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三十，是我生日，满九十二，子孙们要为我祝寿，兼吃团年饭。
腊月二十八大早，大女儿来电话说，生日宴不能来了，因为昨天她为一位病人抽血化验，是冠状病毒感染，他也被隔离观察。
腊月二十九，外孙和孙媳俩带着大口罩来看我，神情紧张，孙媳是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她说：“爷，我已经参加了‘敢死队’，到疫区去做节目，提早一天来祝你生日快乐”。我说：“你参加‘敢死队’我能快乐吗？情况有这样严重吗？”她说：“是危险，我们和台里还签了‘生死状’哩！说不定你也会关起来的”。
真会这样吗？我走到社区院子的大门口，保安对我说：“大爷，不能出去了，你也走不动了，公交车全停了，出租车不让开了，私家车也不行，谁开，扣12分，一年全完了，还要罚款”。平时繁华的大马路，空荡荡的，没有一辆车，见不到一个人影。从那时起，我就只好“猫”在家里，好在腊货、礼品成堆，不愁吃，也不愁喝。
我没有恐怖感，因为我曾经参加过抗击“非典”的战斗；“赤脚医生”运动时，曾和他们一起在田间搞过对“流脑”、“流感”的群防群治；更早一些，还参加过消灭血吸虫病的灭螺行动。遗憾的是，我已进入耄耋之年，最近又摔了一跤，行走也困难，不能到第一线去，好在现在互联网发达，“世事洞明皆学问”，我“老马识途”分析世事，或可做出一点贡献来。
一个月来，我想的最多的是“国难兴邦”。也是老子说的“祸兮福所倚”，毛主席曾多次讲的“坏事变好事”。现拣几件事来说。
一、“不找市长找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这句话就成为经典，“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一条路线和重要政策。疫情一来，市场就崩溃了，曾在医疗市场攻城掠地，甚至连军队的医疗机构也可长驱直入的莆田系，一下挂起了“免战牌”。多亏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的医疗队1500名召之即来，除夕之日，空降武汉。紧接着各地医疗队陆续到达，稳定了局势。疫情刚开始，约二千多感染、或疑似感染者，诺大的武汉市，却无处收治，国营建筑部门齐心协力，从勘测、设计、平整土地、房屋建筑、设备安装，十来天时间，在火神山、雷神山的山林间盖起二千病床的“小汤山”基地，交付使用，平时，我们装修一套房子，也得花十天半月啊！
“大市场，小政府”，你市长有这大的权力吗？“不找市长找市场”，一旦市场瘫痪，人们找不到市场只好找市长了，市长掌握着多少社会资源？口罩没有，防护服没有，病床没有，药品没有，习惯于“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的市长们，一下子手忙脚乱，捉襟见肘，只好就地免职，愧对父老乡亲。我不敢说这些市长们中没有官僚主义者，但在“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大气候下，临阵换将势所必然。
教训是：“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迷信话一定要废除。
二、帅印谁挂？
什么样的人是将才帅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老话说，国难思良将。良将，是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毛主席说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你看那些落马的大贪官，他们都有博士、硕士、研究生、甚至还有博导、院士等头衔，但经不起革命风浪的考验。
钟南山院士在“非典”战斗中是一名主将，这次冠状病毒来袭，他又重披战袍，在戎马倥偬中，他谈到“非典”中临阵换帅的往事：前副总理吴仪取代了当时卫生部部长的职务，吴仪学的是石油勘探，但她指挥抗“非典”战役很成功。钟南山院士说，她很信任我们，把责任加在我们身上，放手让我们去做。“士为知己者用”，我们愿意赴汤蹈火。
“士为知己者用”这句话来形容吴仪的领导作风，我很不以为然。吴仪的魄力、魅力来自她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她的雷厉风行，来自共产党人的战斗作风。
我对吴仪同志没作过研究，两件事给我深刻的印象，一是她作为中美高级别的谈判代表和美国财长的一次交锋，当美国代表指责中国盗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吴仪即反唇相讥：“看看你们的博物馆，看看你们的大学收藏的文物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偷来的，盗来的，强占的”。把美国的霸道气焰压了下去，反观后来换上的中国代表，一见美国新财长，他得意洋洋地说，双方都是新人，新人在中国话的意思是新婚之人，这象征着中美两国是夫妻关系，但美国人不承认，照样骂中国偷了他们的东西，中国的财长热脸挨冷脸，“解释”说：不管你美国人愿意不愿意，这夫妻关系是“命中注定”——这不仅是奴颜婢膝，简直是厚颜无耻的了。两相对比，我不禁为我们的家乡（吴仪出生武汉）出了一位国际铁娘子而欢呼。
第二件事是吴仪在领导战胜“非典”之后，到湖北的长阳土家自治县考察农村合作医疗，那时“中国合作医疗之父”土家族赤脚医生覃祥官所创立的合作医疗制度已被消灭多年，长阳推行的叫“新农合”，类似于医疗保险，吴仪提出要见覃祥官。
“中国合作医疗之父”土家族赤脚医生覃祥官
覃祥官早已归隐，住在大巴山海拔2000米的深山老林里，他赶到县城，有人告诉他，明天一早九点到长阳去宜昌中途的一个小镇高家堰等候。他提早去了高家堰，没见到吴仪，又告诉他，吴仪的车早已过去了，他悻悻地返回县城。那时，我们正在长阳筹备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各地赤脚医生座谈会，他一见面，就说：“忽悠、忽悠，真是赵本山说的大忽悠！”果然县卫生局对纪念会筹备组下达通知：“六二六”座谈会因长阳县会议太多，决定取消”。我想吴仪心里定是明白的：不让赤脚医生见吴仪。高家堰离宜昌不过半小时的路程，可以派车来接啊。
吴仪退休时，有记者采访她，问她退休了，还参加不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她断然地说：全退，什么活动也不参加。她不像大多退休老干部一一“老干部不用怕，还有政协和人大”，而是全退，全退后干什么？研究中医，她说：现在正潜心读《黄帝内经》。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个田园，是社会主义田园，共产党田园，反帝反修田园。
三、“两个毫不动摇”动摇了
“两个毫不动摇”指的是：毫不动摇巩固与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已经成为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但在实践中，“两个毫不动摇”早就动摇了，动摇的是公有制经济，叫做“国退民进”，民营经济可说是一路高歌，已占国民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就医疗机构来说，莆田系对公有医疗领域，一路是攻城掠地，甚至军队里的医疗机构在莆田系的攻势下也一一陷落。疫情一来，莆田系逃之夭夭。武汉“封城”，沃尔玛、麦得龙、家乐福、肯德基、麦当劳……这些国际商业巨头哪去了？武汉著名的餐饮业哪去了？国营超市独当一面，保证了全城市民的生活物资供应，各地国营企业驰援武汉的医疗用品、生活物资，海、陆、空齐发，当我接到外地电话，问我需不需要支援时，我一口谢绝说：“平安无事啊，平安无事啊”，实际上，有些方面，比平时还要好一些，比如蔬菜，是送上门，有些还免费，比如：山东大萝卜，平头包菜，平常很少见，这次是免费送上门，吃不完我还拿了一些腌制起来。
武汉疫情之下“蛰居幽园“的古老
回想2005年美国西海岸的一场飓风，把新奥尔良州刮的瘫痪，全城一片混乱、恐惧，一星期后，国民警卫队才开了进去，他们不是去救灾，而是平息暴乱，恢复秩序。
四、中医药打了一场翻身仗
新型冠状病毒来袭，猝不及防，不知病毒的特殊毒性，也不可能研究出针对的特效药，更不可能产生预防疫苗，加上前几年防治“非典”的经验教训，中医药就成了这次抗疫的主力军。武汉传出的第一份捷报是中西医结合医院的18名患者，在疫情发展猖獗时治愈出院。他们治疗的方案是：中医为主，西医支持。这给抗疫前线极大的鼓舞，中医的介入，从初期的百分之三十普及到百分之八十七。一些著名的中医师、教授、院士，活跃在第一线，传授中医药理论，这在过去是罕见的。在医学界，一直是西医压制中医，用西医理论来检验中医，缺乏科学性。其实，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中医研究人，西医研究病，通俗的说法：中医治人，西医治病。把中药处方拿到病毒实验室去检测，成了科学界的笑谈，但一直到今天，有人还是这样去做的。
正因为中医“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伦理上，中医是济世救人，关心人，治未病。中医的始祖们是舍身救人，从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到李时珍编集“本草纲目”都是心怀恻隐。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有一段律己格言：“若有厄危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
去年去世的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邓铁涛，在“非典”战斗中，曾立下大功劳，他活了104岁，真是“仁者寿”。在生前留下遗嘱：“我能留给儿孙最大遗产是‘仁心仁术’”。学西医的是没有这门课程的。
五、来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这是我去年“12.26”在韶山纪念会上发言的题目。不到一个月，武汉“封城”。网上议论纷纷，最多的话题是“想念毛泽东”。讲毛主席写的《送瘟神》，讲毛主席对中医药的指示，讲毛主席赞扬“赤脚医生”运动，讲毛主席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六二六”指示……
这让我想起了“六二六”指示发表40周年时，我与“中国合作医疗之父”的赤脚医生覃祥官的一次彻夜长谈。祥官已罢官退隐多年了，老家在大巴山深处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时近夏至，到晚间乃寒气袭人，他在火炉膛里塞进了一个枯树兜，炉面的铁桌上坐了一个大瓦壶，煮着山里的老藤茶，就一个话题：赤脚医生的兴亡。鸡叫三遍，祥官给我斟了一盅酒，抓了一把花生米，他咂了一口酒，兴奋起来：“我终于弄明白了，赤脚医生是怎样死的！”
“1976年9月初我和卫生部长一起去菲律宾，参加沿太平洋地区三十三个国家卫生部长会议，会议的主题报告是我作的，讲中国的合作医疗及赤脚医生运动，讲了一上午，本来，下午的会议日程是讨论，但部长们一致要求改为“咨询会”，由各国部长们向我提问，我作答。部长们把陌生的“赤脚医生”运动弄清楚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依梅尔达当天找到我，要我留下来，帮她们在菲律宾推行‘赤脚医生’，我摇了摇头说：不行不行，赤脚医生的产生有两个大条件你们没有，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两条却报应到了我的头上，没有了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解体了，赤脚医生就断了根，没有了毛泽东思想，一切向钱看，赤脚医生就丢了魂”。
我把他给我斟的一满杯酒一口吞下，我俩相对无言，直坐到火熄灯灭，才钻进厚厚的棉被里。
后来，我读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讲了一句同样的话：“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在疫情猖獗时，有人在网上传出钱钟书老先生生前的一句话：“反了毛主席，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总有一天，这个民族是要为它付出代价的”。读到这句话，我真有些心惊胆战。
国企改制，3500万产业工人，由主人公变成了资本的奴仆，二亿四千万农民工，孔雀东南飞，留下六百多万儿童留守，毕节一家四口儿童自杀，花朵凋零，令人心碎；成百万，上千万的上访族，赶进“马家楼”，赶进“久敬庄”，由黑社会的人物押送、遣返，有的关进黑监狱，受法西斯式的折磨，这不是灾难是什么！？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在抗击冠状病毒时期，写了多篇文章，她是反对医疗市场化的，她是反对改革的资本主义方向的，在一篇答记者问的谈话中她讲道：
“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30多年，最大的副产品就是人都病了：生活方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心理压力……”
我读了之后想，不仅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党不也在病变吗？腐败对党的腐蚀，比瘟疫还凶猛，王岐山同志说：要让官员不能腐、不敢腐、最后是不想腐。事实是越反越腐，前腐（赴）后继。为什么？根在哪？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资本必然向权力寻租，权力必然向资本转化，共产党内必然产生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将继续。因此——
人们在欢呼：来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人们在欢唱：社会主义好！
丑牛，2020年2月25日，于武汉疫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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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丑牛。来源：造二代。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