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于1879年出生在格鲁吉亚的梯弗里斯省哥里城。他作为俄国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重要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工会思想有过大量的论述和解释。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中有关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相互关系的问题、按照民族团结的原则建立工会的问题以及在工会工作中运用民主和说服的方法问题等进行了发挥。在列宁逝世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对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进行了阐述，一方面继承了列宁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有严重的错误。此外，他针对当时国际工会运动和苏联工会面临的新问题，为制定国际工会运动的策略提出了理论依据。他还论述了工会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作用、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和反对官僚主义等问题。
第一节 十月革命前后对马克思主义工会思想的发挥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斯大林在亲身参与和组织工人运动的基础上，论述了工会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和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相互关系，其中对“灌输论”进行了系统的发挥。他阐述了在民族地区建立工会的基本原则。他在列宁的基础上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会的工作方法问题。
一、对工会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和对“灌输论”的发挥
斯大林早年就学于梯弗里斯神学院，在学校期间就开始参加马克思主义者的秘密小组。1899年他被神学院开除后便献身于革命工作，并且很快成为当地工人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他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开始发生分裂便属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
在斯大林早期的论著中，很大的篇幅论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政党和工会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其中对“灌输论”进行了系统的解释。
1900年欧洲爆发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到后起的资本主义俄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从1900年起，俄国各大城市的工人相继举行了“五一”示威游行，掀起了罢工浪潮。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推动工人运动出现新的高涨。1904年12月的巴库工人罢工和1905年1月的彼得堡工人总罢工直接引发了1905年革命。与此同时，工会之间需要进行适当的分工，党的工作由党组织领导，工会工作则应由工会领导。尽管工会进行的经济斗争尚未超出资本主义范围，但它仍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采取的基本形式之一。无产阶级应该把工会作为组织群众的手段，并使这种组织形式得到巩固和加强。
应该指出，斯大林并非孤立地谈论工会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他始终把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工会与党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党在工会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等理论相联系。
有关工人运动或工会运动离开无产阶级政党，能否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和自行走上正确道路的问题，是本世纪初叶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卡尔·考茨基批驳了各国党内的“自发论”倾向，首先提出了著名的“灌输论”，列宁十分推崇考茨基的这一思想。斯大林站在列宁的立场上，维护和支持“灌输论”的基本论断，即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党的教育和领导才能获得革命觉悟，为了反驳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饶尔丹尼亚对这一论断的攻击，他在1905年先后撰写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和《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两篇文章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灌输论”进行了发挥。
斯大林把“灌输论”问题分成四个独立的部分：
（一）关于意识对存在关系的哲学问题：存在决定意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阶级，所以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地位。
（二）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工人群众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创造社会主义意识乃是少数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事，因为他们既有时间又有可能来做这件事情，”而工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三）社会主义意识怎样深入到无产阶级中去呢？在这里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运动中去。”
（四）社会民主党到无产阶级中去宣传社会主义时，在无产阶级那里遇到的是本能的社会主义倾向。
斯大林总结说，工人运动或工会运动必须同社会主义相结合，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在于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性质，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运动中去，并始终领导运动的方向。列宁对斯大林维护“灌输论”的作法表示肯定，他把斯大林的表述称为是“对于‘从外面灌输意识’这一著名问题的绝妙提法。”
“灌输论”的确立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党与工会的相互关系。斯大林认为，从形式上看，工会大多是非党的和中立的组织。他批评了给工会贴党派标签的作法。指出按照党派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会“会在觉悟和不觉悟的工人之间挖出一道鸿沟。”这实质上破坏了工会作为觉悟和不觉悟工人之间的桥梁作用，因而大大削弱了工人群众的团结。但工会“非党性”的含义仅仅在于，工会只是在“财务上和组织上”不依靠党，它们有自己的基金会，有自己的组织领导机构，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并在形式上不必服从某一政党的决定。但就其实质来说，工会必须在思想上依靠某一政党。原因之一是参加工会的有各个政党的党员，他们必然要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带进工会，对工会的政策方针施加影响。既然无产阶级必须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它也就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领导，只有党才能彻底地保护它的阶级利益，把它引向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统治。斯大林还指出，工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愈友好，工会运动的发展愈充分。否则，它往往就会琐碎化，只顾及狭隘的职业利益而忘记整个阶级的利益，从而使无产阶级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只有在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影响的前提下，工会组织“才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学校，把分散为各个集团的无产阶级组成为觉悟的阶级。”
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斯大林概括为“依靠工会进行经济搏斗，在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导下进行政治冲击。”他强调指出，在阶级斗争更为激烈的情况下，为使无产阶级的斗争成为有系统、有组织的斗争，党必须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加强和统一工会。
二、工人的民族团结原则是建立工会的基本原则之一
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本世纪初叶，俄罗斯人在沙皇俄国的人口构成中尚不足半数，非俄罗斯民族则占很大比重。因此，民族问题是俄国的重大社会问题，对俄国民主革命具有重要影响。在1905年革命期间，民族运动发展壮大，对沙皇专制政权推行俄罗斯化暴政的反抗特别强烈。在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及高加索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一些民族主义党派，如犹太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崩得、亚美尼亚达什那克察干分子受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的影响，主张按民族原则来建立工会和工人政党，把所有的犹太族工人、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工人联台在相应的民族工会里。这一主张也得到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响应。
在民族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并不自由的主张。列宁依据这一观点认为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斗争具有正义性和进步性，主张承认民族自决权和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也强调要把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党的干部和各民族工人群众。但在当时，在有关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应采取何种方式建立组织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少人在认识上有偏差。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于1913年1月撰文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提出民族自决、区域自治等观点，批驳各种按民族的组织形式建立工会的主张，阐明只有按跨民族的组织形式建立工会才能维护无产阶级组织的团结和统一，使各民族工人在无产阶级斗争中融合为一个国际整体。
斯大林明确指出，每个真正的民族都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有权按自决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甚至有权分离。但是从实际来看，“民族自治”的提法对工人运动有害无益。他强烈抨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这个纲领旨在使对抗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存于一个统一的民族联盟之内，与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相抵触。其危害“不仅造成各民族彼此隔离的基础，而且造成统一的工人运动分裂的基础。”在民族自治的思想指导下，统一的工人政党分成一些按民族建立的单独政党，党的分裂直接导致工会分裂。在奥地利，就经常发生捷克族工人破坏德意志工人罢工的事例，结果是彼此完全隔绝。因此，“民族文化自治”不仅不能解决民族问题，还使民族问题更加尖锐和紊乱，更容易使工人运动的统一遭受破坏。斯大林还批评了犹太崩得和高加索的孟什维克“取消派”所奉行的分离主义政策。崩得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党按联邦制原则进行改组，其工会从一开始就是按民族原则组织起来的，结果是完全削弱了工人的团结精神。不同民族的工人因失业问题而发生日益频繁的冲突，互相拆台，士气涣散，使社会主义服从民族主义，造成工人运动的完全瓦解。据此，斯大林指出，按民族来建立工会的主张是根本错误的。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联合和统一必须彻底抛弃这种错误的民族观点及其派生的联邦制组织原则。
马克思主义承认民族自决权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民族文化自治”的观点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宗旨是格格不入的。斯大林认为，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实行区域自治，它不是巩固民族壁垒，而是打破这种壁垒，为实现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而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形式的唯一方法是根据跨民族的原则来进行，以便把各民族的工人结成统一的完整集体，消除民族纠纷，把工人群众纳入革命运动的统一轨道。
斯大林指出，跨民族的组织形式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样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鼓动。”组织形式不仅影响到实际工作，还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方面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工人在跨民族的组织中生活、交往和斗争，会首先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中的成员，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军中的成员，这对于工人阶级群众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相反，工人如按民族来组织，就会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里，彼此被组织上的壁垒隔离开来。“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保守性的学校。”
总之，斯大林强调指出，工人的民族团结的原则是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包括工会组织所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把同一国家的无产阶级按民族组织起来只能使阶级团结的思想归于毁灭。同一国家内的一切民族的所有无产者应当组成一个不可分的无产阶级的集体。”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论述廓清了一些错误观点，并在列宁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1913年夏季会议的决议中得到了确认。该决议指出：“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全国一切民族的工人都团结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政治的、工会的、合作社的和教育的组织中。”
三、民主和说服的方法是工会工作唯一正确的方法
1920年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战胜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叛乱和颠覆，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当时面临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工厂倒闭，土地荒芜，饥饿和瘟疫伴随着极不稳定的政治局面。恰恰在这个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托洛茨基在俄共（布）党内挑起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提出立即实行“工会国家化”和“劳动军事化”的主张。对于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上的一些片面观点和错误主张，列宁进行过系统的批评，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会理论。在这场争论中，斯大林支持列宁的观点，并于1921年1月在《真理报》上发表《我们的分歧》一文，着重对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工人阶级内部实行自觉的民主制度和运用说服方法的必要性的观点进行了发挥。阐明对待工人群众的方法是工会争论的基本分歧，而说服的方法是实行工会内部民主的必要前提，只有用民主的方法才能保持工人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斯大林继列宁之后论证了社会主义时期工会的工作方法。
（一）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待工人群众是工会争论的基本分歧
斯大林认为，俄共（布）党内各派在工会争论中主要的意见分歧“并不在对工会的原则性估价方面，”既不是工会和国家经济机关要不要融合，也不是要不要把工会逐渐变成能够振兴国家工业各部门的产业工会，以及在工会和工人阶级中建立劳动纪律，更不是要不要党在工会中的领导作用。工会争论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第一，加强工人阶级劳动纪律的方式；第二，对待参与恢复经济建设的工人群众的方法；第三，把目前薄弱的工会变成能够恢复国家工业的强有力的产业工会的途径。简言之，就是对待工人群众的方法问题。
在如何对待工人群众的问题上，斯大林指出，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强迫方法（军事方法），二是说服方法（工会方法）。前者并不排除说服的因素，但它服从于强迫方法的要求，仅仅是辅助手段；后者也不排斥强迫的因素，但它在这里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正如不能把军队与工人阶级相混淆一样，这两种方法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等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醉心于军事方法、行政命令在国内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巩固工会和恢复工业。然而军队和工人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集团，对军队适用的方法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就可能不适用甚至有害。
斯大林分析了军队和工人阶级的异同。他认为，军队并不是单一的整体，它由工人和农民这两个基本的社会集团构成，而且基本成份是农民，农民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并不倾向社会主义，因此采用强迫的方法使其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由此就产生了像政委制度和政治部、革命法庭、纪律处分和全面委派制等纯粹军事性的工作方法。与军队相反，工人阶级则是个单一的社会集团，其经济地位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出于自愿结合成工会，他们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和精华。因此，主要应采用说服的方法，即解释、群众性的宣传和选举制等纯粹工会的工作方法。其目的就是要发挥工人群众的主动性和自主精神。
斯大林强调说，托洛茨基正是由于不了解工人组织和军事组织之间的差别，才在消除内战和恢复工业时期仍然把军事组织和工会混为一谈，把军事方法从军队搬到工人阶级和工会中来。这是托浴茨基在工会问题上一系列理论错误的根源。
（二）说服的方法是实行工会内部民主的必要前提
1920年11月，俄共（布）中央作出决议，指出在国内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下，党、苏维埃和工会必须集中力量复兴国家经济，把工作重心转向同经济破坏作斗争方面。为此，应该加强和发展“工会内部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但在当时，有关工会内部的民主问题在党内还存在着一些错误认识，有人认为谈论工会内部的民主是放空炮，是一种“空谈”；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工人要求的一种迫不得已的让步。针对这些错误观点，斯大林指出，所谓“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是群众性的工人组织所固有的自觉的民主，“这种民主是以认识到对组织在工会内的千百万工人群众经常采用说服方法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一点为前提的。不认识到这一点，民主就会变成空谈”。也就是说，说服的方法是实行工会内部民主的必要前提。在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军事危险已经消除，而群众对于经济破坏的危险尚未察觉的情况下，单靠号召来发动广大群众是不够的。必须用说服的方法推动工人阶级群众投身恢复经济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这就要求吸引工人参加恢复经济工作的工会组织必须是按照民主方式建立起来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同经济破坏作斗争变成整个工人阶级的切身事业。因此，自觉的民主，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是工会唯一正确的工作方法。
对于另外一种“民主”，即托洛茨基和他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所标榜的“正常的民主原则”，斯大林指出，这只不过是在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为保住自己的阵地和特权所做的一种暂时的退却和局部的让步，在“民主”的外壳下继续推行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和军事化的工作方法。因而这种“民主”是被迫的、不彻底的和无原则的。它只能补充军事官僚主义的方法，同以说服方法为基础的“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毫无共同之处。
（三）只有用民主的方法才能保持工人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
据托洛茨基说，他提出的“工会国家化”和“劳动军事化”的主张，完全是从经济角度考虑，旨在发挥和扩大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因而，他反对把政治因素加进工会争论中去，断言这与政治毫不相干。斯大林就此指出，在工农国家里，没有一项全国性的重要决议，特别是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决议不在一定方面反映国家的政治状况，决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任何经济主张和决议必须首先从政治方面进行评价。
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和国内战争的艰难岁月，工人阶级队伍比以往更加涣散。要吸引工人参加恢复工业的工作，活跃和振兴工会，在对待群众的方法问题上政治因素不可能不发挥作用。斯大林指出，事实上托洛茨基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对群众采取的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的方法，已经在工会内部造成了冲突和瓦解，加剧了工人阶级的涣散和分裂。不仅如此，斯大林强调说，苏维埃国家仍然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要管理这样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得到工人阶级牢固的信任，就必须不断发挥工人阶级的自觉性、自动精神和主动性，必须用共产主义的精神不断教育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吸引他们参加共产主义经济建设事业”。无疑，托洛茨基的强迫和“整刷”工会的方法无法实现这些任务，它不利于发挥群众的自觉性，也不能加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反而会分裂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对待群众的方法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重要的政治问题。
在工会争论期间，斯大林通过对托洛茨基在工会内部采用的错误方法的批评，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工会工作的正确方法，这一论述触及了争论的实质，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列宁在评论同托洛茨基的争论时也指出，工会问题上的分歧，不在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或理论问题，而是“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与工会地位的理论
1924年1月，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逝世。列宁逝世后，为了对联共（布）党员，特别是对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新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并同党内反对派作斗争，身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著作中，系统地阐释了他所理解的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构成和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工会的地位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工会的性质、作用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述。
一、对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理论的阐述和发挥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概念和理论是由列宁创立的。在这一理论中，列宁通过论述党、苏维埃和工会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内部结构。按原苏联学者的说法，列宁所论述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
斯大林在列宁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并通过在理论上对“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两个不同概念的区分，以及对党与工人阶级相互信任学说的深化，为确定工会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基础。
斯大林指出，从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结构来看，它由“传动装置和“指导力量”构成。指导力量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传动装置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广泛的群众组织。”从它们的作用和意义来看：“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和本阶级联合起来；苏维埃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和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和农民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新的一代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大体说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
斯大林的这些论述，基本上符合列宁的思想。而且，他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和相互关系。除工会外，还把合作社和青年团明确列为这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斯大林对列宁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理论有所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斯大林第一次从理论上明确区分了“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两个不同的概念。斯大林引述列宁的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如果说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而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党‘专政’”。但是，决不能把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从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来看，后者更为广泛，更为丰富。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区别在于：首先，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包括党，而且包括“一系列的过渡和中间阶段”，包括苏维埃国家各种机关、军队、工会、青年团和合作杜等各种政治设施。无产阶级专政正是通过党的领导，通过各种政治设施的协调配合实现的。其次，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和主要活动者是工人阶级。无论党有怎样重要的领导作用，都只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不可能离开本阶级的支持单靠自身的力量进行活动。谁把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就是以党的指示来代替阶级的意志和行动。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个国家概念，这就意味着要实行强制和暴力，而党的领导却不能靠强制和暴力。只能靠正确的政策，靠群众的信任，靠党的说服力。
（二）斯大林对列宁关于党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党与工人阶级群众“相互信任”的学说进行了发挥。列宁曾经指出，工人阶级先锋队和工人阶级要是不进行有系统的合作，那末共产党就毫无价值，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他还认为，党与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和工人群众之间的相互信任。斯大林发挥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说：“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党的威信和工人阶级内部的铁的纪律，并不是建筑在对党的恐惧上，也不是建筑在党‘无限’权力上，而是建筑在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上、工人阶级对党的拥护上。”斯大林认为，这种“相互信任”的实质就是：一方面，党应当倾听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群众的革命本能，研究群众的斗争实践，并据此来检查自己政策的正确性。因此，党应向群众学习，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充分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这是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也必须信任自己的政党。党对工人阶级群众的领导，不是靠使用暴力取得的，而是靠党在群众中的长期工作，靠党的正确政策，靠党善于保证自己得到工人阶级的拥护并善于引导群众来取得的。因此，只有信任党，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
斯大林还把党同阶级的关系与军队上下级的关系进行比较。他指出，在军事方面是指挥员自己建立军队，自己编制军队。而政治方面的情况要复杂的多。党不是自己建立军队，“而是找到自己的军队即工人阶级”。两者的区别还在于，党并不像军事指挥员一样，要供给自己的军队即工人阶级以给养和物资。所以，在政治上不是阶级依靠党，而是先锋队依靠工人阶级。
二、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与列宁相比，斯大林并未专门论述工会问题，他始终是把工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一个构件来探讨它的地位的。他阐述了工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理论问题，并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党与工会的关系，指出了党对工会进行领导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当斯大林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揭示了党与工人阶级相互信任的基本关系以后，实际也就确定了工会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工会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问题.是由它的内在性质所决定的，斯大林首先阐明了工会的基本性质。他指出：“工会可以称为我国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全体成员的组织。”又说：“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在马克思主义工会思想史上，斯大林第一次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揭示了工会的性质：阶级性与群众性的统一。这种内在属性，是工会独有而其他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因而这个有关工会性质问题的定义被广泛接受和袭用。由基本性质所决定，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既不是处在党的领导核心的地位，也不全面承担国家职能，它是连结党、国家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杠杆”、“传动装置”、“触角”或“第一根主要引带”。它“从自己队伍中选拔出优秀分子来担任一切管理部门的领导工作。工会把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联系起来。工会把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先锋队联结起来。”
工会之所以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主要构件，斯大林认为，这是与它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工会，无产阶级在同有组织有武装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斗争中，就会成为手无寸铁的军队，无产阶级也就不可能巩固自己的阶级阵地，并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工会更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与其历史使命紧密相关。
工会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中所处的位置，是在与其他社会组织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中形成的。其中，工会与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关系是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斯大林着重论述的一个问题。在他看来，一方面，党应该依靠工会，通过工会这根主要的“引带”团结和联合工人阶级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党若没有工会和工会领导者作为重要支柱，它就不能向前发展，不能巩固。”另一方面，由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它聚集着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是培养工人阶级领导者的最好的学校。”毫无疑问工会要接受党的领导。
斯大林阐述了党对工会的领导原则：第一，党对工会的领导是全面的领导，工会等群众组织的任何一个重要决定都非有党的原则性指示不可。他指出：“例如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原则性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第二，党并不是直接对工会发号施令，而是通过工会中的党组和党员用说服的方法，实现和保证党的领导。斯大林认为，工会是非党组织，在自己的特别范围内进行工作，它在组织上和党没有隶属关系。因此，党不能正式给工会发任何指示，要求工会正式服从党的领导。党可以给在工会中工作的党员发指示，党员和党组的责任就是在工会组织中“用说服的方法通过各种符合党的指示的决议”，以保证工会这样的非党组织在工作中接近工人阶级政党，并自愿接受党的政治领导。斯大林强调说，在处理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主张非党组织“独立”和“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这与列宁主义的原则根本对立；二是党对工会内部事务过多的干涉、包办甚至认为党能够或应当代替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因为党并非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要借助于工会、苏维埃这样的“传动装置”来实现和巩固专政。总之，只有通过正确的领导方法和途径，才能“使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行动统一起来，要不然，在工人阶级这些组织的工作中就会产生涣散和各自为政的现象。”
三、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工会地位理论上的错误
在有关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理论中，斯大林虽有贡献，但也存在严重的错误。他片面夸大党的领导作用，忽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在工会问题上，他没有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发挥工会积极性的关系，仅将工会视为“传达机关”。斯大林的理论错误是导致苏联工会地位和作用在实际上下降的思想根源之一。
如前所述，斯大林阐述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理论和对工会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但也应该指出，列宁对工会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是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依据的。当时，国内战争刚刚胜利，苏维埃政权尚不巩固，仍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在这种背景下，列宁主要强调工会要起自上而下的“传动”作用，成为党和国家的“基础”和“支柱”，这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然而，在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由于民主的削弱，再加上国家的落后，官僚主义迅速蔓延。许多党和苏维埃及工会工作人员脱离实际，办事拖拉，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列宁晚年已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提出了很多改革国家机构的有益主张，如扩大党内民主，改善党的领导，向国家机关输送大批优秀工人，改组工农检查院，加强工农检查工作等等。虽然，列宁主张的这些改革措施并未触及到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没有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切实解决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但是，他主张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把改革继续下去的思想却是非常明确的。然而，斯大林在苏联政治局面进一步稳定的情况下，并没有按照列宁晚年提出的要求继续改革政治体制，而是加强权力的集中。他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理论依然停留在过去的提法上，没有根据新的形势加以发展，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偏离。斯大林理论上的错误是形成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斯大林在政治体制理论方面的论述是十分复杂的，其错误又有几种情况。一是斯大林的正确理论与错误实践的矛盾性。他曾经正确论述过党内民主、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决定等原则，但在实践中却又往往背离这些正确的论述，压制党内民主，造成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二是斯大林在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他对“党的领导作用”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分，对党和工人阶级“相互信任”的论述仅停留在理论上，而不去付诸实践。三是在理论上缺乏连贯性，常常表现为实用主义。斯大林的许多重要思想产生于20年代与反对派的论战中，在反对派被击败后，这些思想就中断了，不再为他所重视。而且，斯大林的思想方法经常陷入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而缺乏辩证法。
斯大林在有关工会理论上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党的领导原则上，斯大林把党的领导作用等同于党作出指示，并且不适当地把根据党的指示解决重大问题夸大为“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由于对“重大问题”的范围可以作任意的解释，导致实践上党对一切详情细节发布指示，把党的总的领导、思想政治领导变成对工会等群众团体事无巨细的包办和干涉。
第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党的领导与发挥工会等社会团体的积极性的关系。斯大林正确地强调了党的领导作用，但却没有同时强调必须向全体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目标前进。他没有看到，除了党的领导以外，还有其它许多社会生活领域需要群众自己主动进行社会参与和直接管理。在党与工会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虽然正确肯定工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作用，但又忽视充分发挥工会代表职工群众具体利益和要求的独立作用。他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原则性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从这个等式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斯大林看来，工会不过是个没有主动性的执行党的指示的“传达机关”。与此相联系，他在论述工会的职能时也只提到了工会所具有的“生产的、教育的、文化的”作用，而对列宁所强调的工会的“两种保护”作用只字不提。即使在1925年，斯大林强调活跃苏维埃和发挥“传动装置”的作用最多的时候，他在理论上也没有解决加强党的领导与发挥社会团体积极性的关系问题。斯大林不是使两者同时向前发展，相反却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即随着社会团体的发展，“它们的作用愈增大，它们对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的反抗就愈猛烈”。在这里，斯大林把党的领导和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完全对立起来，这与他长期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仅仅把民主作为手段有着密切联系。
斯大林的理论错误对工会实践的消极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在20、30年代，随着苏联高度集中体制的形成和个人崇拜的发展，工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呈下降趋势，并逐渐脱离群众，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以至于形成了职能行政化、机构官僚化、体制过分集中化的工会活动和组织模式。这个教训，也是我们应该认真汲取的。
第三节 党必须依靠工会掌握工人阶级群众的理论
1924年6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稳定的可能性，制定了各国共产党的策略。提出共产国际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使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其中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使共产党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政党，时刻保持同工人群众的密切联系。”为达到这一目的，大会确定工会和工厂为增强党的力量的主要场所，建议各国党在工厂创建党的小组，在工会中发展共产主义派别。但是，要求把工会作为发展党员的场所的号召遭到一部分“左”倾激进代表的反对，他们要求与改良主义的工会彻底决裂，创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会。这涉及到共产党人要不要到反动工会中去工作的问题。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已久的一个老问题。对此，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亦早有论述。在欧洲革命步入低潮的新形势下，斯大林根据马列主义经典作冢的观点，结合俄国工会和西方工会各自的发展持点，阐述了联系和依靠工会是共产党推进革命的必要条件，并通过分析英俄委员会这个革命工会与反动工会建立统一战线的实例加以说明，从而论述了共产党人必须依靠工会掌握工人阶级群众的理论。
一、俄国工会和西方工会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
斯大林通过分析俄国工会和西方工会各自的发展历程指出，俄国工会是在党建立后，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组织起来的；而西方工会创建于党成立以前，它对工人群众的影响超过党的影响，在制定党的政策时必须充分估计到工会发展的不同特点。
斯大林认为，“退出工会”这个口号是“反无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口号”，坚持这种观点的个别共产党员对俄国工会和西方工会各自的发展特点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斯大林指出，西方工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工人阶级政党形成的相互关系与俄国工会与党的关系截然不同。在俄国，“工会发展史的主要特征就是：我国工会是在党建立以后，在党的周围并且在和党友好的情况下产生、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当俄国尚未产生工会的时候，工人阶级政党就已经在领导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也包括小规模的罢工运动。由于沙皇专制政权的压制和摧残，合法的工会运动无法开展。因此，直到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工会运动尚处于萌芽状态，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比工会要高得多。斯大林强调说，俄国真正的工会是在1917年2月以后才出现的。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工会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工人群众中逐步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引证列宁的话说，没有像工会这样的支柱，布尔什维克就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更不能在艰难险恶的国内外条件下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工会在党的有力支持下得到极大的发展。他说：“毫无疑问，现在我们的强大的工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之一。”他还说，俄国工会“是在党出现以后，在党已经巩固并且已经在工人中间取得很高的威信以后产生的。我们的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帮助下，由党的力量培植和组织起来的。这就是我们党在工人中间的威信大大超过工会的威信的一个原因。”
与俄国工会的发展特点相反，西方工会完全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斯大林重点阐述了西方工会的发展特点：第一，西方工会在工人阶级政党出现以前很久就已经产生并巩固起来了；第二，西方工会不是在工人阶级政党周围发展起来的，恰恰相反，工人阶级政党本身却是从工会当中分离出来的；第三，工会领导工人罢工，组织和帮助工人同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以捍卫自己的利益。由于对工人阶级有密切关系的经济斗争领域已基本被工会占据，工人政党不得不主要进行议会中的政治斗争，这就不能不影响党的工作性质和它在工人阶级心目中的重要性。因此，西方工会对群众的影响胜过党的影响，并往往成为“党的沉重的绊脚石”。斯大林认为，当前西方大多数工会的基本特点在于，它们局限于自己的行会实践，惯于以自己的“独立性”自傲，把行会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敌视社会主义。这些工会的领导者是旧式的、卖身求荣的、受资产阶级豢养的工会官僚，随时准备使工会为帝国主义效劳。在他们的影响下，西方工会在精神上抱残守缺，敌视一切革命创举。此外，这些工会团结在阿姆斯特丹改良主义工会国际的周围，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凭借的一支拥有千百万人的改良主义大军。尽管如此，欧洲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仍然把工会看成是帮助他们同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主要堡垒，因而工人政党“就成了一支不依靠工会的独立力量，就退到了次要地位”。斯大林强调指出，不论这种看法是好还是坏，但它确实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不估计到西方工会的作用以及与党关系的这个特点，就会葬送共产主义运动事业。而那些主张“退出工会”的人正是由于不了解西方工会的发展特点，导致他们在工会问题上采取错误的立场和观点。斯大林在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区分了俄国工会和西方工会发展的不同特点，这是他对工会理论的贡献。
二、联系和依靠工会是共产党推进革命的必要条件
斯大林分析了“退出工会口号”的危害，指出欧洲工人运动左倾化的趋向，强调不掌握工会就不能掌握千百万工人群众，不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和加强影响，就不能掌握工会。阐明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加入工会团结工人阶级共同反对资本，创造使共产党能够依靠工会来推进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
西方国家共产党内部的一些人由于不了解西方工会发展的基本特点，主张退出反动工会，另外组建新的革命工会。而共产国际“五大”决议把社会民主党及其所属工会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和视其为资产阶级左右手的指导思想，对这种观点的滋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斯大林在论述欧洲工会运动现状时指出，在欧洲的主要国家（英、法、德国）里，改良主义工会仍然代表着工人群众的多数，团结着不下一千四百万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工人。因此，如果谁主张退出反动工会，“认为可以违反这千百万工人的意志而在欧洲争得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离开了列宁主义的基础，使自己必然遭到失败。”
斯大林指出，“退出工会”这种观点的危害在于，它把工会视为敌对的营垒，企图从外面来“攻击”工会。如果西方共产党实行这样的政策，工人群众就会把他们视为敌人。这样的政策不但不会促进，相反会破坏共产党员深入到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中去的工作。斯大林进一步分析了欧洲普通工人的心理特点。他指出，普通工人群众并不关心也不清楚共产主义或工联主义的理论究竟谁是谁非，他们清楚的只有一点，即工会是保护他们切身利益（不管保护得好不好）、领导他们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堡垒，谁想破坏这个堡垒，谁就是破坏工人自己的事业。“所有这些特点，在揭露工会的改良主义领袖时都必须估计到。恶言漫骂改良主义的领袖，在这里于事无补。相反地，恶言谩骂只会在工人中间造成一种印象，以为这里的问题不是清除不中用的领袖，而是破坏工会。”
在斯大林看来，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不过是两次革命高潮之间的波谷；有很多迹象表明，欧洲工人运动正在恢复和发展，而且有进一步左倾化的趋向。他分析了欧洲工人运动左倾化的原因：首先，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对殖民地的垄断权。帝国主义虽然为反动工会扩大了地区，但是却缩小了它的物质基础。因为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是许多国家争夺的对象，而不像以往自由竞争时期为英国所独有。况且，帝国主义的各个殖民地越来越不甘心自己的地位，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正在兴起。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经济的破坏仍不可低估。当时欧洲的生产总额不到战前的70%，生产缩减，工人的工资减少，八小时工作制实际上被取消。由于工会官僚的背叛，工人的罢工遭到失败，大批工人失业等等。斯大林认为，这些因素使得工人群众对反动工会的不满日益加剧，他们产生了在经济斗争方面把两个分立的工会国际联台成反对资本的统一战线的要求和愿望。1924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一次会议上，英国代表建议接纳俄国工会为其会员，这一动议得到国际运输工人工会的支持。这一年8月，在英国共产党和红色工会国际英国局的倡导下，英国工联的“全国少数派运动”向工联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提出职工大会的当前任务是加强工会运动的组织、统一和战斗性。斯大林认为，这些事例表明了工人群众对反动的工会官僚的压力日益加强，欧洲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左倾化的趋向。
西方工人运动的左倾化对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即把共产党变为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实现共产国际“五大”关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要求，以迎接随着广大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的增长而发展起来的新的革命高潮。斯大林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者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们依靠工会，把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作为自己的支柱，而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弱点也在于它们尚未与工会结合；而且这些共产党内部的某些人不愿工人起来反对他们的机会主义领袖，自下而上建立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以取代旧的改良主义工人组织，把不断高涨的英国工人运动引导成为一场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季诺维也夫也提出了必须跳过西方工会尚未根绝的反动性的主张。斯大林在《关于英俄统一委员会》和《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等文章中批评了托季联盟反对派的观点，阐述了英俄委员会的目的和任务，以及革命工会与反动工会结成联盟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斯大林首先批评了托洛茨基关于建立“革命工人联合会”来代替工人阶级旧组织的主张，认为这是一种要退出工会的信号。斯大林指出，这一政策是根本不正确的，“因为西方的工会不管多么反动，却是最基本的、为最落后的工人所最了解的，因而也是最有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撇开这些工会，我们就不能接近群众，我们就不能争取群众。”采取托洛茨基的观点，就等于把共产党人接近千百万群众的道路堵死，把工人群众交给阿姆斯特丹改良派去任意宰割。斯大林接着抨击了季诺维也夫关于跳过西方工会尚未根绝的反动性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是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在工会问题上的翻版，是企图跳过英国工会的落后性和反动性，竭力使共产党在没有英国工会群众参加下从莫斯科去推翻总理事会；这种办法是愚蠢的政策，是冒险主义；应当帮助英国工会的群众去根除这种反动性，而不是“跳过”。
就共产国际推动欧洲工人阶级群众革命化的政策来说，斯大林认为，这项工作是从三方面进行的。一是通过共产国际及其下属各国共产党支部，其当前任务是排除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政治领导；二是通过红色工会国际和反动工会中少数革命分子，他们的任务是战胜工会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反动工人贵族；三是通过英俄委员会，它是革命工会与改良主义的反动工会建立联系的一种形式，是使工会国际及其支部易于进行孤立工会中工人贵族斗争的一种工具。斯大林强调说，只要阶级和阶级社会存在，前两方面就是经常的和基本的斗争形式，而第三方面则是“暂时、辅助和非经常”的形式。也是不稳固和不可靠的；如果把它与前两者等量齐观，就违背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违背了共产主义的原则。
那么，为什么还要建立英俄委员会这样的革命工会与反动工会的政治性联盟呢？斯大林指出，就英俄委员会的目的和任务来说，从革命工会方面看：第一，是加强两国工会的联系，组织反对资本进攻的统一运动，扩大阿姆斯特丹改良工会国际和英国工会的裂痕，为把改良派排挤出工会准备条件，进而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第二，组织广泛的工人运动，反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特别是建立反对英国可能武装干涉苏联的工人统一战线。总之，就是要通过这个组织，使共产党人在反动工会中开展工作，与英国工会内部的工人群众建立公开的联系。所以，革命工会与反动工会结成政治联盟，不仅是容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前提。斯大林认为，革命工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工会结成联盟必须具备的两个前提是：“保证我们有批评改良主义首领的自由，保证有使群众脱离反动首领的必要条件。”要使“这种协议不妨碍和不限制共产党人的革命宣传鼓动的自由，使这种协议促进改良主义者的分化，促进暂时还跟着反动首领走的工人群众的革命化。”在斯大林看来，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苏联工会完全遵守了这两条原则。他说：“第一，我们完全保留批评英国工人阶级改良主义首领的充分自由，并且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更充分地利用这个自由。第二，我们得以接近英国工人群众，加强我们和他们的联系。第三，我们正在顺利地使英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脱离反动的首领。”故而，斯大林指出，反对派关于与英俄委员会决裂或退出工会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斯大林关于共产党人必须到反动工会中去争取群众的主张本上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立场和原则。与托季联盟总是过高地估计先进国家内部工人群众的革命潜力和希望欧洲革命一夜之间爆发的不切实际的空想相比，斯大林的主张和英俄委员会的实践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于西方工人运动的可能和需要。然而，也应看到，由于斯大林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支配，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看成是衡量一切革命运动的基本尺度，加上错误地把社会民主党视为法西斯主义的一翼，导致政策上的反复无常，未能把上述主张和理论很好地加以贯彻。
第四节 关于工会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作用的论述
苏联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以后，摆在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是，能否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二十年代末期苏联面临的严峻国际环境，预示着帝国主义干涉和战争危险的日益迫近。在这种背景下，能否在短时期内建成强大的工业，简直成了苏联的生死存亡问题，斯大林认为，必须从重工业开始加速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行农业集体化。这期间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进行准备。在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条件下，斯大林特别强调工会工作的重要性，并对工会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他论证了工会要面向生产的工作方针，对工会在劳动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群众性生产活动中的作用作了阐述。在他的理论指导下，苏联工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一、工会要实行“面向生产”的工作方针
斯大林根据苏联加速工业化的现实需要，主张根本转变工会的工作重心，强调工会要以“面向生产”的新工作方针开展活动，以创造出一种新体制取代列宁确立的“维护”和“参与”并重的工作体制。
二十年代后期，苏联在经济上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落后五十到一百年。如果不尽快缩短这个距离，就有被帝国主义打倒的危险。针对这种状况，斯大林要求“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为此，就要在工业生产中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加强劳动纪律和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斯大林强调，这些任务要求“改造工会、合作社、苏维埃及其各种群众组织的全部实际工作以适应改造时期的需要。”这意味着工会工作方针要实行重大的转变。
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工会遵循列宁的“两种保护”思想，强调保护工人具体利益与保护国家利益二者结合的必要性。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曾经指出：“决定工会的根本作用和意义的任务就是为提高和改善工会会员的物质和精神水平进行全面的服务和坚持不懈的工作。”在此期间，工会工作的侧重点是维护工人群众的具体利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伴随着加速工业化方针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特别是
1929年对托姆斯基为代表的工会中的所谓“右倾路线”的批判，工会工作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斯大林指出，工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吸引千百万非党工人群众来参加我国的全部建设工作”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工业建设的参加者。1930年7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在改造时期的任务》也明确指出，工会的首要任务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建设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进攻的胜利，国民经济
中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发展，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觉悟的不断提高，“要求工会更积极更直接地参加经济建设，面向生产。”决议虽然也提到工会在提高工人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的工作不应减弱，但又强调说，应把改善工人群众物质状况的工作同完成生产任务密切结合起来。因为，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是根本改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物质状况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样，列宁关于工会的“两种保护”理论在斯大林时期被概括为:工会应通过注重生产利益，即作为经济管理者的国家利益，来保护工人的具体利益。斯大林有关工会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作用的论述，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这种单纯注重工会的生产职能、忽视其他职能的指导思想，虽有其客观现实依据，但在理论失之于偏颇，也对苏联工会的发展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斯大林关于工会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作用的论述，涉及广泛的内容，但他对工会在劳动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群众性生产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更充分的论述。
二、工会应在加强劳动管理和消除平均主义方面发挥作用
在劳动政策上，斯大林主张扭转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自由放任，要求工会积极参与加强劳动纪律和消灭劳动力自流的工作。指出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是产生劳动力自流现象的基本原因。强调工会工作者应消除平均主义观念。并将社会主义时期的分配原则概括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劳动政策的特点是高度的自由放任。工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企业厂长经理也或多或少地可以自由雇用和解雇工人。但是，随着加速工业化方针的确立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既消灭了失业现象，也出现了劳动力的奇缺。而工人的自流现象仍没有明显的改变，他们从一个企业跳到另一个企业，以寻求更好的劳动条件和物质待遇。而且，企业中的怠工和旷工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十分重视加强劳动纪律的工作。斯大林向党组织、经济机关和工会指出，旷工现象使工业丧失了几万以至几十万个工作日，白白丢掉几百万卢布，如果不制止旷工现象，就不能推进工业的发展，工人也不能提高工资。必须同旷工现象做斗争，特别要向由农村进工厂不久的新工人说明，旷工现象损害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通过加强和巩固劳动纪律来加以克服。
对于工业企业中的劳动力自流现象，斯大林指出，在大规模的改造时期，生产规模扩大，技术设备复杂，而劳动力的自流对生产计划的完成、产品质量的改进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必须保证各个企业拥有充足的劳动力，把工人固定在企业的生产岗位上。斯大林认为，导致劳动力流动的基本原因是工资规定得不合理，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抹煞了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重劳动和轻劳动之间的差别，使工人丧失上进心，不关心提高自己的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成为工厂中的“游客”。
平均主义思想曾一度影响着布尔什维克党社会政策的制定。十月革命胜利后，党援引巴黎公社的经验，规定任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专家的收入都不得高于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并实行了缩小各类人员劳动报酬差别的政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从业人员和部分私有企业人员的收入有了差距，在私人成份的部门中允许有较高的收入，而在公有制企业中，包括大部分党政机关则保持原状。特别是坚持全体党员无论做什么工作，个人收入不得超过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指出，工会以往是坚持平均主义分配政策的坚强堡垒，并把这看作是保护工人切身利益的基本方面。托姆斯基在1926年甚至以“阶级基本平等”的名义主张取消工资差别，反对扩大工资差距（当时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的比例是1：3）。既便在1929年批判工会中以托姆斯基为代表的“右倾集团”后，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在相当多的工会干部头脑中仍根深蒂固。而这种分配原则由于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缺乏物质刺激，妨碍着工业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经济工作者和工会干部的平均主义思想，把收入平均的提法说成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在党和工会内部的表现。在回答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关于如何看待“普遍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一提问时，他讽刺说：“所有的人都领取同样的工资，同等数量的肉，同等数量的面包，穿同样的衣服，领取同样的同等数量的产品，——这种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所不知道的。”他指出，平均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谬论，其思想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他强调，它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这种设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斯大林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阶级的消灭。首先，在推翻和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平等地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其次，在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以后，对任何人都平等地废除私有制；再次，在社会主义社会，任何人都有尽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第四，在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人都有尽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权利；而且，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不可能是平等的、彼此一样的。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作出了一个新的表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斯大林指出，工会组织和经济机关中之所以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在于他们不了解，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消灭阶级以后，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还会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应该按劳动来发给，而不应按需要来发给。而且，在加速工业化政策的条件下，在每个工业部门、企业和车间中，都有一部分主要的熟练工人，他们构成了生产的基本环节。把他们固定在企业车间中，就意味着把全体工人固定下来，从根本上消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完成这项任务，只有在提高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规定工资时充分照顾到工人的熟练程度才能达到。斯大林还进一步阐述了提高熟练工人工资对非熟练工人的积极影响，即为后者开辟前途，刺激他们上进。在这方面愈是大胆去做，就愈能消灭劳动力自流，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斯大林指出：“在这件事上节约，就是犯罪，就是违反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利益。”
总之，斯大林对平均主义的批判，以及他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表述，总结和概括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经验。从1931年以后，在工会的积极参与下，苏联对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给主要工种和在最重要部门工作的工人规定高工资，进一步扩大党政领导干部同工人工资的差距，提高脑力劳动者的工资。这一政策对改变苏联科技落后状况和鼓励工人群众积极学习科技文化，起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整个三十年代，工资的差距被推向极端。少数党政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同普通工人的工资差距明显扩大，有时竟超过1：10的比率，工人群众的平均工资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尽管斯大林也强调党、政府和工会的工作应致力于进一步改善工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但由于加速工业化条件下对工业内部积累的强化和反对平均主义实践上的偏差，以及工会对维护工人具体利益工作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而且，反对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也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些都妨碍了工业化的进展。
三、工会应致力于提高工人群众的文化技术素质和管理素质
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的进程中，斯大林提出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学习文化和掌握技术，并要求工会在组织工人群众提高文化技术素质以及吸引他们参加国家工业的管理方面发挥作用。但同列宁相比，斯大林所主张的工人群众参与管理，仅限于工业经济领域，而且并未论及工会组织的参与问题。
在革命前的俄国，城乡居民中文盲很多，许多地区仍处于民智未开、愚味无知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要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极为困难的。列宁在世时就反复强调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建设。进入工业化的技术改造时期，文化工作的含义不仅是使居民人人识字，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改造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一五”计划实施后，劳动力的技术素质远不能满足工业建设的需要。当时，全国识字人数为58.4%；每一千工人中只有3.8名工程师、技术工人和实习生；熟练工人也相当缺乏，仅能满足工业需要的四分之一。因此在“一五”计划后两年中，尚有三分之二的工业项目没有完成；利用进口机器改装和新建企业迟迟出不了产品；1930年工业生产额计划增加31-32%，实际只增加了25%。这些情况表明，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学习和掌握技术已成燃眉之急。
然而，当时在党、政府和工会组织内部却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一些领导干部鄙薄科学技术，轻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他们不仅本身安于外行，靠签署公文来领导经济建设，更不重视培养人才、推动工人群众学习和掌握技术的工作。针对这种情况，斯大林在1931年2月对工业工作人员的讲话中指出：“已经是抛弃那个过时的不干预技术的旧口号而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能手、成为精通经济工作的行家的时候了。”他号召布尔什维克和普通工人群众“必须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内行，必须面向技术知识，——这就是实际生活要我们走的道路。”斯大林说，虽然苏联已经具有赶超先进国家的现实可能性（有丰富的资源，有千百万工农群众拥护的苏维埃，有实行计划的经济制度等），但它缺乏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本领，这个本领就是“钻研技术，掌握科学”。因此，“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实现工业化的保证。
在“技术决定一切”的条件下，斯大林特别强调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力量，以培养他们管理国家的技能。他指出：“我们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这个问题已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斯大林强调说，提高工人阶级群众的文化，不仅仅是在开展识字运动方面，而首先是在获得管理国家的技能和本领方面来提高他们的文化。凡是能够提高工人阶级文化力量的手段，有助于培养工人阶级技能和本领的手段，都应当尽量利用。
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都十分重视工会在提高工人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和吸引他们参加工业管理方面的作用。斯大林批评了一些工会工作者以没有文化为荣，对有文化的人采取野蛮态度的愚昧落后的思想意识。他说：“我们还有些人决心歌颂我们的没有文化。如果你不识字或者常写错字，并以自己的落后自夸，那你就是‘产业’工人，你就得到荣誉和尊敬。如果你摆脱了没有文化的状况，认识了字，掌握了科学，那你就不是自己人了，你‘脱离了’群众，不再是工人了。”斯大林指出，“不消除这种野蛮和不文明的现象，不消除这种对待科学和有文化的人的野蛮态度，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联共（布）“十六大”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工会应当特别注意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大量培养劳动力，如发展工厂艺徒学校作为从青少年中培养熟练工人的主要形式，设立普通工种学校，采用各种短期训练的方式（中央劳动研究所、短期训练班、带徒弟等）。工会应注意吸收妇女参加生产，通过各种学校和训练班来加以培养，教给她们新的技术。此外，工会还应密切注意提拔优秀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特别是突击队员担任负责企业生产的领导职务，以此来推动工人阶级群众更积极地参加工业的管理。
在“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指引下，苏联工会在推动广大工人群众学习和掌握技术方面起了突出作用。工会为培训工人提供了大量经费，通过工厂艺徒学校培养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安装工、装配工、工具工、领工）以及下级技术员（工长、检验员）。整个“一五”计划期间，艺徒学校共培养了45万名熟练工人。工会还负责各种成人业余技术学校、训练班的组织管理，对在业的非技术工人、粗工通过不脱产的技术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推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攀登科技高峰和参加工业管理，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化建设的进程。
四、工会要通过组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更积极地领导群众生产活动
斯大林在列宁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根源、特点和历史意义。把竞赛与竞争作了原则上的区分，认为竞赛是在劳动群众最大积极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方法，它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斯大林要求工会更积极地参与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跃生产会议，以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生产管理，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一五”计划实施后，苏联人民以空前的劳动热情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投身于宏伟的建设事业。在物质生活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广大工人群众忍受牺牲，勒紧裤带，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突击队运动。到1930年夏天，有二百万人参加社会主义竞赛。近一百万人加入突击队，劳动竞赛和突击队运动最显著的经济效果是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急剧提高。
斯大林十分重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工作，他在为米库林娜的《群众的竞赛》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把劳动竞赛看作是苏联建设事业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他指出社会主义竞赛使人们对劳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使过去被认为是可耻而沉重的负担的劳动变为光荣的事情，荣耀的事情，英勇豪迈的事情。”这正是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人翁的一种具体体现。斯大林还把社会主义竞赛同竞争作了原则上的区分。他认为，竞争的原则是一些人的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的胜利和统治；社会主义竞赛不是弱肉强食，其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式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正是由于这种差别，社会主义竞赛能够使千百万劳动群众表现出空前的劳动热情。所以，“竞赛是在千百万劳动群众最大积极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方法。实际上，竞赛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杠杆”。竞赛的任务就是“为发挥群众的干劲和创造主动性开辟广阔的天地，发挥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的巨大的潜力”。
社会主义竞赛掀起的群众性劳动热潮要求工会在“面向生产”的口号下改造自己的工作，更积极地参与组织和领导群众生产活动。联共（布）“十六大”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竞赛和竞赛中产生的突击运动“是活跃和改进工会的全部工作和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生产管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环节”。还认为，这应该成为工会在企业和车间中的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斯大林要求工会把组织和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做为自己的任务，运用一切手段鼓励和奖励先进工人的生产活动，吸收优秀的突击队员组成同志裁判会，以教育那些违反劳动纪律和破坏竞赛的人，使广大工人群众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使他们觉悟到“他们现在不是为资本家工作，而是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阶级工作。”
在工会所组织的群众生产活动中，企业中的生产会议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根据工人的倡议创立的，是调动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参与企业管理的良好形式。斯大林高度评价生产会议，希望这种形式能在吸引工人群众参加建设方面“给予不可估价的帮助。”他指出，生产会议和工会的临时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唤起群众，揭发我们的缺点，指出改进我们建设的途径。”他要求生产会议活跃起来，使讨论的内容更广泛、更丰富些，提出工业建设的基本问题，进而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党的“十六大”也要求根据社会主义竞赛的精神改进生产会议，使突击队员成为生产会议的骨干。同时，工会的临时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也应同社会主义竞赛紧密结合，支持工人对改进生产、降低产品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对工人的发明创造给予帮助和奖励。
1931年，苏联计划部门开始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一1937）。1934年1月，联共（布）“十七大”通过了“二五”计划。“二五”计划在政治方面的任务是要消灭一切资本主义成分，彻底铲除阶级差别和剥削的根源；在经济方面要求“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为一切国民经济部门建立最新的技术基础。”在执行“二五”计划的头两年中，大批新企业投入生产。为工农业、运输业和国防工业提供了大量新技术。利用新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完成“二五”计划的关键。于是，以掌握新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便应运而生。1935年8月，顿巴斯矿区的汽钻掘煤工阿列克谢·斯达哈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102吨.超过原定额的13倍，创造了比资本主义企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苏联全国很快出现了群众性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从而使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35年11月，斯大林在全苏斯达哈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了斯达哈诺夫运动的根源、特征及其历史意义，阐明了党组织、经济机关和工会在开展斯达哈诺夫运动中的任务。斯大林指出，斯达哈诺夫运动得以广泛开展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地位，消灭了剥削现象，从而唤发了广大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和聪明才智。此外，斯达哈诺夫运动与新技术和操纵技术的新型建设人才的出现密切相关。它具有自发产生的特点，不是逐渐地，“而是象飓风那样空前迅速地传播到我们苏联全国各地的”。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代表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更高阶段。斯大林揭示了这一群众性运动的历史意义：首先，斯达哈诺夫运动与新技术相联系，“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其次，斯达哈诺夫运动“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因为在苏维埃制度下，生产力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束缚，劳动摆脱了剥削制度的压迫，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这些条件保证了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有受到完备的技术教育的一切机会。斯达哈诺夫运动正是在工人有了较高的文化水平，掌握了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本身孕育着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立的萌芽。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必需的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和丰裕的消费品。斯大林要求各级党组织、经济机关和工会必须帮助斯达哈诺夫工作者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排除保守思想观念的束缚，按照斯达哈诺夫精神来改造自身工作，以便领导整个运动，确立更高的技术定额，使劳动生产率再提高一步。
斯大林关于斯达哈诺夫运动的论述，充实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理论。同时，也明确了工会工作“面向生产”方针的中心内容，即通过组织劳动竞赛动员工人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并强调迅速实现工业化是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由于斯达哈诺夫运动中存在的某些弄虚作假现象，加上企业盲目根据最高平均数、而不是根据一般平均数来制定所有工人的生产定额，致便广大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未能得到充分的调动，这与斯大林在理论上的误导不无关系。
第五节 关于工会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加强自身建设的论述
1928年，以沙赫特事件和粮食收购危机为契机，联共（布）党内就农业集体化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等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斯大林把沙赫特事件和粮食收购危机统统视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他指出：“现在我们所处的是新的建设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时期。这个新时期引起了新的阶级变动，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因此他主张，必须对资本主义分子展开全面进攻，这种进攻的实质在于动员群众发挥主动性反对国家机关和群众组织中的官僚主义，以消除开展工业化建设的组织障碍。伴随着联共（布）党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斯大林认为，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也必须进行改造，“建立由最积极、最革命的工作人员组成的核心，排挤和孤立机会主义分子、工联主义和官僚主义分子，驱逐这些组织异己蜕化分子，从下面提拔新的工作人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29年5月举行的第八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二次全会批判了托姆斯基为代表的“右倾投降分子”所谓“削弱党对工会领导的实际方针”，并对他们进行了清洗。应该指出，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许多消极后果，也损害了工会组织的发展。即便是斯大林针对工会自身建设提出的一些有益的理论主张，如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加强组织和思想理论建设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等观点，也都与党和工会内部的派别斗争、党同伐异密切相关。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
一、工会必须克服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
斯大林论述了官僚主义在工会中的种种表现，强调来自基层工人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是培养他们管理国家和根除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并主张在工会内部发扬无产阶级民主。但他并未触及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他的“利益一致”论又使得关于工会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流于形式。
斯大林认为，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首先必须克服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许多障碍，“这些障碍就是群众文化的落后，无产阶级先锋队文化力量的不足，我们的因循守旧、我们‘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等等。然而最大的障碍之一，甚至是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机关里的官僚主义”。斯大林把官僚主义看作是阻碍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而且，“它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里，不论是党组织里，共青团组织里，不论是工会组织里，经济组织里都存在。”他说：“谁会否认在工会里有的是官僚主义呢？在企业中我们有生产会议，在工会中我们有临时监察委员会。这些组织的任务是：唤起群众，揭发我们的缺点，指出改进我们建设的途径。为什么这些组织在我们这里没有发挥作用呢？为什么这些组织不是生气勃勃的呢？工会里的官僚主义加上党组织里的官僚主义使工人阶级的这些极重要的组织不能发挥作用，这不是很明显吗？”斯大林指出，工会和其它组织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害怕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企图把生产会议和临时监察委员会中工人群众的有根据的和经过核实的意见束之高阁，妨碍开展自我批评和克服自身的缺点错误。他进一步说：“绝不能把我们组织里的官僚主义看作仅仅是拖拉作风和文牍主义。官僚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我们组织的影响的表现。”斯大林引述列宁的话指出，官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散漫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要肃清工人阶级各个组织中的官僚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来自下面的监督，组织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来批评我们机关里的官僚主义，批评它们的缺点和错误”。斯大林论述道：“有人提到来自上面的批评，来自工农检查院，来自我们党中央等等的批评。当然，这一切都是很好的。但是这还非常不够。而且现在主要的问题完全不在这里。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掀起极广泛的来自下面的批评浪潮反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反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只有从上下两方面施加压力，只有把重点移到来自下面的批评，才能指望顺利进行斗争并根绝官僚主义。”
自我批评的目的正是在于揭露和消灭工人阶级各个组织中的错误和缺点。斯大林认为，如果自我批评的口号得到正确和诚实的执行，它至少会产生两个后果：第一，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加强他们对缺点的注意，使之容易纠正；第二，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水平，增强他们的国家主人翁感，使他们容易学会管理国家。这里，斯大林强调说，自我批评的口号是用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力量、培养工人阶级管理技能的极重要的手段。他争辩说：“工人们能够公开和直接地批评工作中的缺点，改进和推动我们的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工人积极参与了国家、经济和工业的领导工作。而这就不会不增强工人的国家主人翁感，不会不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警惕性和文化水平。”
为了发动千百万工人群众进行来自下面的批评和监督，切实消除组织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斯大林强调：“必须在工人阶级的一切群众性组织里，首先在党内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缺少这个条件，自我批评就等于零，就等于空谈；就等于废话。”
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中，斯大林特别强调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出于敌意的“自我批评”，其目的在于“破坏党性，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削弱我们的建设工作，腐蚀经济工作干部，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斯大林认为，党和这种“自我批评”毫无共同之处。正确的自我批评“是为了改善苏维埃政权机关，改进我们的工业、改进我们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而进行的批评。”离开这个目的，自我批评就失去了意义。另一种是把自我批评庸俗化。如把批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变成“广告式的”丑化和人身攻击。斯大林认为，这是在歪曲和糟蹋自我批评的口号，不利于以爱护和关心的态度来对待工人阶级各个组织的干部，帮助他们改进和加强自己的工作。
按照斯大林的这些论述，联共（布）党要求工会在反对官僚主义中发挥作用，强调工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经常而全面地大力帮助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反对工人国家的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并且帮助他们改善国家机关，使国家机关能真正为工农群众服务。”在谈到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任务时，也加进了“学习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内容，还把提拔男女工人到国家机关工作看成是“对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也应看到，在苏联三十年代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以后，斯大林曾一度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只有一致没有矛盾的统一体，片面强调工人阶级群众与党和国家的“利益一致”，单纯把工会看作一个生产和教育的机构，不讲工会维护工人群众具体利益的属性，把工会变成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党的附属部门，致使工会的地位未能有所提高。从1933年一1948年没有召开过工会代表大会，集体合同也不再签订，实际上削弱了工会作为一种民主渠道的参与和监督作用。由于斯大林并未认识到权力过份集中是官僚主义的根源，他关于工会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仅针对工会自身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不力和基于派别斗争的需要，因而流于形式。加上干部制度事实上的委派制，工会独立自主性的逐步丧失，致使官僚主义现象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
二、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是工会组织工作的重点
斯大林根据列宁关于组织工作最重要的是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形势下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他论述了正确挑选干部的标准，阐明自下而上监督干部和检查任务执行情况的必要性。尽管这些论述主要是针对执政党作出的，但对工会组织建设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但是，他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理论的发挥却给工会组织造成严重的损害。
工人阶级执政党及其群众团体的组织建设问题是关系到其政治路线能否得到贯彻执行的关键问题。斯大林明确指出：“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应归功于包括工会在内的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但是，在这些组织的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不少缺陷，如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以“一般领导”的空谈代替实际的具体领导，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等等。斯大林指出：“要战胜这些困难，必须消除我们的组织工作落后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的现象，必须把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组织领导的水平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必须做到使我们的组织工作能够保证党的政治口号和决议的切实执行。”斯大林着重论述了正确挑选干部的标准和原则。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挑选干部的最主要标准是：第一，要根据政治的标准。即干部政治信念和政治品质，他们是否值得政治上信任。第二，要根据业务的标准。即干部的工作能力与工作效果，他们是否适合做某一项具体工作。斯大林强调，必须把政治标准和业务标准结合起来，两者不可偏废。他还阐述了提拔新生力量，实行新老结合的方针。
苏联“二五”计划时期，随着技术改造任务的逐步完成，出现了能驾驭新技术的人才的增长落后于技术发展速度的矛盾，严重缺乏能够很好驾驭技术的干部。针对这种状况，1935年5月斯大林指出，我们十分缺乏技术的时期已经结束，现在已进入十分缺乏人才，缺乏干部的时期。他说：“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从此，苏联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补充和代替“技术决定一切”的旧口号。斯大林特别重视培养大批有业务专长和懂得一般技术知识的各部门各组织的领导干部和红色专家。他指出：“现在我们不能只限于培养各方面都会吹一点的一般共产党员干部，一般布尔什维克干部。一知半解和自诩万事通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桎梏。现在我们需要金属、纺织、燃料、化学、农业、运输、商业、会计等等方面的布尔什维克专家。现在我们需要大批大批的、成千上万的能够在各种知识部门中成为行家的新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否则就谈不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否则就谈不到我们能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他要求工人阶级的各个组织都把爱护和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以及群众组织的干部必须“会建设、会领导”，“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强调要“造就能够维护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利益，即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同时，也要改变对旧专家的态度，多多关心和照顾他们，更大胆地吸收他们参加工作。
根据斯大林的上述思想，苏联工会积极参与了培养红色专家的工作，还负责对老专家、特别是对新的青年专家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帮助他们提高技术并为他们创造进修的条件。经过工会与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一大批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专家和知识分子成长起来。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支骨干力量。
组织工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监督干部和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斯大林指出，监督干部，不是根据他们的保证和誓言，而是根据他们的工作结果来审查他们。而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不仅是在办公室，根据形式上的工作报告，而且要在具体工作的地点，根据执行的实际结果进行检查。斯大林阐述了监督和检查的必要性：第一，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审查才能了解工作人员，确定他们的真正品质。第二，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检查才能确定执行机关的优点和缺点。第三，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检查才能确定任务本身的优点和缺点。而且，这种检查必须是经常的，而不是时断时续的。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的不应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而应是各个组织的领导者。他认为：“如果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正副人民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各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经常到地方上去，在那里进行工作，以便了解工作情况，研究一切困难、一切缺点和优点，那么你们可以确信，这将是对执行情况的最切实有效的检查。”
针对有人提出的审查只能自上而下进行的观点，斯大林指出，这种审查还远不能包括全部审查工作。除此以外，还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审查，“即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审查领导者，指出领导者的错误，指出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这种审查是审查工作人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具体来说，“非党群众是在非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在各种各样的群众会议上审查自己的经济领导者、工会领导者和其他领导者，方法就是在会上听取他们的工作报告，批评缺点，并指出改正缺点的方法。”离开了群众的直接帮助，失去同他们的密切联系，这种检查就会流于空泛而失去意义。
为了加强党和工会以及其他组织同工人群众的联系，改善这些组织的日常领导，斯大林主张划小组织单位，缩小组织规模，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和进一步具体化。其意义不仅在于“使领导工作本身变得具体、生动和实际”，而且“使我们能够提拔成百成千的新的人才来担任领导工作”。
斯大林关于工人阶级组织的建设和干部问题的论述，对于造就一支宏大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队伍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在实践过程中，斯大林又表现出明显的言行不一，为了给工业化和计划制定中的失误开脱责任，对知识分子和旧专家的迫害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特别是在30年代后期，为了给肃反运动寻找理论根据，斯大林从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完全一致的观点转向另一个极端，进一步发挥了“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1937年3月，他在党中央全会上做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方法》的讲话，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基本事实”，即“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这个所谓的“基本事实”是任意夸大的，其理论也是完全错误的。全会据此作出加速清洗的决议。在1937年以后的大清洗中，工会机构不少领导干部遭到镇压。加上斯大林有关工人阶级组织的建设和干部问题的主张未能全面地、始终如一地得到贯彻实施。因而给工会组织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
三、加强马列主义宣传教育是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深入，斯大林重视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他阐明了工会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内容是帮助干部群众掌握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并论述了政治理论素养与实际工作效率的关系。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虽然社会主义建设在胜利前进，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想残余还留在个别干部的头脑中，城市和农村中的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仍源源不断地渗入工人阶级各个组织内部。同时，在国际上“资本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包围力图恢复和支持苏联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因此，决不能在思想上放下武器，被解除武装。
为了克服人们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要求加强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斯大林主张，不仅党的领导干部，而且还包括共青团、工会、商业组织、合作社、经济组织、苏维埃组织、教育组织、军事组织及其他组织中的工作人员，都要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他强调说：“在国家和党的任何一个工作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
斯大林认为，思想理论教育工作的中心内容，“就是要帮助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他分析说，一般干部的培养和形成，通常是按各个专业进行的，“但是有一门科学知识却是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都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他指出，那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而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尽管他们自称为列宁主义者，但算不上真正的列宁主义者。
根据斯大林的这些论述，联共（布）“十八大”要求在工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直接负责对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教育工作，并把对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教育放在首位。这项工作对广大工会干部和会员群众提高政治觉悟、抵御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起了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工会的思想理论教育中也存在着脱离实际、内容空洞和“唯书”、“唯上”的不良倾向。
后记
《马克思主义工会思想史》旨在全面、系统、实事求是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工会思想的发展。思想史，这是一个思想与历史交叉的研究领域。因此，作者力求探寻马克思主义工会思想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以归纳出贯穿于其中的方法论原则。当这部书稿完成之际，我们发现，研究成果除了向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工会思想的历史外，还可能对匡正一些以往在这方面由于误导、误读造成的误解有助益。
书稿承蒙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胡文建研究员、郑异凡研究员和中国工运学院桉苗教授审阅。他们热情肯定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一些十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本书由冯同庆主编。各章的撰写者为：绪论冯同庆，第一、二章林燕玲，第三章冯同庆，第四章刘元文，第五、六章冯同庆，第七章乔健。此外，筹划编写这部书时，王慧是主编之一。她参加了本书的构思和写作提纲的编写，后因故没有承担写作任务，但阅看了完成后的全部书稿。
作者1992年5月于北京花园村中国工运学院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本文为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