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美国驻苏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

妇女地位的变化是苏联各地重要的社会变化之一。十月革命给妇女带来了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广泛的工业化为男女同工同酬提供了经济基础。

但是在每一个村庄里，妇女还得同几百年来的恶俗作斗争。

例如，来自西伯利亚一个村庄的消息说，在那个村子里，当集体农庄给予妇女独立的收入以后，妻子们曾经“举行罢工”来反对丈夫殴打妻子的行为，她们在一星期内就把那种由来已久的习惯粉碎了。

一位村主席对我说：“男人们全都嘲笑被我们选入村苏维埃的第一个妇女。但是在第二次选举中，我们选了六个妇女，这回轮到我们笑了。”

一九二八年我在西伯利亚的一列火车上遇到二十个这样的女性村主席，她们是去莫斯科参加妇女代表大会的。她们当中大多数是第一次乘火车旅行，只有一个人曾经离开过西伯利亚。

她们是被邀请到莫斯科去就“妇女的诉求”这个问题“给政府提意见”的——她们是由各县选派的代表（相当于西方的议会/国会议员）。

在争取妇女解放的一切斗争中，最艰巨的是在中亚细亚。

在这个地区，妇女被当做奴隶和财产，从小就卖给人做妻子，而且从家里出来时必须戴着那可憎的“帕伦亚”——一种用马鬃编成的长形黑色罩袍，它遮盖女性的全部身体和面孔，阻碍着呼吸和视线。

传统使丈夫有权杀死不戴面纱的妻子；毛拉——伊斯兰教的教士——以“宗教”来支持这种风俗。

俄罗斯的妇女将妇女解放的第一个消息带到了这里；她们在这里设立了儿童诊疗所，在诊疗所里，本地妇女彼此见面时都不戴面纱。这里，大家讨论着妇女的权利和面纱的坏处。共产党对党员施加压力，要他们允许自己的妻子除去面纱。

一九二八年，当我第一次访问塔什干时，女共产党员所举行的一次会议宣布：“在落后的农村里，我们的妇女在受着糟蹋、折磨和杀害。但是今年我们必须废除讨厌的面纱；今年必须是具有历史性的一年。”

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增加了这一决定的尖锐意义。

一个塔什干学校的女学生在假日期间回到自己的农村家乡鼓动妇女们为自己争取权利——但可怕的报复接踵而至：

她被五马分尸、千刀万剐的尸首用大车送回学校，车上写着：

“这就是你们妇女自由的报应。”

另一个女人拒绝了一个地主的追求，和一个共产党员农民结了婚；在她怀孕八个月的时候，那地主唆使了十八个男人强奸了她，并且将她的尸体掷在河里。

妇女们写作诗歌来表达她们的斗争。祖尔菲亚·汗，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被伊斯兰教的毛拉用火活活烧死之后，她村里的妇女写了一首挽歌：

“啊，女人，世界将不会忘怀你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你身上的火焰——让他们不要以为它会将你化为灰烬。

燃烧着你的火焰已经成为我们手中的火炬。”

伊斯兰教压迫的堡垒是“圣波哈拉城”。在这里组织了一次戏剧性的摘除面纱运动。到处传播着这样的消息：在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天，将要发生“一件壮观的事”。

在那一天，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都举行了妇女大会。在台上讲话的妇女号召大家“一齐把面纱摘去”。于是妇女列队走到台前，把自己的面纱掷在讲演人脚下，在街上举行了游行。

焚烧黑罩袍

街上已经搭有检阅台，台上的政府领导人向妇女们挥手致意。旁的妇女也从家里跑出来参加游行的队伍，把自己的面纱向台上掷去。

那次游行打破了圣波哈拉城的戴面纱的传统。当然，事后有很多妇女在发怒的丈夫面前又将面纱戴上了。但是从那时起，面纱就越来越少了。

苏维埃政权利用许多武器来争取妇女的解放。教育、宣传、法律都起了作用。对杀害妻子的丈夫举行了公审大会；新宣传的压力肯定了法官有权将那些按穆斯林习俗认为无罪（杀害、买卖妇女）的人判处死刑。

妇女解放后，担任公职的土库曼斯坦女性

在中亚细亚和在俄罗斯一样，争取妇女解放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工业化。

我在波哈拉老城参观了一家新的纺织厂。这家工厂的厂长——一个脸色苍白、精神疲惫、日夜不睡地建设这项新工业的人——告诉我说，至少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不期望这个工厂会赚钱。

“我们正在把中亚的农村妇女训练成新的工作人员，以便建设将来的土尔克斯坦丝织厂。我们的工厂是有意识地运用工业化的力量来废除妇女的面纱；我们要求妇女在工厂里不戴面纱。”

以俄罗斯式头巾取代罩袍的中亚妇女

中亚的纺织女工把她们的面纱换成俄罗斯式的头饰——头巾——的时候，写了歌子来歌颂生活的新意义。

当我到工厂去的时候，

我在那儿发现一条新头巾，

一条红色的头巾，

一条丝织的头巾，

它是用我亲手的劳动买来的！

工厂的怒吼敲响我的心扉。

它给与我节奏， 它赋予我活力。

人们读了这首歌以后不能不回忆起与此相对照的托马斯·胡德的《衬衫之歌》，那首歌描写出了英国早期的工厂的情形：

“拖着疲乏而磨破的手指，

睡着沉重而发红的眼皮，

一个女人坐着，

穿着不象女装的破衣，

匆忙地穿动着她的针和线。

在贫穷、

饥饿和污秽里，

缝着，缝着，缝着，

然而不断地用哀伤的音调，

她仍然唱着衬衣之歌。”

在资本主义的英国，工厂是追求利润而进行剥削的武器。在苏联，工厂不仅是生产集体财富的手段，而且是有意识地用来打破一切封建枷锁的工具。

不过许多青年妇女也不戴俄罗斯头巾，直接一个小花帽完事儿——被认为是“中亚民族特色”的小花帽也是直到斯大林时代才被女性广泛穿戴。

最后讲个真实的历史笑话——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直到1947年才正式批准男女同班（但女性学生仍无哈佛本部学籍和文凭）而女人能和男性一样获得哈佛大学文凭更是在——1963年，仅仅比美国黑兄弟们获得全部人权和美国国民权早一年。（此前女性只能拿一个“女性附校”文凭）

而耶鲁大学收女学生更是得等到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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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专栏“她改变了苏联”。责任编辑：王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