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6年3月，台湾彰化县鹿港镇，一场为时近一年的环境运动，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小镇上，波澜壮阔的开展。
运动肇因于美商杜邦化学公司即将于邻近的彰滨工业区设厂开发，此举可能产生的环境破坏，以及可能对鹿港小镇的产业、生活影响，令民众忧心。民众在地方乡绅李栋梁、粘锡麟、施文炳、郭繁男等人的带领与团结下，展开对政府的请愿与抗争。映真先生也派《人间》杂志记者到鹿港进行长时间采访报导，制作专题「激流中的倒影」，将事件的始末详细刊载于《人间》杂志第十期。
1987年2月9日，彰化县公害防治协会，与杜邦公司、经济部，以及各界学者专家，举办「杜邦公司设厂问题座谈会」，各界学者、官员与杜邦公司负责人，在本座谈会上针对杜邦公司的设立，提出了多方面的观点。先生也出席了这次的座谈会，并对于设厂一事，站在经济发展「社会代价」与「人文代价」的角度，发表观点。整个座谈会的纪录，也由台湾运动团体「绿色小组」全程记录了下来。
2016年3月，反杜邦运动卅周年，青年范纲垲在当年运动参与人的带领下，重新回到历史现场，采访参与人对于「反杜邦运动」的回忆与观点；也重新翻阅绿色小组影像与历史材料，重新抄录座谈会上各界人士的发言，完善运动面貌，将其编辑成《巨浪的起点──鹿港反杜邦运动30周年纪录文集》，对此运动做重新的梳理。
以下，是先生当天的发言纪录，环境剧烈变化与人为开发日益飙升的今日，先生言说仍令人深省。
今天非常荣幸，也是我第一次公开参加有关杜邦公司在台湾设厂，引起各种关切问题的讨论会。刚才几位可敬的演讲员，就各类问题，已做了相当深入、中立的讲话。我就关于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社会代价的问题说明。我接着夏铸九教授的意见，来谈「跨国性的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害，两者间的关联。特别是从台湾的立场上，试着思考这个问题。（注1）
台湾的经济位置与国际分工关系
台湾，就前面几位所讲，六○年代后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发展的策略，大量开发「加工出口区」，在这种经济政策下，对于成长、富裕、并把它当作一种「国政大计」。结果廿年来，就如夏教授所说：八○年代，我们已经充分、明显的，在我们的账本上呈现了一笔「帐」，就是所谓「社会的代价」：人间、环境自然、文化精神方面遭到破坏的代价。这跟台湾在国际分工的结构上，存在着密切的关连。从发展策略来说，这几乎是一种宿命。台湾工业在整个国际分工中，是一个「大转包工业」的一部分。这个大转包，还发展到国内更小的转包。
有一点我和夏教授的意见小有出入，就是在三重埔、板桥的地下的、不合法的转包公司，其实很早就进行着小规模，可是总的浓度和紧张度，远远不亚于大工厂的污染构造。由于这些小的转包工业，无力来付出防治公害的投资。这样的公害就更形严重。这种情况，我想在辽阔的第三世界地区，都是一样，在「大转包」跟「小转包」的情况下，污染，就差不多形成一种宿命。
在政治上的关系。在五○年代之后，世界被划分成两个大的阵营。台湾是在自由世界的阵营，自由世界有几个「老大哥」，我们又跟「老大哥」的关系特别好。很多国外输入的工厂，不只是一种民间的企业关系，还有政治上，或明显或不明显的「老大哥」关系。这个老大哥关系，就多了一层麻烦。比方说我们的核能电厂，我们一定要买美国的核能电厂机组。虽然听说法国的核能电厂，价格远远便宜，在技术上也更好，因为法国人口居住的密度大，所以必须发展出更安全的核能电厂，可是我们还是必须和老大哥买。这是我们的国营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这层关系，使他们亲家再加上亲家，所以在污染或是安全的问题上，难以要求。
跨国企业的双重标准
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所谓先进国家，或是跨国性企业「双重标准」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在1985（1984）年，瞩目的印度博帕尔（Bhopal）的美国联合碳化物（Union Carbide）农药工厂，造成大概两千人到一万人的死亡。奇怪的是死亡人数迄今无法确定，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故事：到底死几个人，一算就知道。可是工厂、地方政府、印度政府、民间反公害团体……等等所估计的数字，尽不相同，莫衷一是。但是现在可以确定：有两万人虽未身亡，但肺部已受到严重的伤害。另外还有比两万人更多的民众，受到终身的，或者暂时的「残害」。这么大的案件，说明了什么事情？后来有专门的学者研究，发表一篇论文探究这种「双重标准」。（注2）
什么叫做「双重标准」？联合碳化公司在美国西弗吉尼亚（West Virginia） 有一个厂，设计、兴建、行政管理、及生产安全方面，都有严格的制度与操作程序，相比之下，在印度这个工厂，完全不只是「不合格」，而且相当悬殊。这篇论文从工厂设计本身就发现，跟美国工厂相比，印度这间生产这类严重污染、毒害的农药工厂，出现非常多，而且惊人的漏洞。里面缺少安全设施、警戒的措施。人员的训练、设备、编制及合格性、警报的系统、有没有能力、或经过何种训练来操持整个安全方面的工作。以及母公司对子公司定期的安全辅导，这些，都不够！后来他们发觉1982年时，工厂有很多机器都不用。什么机器呢？就是警戒安全，或者是安全标准设施，有些是没有，有些是损坏，有些是员额不足、编制不足，或者是高层管理人员，对于这种事情，明显的、无可逃避的疏失。这些问题，在这篇报告里，都写得非常淋漓尽致。今天，我们涉及到非常细密的工厂安全问题，就不再这里重复。
此外工厂和地区的关系也发生很大的问题。这么世界数一数二的先进工厂，他在和小区的沟通上，非常不够。直到发生那么大的灾害时，印度人民还不知道这家公司在生产什么东西？对小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联合碳化公司也缺少告知的作用，万一发生事故，有什么样的警戒系统、急难救助的演习，都没有告知。这些在母公司的要求，是绝对严格的。后来发现，他们节省了很多安全警告的装置，对于危险的警戒，居然是用工人的生理反应来测知，报告指出，这么大的灾变，前几个月，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征兆，只要按照母公司的管制来做的话，是绝对、应当可以防止的。
第三世界环保信息的不足
另外暴露的问题是：印度当地法律系统的不备。对污染气体、废水的排放，标准不一，合格的执行官员不够；当地的菁英阶级、跟政府环保官员、跟联合碳化公司「你兄我弟」，关系密切。这种关系，《人间》杂志在采访台湾各地区的公害的时候，都感到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故事，这个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关系。更严重的是他们没有律师、没有检察官，像波帕尔那个地方，有八、九年没有一个检察官。一个诉讼可能长达五、六年之久。况且比台湾远远还要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想都没有想过要提出告诉。
我现在不是针对杜邦公司的问题，而是说我们有一整本、汗牛充栋的，世界有良心的社会科学家，透过很多数据告诉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害问题，有绝大部分，是来自所谓跨国企业造成的。这种造成，并非出于没有办法、不知道、没有知识、没有设备。这篇论文的结论有一句很动人心魄的一句话，它说：
「资本所知道的，是对于利润永远不能饱足的饥饿感，所以它很难抵挡、抵制，能节省在防治公害支出的这个引诱，来增加它的利润。」
像联合碳化公司另一个灾难的原因，是它为了响应母公司的能源节省政策，就废置了一些安全措施，裁减了必要的安全管理，来达成母公司对子公司，要求节省能源，从而缩短成本支出，来增加剩余价值或利润。在这样的构图下，再配合第三世界和跨国公司母公司的政治关系，再加上当地卫生立法、环境立法的极度的落后，以及当地环保意识的极度的低落，当地菁英分子不以自己国家利益为重，而以跟外国人勾结来取得自己的利益为重，在这样的氛围下，联合碳化物公司很难提出良心来。最近，我们也采访了中金公司（中国金属化学），那是一个日本资本占75%的二氧化钛厂，据我们实地的了解，整个地方的民意代表、反公害人士，到后来都被「搓搓去」了（按：闽南俗语，指暗室协商妥协）。这样的故事非常之多，使我们感到心灵非常的沉重。这并非政府或是环保官员的问题，是整个经济结构所种下的巨大症结。
反跨国污染而非反新兴建设
最后我要报告的是：国际上有很多文献告诉我们，杜邦在防治污染方面有很高的评价，但在我读到的论文中，也有研究报告指出，杜邦公司在生产现场和生产过程当中的危害问题，和联合碳化公司一样，是被列名的。另外我觉得鹿港这个地方，对于一个影子的杜邦公司，为什么它还没有来，就拚成这样？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四十年来，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太多的支票没有兑现，在整个公害防治的整个成绩单上，是一片红字，所以政府新的答应与承诺，民众已经没有办法相信。一但设厂，到时候陈情、游行什么都没有用，这是台湾反公害的故事，也是今天自力救济迭生的原因。
第二，老百姓在每当一个新厂成立时，无不高兴的舞狮、舞龙、放鞭炮……我们相信过工厂这样的承诺：它绝对干净、能增加我们的就业机会、给予技术的转移、增进国际间的友好关系。我参加过很多外国公司的周年纪念，他们的总经理所讲的，和去年杜邦公司总经理说的内容毫无二致。他说：
「我们很骄傲能够来到台湾设厂，而且我们很骄傲，我们其他外国公司、或者杜邦公司，和台湾的经济一到成长；我们很骄傲虽然美国和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可是我们用民间的方式，更进一步的证明了中美之间人民的友好是多么的坚定，在断交那一年我们不但没有撤退，而且增加了投资。而今天，我们要跟你们做好的邻居。」
这种外交辞令，我读的很多。
第三，为什么口口声声宣称有良好防治污染技术的杜邦公司还不能达成设厂，很多人认为这是杜邦的冤枉。可是就好像我们对台湾四十年来工业的污染不能相信一样，台湾的很多外商公司，在台湾以及全世界的表现，特别是它的「双重标准」，使我们无法放心。如果今天杜邦公司受到冤枉，他应该用比较了解的心情来面对这个事情。实在不是因为对杜邦特别过不去，而是长年来，台湾人民对外国厂商，在台湾设厂以后，好像就业机会也没有增加、好像技术转移也没有得到太大的转移，好像污染也并没有解决。像这样积累的结果，老百姓有理由不怎么敢相信，杜邦公司的新的承诺。
另一点。我们让小区的老百姓体认到，我们对于外国公司绝对没有特别的敌意。刚刚杜邦公司的陈庆国先生说，杜邦公司愿意来台湾做一个好的邻居，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子。或许我们愿意为了祖国的经济发展，愿意忍受污染，可是条件是我们全国人民同意。我想比较不平等的契约也好、或者比较暂时可以忍受的污染，有些第三世界国家会做这样的选择，可是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欢迎任何外国先进的国家，来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设厂做邻居，真正的对提升技术、生活和经济有所帮助，可是问题在于要诚恳。你愿意做一个好客人，我们也做一个好的主人。
前阵子，杜邦耗费巨资，数连几天在报纸上刊登巨幅广告，有个广告，可能是设计者的杰作，叫「早安二氧化钛」。这对一般的人可能有点效果，但对稍有知识的人是不太好的。我们反对的绝不是二氧化钛，它本身无毒，大家都知道，问题是它的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过程的管理的问题。陈先生（杜邦公司台湾总经理）等等可能会说明，关于二氧化钛在美国的生产是多么备受赞誉。可是我们真的很担心，一但你们设厂以后，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例如我们的法律可能不备，我们的环保官员条件可能还不够，老百姓对于技术上问题的认识，是一种「天书」，造成的是一种科技的傲慢和独裁。
另外有一事，我不晓得我是不是应该在这里说？那么我想说的比较保留一点：根据确实的资料了解，为了要说服地方反对人士，杜邦公司人员曾做过某种承诺，企图把采购外包给某些特定对象，我想这是杜邦公司所不允许的承诺，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让人不放心。希望杜邦当局有所改善，我相信你们只要有一个诚心，大家为了公司、为了地区，也为了祖国，找出一个好的方式，说不定我们有一个路可以走也说不定。
补充发言：
（编按：在陈庆国经理响应学者专家的评论，表示杜邦设厂的态度，并非如先生所言的「双重标准」，会认真的处理在台设厂的一切环保项目，先生针对陈经理的响应，作了以下发言。)
上个月，我们曾到中国金属化学公司做采访，见过日本人的主管、中国人的主管，恰如陈经理所说，除了总经理关彰以外，全部都是地地道道的台北金山人。可是，请大家注意！一个污染的发生，由于员工必须要依赖公司来生存，所以尽管他是当地居民，但对反对污染的在地同胞采取非常激烈的反对态度。因为金山老百姓忍受不了中金公司的污染，经过多次交涉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他们在工厂门口搭帐篷，阻止一年两次的原料输入，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可是反对、恐吓、辱骂、出手打人的，正是中金公司的当地员工。所以叫我们去向一个污染工厂的员工说这个厂不好，来证明这个厂污不污染，这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
陈经理请求我们参观杜邦目前已在台的两个工厂，老实说看不出名堂，因为污染问题牵涉到很复杂的技术问题，老百姓只能就所接触的切身之痛去感受的程度，关于长期的、复杂的污染问题，并非老百姓能力所及，再者，我们还没有环保法律、法官、法院来管这些事，我们的政府基本上是成长崇拜的政策，整个台湾的舆论、知识分子、菁英阶级一般是倾向工业发展而不是它的相反，在这样的气氛里，环保工作人员处于非常大的劣势。所以今天不是一方面信誓旦旦的问题，而是我们没有条件来促其实现。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的污染都是由反对跟居民运动来促使立法形成，在这方面尚有很大的缺点，所以我们的不安和不信任，务必请陈经理加以考虑。至于有很多被裁汰的员工很想等着重新加入杜邦行列，这不能在实际上证明贵公司的污染防治的好坏，因为他需要那个工作。而且老实说不待前去参观，我一定知道杜邦的工作环境比三重埔或板桥来的干净，但这是两回事。
不久前，我读了篇报告是关于技术转移跟第三世界环境问题，报告提出在巴西造成公害的名单里，除了当地工厂严重污染外，跨国公司中，贵公司－杜邦也榜上有名。所有造成公害的跨国企业，老实说其技术管理各方面毫无一问都是一流的。但在其他落伍的地区执行时，就会产生问题。譬如说政治，美国民主政治值得我们钦羡，但他在外交国际政策上就发生了「双重标准」，同此理，它的企业管理也是一样。刚才陈经理提到杜邦二氧化钛将采用专利的低污染生产过程，可是低污染的过程还要考虑人为的部分，譬如核电厂绝对安全、干净，可是问题出在它的管理方面。工厂的设计、建筑管理或各高阶层在比较腐化的环境松懈下来，而发生灾难，那是已经是呼天不应了。希望杜邦不要解释成我对你的挑战，而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担忧。
注1：关于夏铸九详细发言，可参见《巨浪的起点》一书页241-243。同时反杜邦运动时期的宣传刊物《乡情》杂志，在1987年3月号页8-9亦有刊登夏铸九发言全文。
注2：博帕尔农药厂气体外泄事件，发生于1984年12月3日凌晨，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事件肇因于工厂储存化学物质「异氰酸甲酯」的储存槽遭水渗入，使槽内压力不平衡而发生气体外泄，扩散至城镇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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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映真。整理、编辑：范纲垲。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