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能发几分的杂志？

为什么要做科研？为什么要发论文？相信每个科研工作者都问过自己类似的问题。

最近，《知识分子》专栏作者、旅德学者商周创作的短篇小说，讲述了康奋大学两位学者在科研上合作的故事，就谈到了以上问题。欢迎各位读者朋友在评论中分享你的思考和答案。

文中的地点和人物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都说五十知天命，康奋大学医学部53岁的吴天傅教授却觉得自己依然无法坦诚又清晰地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要做科研，为什么要发论文？

十一月刚过不久，统一供暖还没有开始，位于华北地区的康奋大学校园有些冷清。今天是星期六，阳光透过散不去的雾霾铺满了一地，但并不让人觉得温暖。上午十点，基础医学院的大楼里的已经亮起了不少灯光，其中有吴天傅教授的办公室。

吴教授不是每个周末都来加班，今天来是因为需要准备下个星期评估的一些材料。作为本省唯一的211大学，康奋大学医学部迎来的国家层面的评估越来越多，下个星期就是临床教学的评估了。作为基础医学院教学骨干的吴天傅，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迎接评估的主力。

他的办公室是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房间，位于他一百平方米的实验里。虽然是从实验室里隔出来的一小块地方，但还好有个窗户，工作累了的时候可以看看外面的校园。此刻，他进入了工作状态，在电脑上忙碌。

在办公室外的实验室里，三个硕士研究生也在加班。虽然三年前就有了博导资格，但吴天傅一直都没有招博士生。医学部的博士生招生名额远比博导数量少，所以博士招生总是僧多粥少。为了做到尽量公正，学院下文件规定只有研究经费超过了200万的博导才能招生。

吴天傅目前手上只有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科金）和两个省里的项目，加起来才一百万出头。好在基础医学院像他这样的博导不少，所以也不觉得有什么尴尬。不招博士生本来也没有什么，毕竟他的实验室一直都是靠硕士生来维持的。但这几年医学部又增加了两家附属医院，同时还给新引进的人才优惠的招生名额，吴天傅以前每年两个硕士生的招生名额也变成了一个，这才是让他感到有些不满的事情。

不满归不满，他也没有办法。大学增加附属医院是好事，引进人才更是有必要，所以像他这样的老同志做点牺牲也是应该的。而且，大学不比研究所，对老师没有硬性的科研任务，即使不做也可以靠教学吃饭。再说，像他这样的老同志其实还算好的，毕竟以前每年有两个研究生，积累下来了一些研究方向和技术，可以让实验室正常运行下去。更苦的是一些没有 “人才头衔” 年轻的老师，他们连一个硕士生的名额都难以保证。

可能是因为多年的招生经验，吴天傅挑选的学生都还不错。当院里不少教授都在吐槽自己的研究生不努力的时候，他对自愿周末来加班的学生就更加满意。在此刻正在实验室里忙碌的三个学生里，吴天傅最喜欢的是研三的山东小伙姚如力。这位精瘦的男孩不仅勤快自觉，实验上手也快，而且还愿意帮助师弟师妹。吴天傅甚至有时候觉得实验室之所以还在正常运行，跟姚如力的存在是分不开的。还有，如力还不是那种只会埋头苦干的类型，他对科学本身也有兴趣，会时不时地问出一些让吴天傅眼前一亮的问题。

这不，虽然研三才刚刚开始，姚如力的硕士课题的工作就基本上做完了。数据也已经整理好了放在吴天傅的案头，等着他有时间写成论文发表呢。

等整理完手头的申报资料，吴天傅踱步到实验室看看。两个学生正在做实验，姚如力在那里看英文版的《 Janeway Immunobiology 》。在学院讲免疫学课的时候，吴天傅向班上所有的研究生推荐了这本书，但真正自愿去看的只有姚如力一个。

看到这里吴天傅想，或许该给如力再找一个临时的课题来做。这让他想起了前不久在学校开会的时候认识的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惠淑芬医生，或许下个星期忙完评估后应该找个时间和她见面，进一步谈谈他们间合作课题的事情。

星期五的下午五点半，康奋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院中层干部全体会议也进入了尾声。

“……大家知道我的习惯，喜欢把重要的东西放到最后说。” 坐在台上中间位置的蒋派鸣院长在主席台上讲话。

蒋派鸣是一位泌尿外科专家，是本省的这个领域的主委、公认的权威。康奋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省内最大的医院，在全国排名上远远把省里的其它医院甩在身后。此刻，身材微胖的蒋院长正在给院里的中层干部开年终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我就讲过，在复旦大学刚刚发布的《中国医院排行榜》里，我们医院不仅保住了全国百强的位置，而且还前进了十来名。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绩，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两天前，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颁布一年一度的《中国医院排行榜》，这个排行榜慢慢成了各个医院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尺。

“我们是省里唯一进全国百强的医院，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内陆省份是很不容易。复旦的这个排行榜是最权威的，它的标准主要是两点：一是医院在同行里的声誉，二是医院的科研成绩。我们作为整个省甚至整个中原地区最大的医院，在国内的同行里一直有不错的口碑。关键让我们的排名前进的是我们的科研。科研是什么，说白了就是SCI论文、科研基金和奖项。在过去的几年，我们通过增加奖励的方式让我们医院在SCI论文发表和科研基金的申请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就是我们能够前进的主要原因。”

虽然是隶属于大学，但医院由自己独立的财政和人事权。在对科研的奖励上，第一附属医院和医学部的其它单位有些不同。在这里，发表SCI论文按分奖励，每分一万。如果课题组发表了一篇5分的以医院为第一作者单位的SCI论文，作者可以领到5万元的奖金。对于基金的奖励就更加丰厚，如果医生申请到了国课金，不仅院里会提供2倍的配套经费，而且在项目资助期内申请人可以每个月从医院领到5000元的津贴。

“大家知道，这个全国竞争的排名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要总结和吸取经验，继续前进。所以，我们班子成员昨天开了一个会，决定对科研奖励政策再做了一些调整。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发SCI，而且要发高分的SCI。从明年开始，将来医院对3分以下的SCI论文不再奖励，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更好地奖励高分文章。根据新政策，3分到5分的文章，每分奖励一万；5分到10分的文章，每分奖励1.5万；而10分以上的文章，每分奖励2万。举个例子，比如今年我们肿瘤中心发表的那篇26分的SCI论文，按照新政策就有52万的个人奖励。”

听到这里，台下有了躁动，各科室的正副主任们开始交头接耳。

“我知道有人会议论，因为每个领域的杂志的影响因子很不一样，这样按影响因子一刀切的方式不公平。的确有这种情况，比如我所在的泌尿外科领域，最好的杂志才3分多一点。但这也没有办法，人家做评估的时候就是算影响因子的。我个人的想法是，要我在这个院长位置上，我就不能让我们的排名掉下来。”

会场响起了不太热烈的掌声。

“另外，对于科研基金的奖励也同样要做调整。以后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个人，不仅享受原来每个月的奖励津贴，而且还将得到另外的一次性的10万元的奖励。这个文件很快就要下来，明年正式生效。” 说完这句话，蒋院长宣布了散会。

从会场出来，惠淑芬医生直接去了医院对面黄河菜馆，今天晚上她要请吴天傅教授吃饭，讨论合作的事情。

四十一岁的惠淑芬现在是妇产科的副主任，还被医院选为了要重点培养的骨干。今年五十八岁的妇产科主任在两年后即将退休，惠淑芬也被大家公认是两年后妇产科的新掌门人。虽然大家都这么想，惠淑芬自己心里还是有些虚。在全国百强医院当科主任，光有临床技术和情商是不够的，科研必须也跟上来才行。只发表了几篇小的SCI论文的她，手上也只有两项省里的基金，去年最后一次申请青年国科金年项目失败后，现在就只能去申请更难的面上项目了。而医院科研处处长告诉她，要是没有5分以上的第一作者SCI文章，申请面上项目就基本上没有希望。

好在蒋派鸣院长还是鼓励她，说妇产科本来在科研上就是院里的弱势科室，在院里的科室排名上一直靠后，所以对她的现状表示理解。而且院长也说了，她还有两年时间呢。

在一个月前的学校会议上，惠淑芬认识了做免疫学研究的吴天傅，所以就向他提到了自身免疫性脑炎这个疾病。这是一个有些奇怪的疾病，快三分之一的脑炎患者都同时患有畸胎瘤。所以她觉得畸胎瘤可能是导致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原因，于是慢慢收集了一些病人的样本，等待合适的时机和人合作。

做免疫学但苦于没有临床标本资源的吴天傅听到这个事情，表达了十分的兴趣。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值得去研究的课题，于是当时就答应了合作。回去后吴天傅查了一些文献，慢慢有了自己的思路，于是向惠淑芬约了这一次的见面。

黄河鱼馆的特色菜是黄河大鲤鱼，一整条大鲤鱼被纵向切成对称的两半放在巨大的深盘里，在浅黄色的汤汁、红色的辣椒和绿色的小葱和香菜的映衬下让人胃口大开。服务员上菜的时候让鱼头朝向了主位，也就是吴天傅的位置。

“吴教授，非常欢迎您和学生。按照这个菜馆的规矩，被鱼头对准的人先动筷子。这虽然只是黄河边上养里的大鲤鱼，但味道还不错。” 作为主人的惠淑芬说。

吴天傅首先表示了感谢，然后拿起了筷子，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吧。

随着菜陆陆续续上上来，话题也慢慢聊开了。在得知吴天傅比自己整整大一轮也是属蛇的时候，惠淑芬把对吴天傅的称呼改了一下，从“教授”换成了 “老师”。

“吴老师，您就叫我小惠吧，以后就靠您多指点了。您是免疫学专家，而我对免疫是一点都不懂的。至于这个项目，完全由您说了算，我全力配合收标本就行了。”

“惠主任，关于这个课题，是这样的。我们的确来自不同的领域，但关心的科学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畸胎瘤会不会导致脑炎的发生，如果会又是为什么？”

惠淑芬连忙点头称是。

“我查了一些文献，就回答这两个科学问题提出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的核心是：当免疫细胞侵入畸胎瘤并和瘤内的神经细胞接触的时候，畸胎瘤就可以导致脑炎的发生。”

看到惠淑芬一头雾水的模样，吴天傅做了进一步解释：“您很可能知道，这种自身免疫性脑炎是由针对神经细胞受体的抗体介导的，这一点是已经清楚的。因为神经系统位于免疫系统够不到的地方，也就是免疫豁免区，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正常人不会产生针对神经细胞受体的抗体。但因为在畸胎瘤里会有神经组织和细胞，所以当免疫细胞进入这些畸胎瘤组织里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针对神经细胞受体的抗体。于是，脑炎就发生了。”

惠淑芬表示听懂了并同意，问如何去验证这个假设。

“我们需要十几个带畸胎瘤的脑炎病人的样本，也要数量相当的没有脑炎但有畸胎瘤病人的样本。通过检查这两组病人的畸胎瘤组织里的免疫细胞存在情况，就可以验证我提出的假设。如果我的假设是对的，那么患有脑炎组的病人的畸胎瘤里应该有大量的免疫细胞，而没有脑炎的病人的畸胎瘤组织里就没有或者很少。”

“太好了，我也听明白了，吴老师我也就不见外直接问了，这个假设如果被验证了，文章能发几分的杂志？”

“如果有足够的样本，支持这一假设并得出清晰的结论，那将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来说明这个疾病的病因。我觉得公平的话应该能发7分左右的杂志。”

“好！那我们要提供的就是两组病人的畸胎瘤组织，每组十几个病人，对吧？”

在得到吴天傅的肯定答复后，惠淑芬进一步说：“没问题，我今天就可以给你们每组一个样本，您可以先做预实验。一个月内我再把剩下的全部样本收齐。”

整个过程的顺利比吴天傅想得要简单的多。自身免疫性脑炎是一个罕见病，收畸胎瘤病人的样本不难，但找畸胎瘤合并脑炎的病人却太不容易。不过想想这是本省最大的医院，而这个省有着近亿的人口，所以也就觉得没有什么。

谈完了主要的工作，接下来的聊天轻松了。这样饭局里的聊天当然也离不开论文，这是学术界的通用货币。惠淑芬主动提到自己刚刚作为合作作者在12分的《自然-通信》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哦，厉害，祝贺了！这么好的论文一定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吴天傅一遍祝贺一边问。

“唉，做脐带血干细胞的，我也就是提供了干细胞。发文章前上海的通信作者只给我看了文章的第一页，我在作者名单上排在第八位。” 说着，惠淑芬又提到了另外一篇论文：“我们医院今年也是取得了零的突破，第一次以第一作者单位发了20分以上的文章。”

这个吴天傅早就知道，但因为不是一个领域，所以没有关心，听到惠淑芬提，于是就问：“那篇文章发现了哪些胰腺癌的新基因？”

“我也没有去看，只知道发在《自然-遗传》上，听说都快30分的杂志呢？”

因为没有开车，都随意喝了一点啤酒。在酒精的作用下，聊天慢慢变得随意的多。

惠淑芬谈到了自己在科研上的优势，说她得到了医院的重点培养，说她用省基金买了几台冰箱专门来收集各种各样的临床样本，从血样、到组织，还有最近热门的用来研究肠道菌群的粪便。她也向吴天傅说到了自己在科研上的难处，说自己本来只是想好好做一个医生，但碰到了这个“讲排名”院长，不得不去做科研…...

大家都知道“讲排名”就是蒋派鸣院长的外号，于是听到这里都笑了。

吴天傅把几个学生向惠淑芬做了介绍，还重点表扬了一下即将做这个课题的姚如力，说他有能力尽快把这个项目完成。在谈及基础医学院的时候，吴天傅也把招生越来越难的事情吐槽了一下。

等到散席的时候，两位新认识不久的合作者就像一对故知。无疑，是科学拉近了他们间的距离。

在那个小小的实验室里，姚如力再次没有让吴天傅失望。利用那两个来自妇产科的畸胎瘤样本，他在两个星期内就建立起实验方法。用这个方法，他不仅可以检测到几种主要的免疫细胞，还可以检测到神经细胞和关键的神经受体。

而且，更让吴天傅高兴的是这两个样本初步出来的结果。姚如力把两个样本的数据对比着放在一张纸上呈现出来：两个畸胎瘤里都有神经细胞和神经受体，但带脑炎的那个畸胎瘤有大量的免疫细胞，而不带脑炎的畸胎瘤里却几乎看不到免疫细胞。

看到这个和自己的假设相符合的结果，吴天傅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他问姚如力：“你知道做科研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吗？”

看到姚如力没有回答，吴天傅语重心长地给了答案：“如力，做科研最开心的不是发文章，也不是升职称，而是当你提出的假设被实验验证了的时候。”

听到了好消息的惠淑芬几天后就把剩下的二十多例标本送了过来，顺便还带来了一个神经内科年轻的肖医生。这一次吴天傅作为东道主，和学生一起在校门外的饭馆里招待了他们。

在饭局上惠淑芬把肖医生介绍给了吴天傅，说幸亏是他帮忙诊断了脑炎的病人，才能让标本的收集工作变得这样顺利。接下来还是随意地喝酒，轻松地聊天。吴天傅又一次表扬了姚如力，惠淑芬也附和着问结果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来。

姚如力想了想说说大概一个月，其实这个时间有点保守，按照他的速度如果顺利的话半个月就能把结果做出来。不过即使一个月也让惠淑芬高兴得很，举杯单独和姚如力碰了一下。

正在兴头上的惠淑芬说：“吴老师，其实您可以用我们医院工作人员的身份去申请国科金，反正我们的归属单位都是康奋大学，不冲突。您知道，申请到了国科金的话我们医院的奖励科室丰厚得很，比你们基础医学院多多了。”

“确实，我们基础医学院申请到国科金就没有个人奖金，只是给50%的经费配套。” 吴天傅说。

“那等我们把这篇文章发了，您是通讯作者，我是第一作者，这就是我们有效合作的证据。这样我们科可以聘您为客座教授，下次您就可以以我们科教授的名义去申请国科金。您知道吗，你们基础医学院的梁迢川教授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儿科申请国科金的，同样获得了医院的奖励。” 惠淑芬继续动员吴天傅。

关于梁迢川教授以附属医院的身份申请到了国科金的事情，基础医学院的人都知道。也知道他因此获得了医院的奖励，只是不知道得到了多少。

“我哪能和梁教授比啊，他是杰青。我们院长都要让着他一点，现在全国各地用五十万以上年薪招聘有 ‘杰青’ 头衔的人才的单位多着呢！哪天人家不高兴拍拍屁股走人，基础医学院就没有 ‘杰青’ 了。” 吴天傅没说同意还是不同意，推说自己能力不行。

“那头衔我们不管，只讲实在的。吴老师，您要是来我们科兼职，然后申请国科金，对我们科里有好处，对医院有好处，对您自己也有好处。一次性10万奖励，然后每个月还有5000块钱津贴，这可是院长开会的时候说的。”

吴天傅暗自在心里估算了一下，慢慢有点理解了梁迢川为什么会不顾同事的猜疑也要那样去做，然后说：“再说吧，再说吧……”

等临床标本都齐了，剩下的就只是实验室的工作，这是姚如力的强项。虽然姚如力嘴上说可能需要一个月，但吴天傅知道实验结果可能只要两个星期就会出来。

自身免疫性脑炎是一个新的疾病，是一个小的热点领域，在与同行的竞争中首先把结果发出来才有价值。所以，吴天傅自己也开始准备写论文，等到结果一出来就把文章提交出去。其实写这样的论文不难，因为文章的思路在之前在查资料和形成科学假设的过程中就基本上形成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再补充一些文献，讨论这项发现的意义。

从建立合作、取得标本，再到方法的建立都顺利的不能再顺利，但吴天傅还是晚了。

就在为写论文搜寻相关文献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了一篇刚刚在《神经学杂志》上线发表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一个来自意大利的研究小组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思路以及相似数量的临床样本做了和吴天傅一样的工作。这项意大利的研究发现：畸胎瘤里有神经细胞和神经受体的表达，但带脑炎的病人的畸胎瘤里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而不带脑炎的病人的畸胎瘤里却几乎没有。

《神经学杂志》是一个7分多的杂志，而这篇文章的发现恰恰证明了吴天傅提出的假设，此刻的吴天傅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带着失望，他把文章的电子版用微信发给了惠淑芬。

几个小时后，惠淑芬的电话打了过来：“吴老师，我没看太懂，是人家抢在我们之前发了文章吗？”

“是的，一个意大利的研究小组，做了我们几乎一样的东西，结果也和我的假设完全符合。文章刚刚发在了7分多的《神经学杂志》上。”吴天傅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有气无力。

“那我们的文章还能发几分的杂志？”

“这样我们就不是首次发现了，只是确认人家的发现，估计只能发3分甚至更低。”听到电话那头没有说话，吴天傅于是又补充了一句，说还是等等结果出来再说，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姚如力的确在两个星期内把实验做了出来，当他把结果呈现出来的时候，吴天傅睁大了眼睛。

“什么，两组之间居然没有区别，无论有没有脑炎，畸胎瘤里都有淋巴细胞浸润？”吴天傅脱口而出，然后想了想又说：“你这统计结果是用盲评出来的数据做的吗？”

“是的，我让师妹帮我封住了片子的标签，然后我自己做的盲评。” 姚如力回答说。

“这样，你自己把片子标签封住，打乱交给我，我也盲评一次，今天，现在。”吴天傅急了。

那天晚上吴天傅十二点多才回家，但他亲自做的盲评也没有改变结果。

躺在床上的吴天傅睡不着，两组没有区别就说明他原来的假设是错的，那意大利的那项研究为什么又偏偏报道两组间有天壤之别呢？他想不明白。

第二天一大早，吴天傅直接拨通了惠淑芬的电话。在确认临床标本的诊断信息绝对没有出错后，他把实验结果告诉了惠淑芬。

“那这一结果又否定了您的假设，是一个负面结果，这样的话还能发表论文吗？”惠淑芬在电话那头有点歇气地问。

电话这头，吴天傅也无精打采：“一般来说负面结果很难发论文，但因为有意大利的这项研究报道正面的结果，所以我们的负面结果就可以发，而且应该发。”

“那这样的文章还能发几分的杂志？”

“我想写个短文，寄给《神经学杂志》。” 吴天傅说。

“啊，还能发7分多的杂志，那太好了！好，那吴老师您赶紧写出来，可能还能赶上明年申请国科金用。”惠淑芬在电话里的声音又激动了起来。

趁上午没课，吴天傅当天就把1000字的短文写了出来，附带上姚如力做出来的一张结果图。然后他把文章微信给了惠淑芬，告诉她明天就要投出去。

就在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惠淑芬的电话打了过来：“吴老师，那篇文章可能有点不合适啊！”

“你是第一作者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吴天傅有点糊涂。

“是这样，我问了我们科研处，科研处的人说这样的短篇通信文章不在考核的范围，即使报道的是实验数据也不行，所以发这样的文章就基本上等于白发了。”

“那……” 电话这头吴天傅有点无语。

“吴老师，这样行吗，您可以写成短文，就是格式和正常论文一样的，只是字数少一点的，科研处的人说那种短文是在考核范围内的。”

“你说的那种短文我也知道，但《神经学杂志》不发表那种格式的短文啊。”

“吴老师，要不这样，我们就不投《神经学杂志》，写成那种格式的短文投到其它分低一些的杂志。5分就可以，如果5分不行那就3分。”

在沉默了一会后，吴天傅说：“惠主任，我可以答应这个要求，说实话，这样的文章5分的杂志就不用投了，直接投3分的吧。不过，我的学生姚如力工作也很辛苦，能不能把他也算共同第一作者。”

“只要我在第一位，我们医院是第一作者单位就行。” 惠淑芬很爽快地同意了。

三个月后，这篇小文章在《肿瘤免疫》杂志上发表了出来，这是一个3.12分的杂志。

看到论文在线上发表的时候，吴天傅的心情很平静。虽然实验没有验证他自己的假设，但发表这个负面的结果却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踏实。

又过了三个月，姚如力也该毕业，有着一篇一作一篇共同一作论文的他要去北京读博。

文章发表后的三个月里，就被引用了一次，是自身免疫性脑炎领域的一个大牛写的综述里引用的。大牛在综述里提到并评论了吴天傅的这项研究和意大利的那项研究，他认为畸胎瘤里有淋巴细胞浸润是正常的事情，因为畸胎瘤里的神经组织会激起免疫系统的反应，这导致免疫细胞出现在肿瘤里。但神经组织和免疫细胞在畸胎瘤里的出现只是自身免疫性脑炎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畸胎瘤病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脑炎应该还有其它未知的因素起到了作用。

领域里大牛的评述让吴天傅的踏实又平添了一份，也让他时不时地去思考那个未知的因素。

也就在这个时候，惠淑芬微信给了他今年最新的影响因子。在这个微信发来的贴图上，惠淑芬用红笔标出了《肿瘤免疫》杂志，它今年的影响因子下滑到了2.98分。

惠淑芬没有发多余的文字，但这个红红的标签提醒着吴天傅，这篇论文在医院没有奖金。也就是这个红标签，让本来踏实的吴天傅总觉得自己欠惠淑芬点什么，虽然具体是什么他也说不上来。

如果不是后来吴天傅又有了灵光一现，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那是新学期在课堂上给研究生讲免疫学的时候，他讲到了免疫豁免和免疫耐受的关系。有同学问是不是对于在免疫豁免区域，比如神经系统的自身抗原，我们的免疫系统不需要去耐受它们，因为免疫系统够反正够不着。

这是教科书上没有的知识点，所以吴天傅也就给了一个比较模糊的回答：如果这个抗原只在神经系统里有，那么可能就没有必要免疫耐受；但如果这个抗原除了出在神经系统里，也在其它系统里存在，那么可能还是要有免疫耐受的好。

当吴天傅自己慢慢地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他脑海里突然想起了那个自身免疫性脑炎，那个引起脑炎的神经受体的抗体。

对啊，那个神经受体不仅在神经系统里有表达，它也在其它系统里存在。也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还是很可能有耐受的。这样的话，即使畸胎瘤里有这个神经受体出现，免疫细胞也进入了畸胎瘤组织，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不会对这个神经受体有反应。

要免疫系统对这个神经受体起反应，那必须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这些畸胎瘤里的神经受体的基因发生突变，形成了新的抗原。所以，带脑炎的畸胎瘤和不带脑炎的畸胎瘤的病人的主要区别应该是瘤内的神经受体是否有基因突变，而且这个突变还能激起免疫反应。

这个思路让吴天傅兴奋不已，他匆匆地结束了课程，然后在办公室把自己的思路画了出来。再配上了必要的解释文字后，他把这个想法发给了惠淑芬，希望继续在这一问题上一起探索。

第二天早上，吴天傅在办公室里终于等来的惠淑芬的电话：“吴老师，我看到了您的建议。说实话，我没太看懂。您能用简单的语言稍微再解释一下吗？”

听到对方要他在谈这个假设，吴天傅又兴奋了起来：“好的。是这样，根据我们以前的实验结果，我对这个畸胎瘤合并脑炎的发病机制有了一个新的假设：畸胎瘤病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脑炎，主要取决于瘤内的那个神经受体是否有能激起免疫反应的基因突变。如果有，那就会发生，反之则没有。”

“那怎么去验证这个假设呢？需要我做什么？”惠淑芬在电话那头问。

“我们需要收集20个左右畸胎瘤合并脑炎病人的标本，也需要20个左右的不带脑炎的畸胎瘤病人样本。每个病人我们需要取畸胎瘤组织，同时还要取他们的血液细胞。通过对肿瘤组织和血液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发现病人是否在这个神经受体基因上有突变。然后比较这两组病人的基因突变结果，就可以验证我的假设。”

“这样啊，我们之前只取了畸胎瘤组织，没有取血细胞。所以我们又要重新再去采集样本了。” 惠淑芬说。

“是的，是有点麻烦，但这项工作很有意义。” 吴天傅依然有点兴奋。

“如果您的假设被验证了，这文章能发几分的杂志？”

“我个人认为也是7分左右吧。”

“那这个假设被验证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如果没有被验证还能不能发文章？”

“这个不好说，因为是探索性的工作，的确有可能失败。而一旦如果结果是负面的，就应该发不了文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吴天傅的兴奋已经消退了。

“还有一点，您考虑过别人也在做这个吗，我们能不能走到国际同行的前面。”

“这个…… 我只能说尽快做出来，但的确不能保证走在别人前面。”吴天傅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

“吴教授，忘了告诉您，我最近和上海的一位教授合作发了一篇5分的肠道菌群的文章，因为我提供了关键的标本，有幸成为第一作者。我明年也准备用这个方向去申请国科金，所以还想继续往这个方向上努力。您知道，我们科室的做科研的人手有限，收集标本都靠护士来做，这本来不是她们的工作，我们需要从发论文的奖金里给她们发补贴才行。”

“嗯……” 吴天傅发现自己无语了，对方提到 “奖金” 二字让他想起了那篇2.97分的文章。还有，对方对他的称呼从 “老师” 变回了 “教授” 也让他感到距离。

“吴教授，我真的不太懂科研，您是专业的科学家，做科研都是要提出假设，然后去验证假设。但这样的科研有风险，就是假设可能不对，这样投入就没有产出。但我最新做的一些组学的研究，比如肠道菌群的研究就不一样，无论结果如何都能发表文章。这对我们这些在科学上处于弱势的科室很重要。”

“对，您说的对……” 吴天傅找不出反对的理由。

“所以，吴教授，我们依然会有合作，我们也会慢慢收集您提到的标本，等标本收集齐了，我再通知您。”

“好的，再见！” 吴天傅最后说。

挂了电话，吴天傅感到了一阵沮丧。回想起这个课题的诞生和进展、周折和挫折，他突然感觉的自己在科研上老了。他在那里发呆，想不清楚自己做科研和发论文的意义。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雨，他看了看时间，离下一堂课只有一刻钟。在去拿雨伞的时候注意到桌上有一张卡片，那是三个学生给他的生日祝福卡，今天是他54岁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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