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后至实行新经济政策前，苏俄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17年11月至1918年上半年，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18年下半年至1920年，是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也就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列宁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时期工会运动的理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中工会地位和作用的猜想和预测变成了实际的探讨。依据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面临的新形势，列宁阐述了工会在建立新制度当中的任务、地位和作用的理论。依据十月革命胜利后至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两个历史时期的变化，列宁对“工会国家化”理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和阐述了“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理论。

第一节   工会在建立新制度当中的任务、地位和作用的理论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剥削制度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工会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工会的任务、地位和作用的理论，特别是结合俄国的国情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观点。

一、必须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到生产和经济建设面临的实际任务上

十月革命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度取得胜利的，革命之后自然面临着集中发展生产力和从事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工会作为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群众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担负着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任务。列宁认为，这些任务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政权性质转变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工会要搞好经济宣传工作，要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1918年1月第一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于彼得格勒召开。还在1905年就通过了召开第一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可是只有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大会才得以召开。大会要求工会支持苏维埃政权，把工作重心转到组织工作和经济工作方面。工会组织工人阶级群众进行经济建设的作用，得到了列宁的充分肯定。他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论证这个问题的。他指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我们认为，我们的功劳就在于竭力帮助群众立即亲自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从讲课中学习这一点。”[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9页。]他认为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没身社会主义事业是“最本质的东西”。他说：“我们是在推动群众去做他们应做的事情。如果我国革命所做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我们深信它不是偶然的，不是我们党的决议的产物，而是马克思称之为人民革命的任何一次革命的必然产物，即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口号、依自己的愿望而不是靠重复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所进行的革命的产物，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 同上。]列宁对工会提出了要求，他说：“工会的任务是建设新的生活，教育新的几百万人以至几千万人，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会不犯错误和抛弃偏见，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会管理国家和管理生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主义事业获得完全的胜利而排除一切后退的可能。”[ 同上，第35卷，第441页。]列宁不仅认为工会应当动员和组织职工群众投身社会主义事业，而且认为工会成了新社会的主要建设者。他分析道：“由于历史上发生了最伟大的革命，由于无产阶级把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工会的整个活动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工会成了新社会的主要建设者，因为新社会的建设者只能是千百万群众。”[ 同上，第439页。]列宁对工会的上述要求，是在1919年1月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时，工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已经得到巩固。由于得到列宁的指示，工会明确了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

早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前，列宁就曾指出，摆在每个工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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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他认为，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必须完成两个方面的任务：第一，推翻剥削者的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二，担负起经济建设的任务，建立新的经济关系。列宁强调说：“如果我们完不成第二个任务，那么在推翻剥削者和用武力来抗击国际帝国主义者的事业中的任何成就、任何胜利就会付诸东流，旧制度的复辟就会不可避免。对于这一点，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有两种意见的。”[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8页。]他还指出了完成这项任务与进行组织工作的关系，他说：“现在我们应当采用组织、建设的办法，来代替用革命方式推翻剥削者和抗击暴力者的办法”。[ 同上。]到了1921年，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时期，也就是开始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一次，列宁在全俄服装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听到一位同志发言说，现在每一个工会会员都必须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在生产和经济建设方面所面临的实际任务上去。他说：“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 同上，第323页。]

究其原因，列宁分析道：“这是因为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劳动者执了政，最受剥削的阶级掌握了政权。”[ 同上，第324页。]

列宁还十分重视通过工会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进行有关经济建设的宣传工作。他主张“把报刊由主要报道日常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 同上，第34卷，第135-136页。]他认为，各企业和各村社的劳动组织问题，是整个社会生活中最主要、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报刊应当揭露和抨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缺点和弊病，应当介绍和宣传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模范事迹。列宁的主张曾被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搁置起来。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重提经济建设的首要意义，并指出了工会在经济宣传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会在这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巨大作用（因为没有其他的组织能团结这么广大的群众）”。[ 《列宁全集》第40卷，第140-141页。]他持别肯定并继续鼓励工会在经济宣传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说：“现在我们应该注意把全部宣传鼓动工作从为政治和军事服务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一点我们已经宣布过很多次，但是还不够，所以我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一年来所实行的各项措施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成立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生产宣传局；使它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结合起来，又创办了一些为生产服务的报纸，不仅把注意力转到生产宣传上去，而且把全国范围的生产宣传组织起来。”[ 《列宁全集》第40卷，第141页。]在列宁看来，工会有关经济建设的宣传工作对组织在工会中的几百万工人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使他们在政治上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不习惯于当家作主人到习惯于当家作主人。

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十分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基本上得到解决后，必然要提出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的任务。他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强调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项根本的任务，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他认为工会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特别重要。他在1918年4至5月间写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中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特别重要。这方面已经采取的步骤，尤其是工会已经采取的步骤，应当全力予以支持、巩固和加强。这里包括例如实行计件工资，采用泰罗制中许多科学的先进的因素，使工资同工厂的总工作量或铁路水路运输等的经营结果相适应。这里还包括组织各生产和消费公社之间的竞赛、选拔组织家等等。”[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59页。]

二、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

十月革命后的实践经验证明，在一个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要做到人人都参加国家管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列宁说.就苏维埃这样的国家政权来说，虽然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

而实际上却远远不是全体都参加。这不是由于法律上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苏维埃法律是保证劳动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实际上，这是由于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还不够的事实造成的。然而，这并不排斥教育劳动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群众学习并实际参与管理国家政权。列宁认为，吸收工人阶级群众参与管理国家政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标志。列宁重视工会在这方面的重要地位，并从奠定国家政权的基础、建立国家政治体系和实现劳动群众与国家政权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等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列宁憧憬的国家政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政权。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多次强调，要建立以下层群众的创造力量为基础的新国家要建立新型政权，就要先奠定这种政权的基础。在谈到工人监督与建立新型国家政权的关系的时候，列宁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从下面来进行改造的道路”。[ 同上，第33卷，第275页。]那时，全俄制革工人工会正在和企业主谈判。这一谈判从1917年12月开始，主要问题是按照民主原则改组在十月革命以前成立的制革业总委员会，增加其中的工人代表。后来，根据谈判结果，工人在委员会中得到了三分之二席位。这就使工人监督有了进一步发展，列宁力主使之进一步推广。列宁把这件事同苏维埃国家政权建设相联系。他相信，工人群众只要动手管理就能够管理并学会管理，他们参与基层的、行业的、部门的管理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基础。他认为，这对国家政权建设来说是特别宝贵的东西。列宁讲道：“我们不仅有关于监督的国家法令，甚至还有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无产阶级试图同工厂主同盟订立合同，以保证工人能够管理整个工业部门。制革工人同全俄皮革业工厂主协会已经开始拟订这种合同，并且差不多就要签订了；我认为，这种合同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种合同表明，工人已逐渐在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7页。]后来，列宁又强调指出，我们将要建设的国家政权“已经不是那种在传统上和形式上过了时的旧国家，而是一种以下层群众的创造力量为基础的新东西。”[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82页。]

在建设以下层群众的创造力量为基础的新国家时，工会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在列宁看来，工会在协助国家政权同资本主义行径进行斗争中具有重要地位。他在谈到与倒卖粮食、苏哈列夫卡等丑恶现象斗争时，认为“工人已经不只是自己的工会组织的会员”，工会应当成为一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人组织的力量，即不是为了本行业的狭隘利益，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工人组织的力量”，以这种力量与资本主义“势力相抗衡”。[ 同上，第38卷，第349页。]在列宁看来，工会还在协助国家政权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当对弗兰格尔的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列宁提出了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关于党的当前任务的意见》。这是一个提纲式的意见，共三条内容。其中第二条指出了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的地位。具体内容是：“加强社会主义基础：700万工会会员”，“发挥700万工会会员的主动精神”。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之后，国家政权建设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列宁重申了工会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对全俄服装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讲话时指出：“工会在我国不仅是劳动者的联合会，不仅是我国经济的建设者（这是工会的主要任务），而且是一种国家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建设一个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新国家”。[ 《列宁全集》第40卷，第324页。]列宁还认为，工会不仅在城市政权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农村政权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列宁早在1917年夏季就提出了关于建立农业工会的想法，1919年3月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讨论了建立农业工会问题。列宁同农业工人们讨论了建立农业工会的意义。他认为，农村面临的任务是消灭资本家而且使新的资本家不再产生，是使政权完全地、整个地、绝对地掌握在靠劳动为生的人手里，为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农村工人组织起来，这个组织就是固定的群众组织——工会。他最后强调了农业工会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地位。他说：“你们在这里创建的工会，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一个统一的全俄农业工会。这个工会将成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真正支柱，将成为改造整个农村生活的支柱和先进部队”。[ 同上，第36卷，第23页。]他热情地告诉农业工人们，这就是他对农业工人的希望。

对于工会在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列宁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即工会是站在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管理是一个体系问题，或结构问题。在他看来，“就像是一组齿轮”，“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不可能是一个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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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处在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我们还可以引述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中的另一句话印证我们的解释。

列宁在对“工会是站在党和国家政权之间”所作分析的最后说：“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01页。]显然，工会是传动装置，在这个传动装置的一端是党，在这个传动装置的另一端是专政即国家政权，工会是处在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工会为党领导和实施对国家政权的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而这就是工会在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的地位的集中体现。其实，列宁对工会在社会生义政治体系中的这种地位早有论及。1920年俄共（布）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谈到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工会的代表，列宁指出了工会处在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重要地位。他说，中央委员会“同工会的广大群众（我们有60万党员和300万工会会员）之间应有一条纽带，把中央委员会同时与60万党员和300万工会会员的统一意志联系起来。没有这条纽带，我们就不能进行管理。”[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4页。]他还说：“需要很好地同工会建立联系，需要很好地组织中央委员会，使它不仅了解60万党员的不同意见，而且还了解300万工会会员的不同意见”，“这是基本的、政治的利益，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成其为专政。”[ 同上，第304-305页。]在这里，一端是“中央委员会”，代表党；另一端是“管理”、“专政”，代表国家政权；中间是“纽带”、“联系”，是指工会；工会就是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即处在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

工会作为国家政权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要通过帮助劳动群众建立起对国家政权机关的信任和合作体现自己的地位。对这个问题，列宁有多次论述。1919年1月，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人们对旧政权怀着敌视的态度，随着政权性质的转变，应当让人们懂得需要与新政权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他说，“代表人数最多的（这一点现在是最重要的）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应当让人们懂得，“千百万人习惯于把中央政权看作强盗、地主和剥削者，对中央根本不信任，这是很自然的；但这种不信任必须克服，不然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13-414页。]当时，正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那次会议上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对粮、茶、盐、糖等主要食品实行国家垄断政策。针对有些地方和有些人对国家垄断的强制作用不理解，列宁指出了新政权与旧政权的本质区别，教育人们信任新政权。由于要贯彻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强调了新型国家政权仍要实行强制，但是考虑到新政权与旧政权的区别，列宁又指出国家的强制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不仅如此，列宁还希望工会工作者要履行义务，教育工人阶级群众培养起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政权的信任。

在列宁看来，工会工作者不仅有义务教育工人阶级群众信任自己的国家政权，而且有义务组织工人阶级群众与自己的国家政权合作。1919年4月，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完成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任务，需要建立正规的国家机关，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群众组织的合作，特别是工会组织的合作。

当时，苏维埃政权需要通过工会等组织动员工人阶级群众支援东线以便战胜高尔察克。列宁说：“一年前我们已开始建立正规机关，但这还不够，还需要靠群众运动，靠工人阶级的巨大毅力来协助这些正规机关。我们有了一个使工会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大体方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工会，因为工会同生产最接近，领导着千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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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强调加强整个工会运动的作用。

工会在加强劳动纪律方面所做的工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列宁把提高劳动者的纪律看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条件。

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实行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攻击实行纪健是要使工人重新陷入奴隶地位。列宁认为，这种谬论是极端反动的。他指出，如果不实行纪律就难以执行社会主义的任务，具有社会主义实质的俄国革命就有可能保不住。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与旧制度下的劳动纪律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旧社会，资本靠经常的饥饿威胁来实行强加给劳动者的纪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则应当实行自觉的纪律。但是，在革命政权建立之初，对富人实施的纪律与对工人实施的纪律又是不同的。对富人，要强制他们去登记，要监视他们的货币储蓄和消费情况，从而让他们尽劳动义务。对工人来说，虽然也要实行劳动义务制，但是“没有必要去登记所有的劳动者，去监视他们的货币储蓄或他们的消费情况，因为全部生活条件本身决定了这类居民的大多数必须劳动，而且不可能有什么积蓄，就是有也少得可怜”。[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34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工人实行纪律的任务就是一种新型的任务，“在这个范围内建立劳动义务制的任务就变成建立劳动纪律和自觉纪律的任务”。[ 同上。]列宁阐述了建立自觉的劳动纪律的具体工作，如组织对劳动标准和劳动强度的监督、成立专门的工业法庭来规定劳动标准、对任何恶意破坏这种标准的行为追究责任、经常教育多数人提高这个标准等。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列宁对工会寄予厚望。他认为：“在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中间，在它的拥护者如工会的先进领导者中间，制定一些系统的措施来增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的必要性已经完全成熟。”[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35页。]1918年3月，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托，开始制定总的劳动纪律条例草案。这个条例草案按照列宁的意见和建议做了修改，后正式颁布，对整顿社会主义生产起了巨大作用。

当，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率先行动，坚持要求实行计件工资以巩固劳动纪律。因为十月革命后，计件工资几乎完全被计时工资代替，这对巩固劳动纪律起了消极作用。在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带动下，计件工资重新得到广泛推广，而且计件工资原则被苏维埃劳动法典所肯定。列宁赞扬了工会所从事的建立自觉的劳动纪律的任务，他说：“我们应该承认，而且应该满意地着重指出：正是工会，工会的最大组织一一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俄工会理事会这些联台了几百万劳动者的最高工会组织，首先独立地着手解决这个任务，而这个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同上，第358页。]

应当具体地实际地加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列宁认为，十月革命后发展生产力和从事经济建设是最重要的任务。然而，革命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使这项任务到1920年末才又重新提出来。当列宁研究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时他发现一些人停留在原则性的议论上而对实际的切实的工作不感兴趣。他说：“现在，经过三年之后，关于生产问题的所有各点，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的组成部分，都已经有了法令。然而这些法令的命运不佳：我们虽然签署了这些法令，但是随后我们自己把它们忘了：我们自己没有加以执行。然后又虚构出一些关于原则问题的论断；虚构出一些原则分歧。……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同题的法令，这个法令大家都忘记了，也包括我在内，这是应当引咎自责的。”[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01-202页。]那么，列宁所说的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是一种什么作用呢？这就是通过工会的说服工作使生产任务的完成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问道：“我们是否已经为一切新的生产任务建立了足够广泛和坚固的说服基础呢？没有，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还没有把群众吸引过来。”[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13页。]由于对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刚刚开始研究，一些具体工作亟待加强。例如，刚刚建立起来的生产宣传机关要迅速有效地运转起来，要在实行实物奖励上尽快取得经验，要开展纪律审判会活动并正确估计其效果等。列宁认为，工会的上述工作，是“具体的、实际的、迫切的和活生生的任务”。[ 同上，第281页。]为了使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得到加强，列宁强调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总结和推广实际经验。列宁在《<工会的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决议草案》中写道：“开展、扩大和加强工会参加生产管理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因而委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立即总结优秀工会和企业在这方面的实际经验，拟订出尽可能详细的指示，以便帮助各工会利用这些经验；责成它们更坚决更经常地利用这些经验。”[ 同上，第11-12页。]列宁写成的这个决议被俄共（布）中央全会以多数票通过，对工会发挥在生产中的作用起了积极的作用。其次，加强生产宣传工作。列宁认为，生产宣传的统一领导机关应当是一个发行量为50万份到100万份的群众性的通俗报纸的编辑部。还认为，编辑部的领导小组应有党中央、苏维埃和工会的负责人员，领导小组和报纸应直属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他还具体提出了版面安排方面的意见，不超过1/4的篇幅用于政治，主要篇幅用于经济计划、劳动情况、生产宣传、训练工农参加管理、检查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构各项法令和措施的实际执行情况、广泛地和定期地同做群众工作的读者交换意见等。列宁强调：“生产性报纸应当是千百万人都能看懂的通俗报纸，但决不能庸俗化。不要降低水平迁就落后读者，而要不断地——十分谨慎地、逐渐地——提高这部分读者的水平。”[ 《列宁全集》第40卷，第17页。]最后，参与建设模范企业的工作。列宁对工会在企业生产中的作用是很重视的。鲁祖塔克曾向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提出过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提纲，列宁对这个提纲倍加称赞。提纲中涉及工会参与建设模范企业的工作，认为应通过建立有权威的管理，通过劳动红律，通过工会组织的工作，建设真正的模范企业。列宁对包括上述内容的提纲被工会所采纳而感到欣慰。

工会有责任研究改善工人生活状况。1918年7月，列宁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讲到工会有责任研究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问题。他是在说到农民的生活贫困问题时，提及工会的。当时，农村中有些中农不雇工，也不搞投机活动，由于种种原因生活困顿。列宁认为，他们生活遇到困难，却没有一个像工会这样的组织负责研究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他说，在城市里，“为了平衡各行业间的报酬，我们甚至同工会开过几十次会”。[ 同上，第34卷，第475页。]当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喘息机会，协约国帝国主义深感不安，发动了武装干涉。俄国经济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面包和肉类等基本生活用品供应不足。工人们忍饥挨饿，有的每天只能领到1/8磅面包，有时甚至根本领不到面包。工厂因为缺乏原料和燃料不得不停止生产，少数企业没有停止生产却也开工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十分关注工人的生活状况问题，多次与工会组织讨论以采取应急措施。在列宁看来，解决工人生活困难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生产，并希望工会会员能够充分理解这个道理。他说：“我们必须使全体工会会员的利益同生产结合起来，使他们记住，只有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苏维埃俄国才能取得胜利。只有这样，苏维埃俄国才能提前十年摆脱现在所处的悲惨境地和所忍受的饥寒。”[ 《列宁全集》第40卷，第142页。]

工会要关注生产中人的因素。鲁祖塔克为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起草的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提纲，提出了经济管理机关与工会在生产中关注的问题各有侧重的观点。提纲认为，如果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根据现有的生产的物质因素（原料、燃料、机器的状况等等）来规定总的生产计划，那么工会就应当是从为完成生产任务而组织劳动和合理地使用劳动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因此，在制定总的生产计划时，无论是计划的各个部分还是整个计划，都一定要有工会参加，以便把生产的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劳动的利用最合理地结合起来。原料、燃料、机器的状况等是生产中的物质因素，组织劳动和合理使用劳动则涉及生产中的人的因素。所谓劳动，是人的劳动，是人的体力和精神力的支出。因此，提纲实际上提出了经济管理机关与工会应当分别关注生产中的物质因素和人的因素的观点。提纲认为，工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巨大的，它应当教会每个车间、每个工厂中的工会会员注意发现由于技术设备使用不当或行政管理工作不能令人满意而引起的劳动力使用上的一切缺点，利用各个企业和生产上的全部经验来同拖拉作风、怠惰习气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这样，就把工会在生产中如何关注人的因素具体化了。列宁说：“这才是一个好的纲领”。[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21页。]显然，他对提纲的肯定，包含着他对上述观点的肯定。实际上，列宁

一贯重视生产中人的因素。早在1918年，列宁倡导学习美国的泰罗制时就认为，这种制度是科学组织生产的最新成就，体现了科学的巨大进步。同时，他又认为，这是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最新方法，“根本不管雇佣工人在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是否能够提供多一倍或两倍的劳动量而不损害他们的身体”。[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31页。]在列宁看来，正确的做法是“把这种制度同缩短劳动时间结合起来，同利用新的生产方法和劳动组织方法结合起来，而丝毫不损害劳动居民的劳动力”。[ 同上，第36卷，第346页。]到了1919年，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列宁痛惜经济遭到的破坏，更痛惜由于这种破坏而对劳动者造成的摧残。他说：“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 同上，第346-347页。]他又说：“在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生命，拯救工人”。[ 同上，第346-347页。]列宁甚至认为，关心生产中的人的因素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他郑重指出：“如果我们能拯救工人，熬过这几年，我们就能拯救国家、社会和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拯救，我们就会倒退，退回到雇佣奴隶制去。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同上，第347页。]

工会的两种保护作用。1920年末，俄国开始转入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在如何看待工会对于工人阶级群众和对于国家政权的作用上，列宁与托洛茨基产生了分歧。托洛茨基认为，既然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既然国家是工人国家，为什么还要保护工人阶级群众呢？保护工人阶级群众免受谁的侵犯呢？列宁回答说：以保证迅速恢复运输业，铁路运输工会与水路运输工会合并起来，采取非常措施和军事工作方法挽救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他们在恢复运输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后来却蜕化成为脱离职工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机关。实际上，这个机关是带有国家政权性质的。当着水运员工对他们的官僚主义行为表示不满的时候，列宁给以极大的同情。他说：“水运员工比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正确。这就是事实。如果我问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在哪里，应当回答说，不在于你们采取强硬措施，这是你们的功劳，而在于你们的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如果你们已经认识到这种极端行为，那就应当纠正，而不应当反对纠正。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所在。”[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47页。]列宁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紧迫性，他说：“现在就应当纠正这种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必须发现这种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并且加以纠正，不要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同上。]同时，列宁又认为，反对官僚主义是一项复杂的事情，不可能马上消灭官僚主义。他说：“我们将同官僚主义作长时期的斗争，谁要不是这么想，他就是在欺骗，就是在煽动，因为要克服官僚主义，需要采取千百个措施，需要每个人都识字，每个人都有文化，每个人都参加工农检查院。”[ 同上，第259页。]按照列宁的观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与国家政权之间产生矛盾，还有认识方面的原因。1918年12月至1919年初，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不久，苏俄开展了关于工会任务问题的讨论。工会方面的托姆斯基、人民委员部的拉杜斯-曾科维奇、保险储金合作社的诺根分别提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提纲。对此，列宁评论说：“托姆斯基、拉杜斯-曾科维奇和诺根三人的提纲各自反映了自己那项‘专业’的观点”，“因此，每一份提纲都有毛病，都是片面强调事情的一个方面：抹杀和掩盖了基本的原则的问题。”[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97页。]他主张，工会和人民委员部都要克服片面性，寻求根本原则上的一致。

工会要找出切实的办法教育落后群众。俄国转入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以后，列宁认为对工会的性质要重新进行估价。他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担负着教育工人阶级群众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他指出：“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所学校完全不是普通的学校，因为这里没有教员和学生，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结合体，其中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而且不能不遗留下来的东西，也有革命的先进部队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从自己队伍中创造出来的东西。”[ 同上，第40卷，第199页。]他主张，工会中的先进分子要教育落后分子，在这方面“工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 同上。]工会之所以要教育落后分子，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准备。列宁认为：“我们不赞成认为劳动群众已经有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准备的空想观点。我们根据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的确切材料，了解到事实并不是这样，只有大工业、罢工斗争、政治组织才能使劳动群众作好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 同上，第39卷，第400页。]而在当时的俄国，缺乏大工业的基础，相当数量的工人也缺乏参加政治组织和政治斗争的实际锻炼，这就特别需要通过教育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列宁要求教育工作者“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 《列宁全集》第39卷，第401页。]列宁专门谈过教师工会应当如何对落后教师开展教育工作。他认为，一些教师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理解，怀有资产阶级的偏见，陷在狭小的圈子里，陷在所谓教学的圈子里，特别需要一个统一的机构或组织对他们开展教育。他认为，这样的组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教师工会”，而且应当推而广之，“要求一切从事同一职业、同一工作的人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工会”。[ 同上，第35卷，第423页。]

加强整个工会运动的作用。苏维埃共和国在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处境极为困难，因此在经济工作中必须确定若干重点（即拥有特权）的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工会中也是这样。因为，不把人力和物力集中于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就不能拯救遭到破坏的国家。但是，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私有制习惯和情绪，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蜕化成了脱离职工群众的官僚主义机关和官僚主义分子。加之，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要转入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有必要从重点制转到平均制。列宁对工会从重点制转向平均制十分重视。他认为，有必要拟订详细的规划，从工作人员、报纸、经费等等方面，加强整个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在全国的整个工作。在列宁看来，统一的经济计划要求经济建设分别轻重缓急，因此执行计划时对重点的企业、工会、托拉斯和主管部门要优先照顾，但是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后要逐步而坚决地从重点制转到平均制。他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执行中央的上述精神进行了批评，要求各部门和各工作人员之间在政治上平等。他指示工会，“特别是要从各个工会抽调许多优秀的组织力量来加强整个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改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机构，使各个工会的工作更加有条不紊，从而加强整个工会运动。”[ 《列宁全集》第40卷，第11页。]

第二节   列宁所阐述的“工会国家化”思想

十月革命前后，俄共党内依据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实现国家消亡的思想，筹划着通过把工会组织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的道路建立新型政权。这一“工会国家化”的理论构想，在全俄工余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由共产党党团提出，并载于正式决议当中。列宁阐述了“工会国家化”的意义，并把“工会国家化”理论付诸实践，但是，列宁对托洛茨基“加紧”“工会国家化”的观点和“工人反对派”“国家工会化”的主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一、作为一种理论构想的“工会国家化”

“工会国家化”的提出，是一种理论的探索，后在俄国共产党和工会内被加以肯定。在列宁看来，“工会国家化”将贯穿无产阶级专政整个时期，是一个长过程，其间伴随着对工人群众的教育和引导，对其实施的每一个具体步骤要加以认真检验。

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实现国家消亡，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理论观点之一。当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就在实践上提出了如何建立新型政权进而实现国家消亡的问题。列宁认为，新型的国家政权应当最终实现劳动人民群众的直接管理，实现自治。他谈到苏维埃政权的发展道路时指出，苏维埃不仅要把立法权和对执行法律的监督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而且通过苏维埃全体委员要把直接执行法律的职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以便逐步过渡到由全体劳动人民群众人人都来履行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职能。列宁还认为，无产阶级多数对剥削阶级少数实行专政，工人直接实行对国家政权和企业的管理，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比较简单”，“比较自然”。他强调：“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做完8小时‘份内的’生产劳动之后，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84页。]他认为，实现这一目的，工会的作用特别重要。他说，工会“使劳动者先锋队能够领导最广大的被剥削群众，吸收他们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从而第一次着手使真正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 同上，第183页。]30年代的时候，斯大林曾对这段经历有过回忆。他说.那时我们想，如果不在最近的时期内，那么经过两三个短短的时期，国家就能变成劳动者的联合，也就是全体人民群众直接管理的社会。就是说，俄国共产党人确实提出过通过“工会国家化”实现国家消亡的理论构想。

1919年1月，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党党团提出决议案，其中包括“工会国家化”问题。决议认为，工会的职能应当扩大，应当与领导和管理工业的国家机关职能融合起来，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其后果必然导致工会和国家机关的紧密合作，工会并将通过对广大群众的教育为国家机关和所有经济管理机构培养一大批能完成经济管理任务的干部。”[ 《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速记报告》第1卷，1919年莫斯科版，第97页。]例如，“劳动人民委员会机构也必须建设在工会机构这一基础之上。”[ 同上。]列宁在这次大会上就“工会国家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列宁说，这里所要谈的问题，“按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决议案的说法，就是工会‘国家化’问题。”[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2页。]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由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世界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工会运动则要根据时代变化的需要来一个大转弯。这种大转弯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工会不仅要从事经济活动，而且要从事政治活动，成为主要的政治机关。他说：“工会作为无产阶级在阶级范围内最广泛的组织，实际上正是现在，尤其是在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取得了政权之后，应该发挥特别巨大的作用，应该在政治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应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主要的政治机关。”[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2页。]当然，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工会为苏维埃政权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工会难以在长时期内“在政治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难以在长时期内“成为主要的政治机关”。然而，作为一种理论构想，这都是有根据的。列宁要求工会工作者好好地想想现代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一句名言：“在社会中进行的革命愈广泛，愈深刻，完成这个革命的人，作为这个革命的名副其实的创造者的人也就愈多。”[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他说：

“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能够导致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革命，但这种胜利只有在更广大的群众独立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的条件下才能达到。”[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3页。]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国家形式的改变，不是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是要从上到下地完全由新阶级承担全部管理工作，而“工会国家化”不失为一种选择。列宁说：“工会可以按照新方式，依靠资本主义文化所创造的一切.依靠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一切来开始国家的经济建设，而且正是利用这个物质基础、利用大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生产本来是套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是为了对付我们、为了对工人群众进行无穷无尽的压迫而建立的，但是它把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造就了一支新社会的先锋队。就是这支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之后，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干起了自己真正的事业——教育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在没有官吏、没有资产阶级、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参加围家管理和生产管理。正因为如此，向你们提出的决议案摒弃了一切资产阶级的方案和一切叛卖性的主张。正因为如此，决议案说工会国家化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5页。]列宁甚至认为，新型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必定导致“工会国家化”。他说：“现在我们仅仅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够了。工会必定要国家化，工会必定要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建设大生产的任务必定要完全转到工会手里。”[ 同上，第438页]

二月革命后，列宁就提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但到了1918年1月至1919年3月这项工作才在列宁的主持下完成。在列宁起草的文稿中，提出了“工会国家化”问题。如纲领草案写道：“有系统地把工会变为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关”。[ 同上，第36卷，第88页。]如笔记中写道：“工会作为管理机关”、“把工会变为管理机关”、“工会作为主要的机关”等等。[ 同上，第393、395页。]1919年3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经列宁校改的党纲，对“工会国家化”作了这样的表述：“社会化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 《列宁全集》第36卷，第415页。]1920年2月，在党的“九大”筹备工作中，列宁仍然坚持“工会国家化”的构想。他指出，这次党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尤其是关于总管理机构、中央管理机构以至一切苏维埃机关实行工人化的措施、方法、方式和效果的问题。他主张，要更深入、更广泛、更迅速、更有效地使我们的机关工人化，不仅要吸收受过充分工作锻炼的工人参加，而且一定要更广泛地吸收工会参加。后来，在党的“九大”上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实行“一长制”的决议.“工会国家化”的进程作了调整，然而列宁阐述了“工会国家化”的理论构想则是确凿无疑的。

列宁所阐述的“工会国家化”理论构想，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工会国家化”是贯穿无产阶级专政整个时期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而工人阶级群众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能够胜任国家事务的管理的。列宁分析道：“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现在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就是十足的空想，就是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8页。]列宁例举出工人阶级群众中存在着的弱点、缺点、旧习惯、旧习气，认为“这种情形在每个工会、每个工厂里真是太多了。”[ 同上，第36卷，第438页。]列宁痛切地感到，我们对这种情况是看到了，亲身体验到了，它使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甚至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有鉴于此，列宁认为切不可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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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组织工作的情况下，使愈来愈多的新人走进这些机关，使先进工人的队伍再扩大十倍。”[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40页。]列宁的这一思想，在他所起草的俄共纲领草案中也得到了反映。列宁写道，一方面应当有系统地把工会变为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关，“另一方面，工会应当更加成为对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劳动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机关，以便在工人先锋队的监督下把参加管理的实际经验普及到比较落后的工人中去。”[ 同上，第36卷。第88页。]

列宁认为，实现“工会国家化”的理论构想要对每一个具体步骤加以认真检验。从剥削阶级的少数人管理国家事务到工人阶级的多数人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是一种极困难的过渡。在列宁看来，“这种转变是新鲜事物，是一件难事，当然会产生许多可说是摸索的步骤，许多错误和动摇”。[ 同上，第34卷，第184页。]当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讨论“工会国家化”问题时，列宁指出，现在不是从理论上提出问题的时候，应当进入实际解决问题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通过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来检验“工会国家化”的理论构想是十分重要和十分迫切的。他说，一年来的经验“即使还不能使我们准确地确定我们每一步的走法，至少也可以使我们拟定发展的速度，看到实际的困难，并采取实际步骤”。[ 同上，第35卷，第437页。]他还说：“通过回顾过去，我们看到了有哪些错误应该纠正，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今后应该建设什么和怎样建设。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决议案不是仅仅宣布工会国家化，在原则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仅仅指出，像决议案有一个地方所说的，我们‘一定要走把工会组织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的道路’。这在理论上我们是知道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筹划的，而且本来就应该预先筹划好。但是这还不够。对于一个已经完全投入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政党来说，对于已经成立了管理全国工业的机关，已经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大量错误作为代价换取大量组织经验的工会来说，问题的重点今天已经改变了。”[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7页。]通过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来检验“工会国家化”的理论构想的思想，被列宁写入了俄共纲领草案。他写道：“我们在工会运动中决不能墨守成规”，“应当用实际试验的结果来检查每一步骤，有系统地把工会变为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关”。[ 同上，第36卷，第88页。]

二、把“工会国家化”理论付诸实践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不仅阐述了“工会国家化”的理论构想，而且把这一理论构想付诸实践。“工会国家化”的理论构想在实践过程叶曾与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相交叉。尽管如此，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20年三、四月，俄共把“工会国家化”付诸实践是没有疑问的。在这期间，列宁把“工会国家化”做为一项政治任务，提出了解决这项任务的原则，并最终认为工会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胜任这项任务。

列宁认为，“工会国家化”是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国家建设中提出的崭新问题。他认为，“工会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以后，就应该愈来愈多地担当起建设工人阶级政治的任务，担当起以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代替原来的剥削阶级、推翻旧科学的一切旧传统和旧偏见的任务”，“在这里，工会在自己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必须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2页。]列宁所说的这个“崭新的问题”，就是“工会国家化”问题。他强调：“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同上，第434页。]具体来说，这些任务包括：工会直接参加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组织群众监督这些机关的活动，建立对整个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监督、调节的新机关等等。他特别指出，上述机关的活动要依靠与这些机关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职工群众，要通过工会组织来发挥他们参加上述机关活动的主动性。

“工会国家化”不仅是政权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提出的新任务，而且是根据工会一年来的经验提出的问题。列宁在1919年1月指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仅仅从理论上提出工会国家化的问题了。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仅仅从理论上加以讨论的阶段，谢天谢地已经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已经忘记了纯粹从理论上进行这种自由讨论的时期。那个时期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现在我们是根据工会一年来的经验提出这些问题的，因为一年来工会已经作为生产组织者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样的组织。”[ 同上，第35卷，第435页。]实际上，十月革命以后“工会国家化”的进程就开始了。工会选派工人担任国家机关的工作，在内政人民委员部中有很多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西门子·舒其特工厂的工人组成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中的基本核心，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人员中主要是参加征粮队的工人。1917年11月，列宁提出了建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任务，并把这个任务委托给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列宁还主张工会承捏组建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各管理总局、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企业管理委员会的任务。1918年6月，列宁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号召那些工人，那些纺织工会的代表们：你们必须在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中占多数，如象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中占多数一样。同志们，你们亲自把这一项最重要的国家大事担当起来吧，我们知道，这要比任命一些内行的官员困难些，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别的路可走。”[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35-436页。]列宁认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工人和工会的代表在各级管理委员会里占多数，“使工人在每一个管理委员会里，每一个中央机构——无论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五金工人联合会，还是最近几星期内收归国有的制糖厂联合公司——中都占多数”，不然，“就不能使他们感觉到，政权属于他们自己”。[ 同上，第436页。]1918年下半年，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基本上完成了组建苏维埃政府下属各级经济管理机构的任务。工会中央理事会组建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产业工会组建了国民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冶金、煤炭、石油、纺织等管理总局，铁路工会的中央机关从其成员中选出了交通人民委员会，基层工会组建了企业管理委员会。1918年11月，当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举行十月革命一周年庆祝会时，列宁指出：“工会在新机构的建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上，第35卷，第134页。]

列宁把“工会国家化”的理论构想付诸实践的时候，一度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索·阿·洛佐夫斯基曾在《工会通报》1917年第7期和第8期上发表《致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工会和苏维埃政权》两篇文章，否认工会有责任承担国家的职能。按照洛佐夫斯基当时的观点，“工会应当走完全独立的道路”，处于国家政权的压力范围之外。此外，他还在其它一些问题上与党发生了分歧。对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在列宁起草的开除其党籍的决议草案中，对其反对“工会国家化”表明了不能容忍的态度。列宁写道：“一个人否认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使命，一个人否认工会有责任承担国家的职能，有责任以最大的毅力、忘我的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跟这样的人不可能在一个党的队伍内共事”。[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18页。]后来，“工会国家化”的进程有了调整，党中央又在1919年12月为洛佐夫斯基恢复了党籍。

及时发现问题，认真加以解决，是列宁实践“工会国家化”理论构想的重要原则。

实践“工会国家化”，加强了工会的作用，焕发出工人阶级群众空前的建设热情，促成了新型国家机关的诞生和发展，通过实践培养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国家管理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但是，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弊病。工厂生产出来的能够吃穿用的产品往往被私分，钢铁之类的产品则往往被拿去交换食品而私分。1917年12月成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最初是一个空架子，到1918年秋才在实际上成为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会的领导人成了国家机关的领导人，拥有很大的权力，并享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权，以至产生了官僚主义现象。官僚主义现象由于缺乏工会内部的监督和制约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列宁估计到，在“工会国家化”的进程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他在工会“二大”阐述“工会国家化”理论构想时就指出：“我们今后不可避免会犯错误。”[ 同上.第35卷，第440页。]他认为，人们会通过错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说：“现在从每一个错误中得到教益的，将不是从理论上学习某门国家管理课程的一班班大学生，而是千百万劳动者；他们将亲专感觉到每一个错误的后果，痛切地感到他们面临着计算和分配产品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紧迫任务，而且亲自体验到政权是在们手里，体验到如果他们自己帮不了自己，那么谁也帮不了他们”。[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40页。]他还说：“工会的任务是建设新的生活，教育新的几百万人以至几千万人，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会不犯错误和抛弃旧偏见，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会管理国家和管理生产。”[ 同上，第441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宁逐渐发觉，工会承担国家管理职能往往有不能胜任之处。1918年春，水运工会中央委员会代表提出，把水运管理集中在工会手里。当时，很多船舶停在伏尔加河上无人修理，一些工人通过工会要求把船舶转归工人所有。列宁批评了这种化全民所有为私有的行为，并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学会经营管理，如果这些工人难以担负这样的任务，就宁可不让他们管理。他说：“如果河运员工要得到船舶，就必须认真经营管理：他们应该提出预算，以便至少核准收支；他们应该爱护船舶。如果他们做不到，我们就撇开他们。如果他们争吵上三个星期，那么，我就要建议把他们全部撇开，不要他们管理，因为这说明他们毫无组织能力，完全不懂得苏维埃共和国的紧要任务。这叫混乱，涣散组织，说得更糟些跟怠工差不多。他们纠集人们有组织地到工会去告状，而伏尔加河上的船舶却停在那里无人修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疯人院吗？我非常相信他们会意识到：如果我们继续处于这种混乱状态，那么，更严重的灾难将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同上，第33卷，第427-428页。]1918年3月，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劳动义务制问题时，列宁谈到了制定和执行劳动纪律的问题。列宁认为，工会是难以制定好纪律的，工会可以贯彻执行劳动纪律，因为劳动纪律只有由专门的实际工作者才能制定好。他说：“实行纪律单靠法令是不行的。必须作好准备工作。劳动纪律的规则应当委托实际工作人员制定，由工会负责贯彻执行。工会恐怕难以制定好规则。”[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91-192页。]谈到对执行劳动纪律的检查，列宁认为工会也有自身的弱点。他说：“也，需要建立一些不是由本行业的人组成的流动检查小组，因为工会不可避免地要从本行业的利益出发。”[ 同上，第192页。]为了贯彻执行好劳动纪律，列宁建议工会向行家们请教，他说：“这方面需要一些什么措施，应当问一下实际工作人员、工程师和工长们。”[ 同上。]可以看出，列宁关于工会与劳动纪律的分析，与他1918年时的有关分析是有很大不同的。

鉴于工会难以一举担负起国家政权的职能，列宁告诫工会不要擅自行动。列宁在工会“二大”上说，我们今天工作的重点是根据实际经验确定“工会国家化”的步骤。他认为：“假如工会现在就想擅自行动，担负起国家政权的职能，那只会弄得一团糟。这种一团糟已经使我们吃尽苦头。”[ 同上，第35卷，第438页。]他强调：“现在我们学会了把我们面临的任务的困难估计够。我们把握着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全局，从全局出发，我们反对任何人在建设工作中擅自行动，必须告诚有觉悟的工人不要这样做。应该指出；我们不能一举实现工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合并。这样做会犯错误。事情不能这样办。”[ 同上，第439页。]在列宁看来，“工会国家化”理论构想付诸实践，并不会马上把工会取消，在相当一个时期工会在“形式上仍然是独立的组织”[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4页。]1920年11月，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讨论了划分工会和国家经济机关的职责范围的问题。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建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规定总的生产计划（以现有的物质条件：原料、燃料、机器设备能力等为基础），工会应当在组织劳动，合理使用劳动力、巩固劳动纪律和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去完成生产计划方面参加解决生产问题。后来，工会陆续把一些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工作交给了国家政权机关，如把工会管理的儿童之家、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校交给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

三、“全部错误就是速度上的错误”

在“工会国家化”理论构想实践过程中列宁认识到，工会难以一举担负起国家政权的职能，因此工会不应该擅自行动。于是，列宁主张以“一长制”取代以“工会国家化”为内容的集体管理制。列宁的主张遭到托洛茨基的反对，托洛茨基不同意对“工会国家化”进程：进行调整，而且认为应当“加紧”“工会国家化”，以至于推行带有军事化色彩的“工会国家化”。这样，一场激烈的论战开始了，在俄共万史上被称为“工会问题争论”，时间在1920年11月至1921年3月。在这期间，列宁重提1918年就曾提出的实行“一长制”的根据，深刻指出托洛茨基错误的要害是“速度上错误”，并认为这场争论涉及到工会性质问题，同时批判了“工人反对派”的工团主义错误。

实行“一长制”是大机器工业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以民主制为基础的。按照列宁的设想，经过“一长制”，用几十年时间，训练工农群众学习管理，最终实现由工人阶级群众直接管理经济和管理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提出了实行“一长制”问题。1918年3月，列宁在口授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中指出，个人独裁权力同集体管理制是能够相容的。集体管理制又称委员会制、会议制，是一种集体决定问题的管理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机关、企业、事业的领导不是委托给一个负责人，而是委托给由选举产生的或任命的享有同等表决权的几个负责人，由这些人组成该单位的集体领导机构来实施管理。列宁分析道，社会主义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如果劳动群众不能使自己各种机构像大机器工业所应该做的那样进行工作，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他提出要求：“当苏维埃机构在培养人民群众独立参加整个社会生活方面已经做了足够的工作的时候，提上日程的任务就是把辩论、开群众大会同绝对执行领导者的一切命令严格地区分开来”。[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44页。]他认为：“现在群众能够（这是苏维埃给予的保证）掌握全部政权，并且能够巩固这个政权。但是，为了避免目前我们深受其害的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现象，……一有可能就确定由选举出来的负责人员个人指挥整个经济机体。”[ 同上。]当时，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经列宁修改的铁路集中管理法令，赋予管理者个人权力。列宁是这样解释这种权力的：“依靠那些遵守最严格的纪律的工人群众，这些群众需要通过个人权力联合起来，这种权力由苏维埃赋予和撤销。”[ 同上，第255页。]然而，列宁实行“一长制”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这是因为，列宁本人在一段时间里的主导思想是区别于“一长制”的“直接过渡”，即用国家法令、激进的政策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当时的集体管理产生了许多混乱现象，但是毕竟完成了党和政府的大量任务，而且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也没有可能更换领导体制。

1919年12月，国内战争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为了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列宁把调整“工会国家化”进程和正式实行“一长制”提上日程。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在某一部门中现在究竟需要把集中制加强或减弱到什么程度”。[ 《列宁全集》第37卷。第408页。]按照列宁的意见，“不管是集体管理机构成员、主任助理或者政治委员，我们都必须建立个人负责制，我们既需要集体管理制来讨论一些基本问题，也需要个人负责和个人指挥来避免拖拉现象和推卸责任的现象。我们需要那些一定要学会独立管理的人。”[ 同上。]在1920年1月召开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阐述了从集体管理制向“一长制”转变的历史原因。他说：“集体管理制，作为组织苏维埃管理的基本形式，是在初期即一切需要从头建设的时期所必需的一种萌芽的东西。但是，在组织形式已经确定、已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要进行实际工作，就必须采取一长制”。[ 同上，第38卷，第84页。]他还说：“有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开始实行集体管理制是偶然的、不明确的，……而现在，从总的趋势看，一长制已经是唯一正确的工作方法了。”[ 同上，第85页。]在列宁看来，集体管理制即使搞得好也要浪费大量人力，不能保证大工业所要求的工作速度和精确程度；而“一长制”最能保证最合理地利用人力，最能保证对工作进行切实的而不是口头的检查。从1919年底开始的关于“一长制”的争论，到1920年3至4月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宣告结束。代表大会决议强调，在工业企业和整个工业部门要建立熟悉业务的、坚强有力的领导，逐步实行“一长制”即在各工场和车间建立完全的、绝对的一长制，在各工厂管理处推行一长制，在生产行政机构的中上层环节设立简化的集体管理机构。

党的“九大”以后，党内出现了两种派别：一派是以施略普尼柯夫为首的“工人反对派”，反对“一长制”和要求恢复工会的管理权。另一派是托洛茨基，也反对列宁所主张的“一长制”，要求推行进一步的“集中制”和迅速实现“工会国家化”。如果说，“工人反对派”的出现引发了“工会问题争论”，那么，托洛茨基的极端主张则是引起这场争论的直接原因。

托洛茨基的主张集中反映在其1920年12月写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小册子中。小册子认为，十月革命以后，工人阶级（主要是通过工会）自己设立极简单的机构来掌握国有化企业。随着经济机关的发展，随着它们的分工更细和实行专业化，经济机关就从工会分离出来。经济机关这种独立的增长引起了机构重叠、权限争执、组织上摩擦和冲突等不可避免的现象。经济机关在这个专业化和划分权限的时期，力图限制工会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工会的活动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整个苏维埃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做的，从工会中分离出来的经济机关发展得愈来愈独立，它们自己挑选工作人员，建立新的工作方法和习惯，设立和改造机构以适应这种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活动变得愈来愈少，愈来愈没有系统，愈来愈有名无实。托洛茨基认为：“工会运动的深刻危机正是从这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40卷，第414页。]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二会运动要摆脱“危机”就得“加紧”或“竭力加速”“工会国家化”的进程。他写道：“可能有人反对说，不应该加紧（竭力加速）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的结合，应该考虑群众的觉悟水平，工会国家化会给敌视工人国家的孟什维克工联主义提供滋生的土壤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谈到点子上。”[ 《列宁全集》第40卷，第424-425页。]他强调，工会要“在形势坚决要求前进时不至于后退”。[ 同上，第425页。]托洛茨基主张“加紧”“工会国家化”不是偶然的。按照他的“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体系，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开始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时，必然会同农民阶级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就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集中而有纪律的少数抵抗分散而无组织的多数。托洛茨基推崇“集中制”，在他任军事人民委员时就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强化军事组织，在战争时期这是必要的。但是，在转入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后，他仍然坚持极端的集中制。他主张保留多余的军队，改编成“劳动军”，实行劳动军事化；在工会组织中采用国家组织的行政手段，建立新的军事制度，赋子工会更大的权力。1920年上半年，托洛茨基出任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领导职务，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全面推行军事化政策。1920年11月，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托洛茨基再次反对在工会内部扩大民主，要求工会军事化。到1920年12月，他写出了集中反映其“加紧”“工会国家化”主张的那个小册子。一场争论不可避免了。

列宁批判了托洛茨基“加紧”“工会国家化”的主张，认为他的错误是速度上的错误。列宁摘引了托洛茨基小册子上的如下话：有人反对说，不应该加紧，应该考虑水平，这些都“没有谈到点子上……”/速度可能有所不同。列宁批注道：“托洛茨基同志的全部错误就是速度上的错误：太急了！”[ 同上，第437页。]托洛茨基之所以要“加紧”“工会国家化”进程，源于他认为工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事实上，所谓工会“危机”是苏维埃管理体制的正常调整。随着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的到来，工会不再同以往一样担负国家机关职能，其行政权力和作用必然缩小。一方面，这是建立和加强国家机关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这也是改变战时共产主义过分集中的体制，按照工会的性质在新时期发挥其群众组织的作用的需要。在实践“工会国家化”理论构想和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工会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时把工会作为一种行政力量。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把这种力量逐渐转移给正式的国家机关。但是，这不等于说工会在新的形势下丧失了其地位和作用。工会在新的形势下仍然具有其地位和作用，这就是其不同于行政组织的群众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说，工会在行政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限制，但工会在群众性活动方面的地位和作用解除了以往的限制应当大大加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反对“加紧”“工会国家化”，主张限制工会在行政方面的地位和作用。1921年1月，列宁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作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报告时说，人们援引党纲中的话，急于实现“工会国家化”。这段话是：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列宁认为，党纲中的这段话并非有急于实现“工会国家化”的意图。他说：“大家都援引了这一段。这里说的是什么呢？这里说的是完全不容争辩的东西：“应当做到’。没有说现在去做。没有说这种过头话。说过了头，那就是胡说八道。”[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56页。]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说：“党不欺骗工人。党不开空头支票。”[ 同上，第252页。]他具体指出了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把权力交给工会。他说：“什么时候全国能普遍实现电气化呢？如果经过20年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已经是惊人的速度了。这是不能急于求成的。到那时再谈把权力交给工会的问题，在此以前说这话是对工人的欺骗。”[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52页。]从苏维埃建设的历史经验来看，经过20年把双力交给工会实际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反对“加紧”“工会国家化”则是一种符合俄国国情的冷静的选择。继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之后，列宁在哥尔克休养的时候写出了《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的小册子。在小册子里，他对工会承担国家机关职能的多方面经验进行了论述。然后，他提出了调整“工会国家化”进程的问题。他写道：“根据这些经验，现在是应当朝着原来的方向前进呢，还是应当稍微改变一下方向、方式和方法，如果改变又应当怎样改变，或者是为了对工作有利而暂时停下来，再去反复地检查经验，也许可以再把什么地方修改修改，如此等等。”[ 同上，第285-286页。]

列宁反对“加紧”“工会国家化”不仅是考虑俄国国情做出的选择，也是考虑近代资产阶级建设国家政权的经验得出的科学认识。根据列宁的分析，在建设国家政权中依照经验进行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资本和托拉斯组织者，也要费好多年的功夫，有时是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和检查自的（和别人的）实际经验，纠正和改变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次又一次倒退回去，经过多次纠正，才能找到完全适合某种业务的管理制度，选拔出高级和低级的行政管理人员，等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资本主义在整个文明世界中是依靠几百年的经验和习来经营自己的事业的。而我们则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习惯进行极其长久的、顽强的和耐心的改造工作，而这一工作只能一步步来。像托洛茨基那样对待这个问题，是根本错误的。”[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86页。]列宁认为，在俄国当时的情况下，能够直接从事管理的人同总数为600万的工会会员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绝大部分工会会员正在学习管理，而且还应当长期地学习下去，在这方面想要创造脱离近代历史可能性的发展速度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在实践“工会国家化”理论构想时，列宁强调工会担负国家机关职能，同时又认为应当对广大工人阶级群众进行教育。那么，在反对“加紧”“工会国家化”时，列宁强调工会是实施管理教育的学校，认为工会不是实行强制的国家组织。也就是说，列宁与托洛茨基围绕工会问题展开的争论涉及到工会的性质问题，关于“工会国家化”的速度问题转化为工会的性质是什么的问题。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会的性质在于，它是几乎包括了全体工业无产阶级的组织。他认为，工会几乎包括了全体工业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特征，是特别应当注意的。他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中说：“工会不仅在历史上是必要的，而且在历史上是必然存在的工业无产阶级组织，这种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几乎包括了全体工业无产阶级。这是最基本的思想。但是托洛茨基同志却经常忘掉这一点，不从这一点出发，不重视这一点。”[ 《列宁全集》第40卷，第199页。]托洛茨基主张“加紧”变工会为国家机关，变工会为强制机关，变工会为“革命惩罚”的执行者。在列宁看来，这正是抹煞了工会的群众性得出的结论。列宁认为，他与托洛茨基“是因为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02页。]列宁还认为，“争论的实质正是在于政策（就是说在于党对工会的政策）”。[ 同上，第270页。]也就是说，托洛茨基“在对待问题的态度上犯了政治错误，割断了中间的联系和传动带，迫不及待要采取徒劳的、没有效果的‘行政手段’”。[ 同上，第298页。]换一句话说，“托洛茨基同志的根本性错误，恰恰也就在于他对他自己在纲领性小册子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以一个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的（确切些说，是胡乱对付），而对这些问题他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纯粹以宣传员的态度来对待的”。[ 同上，第295页。]列宁认为，托洛茨基错误的特征是“片面、狂热、夸大、固执”。这种特征集中反映在，他要赋予工会以国家性、行政性，而漠视工会固有的群众性。与此相反，列宁强调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建设时期应当恢复和发展工会的群众性，突出其开展群众性教育的特点，把工会办成组织工人阶级群众学习管理的学校。列宁的结论是：“从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中的提法来看，错误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工会是学习在行政和技术上管理生产的学校。不是“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从各方面来看，针对当前的争论来说，针对当前托洛茨基对问题的提法来说，工会都是一所学校，是一所学习联合的学校，学习团结的学校，学习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管理的学校”。[ 同上，第294页。]

进入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建设时期以后，列宁强调工会是学校而不是实行强制的国家组织，并没有否认工会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担负国家机关职能所建立的功绩，只是要求工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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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6万人，也许是10万人。工会能选拔得出来吗？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醉心于公式和提纲、不追随那些喊得最响的人，那都会说，不，不能，还做不到。党必须进行许多年的教育工作，从扫盲做起，直到完成党在工会中的全部工作。要在工会中做许多工作，才能通过正确的途径做到这一点。”[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56-257页。]

列宁强调工会是学校，还有着社会历史原因。首先，工会会员缺乏直接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的政治素质，需要通过教育提高这种素质。俄国工会没有受到过西欧工会受到过的改良主义思潮的腐蚀，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政党对工会施加影响，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也有一定的市场，加之俄国工人大多由农奴和农民转化而来，政治上往往不开展。十月革命后，“工会独立”和“工厂归工人”等观念很流行。因此，列宁逐渐认识到，在俄国这样一个极.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那么分散，那么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00页。]列宁所说的“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就是指的工会。他认为，工会必须摆脱狭隘性，但是工会很难在短时间内摆脱狭隘性。他在1921年1月的一次报告中说：“人们都说，必须摆脱行会的狭隘性。那么工会究竟摆脱了这种行会的狭隘性没有，哪怕是摆脱了十分之一？一切愿意说实话的人都会说，当然没有，没有摆脱。”[ 同上，第255-256页。]列宁强调，工会要摆脱这种狭隘性，“就必须进行教育”。其次，工会会员缺乏直接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的文化素质，需要通过教育提高这种素质。由于俄国工人大多由农奴和农民转化而来，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也没有识字和读书的机会。根据1920年的统计资料，俄国居民（包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每千人中的识字人数只有319人，即有68%的居民是文盲。而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都处在文育、半文盲状态。由于缺乏文化知识，工人直接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就出现了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工人不知道如何管理就得学习。也是在1921年1月的那次报告中，他说：“难道每个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吗？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神话，都知道我们这里数百万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现在正处在我们所说的阶段，即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这一阶段。如果工人在这所学校里学上若干年，他们就一定能学会，但是这要慢慢来。我们甚至连文盲都还没有扫除。”[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52-253页。]

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列宁不仅批判了托洛茨基“加紧”“工会国家化”的错误，而且批判了“工人反对派”的“国家工会化”主张。“工人反对派”认为，组织管理国民经济的权力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同时，各个经济部门的生产工会的全俄代表大会选举各生产部门的管理机关。此外，经济部门的干部不经工会同意不得委派到经济领导岗位，而对工会提出的人选国家经济机关不得拒绝。他们主张由党和苏维埃抓政治，由工会抓经济。因为党领导着成份复杂的苏维埃，不得不倾听工人、农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包括资产阶级专家）三个异己的社会集团的意见，容易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他们还主张用职工的团体所有制代替全民的国家所有制。因为这才能给工人阶级以切实的民主和自由。他们还主张“马哈伊斯基主义”，排斥和反对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靠工人养活的寄生阶级，而知识分子宣传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工人的欺骗。他们把工人的行会利益看得高于阶级利益。他们要求工会工作者必须领导工人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要抵制只使农民受益而使工人受损的政策。人们形象地说，“工人反对派”是要在政治上抓权和在经济上私分。列宁认为，他们的错误是工团主义错误。他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说：“所谓‘工人反对派’，特别明显地暴露出了工团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一种明显地背离党、背离共产主义的倾向，所以对这种倾向必须特别注意。”[ 《列宁全集》第40卷，第304-305页。]他认为，“国家工会化”这就是把国家政权机关化整为零地交给相应的工会去管，是工团主义的典型做法。他批评说，工团主义就是要“把各工业部门的管理（‘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交给按生产部门划分的非党工人群众，这就抹杀了党的存在的必要性”。[ 同上，第239页。]而实际上，党在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中是不可缺少的。列宁认为：“共产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非党的工人群众，启发、训练、培养这些群众（共产主义的“学校’），先是工人，然后是农民，以便使他们能够做到并且确实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按照列宁的思想，共产党领导非党的工人群众，启发、训练、培养这些群众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并不是不尊重非党工人的权利，而是承认当时俄国工人阶级需要提高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的现状。正因为如此，列宁指出：“党并不反对任何扩大非党工人权利的措施，但是只要略微考虑一下就可以理解，在这方面什么办法是可以采取的，什么办法是不能采取的。”[ 同上，第305页。]列宁说，按照“工人反对派”的“国家工会化”的办法，“那就是用扩大工人权利的幻影去欺骗非党工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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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一直没有忽视学习管理的问题，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特别强调知识指导的重要性。1917年底到1918年初，列宁曾对工人能够胜任管理充满信心。他说，工人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他们在追求知识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而且正是在现在表现出来，这证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迷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识字的、有识别人的本领的、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只是他们还有些“胆怯”，对于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他们还不够坚决。列宁要求工人们克服“胆怯”心理，要懂得由普通工人监督有学问的人并防止这些人懈怠是应当的。与此同时，列宁又指出，工人们在管理中要尊重知识和学习知识。这首先是因为，“有学问的人现在正在分化，正在转到人民方面，转到劳动者方面来”。[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4页。]其次是因为，工人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他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 同上，第204-205、205页。]再次是因为，任何一个有点头脑的工人都清楚，在俄国当时的状况下“没有知识分子、专家这些有学问的人的建议和指导性意见是不行的”。[ 同上，第208页。]1918年，列宁曾对工人通过自身的经验来积累管理知识给予很高评价。他在一次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上指出，工人群众长时期以来与国家管理不沾边，现在政府号召他们管理国家，他们会靠自身积累的经验来建设国家，会通过自身所犯的错误来取得建设国家的经验。他认为，工人们渴望着自己来干，这其中包含着许多健康的良好的成分，这就是渴望建设的成分。与此同时，列宁又指出，工人们在管理中要与知识分子合作。这首先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逐渐倒向了苏维埃政权一边，其中的知识界习惯于养尊处优，“现在出现了利用这些知识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事变和相互关系的客观进程促使他们对我们采取中立立场”。[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15页。]其次是因为，“实行统治并不意味着由他自己（觉悟的无产阶级——引者）去完成这一切任务（政权建设任务—引者）”，“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就在于我们不得不利用被资本主义完全侵蚀了的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义”，“如果连知识分子这样的资本主义文化遗产都不利用，我们就无法建设政权”。[ 同上，第217、216、217页。]再次是因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的一系列妥协和妥协的试验，才会创造出能导致社会主义的建设形式”。[ 同上，第217页。]基于上述原因，列宁要求，使用这些知识分子，给他们一定的任务，监督和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

要管理就必须学习，就必须向资产阶级的管理者、组织者、专家学习。这是列宁对待工会组织工人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的又一重要指导思想。列宁提出向资产阶级的管理者、组织者、专家学习，当然不是学习他们如何剥削剩余价值，而是学习他们如何对大机器工业进行实际组织工作。他在1918年3月谈到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时候说：“为了表明苏维埃政权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服务，我冒昧地说一句骤然听来似乎是奇谈怪论的话：学习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向托拉斯的领导者学习，学习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最大的组织者学习。”[ 同上，第34卷，第128页。]他特别指出，要向曾经从事过资本主义的最大生产的实际组织者学习，向组织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人学习。之所以要向这些人学习，是因为他们能够为共产主义的建设提供技术和文化的财富，否认这一点必然陷入空想。1920年3月，列宁在全俄水运工人的一次集会上说：“如果我们可以用那些脑子里没有装满资产阶级观点的专家来建设共产主义，这倒是太容易了，不过这种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空想。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只有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诚然，这些东西是很糟糕的，但是没有别的东西。”[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2页。]他要求工人们，“应该珍视每一个专家，把他们看作技术和文化的唯一财富，没有这份财富，什么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实现。”[ 同上。]在当时的俄国，这种技术和文化的财富是非常缺乏的。列宁说，管理需要的人才可以从工人中选拔，但是来自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这样的人非常少。比如，组织军队，就需要助手，中央明确了就是要使用专家。我们不怕使用沙皇时代枪杀过工人的将官，虽然其中有几百人背叛了我们，但几万人却建立了红军。在列宁看来，无视专家的价值，不了解俄国落后状况造成的实际需要，必然产生狭隘的社会心理。因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仅仅过了半年就指出：“我们没有专家，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必须招到1000个精通本行业务的第一流专家，这些专家重视自己的业务，热爱大生产，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技术的进步。有人在这里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 同上，第34卷，第252页。]显然，应当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社会心理，即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当然，这并不是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只是有分析地利用资产阶级的技术、文化和管理遗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解决新困难和新问题。其一是，把资产阶级专家“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和知识同广大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毅力和工作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这种结合才能架设起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通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桥梁”。[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29页。]其二是，“一方面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劳动和指导，同时劳动者的民主组织和苏维埃又实行必要的监督。”[ 同上，第130页。]列宁鼓励苏维埃和工会组织，不要向困难低头，认为这些困难和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总之，列宁关于工会要担负国家机关管理职能就必须学习管理的思想是明确的，甚至可以说，在苏维埃政权早期建设中他也没有忽略这个问题，正是这个思想后来孕育出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理论。

二、应当与国家管理部门接近，更应当是教育机关

工会既要担负国家机关管理职能，又要组织工人群众学习管理，这就涉及到工会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当着人们强调工会应当担负国家机关管理职能时，往往认为它应当成为国家组织。当着人们强调工会应当组织工人群众学习管理时，往往认为它应当成为教育组织。在1920年春天列宁提出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之前，他认为，工会应当与国家管理部门接近，而更应当是教育机关。这是工会要担负国家机关管理职能就必须学习管理的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是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理论形成的直接理论前提。列宁从工人群众参加管理、战胜旧习惯和提高文明程度的必要性等方面对这个直接理论前提进行了论述。

1919年1月，列宁在工会“二大”上阐述“工会国家化”理论构想时，一方面指出工会必定要国家化，另一方又强调，如果我们“不把工会变成一个培养比现在多十倍的工人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教育机关，那么我们就无法把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到底”。[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9页。]他还说：“工会的任务是建设新的生活，教育新的几百万人以至几干万人。”[ 同上，第441页。]

从教育工人群众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的直接意义上，工会应当是教育机关。从教育工人群众战胜旧制度造成的旧习惯的意义上，工会也应当是教育机关。1919年2月，列宁在俄共纲领草案初稿中写道：“特别注意加强和巩固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并从各方面提高他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这是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战胜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所造成的习惯的最主要的办法，甚至是唯一的办法。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坚持不懈地耐心地重新教育群众。”[ 同上，第36卷，第88页。]他强调：“在这方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发展劳动者的工会组织，”[ 同上。]要发挥工会对劳动群众进行劳动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机关的作用。

工会作为教育机关的意义还在于，可以使工人群众在学习文化、学习技术、提高文明程度上得到发展。列宁在1920年3月谈到“工会最关心的”问题时曾说过，以前的历次革命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靠强硬的专政不能坚持下去，唯有掌握了文明的、进步的文化遗产才能使工人阶级政权立于不败之地，在这方面使工人群众得到发展应该是“工会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三、工会不是国家政权机关，而是共产主义学校

一月革命以后至1920年春天以前，列宁提出了工会要担负国家机关管理职能就必须学习管理的思想，表述了工会应当与国家管理部门接近而更应当是教育机关的思想。实际上，在1920年春天以前，列宁也曾经直接把工会称为“学校”。1919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总结报告时，谈到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才能的管理者为数不多，对此深有所知，深有所感。由此谈到了对工农群众进行教育的重要意义，特别讲到了工会应当起到“学校”的作用。他说：“在我国，与苏维埃并存的有工会组织，我们现在利用它们作为教育落后群众的学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31页。]列宁明确表述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并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则是在1920年春天。1920年末他又对此进一步发挥，列宁还在多种场合结合工会工作方法、工会与党的关系阐明了工会的性质。

1920年春天，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不应当忘记，工会现在仍然是、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共产主义学校’和无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是促使国家整个经济的管理职能逐渐转到工人阶级（而不是某个行业的工人）手中，进而转到全体劳动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联合组织。”[ 同上，第39卷，第30页。]列宁的这段论述，是他的社会主义时期工会思想的集中概括。分析起来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工会的历史任务。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工会的历史任务就是支持工人阶级政权和参与国家经济管理。进而实现全民管理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工会的性质。工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这个组织不能直接实现专政和直接进行管理，而是要发挥群众性组织的特点；对工人群众进行教育，通过教育使工人群众能够胜任并最终完成工会的历史任务。

工会的地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既然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预备学校，既然是实现国家管理职能向社会管理职能转换的中介组织，工会就不是国家机关，而只能是工人阶级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工人阶级政权的群众基础。同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工人阶级执政党和工人阶级政权就不能有效地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

工会的职能。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显而易见，具有教育职能。列宁所说的“学校”、“预备”、“促使”、“联合”都是对教育职能的具体阐述，用列宁通常使用的语言，就是指说服、吸引、训练、组织等教育方面的职能。而履行教育职能又是为了支持工人阶级政权和参与国家经济管理，也就要求工会具有参与管理的职能。列宁一贯认为，工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参与管理是作为新社会的建设者履行的一项职能。从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工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要参与管理而且要关注整个建设事业，工会又要具有建设职能。后来，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列宁又比以往更多地强调过工会要具有维护工人阶级群众利益的职能。

工会的作用。由于工会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还会是一所“学校”，工会的作用就不是短时期的，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它在社会主义时期将具有其必要的任务、职能和地位。

1920年春天，列宁明确表述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并对其进行阐述，集中反映了他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会思想。这并不等于说列宁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会思想在此可以完结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是短暂的，但是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又是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他的工会思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也得到丰富和发展。

1920年12月，列宁对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原因作了进一步分析。他又重申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他说：“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列宁全集》第40卷，第199页。]他是这样分析其原因的：“这所学校完全不是普通的学校，因为这里没有教员和学生，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结合体，其中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而且不能不遗留下来的东西，也有革命的先进部队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从自己队伍中创造出来东西。”[ 同上。]这就从工会的内在因素，如组织构成、成员素质的实际状况，对工会的性质做了科学说明。所谓“资本主义遗留下来而且不能不遗留的东西”，是指工人群众队伍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旧社会的陈腐观念。所谓“革命先锋队从自己队伍中创造出来的东西”，是指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先进分子及其具有的先进思想和意识。这两种因素的特殊结合，使得工会这个组织既有其阶级性，又有其群众性，成为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与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工人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权）相区别。

列宁关于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理论提出后，有些人不懂得这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工会性质的科学界定，不懂得这是对“工会是国家机关”的否定。因此，他们一方面赞同“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观点，另一方面还认为工会是国家机关。以布哈林为首的“缓冲集团”就是这样看问题的。列宁认为，这是折中主义，东抽一点，西抽一点，这不符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观点。如果从“对问题的整个看法，对问题的整个提法，一一或者也可以说提出问题的整个方向”法分析，[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92页。]列宁认为，从各方面来看，工会都是一所学校，“是一所学习联合的学校，学习团结的学校，学习保护自己利益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管理的学校”。[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92页。]工会既然是学校，其工作方法就只能是说服教育和吸引训练，即采取民主的方法。列宁亲自主持制定的俄共（布）“十大”决议，对工会的工作方法有如下规定：不是强制，而是说服；广泛恢复工人民主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组织；广泛实行工会机关的选举制，取消委任制等。决议对党对工会采用的工作方法有如下规定：党组织对工会的日常工作不要过分干涉和管得太多太细；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选拔工会领导人，但要特别慎重地采取正常的民主方法，在工会中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需要由有组织的群众自己来推选领导人。至于工会与党的关系，列宁按照这两个组织在性质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区别，总是从两个方面提出问题。一方面，党要对工会实行领导。这包括党对工人群众的教育，也包括党向工会推荐领导人选。1918年3月，列宁起草的党纲草案草稿中就要求，“先锋队应该不是从理论上而是通过实践教育全体劳动人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同上，第34卷，第67页。]后来，列宁还提出通过启发、训练和教育克服工会的“反动性”问题。他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工会仍然难以避免行会狭隘性、不问政治的倾向、因循守旧的积习等。如果工人阶级政党“害怕这种‘反动生’，企图避开它，跳过它，是最愚蠢不过的了”。[ 同上，第39卷，第30-31页。]1920年春天，列宁对反对党向工会派干部的同志说，党的中央委员会有理由把对工会运动最有理论研究和有实际经验的同志补充到工会中去。[ 参看《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6页。]另一方面，党对工会的领导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1920年6月至7月，列宁提出，共产党与工人群众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取得工人群众的充分信任。[ 参看《列宁全集》第39卷，第182页。]1920年底至1921年初，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的托洛茨基分子培植官僚主义，采用行政命令和委派制，拒绝民主工作方法，引起工人群众对党的不满。对此，列宁批评说：“如果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犯了错误（谁都可能犯错误），那么为了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同工人群众之间的相互谅解和相互信任，就必须纠正这个错误。谁要为这个错误辩解，那就会造成政治上的危险。”[ 《列宁全集》第41卷，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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