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慢性病患者买药难，正在威胁一部分人的生命和健康。在湖北的一个村子，患病的母亲断药后，身体出现严重不适症状，而买到药，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一

2020年元宵节早上，父亲7点钟爬了起来。冬天摩托车发动机容易冻住，他先把车打响预热，趁着这个间隙，去厨房下面条准备早餐。今天，父亲要去一百多里外的县城医院为母亲取药。

母亲这时还躺在楼上，她隔着一层楼板嘱咐父亲：“无论如何，都不要把口罩摘下来。”短短一分钟，她唠叨了5遍。

吃完饭，父亲把要带的证明、证件从背包里取出来仔细数了一遍：母亲的身份证、出院证明、医生之前开的诊断书，还有村委会的证明。

为了这些证明，我们昨天跑了一天，即使这样，还缺一张“出镇证明”。父亲昨天去找镇长，镇长说，你啥时候去县城啥时候来拿证明，不可能让你把证明揣回家过夜。父亲今天还要先去一趟镇政府。

父亲看了一眼手机，已经7点半，他赶紧开始穿戴，好赶在12点前到医院。父亲先穿上两层防寒的棉袄，再披上一件破破烂烂的雨衣。这件雨衣已经十多年没穿，这次穿上，因为“是皮子的，说不定能防病毒。”之后，再戴上口罩、头盔，几乎武装到牙齿。父亲从后视镜看自己，活像个放牛的老汉。

听到摩托车加油门的声音，母亲又在楼上喊了一句，千万不要摘口罩。

母亲这几年一直患病。先是更年期综合征引发的后背疼痛，几年后，又患上严重的焦虑症，一旦发作，会莫名地焦虑、紧张，后背的疼痛跟着加剧，坐卧不安，这时候，母亲只能在马路上来回疾走，她自称“简直像个疯子”。

去年，母亲终于答应去市里的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好转后出院，每天仍需要服用三种药物，为期两年，一天都断不得。

初十那天，她带回老家的药快吃完了。

起初母亲没告诉我们，她偷偷地减少用药量，本该每天上午11点左右吃一粒，晚饭时吃一粒，上午她趁我们不注意，只吃半粒，晚上吃药因为大家都在身边，她大大方方吃一粒。两三天后，我们发现母亲常满头大汗，头发打湿，紧紧地贴在前额上，我们在炉子边烤火的时候，她总一个人出去散步，说屋子里太热。这些都是她旧病复发的迹象，一再逼问，母亲才坦白。

我大为光火，决定第二天去给她买药。母亲一开始坚决反对，她怕我们去县城染上了病毒，理论许久，睡觉前，母亲才终于答应。

母亲的药只在精神病院可以买到，最近的精神病院在一百多里外的县城，此时别说去县城，出村都很困难。

二

腊月二十九，武汉封城，我们村隶属的襄阳距离武汉只有300多公里，一小时多的高铁车程。除夕那天，村委会在村子的各个岔路口设置了路障，不到一公里的路段，就有两个路障。出村的路口拉了一条横幅，上书“打赢一场抗击新型肺炎的人民战争”，红底白字，格外醒目。

巡逻车每天在村子里巡逻，喊喇叭：不出门，不拜年，不传谣，不造谣。

后来，又改成放顺口溜：

在家不要到处跑，睡睡觉，烤烤火，拿起铲子把菜炒。不传谣，不造谣，大家千万要记牢。

这段顺口溜还上了央视4套，我觉得与有荣焉，和弟弟开玩笑“顺口溜治村”。到我们必须出门给母亲买药时，我笑不出来了。

我知道出村要办通行证，但怎么办，完全不知道。我打电话向村里的文书咨询，对方说自己没有权力开通行证，这件事要问书记。

书记是村里最大的官，我给他打过去电话，说要到县城买药，请帮忙开个通行证。

书记说我哪有这个权力，你得去找镇长。

正好前两天，我收到一张“返乡乡亲服务联络卡”，上面印有镇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电话，听了书记的话，我挑了卡片上一个号码，拨了过去，接通后，对方说自己只负责疫情防控指挥，开通行证要找镇长。

我有些恼火，故意换上普通话，说你们不能把我推来推去。心想普通话，或许会让对方觉得我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可以随意糊弄。

对方说，那你先别打电话了，我给你们村的书记说一下。

过了一会儿，书记打来电话，他抱怨我为什么不直接找镇长，而找了别人，接着他要我们先去镇医院开一张纸质证明，证明镇上没有我们需要的药，必须去县城，这之前，还要找文书开个证明，证明我母亲确实有病，需要这个药。

这要怎么证明？我问。

书记说，得有之前医生开的诊断证明。

好在母亲把这些东西带回了老家，我把母亲之前的诊断书、出院证明拍了照，发给文书，元宵节前一天，去村委会找文书拿证明。

文书把证明递给我，又让我去找书记开通行证。

我吃惊地说，不对啊，通行证不是应该找镇长开吗？

文书向我解释，找镇长开的是去县里的通行证，找书记开的是去镇上的通行证，没有这个，你连村子都出不去。

出村如此困难，我既感到心安，又有一种莫名的荒诞。

我和父亲去村口的卡点办公处找书记，赶到时，看到一根杉木将村子里的主干路拦了起来。旁边拉了一条横幅：拜年就是害人，聚会就是找死。

书记只允许我和父亲其中一个人通过，父亲不放心我骑摩托车的车技，最后由他一个人去。分别前，我向父亲交待，去了镇医院该如何如何说，见了镇长该说什么。

父亲一辈子老实巴交，与人为善，在我们兄弟面前也从来不摆为父的架子。他听着我的话，点头说，记住了记住了。

分别前，我喊他千万别摘下口罩，不管干什么都戴着。

摩托车的声音响了，不知道父亲听到没有，一声油门，车向前开去。

图 | 村里的标语

三

第二天父亲早早起来，吃完饭，准备好各种证明，一番防护后出发了。他骑摩托车到村口，经过第一道关卡，再通过十里路上的3道关卡，到了镇政府。这时，镇长还没上班，保安不让进，父亲只好在门口等。

9点钟左右镇长来了。由于记得父亲昨天来过，手续办得还算顺利，期间，有个男人来开证明，他的妻女被隔离在外，要申请出镇接她们。

镇长说，你这情况没法查证，怎么给你开证明。

男人拿出一包50的黄鹤楼给镇长敬烟，同样被回绝了。父亲骑车离开的时候，男人还在门口守着。

离开政府门口，父亲打开手机，开地图导航。父亲的手机没有流量套餐，我和弟弟的手机卡分别是移动、联通，为了确保父亲到镇上能有信号连上4G，我们兄弟俩把自己的手机卡都安到了父亲的手机里。

手机上依然没有网络。父亲从来没有去过县里的精神病院，他站在空荡荡的街头，茫然无措，他不能等下去，下面还有100多里的路程，他要在12点前到达。医院的拿药时间是上午9点到12点，错过了，只能等到下午2点再拿，疫情期间，在医院等两个小时太危险。

街道空空荡荡，只有清晨的风穿过山口，哗啦啦地响。父亲加油门、松离合，朝着县城的方向开去。

图 | 小孩在标语下合影

四

吃完早饭，我给父亲打去一个电话，好半天才接通。

“到朝阳村没有？”我问。

电话那头的父亲一直呼呼地喘气，等了一会儿说，差点没通过。

去医院有两条路，一条是从镇上一直北上，穿过县城；另一条是在中途走一条岔路，往西走，绕过县城。

父亲的车几年没车检，属于黑车。我们打听县城的表哥，他说县城所有的街道封闭，主路空空荡荡，只有一路红灯闪烁，父亲骑着一辆三无摩托车经过，太扎眼，很可能被查。

所以，父亲只能走那条岔向另一个方向的小路，岔路口就是朝阳村。通过这里，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接近朝阳的时候，父亲慢慢减速，前面遇到了卡点。一辆大卡车横亘在路口上，看不到一个人。

父亲按响喇叭，按了五六下后，路边的小屋子里走出来三四个人。

“干吗去？”他们问。

父亲老实回答。

“为什么不走县城那条路？”他们怀疑。

父亲只好说走那条路更远，家里老婆等着吃药，很着急，恳请通融，又说自己有通行证，身体不发热，健康得很。他们打量了父亲很久，看过父亲手里的通行证明，挪过卡车，放父亲通过。

“真是差一点点。”父亲还心有余悸。他说之前路上一个多小时，遇到4个卡点，每过一个，要停下来解释一遍，出示证明，请求许可。

“口罩没有摘吧？”我问。

“没有。”

“即使说话的时候也千万别摘。”

父亲答应着，说不说了，前面的路还很长，他得赶紧。

五

走的是小路，要经过更多的村镇和卡点，一连通过十多个卡点后，父亲来到一个大镇，这里距离医院只有三十多里了。

卡点的人将父亲拦下来，“回去回去，别往前走了。”

父亲忙说自己有通行证，有急事，一定要过去。

“别废话，我就是放行了，前面也过不去。”

原来今天省上来人检查，各处卡点从严处理，一概不放行。

父亲放手一搏，说不管怎样我都得过去，你别管，后面能不能通过，那是我的事。又把证明递上去，说真的有急事，不去不行，你帮帮忙。

对方叹了一口气，挪开了关卡。

父亲开出去几公里后，折上一条主路，看到前面一排车，设置了路障，站满了警察、医务人员，都戴着口罩盯住路口，旁边的车上，警灯一闪一闪。

父亲把车慢下来，一步步地挨了过去。

“停下，停下，干什么的？”警察走了过来。

父亲怕警察要查车，还没等对方走过来，急忙拿出证明。

警察看过证明，安排医务人员测体温。额温枪在父亲的头上“滴溜”一声，正常，放行。出乎意料地顺利。

经过这件事，父亲越发相信，上面的领导通情达理，坏的只是下面的一些小人。

过了这个镇子，已经11点多了，父亲猛加一把油门。每次速度还没提上来，父亲又要停下经过卡点，八个卡点后，终于快到医院，父亲连加油门，十多分钟后，预计中的医院并没有出现。

父亲曾在半路上询问怎么找医院，对方说尽管开，遇到一个巨大的招牌就是。他始终没看到。

手机依然只有2G网络，父亲只好继续往前开，到下一个卡点，问过才知道早跑过了。

按照对方指的路，父亲往回开了一段，到一个岔口，开进去，不久看到了一面巨大的招牌：

XX安宁精神病院。

这时正好是中午12点。

后来父亲算了一下，从镇上到医院，100多里的路上，他经过了24个卡点，平均每两公里一个，平常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今天走了两个半小时。

拿到药后，父亲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说都买到了。

我们长舒一口气，弟弟说你早点回来，我们等着你吃中饭。

下午快三点，一声长长的喇叭声传来，外甥女跳起来凑到窗户边，大叫道“回来了回来了”。我和弟弟连忙把母亲、外甥女、弟弟的女友关在屋子里，戴上口罩、手套走到院子。看到停下摩托车的父亲，我说，你先别动，把雨衣脱下来。

我捏着雨衣，远远地把它扔在院子旁边的田里。

接着，我又让父亲把外套、外裤、鞋子一一脱下来，挂在院子里的树上晒着。弟弟把准备好换洗的衣服、鞋子给父亲。

最后，父亲摘下口罩和手套，我用火钳夹着它们扔进炉子里，看它们在火焰中烧成灰烬，才放下心。

母亲隔着门缝，把洗脸水、肥皂、酒精递过来。父亲先用肥皂水洗了一遍脸和手，又用酒精擦一遍，最后，我和弟弟摘下口罩，仔细地清洗自己。

“终于解脱了，”父亲长长地叹一口气，说，“赶快让我过一把瘾。”

我问什么瘾？

父亲得意地笑了，说今天一天还没抽过烟呢。你们让我别摘口罩，我怕烟瘾犯了忍不住，索性把烟和打火机留在家里了。

父亲平素是一天一包烟的人。我转过身去，嗓子里感到一阵哽塞，弟弟早已经回到屋里，拿了一条65块的烟回来，说早给你准备好了，上午刚给你买的。

父亲平时只抽五元一包的烟，一条五十块，他接过烟，打开，当第一缕烟升起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有说不出的满足。

晚上，我们吃了丰盛的一餐。今天买到了药，又恰巧是我的生日，父母异常地开心，他们说，一家人好多年没有这样团聚了。

晚饭过后，我们去放烟花，烟花升到高空，怦然炸响，我想起好多年以前，我在喜欢的女孩的家乡见过一场璀璨的烟花。那时候成百上千枚烟花同时窜向高空，在夜色下轰然炸响，四散开来，绚烂得像满天星辰都在坠落。

父亲买回来的药最多只够15天，十五天之后疫情能否好转，是否需要再跑去一趟？我不知道。我想，只要一家人在一起，相互支撑，总能找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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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晴明。来源：真实故事计划。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