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左翼激辩“帝国主义”是什么

近年来，“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愈发成为中外左翼争论的焦点。这其中，“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网站自2018年1月起连载的一系列讨论，值得我们阅读思考。

争论起始于David Harvey，他认为旧时代的帝国主义概念不再适用。尽管他不否认世界上的一部分通过牺牲另一部分来扩大财富积累的“复杂的”价值流动，但他认为东方向西方的财富流失已经逆转。他声称，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增加，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

对此，John Smith质疑道：北方国家（指我们熟知的发达国家、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中的“核心国家”、Harvey口中的“西方”）与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外围国家”、“东方”）的鸿沟依然存在，除了中国有明显的发展外，许多南方国家并未显著缩小与北方国家的差距。而近几十年来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的产业转移，尽管提高了南方的就业与收入，但却伴随着更大的剥削率。

Smith认为，Harvey之所以否认这种剥削是帝国主义的表现，是因为Harvey认为这些跨国投资是由去地域化的跨国资本、全球资本，而不是由什么“美国资本”、“日本资本”所主导的。Harvey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割裂开来，认为前者是全球性的，后者是地域性的，从而认为产业转移意味着西方资本的衰落。

换言之，不同国家工人之间的收入水平在趋同，不同国家资本之间的界限也在消弭。迎接我们的将不再是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是当时考茨基所预言的资本主义联盟。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斗争，将在空间上更加统一，而不是因地域而分化。在这样的预期之下，短期内劳动者就更应该聚焦于资本主义内的改良斗争，而不必担心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妥协所伴随的国际战争，因为去地域化的资本已很难如此转移矛盾了。

与此相反，Smith指出，产业转移并非源于突然崛起的金融资本，而是产生自产业资本利润率的下滑，是产业资本主动利用金融化与产业转移来稳固其收益与支配地位。金融资本并未失去地域性，它仍然与本国的产业资本以及国家政权高度相关。依仗着国家权力，这些资本依然能够将阶级矛盾转移为地域矛盾，并且这样的动力随着利润率的下滑、国际竞争的加剧而愈发强烈，因而当今时代比过去几十年都更加具有帝国主义大战爆发的危险。

对此，Smith写道：在这场迫在眉睫的冲突中，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必须保持相对于双方的独立，并为资本主义的最严重危机所产生的革命开端做好准备。眼下，这意味着谴责美国对朝鲜的侵犯，要求其军事力量从西太平洋撤出，反对日本的核军备化，同时，还要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扩张和中国当局试图与反动资本主义政权结盟的企图，包括在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其他“一带一路”上的国家。

Smith与Harvey的辩论引来了更多学者的跟进。在伊拉克库区任教的Adam Mayer强调了移民在这一议题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移民的趋势依然显著，这其中既包括南方国家的底层民众——他们会在北方国家受到沉重的剥削，但得以维生——也包括上层精英——他们凭借其专业技能或转移来的财富，在北方国家过上更好的生活，得以规避本国的风险。Mayer认为，这些都体现出南北方的鸿沟依然存在。

南非学者Patrick Bond介绍了Rau Mauro Marini 提出、Harvey使用过的“次级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m）概念——一些国家进入到开放的全球经济之后，由过剩资本的吸收者逐渐变为生产者，进而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竞争者。这些发展中的资本积累中心，即次级帝国主义国家，都试图通过划定势力范围，为自己的剩余资本寻求出路。金砖国家等次级帝国主义国家（对应于世界体系理论的“半外围国家”）将过度积累的资本四散至全球，到更能进行“超级剥削”（super-exploitation）的地方攫取剩余价值，比如说非洲的采矿业。所谓超级剥削，即是利用劳动过程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地域隔离，将工资压低到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之下。当地妇女与生态被迫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更大压力。

Bond指出，金砖国家是一种全球规模的“缓冲精英”（global-scale buffer elite）。在全球金融、贸易、气候治理等方面，金砖国家向帝国主义的同化加剧了世界秩序的不公，它们在最近全球治理的每一项议题中都是西方的盟友，它们跟非洲国家的投资条约同西方一样属于超级剥削。像巴西这样的经济体仍旧依附于帝国主义核心国家，但它们试图通过发展对更不发达、更边缘的经济体的剥削关系，弥补自己向核心国家的财富流失。

Bond认为，次级帝国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复杂体现，是难以被Smith的南北二分法所描述的。但是，Smith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的几个重要面向：过度积累危机、金融化和再军事化。比如，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过度扩张，使生产超出了工人和世界消费的能力，导致了资本过度积累的整体危机。同时，工资的上涨使得中国内部进行超级剥削的机会不断减少。与Smith所强调的分化不同，由于北方工人的工资停滞，新兴国家工人的工资上涨确实使得南北工资趋同。

不过，恰恰是工资的上涨、利润的下滑促使这些国家产生了更强的政治镇压与帝国主义扩张的动力。Bond称，Smith对中国扩张的阶级性质提出了有效的政治观点。次级帝国主义力量的崛起以及它们对其腹地的统治，明确地发生在帝国主义的内部，而不是帝国主义的对立面。金砖国家是帝国主义的放大器，而不是替代者，它们不是世界反资本主义力量的盟友。

Walter Daum沿着Bond的讨论，进一步探讨了“次级帝国主义”的概念：对于提出这一概念的Marini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依附性的（dependent），但它地区性地扮演着类似帝国主义的角色（plays an imperialist-like role locally），那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帝国主义（not imperialist overall），而是一个次级帝国主义。Bond似乎也同意：次级帝国主义国家作为帝国主义的区域推动者，被结合进西方体系（subimperial power wielded by states that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Western system as regional agents of imperialism）。

但在实际运用中，“次级帝国主义”的概念非常模糊。Daum举例，俄罗斯就不能被视为“地区性扮演帝国主义角色”的国家，因为其无疑有着全球性的政治、军事影响力。中国的经济更具依附性，但它也掌握着全球性而非地区性的力量。如果将它们视作次级帝国主义，无疑就改变了先前的定义。Daum指出，对次级帝国主义剥削其他国家的探讨有利于纠正“金砖国家是帝国主义的替代选项”的观念。但是，金砖国家并未如Harvey所说，中止了核心帝国主义国家对其剩余价值的吸收，也并未取代西方帝国主义吸收其他国家（如非洲各国）剩余价值的主导地位。

Andy Higginbottom补充道：次级帝国主义国家处于中等地位，被维护更强大国家的利益的规则所约束，但它们也有能力在其势力范围推行自己的规则；其势力范围内的剩余价值，既流入次级帝国主义国家，也流入更强大的国家；对本国底层人民的超级剥削（城乡二元、种族隔离等压低劳动力价值的手段），仍是次级帝国主义的重要部分；次级帝国主义并不直接通过殖民手段来支配其他国家，而是通过与其国家精英结盟，其中包含了诸多腐败。

Higginbottom描述了印度公司Vedanta的例子，它在伦敦上市，在非洲投资铜矿。他认为这是一种出现于南方国家的新模式：建立于超级剥削之上的大资本，试图通过与帝国主义核心国家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合作，巩固其地位和势力范围。Higginbottom称，Harvey的“掠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概念并不完善。资本通过“掠夺”获得了土地并将其转变为生产资料（比如驱逐原住民），其后凭借超级剥削取得高比例的剩余价值，再实现为利润。“掠夺”建立了积累的前提条件，但并不能单独解释因实现工人产生的超额剩余价值而产生超额利润的内部条件。

在军事方面，Higginbottom指出，美国和英国支持代理人进行战争，最终导致2009年7万多名伊拉姆泰米尔人惨遭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尽管中国拥有经济力量并在外交上自私地支持了斯里兰卡的凶残政权（还出售了军火），但提供军事援助的是美国。美国试图增强其在印度洋的力量，遏制中国巩固其全球参与者的地位，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地理”（the geography of imperialism），而当地民众则在帝国主义相互对抗（inter-imperialist rivalries）的夹缝中艰苦斗争。正是这些斗争体现了“反帝国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现实意义。

哥斯达黎加学者Esteban Mora认为：这场辩论主要基于“价值流失”（drain of value）或者说“剩余价值转移”的理论，然而这并不全面——不应只看到“被榨取的国家”与“榨取他国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应该注意到国际资产阶级之间的互利共生（mutual profiting）。北方从南方获利的机制，同样可以被当地的或较弱的资产阶级所使用。传统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忽视了南方资产阶级从中获益的可能，片面地认为“外围国家”难以实现资本主义化。然而，即使依附与不发达仍然存在，跨国资本与当地社会的融合还是会持续进行，不论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国家（capital exports and multinational capitals are being socialized in every single nation-state in the world）。

Mora描述了资本对南方国家乡村与城市的渗透、南方国家对外资本输出的普遍化。他认为关键在于关系，而不是绝对的数字。东亚企业的利润可能偏低，却能在当地有更强的购买力，支配更多的生产资料。他指出，依附理论的局限使其不能全面、整体地描述国际市场与帝国主义运作中的各种关系。如果我们只凭强国对弱国的“榨取”（draining）来理解世界市场，我们就难以理解强大的（或者正在变强的）、同样榨取其他国家的（甚至相互榨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强国与弱国的关系变化未必是榨取与被榨取、依附与被依附的翻转，而是某种共同获利的、新的相对位置，两者之间不再是绝对的相异（absolute heterogeneity）。

Mora称，甚至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中美洲国家也开始通过特许经营榨取他国，而危地马拉也已拥有自己的跨国公司。他认为，我们需要去分析更复杂的过程，而不是去把世界简单地分为两个或三个。“掠夺”（plundering）并不总是涉及弱小一方的绝对恶化，而可能是一种多向的相对掠夺与共同获利。弱国也可以是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列宁描述过：英国曾利用葡萄牙在金融与外交上的依附性，取得向葡萄牙的殖民地输出资本的优势。

顺着Mora的观点前进，我们将看到的必然是更多变、更多元的资本竞争。Lee Wengraf描绘了各国资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剧烈竞争——争夺市场、原料，和政治影响力。她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帝国主义的动力不仅仅取决于获取资源和市场的需要，更根本的是掌控这些资源、对抗帝国竞争对手的竞争驱动力。美中之间不断发展的贸易战就是这种竞争的最新表现之一。在非洲，中国的经济增长促使其谋求更多的原材料。中非之间有巨大的贸易额，中国的对非投资也在赶超美国。各国都加强了在非洲的军事存在。

Lee指出，中国资本在非洲与美国并不相同：它有自己的动力和职责，包括推动非洲国家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等政治条件，其提供的贷款经常要求附加未来的生产权。换句话说，尽管中国已经能够利用西方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所打开的大门，但它的参与有其独特的特征。Lee Ching Kwan的《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印证了这一观点：中国国家资本重视产能与外交形象的多元积累逻辑，使非洲社会有更大的空间与其博弈。

Lee Wengraf认为，不能将“次级帝国主义”国家的存在仅仅理解为“润滑”（lubricate）了“老”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更试图在世界舞台上争夺更多的主导权。它们不仅仅是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同伙，也不仅仅是谋求区域性的支配权。正如Harvey所说，新自由主义秩序引起了大国争夺帝国主导权的斗争，与之相伴的是世界工人阶级的逐底竞争。正是这种斗争的动态构成了当今全球关系的框架，促成了当前“对非洲（和其它地方）的新争夺”，以及非洲大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繁荣”也意味着阶级不平等的加剧）。在这样的体系下，世界工人阶级虽然处于产业链的不同位置，但具有共同的利益。

她还指出，非洲的统治阶级不仅在帝国主义的全球秩序中发挥“买办”的作用，而且还努力寻求为本国的资产阶级促进资本积累，这一努力既是独立的，也是受帝国主义限制的。“资源民族主义”便是非洲精英与外国资本博弈的一种策略，同时也受到本国落后产业结构和世界市场的限制。精英们还会出借用于军事的场地，以换取有利可图的经济协议。

Lee认为，就像列宁曾做的那样，进行以激烈的帝国竞争为中心的左派分析刻不容缓。非洲工人阶级的抵抗必须被理解为需要团结的阶级斗争，无论哪个帝国参与其中。在中国和美国的推动下，全球竞争的驱动力正处在一个相撞的轨道上。面对愈发激烈的资本竞争，左派必须动员起来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压迫，共同对帝国主义及其当下的一切体现进行斗争。

此外，非洲学者Chinedu Chukwudinma也反驳了依附理论的传统观点。他指出，帝国主义总是阻碍和扼杀南方国家的工业化的观点并不准确，更可能已经过时，独立发展工业的道路并不总能成功；欧洲工人极大地从剥削非洲工人和农民中获益的观点也是不对的，改良主义并非源于部分工人生活水平很高（俄国革命中正是收入较高的熟练工人充当先锋），而是由于其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团结起来反对剥削之间摇摆不定。

Chukwudinma认为，高生产力会使高工资同时伴随着高剥削率。资本主义积累不仅仅是将剩余从非洲转移到欧洲，它更依赖于生产力的不断转变，这提高了西方工人的生产效率、工资和遭受的剥削。国际上的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是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投资，因为这些经济体有更高的生产效率。

工资的差距可能产生自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不同。假设核心国家工人进行了抵抗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斗争，其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时间可能就不会过多下降，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使其包含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形成与外围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差距。而当阶级力量相对衰落，工人就要承担更重的生活压力，其表现就是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福利丧失。

以某种依附理论将各国工人对立起来的民族主义是危险的。Chukwudinma举例，非洲学者Walter Rodney在支持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将几内亚工人的工会从宗主国的法国总工会独立出来的时候说：被殖民的非洲工人应该首先将自己视作非洲工人，而不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员。然而当塞古·杜尔一上台，几内亚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就被粉碎了。

Chukwudinma指出，缺乏基础设施和非工业化仍然存在于非洲大陆，但另一方面，非洲正在经历的就是城市化、新的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的增长。这些发展表明，资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言在不断扩大工人阶级的队伍，继续创造着自己的对立面。

问题在于，不断壮大的世界工人阶级能超越族群、凭借相通的利益团结起来吗？正如Esteban Mora所进一步指出的那样，世界各地右翼民粹的甚嚣尘上，是各国大型跨国金融、产业资本试图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反映。我们将看到，关键在于破除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

东亚的经济发展震撼了国际资产阶级。右翼民粹主义者认为，东亚地区在跨国市场上的腾飞、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来自于国家对经济的支持和干预。在匈牙利和波兰，当政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将一些企业和资产国有化，并大力补贴跨国企业及其在国内的业务，提高社会开支。他们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保护主义者，这些举措是为了促进跨国资本的积聚与集中。在美国，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遭到了经营于美国、产业链位置与中国互补的资产阶级的反对，关税会提高其经营成本，妨碍他们的进口和出口。然而，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生产的跨国资本则较少遭受这些负面影响。相反，贸易战通过恶化对方的生产条件，打击了跨国资本的竞争对手，并且促使其他资本流向更不具竞争威胁的地方。

Mora指出，“右翼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意味着转向国家及其金融力量。伴随着世界市场层面的国家干预，“右翼民粹主义”复兴了国家，经济干预增强了国家作为权力中心的角色——这已被称为“新法西斯主义”。近年来资产阶级对跨国市场的经济分析全都在质疑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且毫不奇怪地描述了东亚各国为其跨国公司制定国家主导型政策（补贴、贸易壁垒、降低利率等）后的惊人表现，以东亚的增长和崛起说明其政策比西方的非干预主义更好。资产阶级希望通过相同的国家政策（例如主权财富基金），再现亚洲竞争力增长的成功。匈牙利和波兰不是仅有的凭借国家基金扩大生产的国家，此外还有土耳其和波斯湾国家、埃及、巴西。主权财富基金从其参股公司的总利润中获取收入，体现出更强的整体性与集中度。

Mora认为，东亚崛起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发达资本主义近几十年来的利润率下降，使跨国资本的对外投资面临限制（不能直接收购而需要外包），从而将更多剩余价值留在了当地，进一步给国家的经济干预提供了条件。新自由主义是对利润率下降的反应，右翼民粹主义也是对上述过程的反应。在最初，南方资产阶级以被动的方式融合进金融资本，但利润率下降使他们可以颠覆这种关系：欧、美、日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被动的投资者，而南方的资产阶级则已能够掌控跨国投资，他们已不再是简单的“买办”。不过，这里有两个矛盾的取向：南方资产阶级一方面被整合进跨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到这一整合过程产生的激烈竞争的反斥。

如今，利润率的进一步下降促成了非洲的繁荣，资本主义以“落后”为食（capitalism feeds off ‘backwardness’ itself）。当然，所谓的繁荣并不等于非洲工人、农民生活的改善。与此同时，非洲正向世界传授着极有价值的信息——当更多的资本集中在国家手上，意味着什么。国家权力的集中，特别是国家特定经济权力的集中，在所谓“第三世界”是十分普遍的。就像在亚洲或拉丁美洲一样，非洲国家变得很有可能让资产阶级迅速积累更多的资本，并以他们想要的任何方式处置资产，如果他们拥有国家权力的话。凭借国家投资等形式，国家早已是资产阶级致富和盈利的媒介，而不是什么消除阶级矛盾的、中立的“人民国家”（people’s state）。人民要面对的往往是各派为了掌控资本而争夺国家权力，甚至引发战乱或是全面的国家镇压。Mora问道，当跨国资本为了延缓生产衰退而操控国家，这些地方的人民面临着什么呢？

总之，在如今的情势下，反对压制劳动者权力的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反对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民族压迫，提倡国际主义及不同族群彼此间的理解与团结，就显得尤为重要。各国劳动者工资、经济状况的趋同，也表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物质基础在逐渐成形，各国工人的团结斗争将变得愈发可能。但是，如果缺乏足够有力的左翼宣传，当矛盾激化时，大众还是很可能反而被极右翼所引导。我们需要认识到，战争与强权只能带来更大的苦难——只有劳动者根本改造社会制度的共同斗争，才是未来的唯一出路。

原标题：在二十一世纪，“帝国主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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