实际上淹没在各种错误观点之中，遂停止了这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仍然以灵活的态度处理与《劳动旗帜报》主编乔·希普顿的关系。他致函乔·希普顿：“我等待和期望着更美好的时候”再度合作。“我还是祝愿《劳动旗帜报》在各方面获得成就，而且，如果方便的话，我将不时给您提供大陆方面的零星消息”。具名是，“仍然忠实于您的弗·恩”。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向工人群众进行错误理论的“思想灌输”。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一文中剖析了巴枯宁主义的错误。错误之一就是，向工人群众灌输无政府主义，他们“为了把工人阶级变成人类的新利益的真正代表”，“用彻底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办法从我们时代的要求中，从人类深心的愿望中引出”“应当获得胜利的那种思想”，“然后力求将这一思想灌输到我们的工人组织中去”，“在我们的工人居民中‘创办’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学校”。马克思和恩格斯挖苦他们，要把工人组织变成学校，而他们充当学校的教师，把用绝不会有任何成果的办法引出的思想灌输到工人组织中去，仿佛“工人阶级是原料，是一堆杂乱的东西，要使它成形，须经他们的圣灵的吹拂”。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在向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时必须摒弃这种圣灵般的灌输。

第三节各国工会运动既有共同目标又有不同特点的理论

巴黎公社之后，工人运动开始越出西欧和北美的范围而扩展到中欧、东欧和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1889年成立了第二国际，为国际工人运动，包括工会运动确定了新的活动原则。第二国际是第一国际的继续和发展，但是在组织上和活动方式上有自己的特点。它不是下达指令的国际中心，允许各国组织平等自由讨论，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的决议对各国组织只有道义的约束力。这是符合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水平的。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国工会要实行国际联合的思想进行了补充和修正，论证了工会运动既有共同目标又有不同特点的观点。

一、各国工会运动应当具有共同的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各国工会运动具有共同的目标是实现工会国际联合的前提。他们阐述了共同目标形成的经济原因、共同目标与民族需要的关系、通过联合行动体现共同目标等问题。恩格斯认为，各国的工会运动之所以具有共同的目标，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的结果。1886年，恩格斯在研究美国的工人运动时发现，美国工会活动的内容与英国工会活动的内容非常相似。如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等。他说，他读着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12000名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简直就像在读他自己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他分析说：“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由于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资产者对工人的经济剥削的手段都是相像的。恩格斯说，实行实物工资制是相像的，由厂主以苛刻条件给工人提供住所然后从工资中扣除房租的“小宅子制”是相像的。恩格斯说：“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小宅子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哪个国度，激起的工人的不满都具有同一的性质，而这正是各国工会组织具有共同目标的客观基础。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补充和丰富了马克思和他关于资本的国际性是工会国际联合的最根本的原因的思想。

在马克思看来，各国工会组织具有共同的目标，那么这种共同的目标就不能“只合乎某一个民族的工人的需要”。1871年，他在回答纽约《世界报》驻伦敦记者的提问时说：“目的是通过夺取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目的是利用这一政权来实现社会任务。”对于各国的工人组织来说，都不能离开这个目标而赋予他们的活动“以特殊的性质”。为了强调各国工人组织，包括工会组织这种目标的一致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回顾了第一国际成立时制定国际的纲领和章程的情况。一方面承认各国工人阶级队伍所处的发展条件不同，因而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必然会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坚持制定规定行动目标的共同理论纲领，以促进思想的交流和行动的一致。实际上，共同的目标都是通过共同的纲领或共同的章程加以体现的。可是，工会组织自身有时难以制定出规定科学斗争目标的纲领或章程，这项工作往往要借助于工人阶级政党的力量。1887年，恩格斯在研究美国工人运动时指出，由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美国和在欧洲一样，消除这种矛盾的手段是相同的，因此，“美国无产阶级的纲领在最终目的上，归根到底一定会同经过了六十年的分歧和争论才成为欧洲战斗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公认的纲领相一致”。可是，实际情况则不然。当时按职业组成的中央劳动联合会联合了非熟练工人的劳动骑士团等，在确立自己的斗争目标上颇多歧义。恩格斯认为，制定出规定科学斗争目标的纲领只有工人阶级政党才胜任。他说，美国工人运动走出了第一步，“下一步是要找到一剂医治这些共同苦难的共同药物，并且把它体现在新的工人政党的纲领中。而整公运动中最重要最困难的这一步，在美国尚待完成”。

各国工会运动具有共同目标，还通过联合行动体现出来。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国际是联合起来的团体的网，它布满整个劳动世界”，“它对（各国——引者）每一个运动都表示同情并给以自己章程规定范围内的援助”。他举例说，罢工是工人斗争常见的形式，从前在一个国家内宣布罢工时，由于从别的国家输入工人，罢工往往失败；现在国际得到准备罢工的消息之后，就让别的国家的工会会员不要去那些“禁区”，罢工就容易取得胜利。1871年，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的雪茄烟工人举行罢工，原因是500名工人失去了工作。工厂主让工人选择：要么解散工会，要么被解雇。在国际的号召下，英国、荷兰、德国的工人组织对安特卫普罢工进行了援助。结果，为了捍卫自己工会组织的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使罢工坚持了数月之久.并迫使厂方接受了他们的要求。恩格斯对支援安特卫普罢工的各国工人说，这种国际间的相互支持“无论如何总是你们的义务”。

二、各国工会运动又应当具有不同的特点

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论证了各国工会运动应当具有共同目标的观点，而且适应工人运动发展水平的实际变化，充分论证了各国工会运动应当具有不同特点的观点。

1887年，恩格斯研究了西欧和北美各国的工业革命问题。他认为工业革命在不同的国度发生的迟早有区别，展开时在横阔方面有区别，因而使工人运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比如，在西欧，工业革命发生得早，但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工人阶级经历了许多年才从组织群众性团体发展到组织政党；而在美国，在一开始有历史的时候已经有了17世纪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工人阶级在十个月中就经历了本身发展的上述两个阶段。又如，在英国和法国，工业革命发源于城市，革命运动的成功也一向都是发源于首都等大城市；而在德国，农村地区卷入了工业革命，使工业的发展向横阔方面散布，革命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广大地区得到有力的传播。这样，各国的工会运动也就有了不同的特点。因此，马克思在谈到国际组织与工人运动的关系时强调：“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

既然工会运动没有固定的形式，各国工会就应当按照各国的情况提出组织计划和组织任务。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各国工会运动具有不同特点的理论的重要观点。这个观点，充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会的国际联合要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观点。1871年秋天，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在这次会议上，也研究了工人组织的活动问题。考虑到普法战争后的复杂形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各国工人组织按照各国的情况开展组织活动。他们认为，如果因为政府的阻挠而现时无法设有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代表应根据各国的特殊情况提出组织计划，协会可以进行改组和改用其他名称。在这之前，马克思在同纽约《世界报》洗伦敦记者谈话时就指出，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我们的组织任务都是根据各国的情况从某种特殊的方面体现出来的，那里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完成这一任务。他解释说：“在新堡和巴塞罗纳，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暴力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以法国工会运动为例，说明工会运动在各国有不同的组织计划和组织任务。1874年，马克思在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说：“在法国，工会在各大城市都组织起来了，并且相互取得了联系。它们只限于完成纯职业上的任务，不过，也不可能采取其他行动，否则就会遭到毫不客气的查封。但是，工人们却从而得到一种组织，这是重新有可能自由地开展运动的时期的起点。”1889年，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也说：“至于说到法国人，如果你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较长，并对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达到结果较熟悉，你就会对他们作出比较客气的判断”，“这并不单纯是法国人的缺点”。也就是说，法国工会在组织计划和组织任务方面的特点是特殊国情造成的，是应当得到理解和尊重的。不仅如此，这些特点也不是什么短处，它是工会运动得以存在和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内在根据。正是考虑到理解和尊重各国工人运动特点的必要性，第一国际把自己的会址迁到了美国，退出了舞台，也改变了对各国工会运动进行指导的方式。1877年，恩格斯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国际所启发的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结的觉悟，即使没有一个定形的国际联合会，仍然能够为自己开拓前进的道路，而这样一个联合会的纽带在当时是会变成一种桎梏的。”第一国际解散之后，提出恢复第一国际那种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的种种想法一直存在着。1891年，恩格斯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不同意恢复那样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他分析了其中的多种缘由，其中特别指出了理解和尊重各国工人运动特点的意义。他说：“问题在于，运动的规模已经很大很广了，再也不能用这种对它来说已经狭窄的框框束缚它了。”应当说，恩格斯的这些分析是对以往他与马克思关于工会国际联合思想的修正和完善。1893，恩格斯欣慰地说，第一国际退出了舞台，这就使“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得到机会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一点实现了，因而现在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了”，“我们也应当按照这一方向在共同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

在工会运动中要理解和尊重各国不同的特点，自然就要正确对待联合行动中产生的分歧。在恩格斯看来，各国工会在具体行动上的分歧是完全自然的。1891年，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法国代表团极力主张，西欧各国工会统一在5月1日举行庆祝活动。当有的国家的工会代表希望在5月3日利用星期日举行庆祝活动的时候，保·拉法格表示不悦，把各国工会在具体行动上的分歧看得很重。恩格斯劝解说，运动不会因为没有这种“一致”而蒙受损失。他具体分析说，所谓“一致”是很难的，因为停工在时间上必然有差别。譬如说，你们在巴黎，从早晨8点到晚上8点停工，如果纽约人也在8点开始，巴黎已是午后1点钟了，而加利福尼亚人还要再迟3个小时才开始。他认为：“分歧完全是自然的；这是南北之间的对立。你们南方人为了形式，可以牺牲一切；北方人则过于忽视形式，只重实质。你们喜欢戏剧性的效果，而他们对此则可能过分轻视。”恩格斯之所以主张正确对待联合行动中产生的分歧，是为了保证各国工人运动的胜利和工会组织的发展。恩格斯以1890年德国汉堡组织的庆祝五一活动为例，对这一观点作了说明。他说，汉堡的工会在经费上非常充裕，这是我们组织工作做得最好和力量最强的一座城市。为了庆祝五一节，大家无视老板的意愿，结果老板关闭了工厂，并扬言以后只雇用那些退出工会并保证不再加入的工人。斗争进行了整整一个夏季，持续到秋天。最后，老板妥协了，可是我们在汉堡的工会组织也大伤了元气。无论是在汉堡，还是在其他地区，都由于救济大批因同盟歇业被解雇的工人而把经费花光了。因此，人们绝不愿今春再那样干了，何况工业状况又更加不景气了。他具体分析说：“现在，德国各工业部门出现了持续的生产过剩，如果在整个德国共同在5月1日举行庆祝，势必要破坏合同，那末，这一庆祝就将导致普遍的同盟歇业，使我们的全部现款消耗殆尽，使我们所有的工会遭到破坏，其结果不是情绪高涨，而是士气低落。因此，这样做是丧失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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