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继1968年之后的又一个全球大抗议之年。虽然世界各国每年都要发生成千上万起示威，但今年全球抗议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几乎是过去五十年所不曾有的。从法国到玻利维亚，从伊拉克到苏丹，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走上街头，表达抗议。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全球抗议没有一个共同的导火索，也没有共通的主题。不同国家的抗议民众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诉求，体现出2019年全球民众对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全面不满。

虽然今年的全球抗议没有一个共通的主题，但也不是全无共性。这种共性并非像很多人想象的一样是完全出于经济原因，或者用“国际左翼知识界”的话来说，是“资本主义摇摇欲坠的最新征兆”。毕竟，2008年金融危机时全球的经济形势比现在要糟糕得多，却没有今年这么多人走上街头。因此，今年全球抗议的共性之一不是经济状况本身，而是人们对经济、政治状况的感知——比如，经济不平等虽然并没有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大，但以更加明显的方式呈现在了人们面前。社交媒体和网络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不满的感知和共鸣。与此同时，民众的无力感也逐渐增强，越来越觉得常规的政治渠道已经失去了作用。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得2019年的世界成为了一个随时爆发的火药桶。

今年的全球抗议浪潮，从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开始——北非。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政府八年前顺利度过了阿拉伯之春，却在今年被愤怒的民众所推翻。1999年上任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自从2013年罹患中风之后，就几乎从不公开露面。根据外界推断，他已经既不能走路，也不能讲话。几年来，布特弗利卡身边的一些军官、寡头和政客才是实际上真正统治着国家的人。阿尔及利亚人把这些人称作“权贵集团”（le pouvoir）。权贵集团把持政府期间，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和经济越来越封闭僵化，年轻人的经济机会越来越少。占全国人口70%的30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高达三分之一。到了今年2月，病入膏肓的布特弗利卡竟然还要在下次大选中谋求连任。阿尔及利亚的怒火终于爆发。在全国示威者的压力下，布特弗利卡只好承诺不再连任。但是这承诺来得太晚，示威者要求他立即辞职的压力有增无减，他最终在4月2日宣布辞职。

一周后，在另一个北非国家苏丹，统治了三十年之久的总统奥马尔·巴希尔也被推翻。苏丹的境况与阿尔及利亚很类似，巴希尔的独裁政权愈发僵化，国家的年轻人对未来感到绝望。不过，巴希尔下台的导火索听起来微不足道：2018年底，苏丹东北部城市阿特巴拉的面包价格上涨了三倍，点燃了苏丹蓄势待发的火药桶。从12月开始，大规模的示威从阿特巴拉开始席卷全国，抗议者要求巴希尔下台。今年4月11日，巴希尔失去了军队的支持，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新政府承诺进行过渡、恢复民主。

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 新华社 图

苏丹民众的示威是今年全球抗议的一个典型例子。一个僵化的国家所蓄积的愤怒，往往只需要经济状况的一点点小变化就会爆发。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最近两个月的伊朗。伊朗政府对汽油有大量补贴，油价比矿泉水还便宜。结果今年11月，伊朗在制裁造成的经济压力下决定将油价提高50%到200%，引发了全国的大规模抗议。抗议吸引了大量原本一向支持伊朗政府的城市穷人。伊朗政府的反应迅速而激烈。11月17日开始，伊朗一度切断互联网一个星期。而且有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1000名示威者在与军警的冲突中死亡。

中东的其他许多国家，包括黎巴嫩和伊拉克，也爆发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不过他们抗议的并非政府的专制，而是政府的腐败无能。在这两个国家，人们受够了战争结束后新政府的贪污腐败、治理无方，以及工作机会的缺乏。黎巴嫩在1990年内战结束后国内各大势力所达成的协议中，建立了一个由各大教派分权的政治体制，由一个基督徒出任总统，逊尼派穆斯林担任总理，什叶派穆斯林担任议会议长。政府的权力和财富也都按教派分配。这导致政府官员忙于分肥，无法回应民众的诉求，甚至无法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首都贝鲁特的生活垃圾一度当街堆积如山，在2015-16年就曾引发示威抗议。今年10月，黎巴嫩政府异想天开，要对WhatsApp上打的网络电话征税。结果在这个人口只有五百万的国家，有接近一百万人走上街头。他们不仅要求现任总理辞职，还要求全盘推翻教派分权体制。伊拉克抗议者也有同样的诉求。萨达姆下台后，伊拉克也建立了一个由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进行教派分权的体制，每个教派都挪用国家财富为自己培养武装力量。其中，什叶派背靠伊朗，势力最大。因此，今年伊拉克的示威者中也有很多人是为了抗议伊朗对伊拉克的过分影响而走上街头。而与伊朗一样，伊拉克的示威者也遭受了较大伤亡，仅10月就有250人在冲突中丧生。

在地球另一端，今年的拉丁美洲同样也不安宁。拉丁美洲政治的动荡事实上已持续数年。2014年以来，巴西建筑巨头奥德布雷赫特（Odebrecht）和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爆发了几起震惊全球的腐败案，把巴西、危地马拉、秘鲁等多国政坛翻了个底朝天。结果，拉美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发生了暴跌。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的调查显示，对本国民主感到满意的民众比例已经从2009年的接近50%下跌到2018年的不足25%。比起其他政治制度更支持民主的民众比例则在2018年首次下跌到50%以下。超过三分之一的拉美人想要移民。拉美民众的全面不满近年来也体现在了选票上。在去年的大选中，墨西哥选举了激进左翼的民粹主义者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担任总统，巴西选民则选举了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博尔索纳罗。

进入2019年，拉美民众的全面不满丝毫没有消减的迹象。而且除了经济崩溃的委内瑞拉之外，今年爆发大规模抗议的国家，往往是此前被公认为拉丁美洲比较稳定、比较成功的国家。首先是玻利维亚。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出身寒微，且是玻利维亚第一位美洲土著人总统，在国内享有广泛的支持。但是他恋栈权力、不肯放手，在选民通过公投明确反对之后，仍然非法谋求连任。今年10月的玻利维亚大选，他本就不该参选。结果他不但参选，还变本加厉，操纵计票。玻利维亚民众遂开始全国性的抗议。莫拉莱斯勉强支撑了三个星期，到了11月10日，他失去军方支持，辞职前往墨西哥避难。

2019年5月，在加拉加斯，成千上万名执政党和反对党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新华社 图

当然，“国际左翼知识界”一口咬定莫拉莱斯的下台属于政变。莫拉莱斯本人在辞职时也曾表示过类似看法。他们之所以如此强调政变，是因为“政变”一词在拉美有着特别的意义。拉美大多数国家都曾有过被军政府统治的黑暗历史，在民主化之后就对军队在政治中的出现格外敏感。尤其是玻利维亚的邻国智利，1973年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建立右翼独裁政权，前任总统阿连德抵抗到最后一刻自杀殉国，成为智利历史上一段格外悲壮和酸楚的回忆。也正是因此，今年智利爆发大规模抗议后军队出现在街头，才使智利民众格外震惊。

今年智利抗议的导火索同样看起来很小：10月6日，智利地铁的高峰期票价上涨了3.7%。但由此引发的大规模抗议，不仅迫使智利政府取消了原定于首都圣地亚哥举办的APEC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更使整个国家开始重新思考过去四十年来智利赖以发展、赖以成功的“智利模式”。1973年皮诺切特军政府上台后，采纳了芝加哥学派的经济主张，实行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1990年智利恢复民主后，一连串中左翼政府在皮诺切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更加注重平等，帮助贫困人口。这一套政策的效果是显著的：智利的贫困率从1988年的48%降低到了目前的10%左右。但是智利的不平等仍然十分显著。目前，智利是OECD的36个成员国中最不平等的一个。虽然过去三十年有大量人口脱贫，但财富和权力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现任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自己就是一个亿万富翁，拥有28亿美元的财富。

化解拉丁美洲民众的不满绝非易事。拉美如今爆发的许多问题都有着很久远的渊源，也需要同样长期的解决方案，尤其是需要进行一些吃力不讨好的改革。比如，拉美许多国家的养老金逐渐成为一个无底洞，未来会面临巨额亏空，但养老金改革势必会带来阵痛，短期内引起民众进一步的抗议。巴西、哥伦比亚等国就是因为害怕引起民众反对，才推迟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改革。

不过，拉美国家虽然不敢做，倒是有别人敢顶着巨大压力去搞养老金改革。他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意料之中的是，马克龙的养老金改革引发了法国的新一轮大规模抗议。今年12月初开始，抗议者进行了大范围的示威和罢工，规模仅次于1995年反对希拉克政府改革时的抗议。马克龙总统刚刚从年初的黄马甲运动中喘息一会儿，现在又要应付另一波浪潮。马克龙的养老金改革是明确写在他2017年大选的竞选纲领里的，也是法国所急需的。根据政府统计，到2025年法国养老金亏空将达到80亿到170亿欧元。而且法国养老金体系里面有一些特殊优待政策还是17世纪遗留下来的。因此，马克龙决心将改革推行到底，面对这一轮示威他也不为所动，但至少在目前，示威者仍然拥有着广泛的公众支持。

在其他欧美国家，民众抗议的声浪虽然不如法国这么猛烈，但也十分浩大。在马耳他和斯洛伐克，前两年各有一名揭露腐败的调查记者被杀害，由此引发的对腐败的抗议一直持续至今。去年，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在压力下辞职。今年12月1日，马耳他总理约瑟夫·穆斯卡特也在民众抗议压力下辞职。在英国，围绕着脱欧问题，对立双方也进行着漫长的抗议，尤其是今年留欧派的民众开始反击，组织了多场大规模的示威。

除此之外，气候变化也成为发达国家今年大规模抗议的一个主题。今年4月开始，“反抗灭绝运动”（Extinction Rebellion）在全球35个国家的80多个城市开展了一大波抗议活动，要求各国政府正视气候变化问题，并付出更大努力减少碳排放。“反抗灭绝运动”与以往的气候变化抗议都不同，他们的组织能力很强，有着独特的组织架构，避免了像“占领华尔街”等其他社会运动一样陷入内部分裂的窘境。他们还深谙团结之道，虽然也把气候变化视作一项道德议题，但同时也避免说教。当有些人在联合国峰会上大骂“你们竟敢如此”的时候，“反抗灭绝运动”的支持者在示威中举起的标语是：“我们活在一个有毒的体制中，但不要去指责每一个人。”

2019年9月数千名民众在美国芝加哥举行大规模游行活动，呼吁社会各界对应气候变化。新华社 图

2019年的全球大抗议，对掌握着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的人的回应能力是一个考验，对掌握着话语权的人更是一个考验。但全球媒体的回应到目前为止可谓糟糕透顶。近日，《时代周刊》把2019年的年度人物授予了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每年会选出“在过去一年具有最深远影响力的人，无论是好的或是坏的影响。”但今年在声势浩大的全球抗议的背景下，《时代周刊》偏偏选择了格蕾塔，她除了对推特有影响之外，在现实世界还没有造成任何实质影响。她本人没有承受任何风险，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所取得的仅仅是关注。更令人咋舌的是，《韦氏词典》评选的2019年度词汇是they，一个性别中性的代词。2019年，全球在全面不满和抗议中严肃地思考着未来，而这一切竟然比不上几个社会活动家和性别流动人士发明的文字游戏。

这样的自娱自乐体现出的是话语权拥有者的傲慢以及与现实世界的脱节。这种傲慢和脱节到了最后会将自己吞噬。英国就是最典型的前车之鉴。本世纪头十年在达沃斯论坛上觥筹交错的英国精英，如今在英国政坛几无容身之地。如果我们将范围扩大一点，可以说全球精英对于2016年以来的世界已经失去了回应和反思能力。这是十分可怕的。这样的美国民主党无法击败特朗普，这样的英国精英无法为脱欧的英国找到方向，这样的地球也无法找到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诚然，政治和经济上的回应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全球精英面对全球抗议，所交出的是一份不及格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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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品达。来源：澎湃新闻。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