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激流网将连载《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一书，以飨读者。
第二节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在列宁对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中，无论是1905年革命开始时设想的两种革命方式，还是后来论证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其中都有一种前景，那就是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推向彻底，这就是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思想（以下简称“工农民主专政”）。工农民主专政思想是列宁在第一次革命期间形成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它的提出标志着列宁关于俄国民主革命理论的形成。
一、工农民主专政的提出
前面已经指出，列宁在1905年革命期间的思想发展是从武装起义问题开始的。在1905年以前由于条件所限，关于俄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列宁论述不多。在列宁之前，民粹派曾多次密谋通过恐怖主义暗杀的形式来推翻沙皇统治，列宁的哥哥就是因为从事暗杀活动而牺牲的。列宁并不排除暴力在俄国革命的作用，但是他认为暴力必须以群众运动为基础，因此他虽然同情但是不赞成民粹派的那种恐怖主义暴力活动。[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游行示威形成过决议，其中提到游行示威的发展会导致武装冲突甚至全俄起义[2]，但当时由于缺乏革命形势，因此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展开。随着1905年革命形势的到来，列宁提出党应准备组织武装起义，但他的这一主张遭到以马尔丁诺夫为代表的“新火星报”派的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关于革命策略的分歧凸现。分歧引发了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论述，并最终发展出他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
列宁和马尔丁诺夫最初的分歧是要不要准备武装起义，后来二人且战且行，最后问题被归结为社会民主党是否应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马尔丁诺夫最初并不反对参与起义，他反对的只是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理由是起义不可能人为制造和预先规定[3]。后来他又提出，无产阶级组织和领导起义，就意味着无产阶级要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无产阶级参加政府，就是掌握政权，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俄国当时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失败，为了避免这种失败，无产阶级应当克制自己，只作为资产阶级政府的极端反对派起作用。就这样马尔丁诺夫由反对准备起义进而反对无产阶级参加临时革命政府。
列宁的思想随着与马尔丁诺夫论战的深入而发展。他最初为准备武装起义辩护时指出，革命固然是不能人为制造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规划、准备起义同革命的必然性之间并不矛盾，“起义则是可以规定的，如果规定起义的人在群众中享有威信并且善于正确估计时机的话”[4]。在马尔丁诺夫以反对提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由提出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后，列宁在进行回应前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思考和酝酿。
在1905年初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提纲里，列宁整理了马尔丁诺夫的上述逻辑，指责后者所说的极端“反对派”是“尾巴主义的、反对革命的反对派”[5]。列宁认为革命的真正代表者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并首次提出无产阶级和下层农民的专政是实现最低纲领的前提的思想。但是在他正式发表的文章中这个思想并没有得到完全反映，他只是重提了无产阶级在农村中两个联盟的思想[6]。接着在《1789年式的革命还是1848年式的革命？》一文中，列宁列举了俄国革命的两种不同方式（即1789年式和1848年式），并具体分析了各自的有利条件。列宁把自己和马尔丁诺夫的分歧看作是对两种革命形式的选择不同。在这篇文章里他把马尔丁诺夫的逻辑归纳如下：
“彻底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可是这些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不能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夺取政权，起初是民主革命中的一个步骤，而迫于形势，它会违反参加者的意志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必遭失败，那么我们（像马克思在1871年预见到巴黎起义必遭失败一样）就应当劝告无产阶级不要起义，要等待，要组织起来，后退是为了跳得更远。”[7]
当时在临时政府问题上除了马尔丁诺夫和列宁的两种观点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观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会不可避免地使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间的界限便立即不存在了”。[8]不同的是马尔丁诺夫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不成熟，故而害怕、拒绝这一进程，反对开启这一“不可避免”的导致失败的进程，而托洛茨基则认为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地，他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失败，不过其胜利的希望在欧洲，他试图把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补充来解决单靠俄国自身不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难题[9]。极端革命派和列宁所说的尾巴主义派的内在逻辑竟然是如此的惊人的一致，其对立也就更加鲜明和尖锐。这样，列宁如果要提出不同于这两者的第三种方案，就必须在上述二者的共同逻辑链条上打开缺口，而这个逻辑的关键一环无疑就在于，无产阶级参加起义和进入临时革命政府是否必然地要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果不其然，列宁就是这样做的。经过短暂的酝酿后，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等文章里公开回答了社会民主党是否应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并正式提出了他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主张。在这些文章中，列宁着力论证的是俄国革命的资本主义性质，他强调无产阶级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并不改变这个性质。在《社会革命党和临时革命政府》一文中，他首先批评马尔丁诺夫教条地引用恩格斯关于一个阶级被迫提前夺取政权是“最糟糕”的事情的论述[10]，指出马尔丁诺夫把推翻专制制度的临时革命政府和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11]。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领导起义，这仍然是在进行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将不是独自掌权，而是和农民一起掌握政权，即民主专政。而在马尔丁诺夫看来，无产阶级领导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就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了，或者说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列宁的回应正是在力图打破上述马尔丁诺夫的逻辑。
列宁指出，马尔丁诺夫错误的根源是他仅仅只看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没有注意到民主革命的主力是小资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构成最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阶层。”[12]在列宁看来，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的存在，既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证明，又可以防止革命“过早地”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俄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它只有和半无产者、半产者群众，即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联合来，才能成为绝大多数。可能的和所希望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这种构成，当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构成上，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必然要参加这个政府，或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抱任何幻想都是十分有害的。”[13]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参与甚至领导政权，不会发生向最高纲领过渡太快的问题，因为有广大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摆在那里，“人口众多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能够支持民主主义变革，而在目前还不能支持社会主义变革。”[14]这样列宁从几个方面论证了无产阶级参加临时政府并不改变革命的性质。
我们看到，列宁这里的论证中有一个处于核心地位的概念，那就是体现工农共同利益、规定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由革命民主派组成的革命政权。列宁把它称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列宁借助这一思想既回应了马尔托夫等在策略上提出的挑战，也进一步完善了自己革命纲领的逻辑链条。实际上，工农民主专政并不仅仅是列宁为论战而提出的权宜之计，他还将它作为自己的理论构建的关键一环。列宁高度强调这一专政的作用，指出它是实现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的条件，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争取共和国的斗争就不会成功。他这样反问道：最低纲领中各种经济改造和政治改造的的要求，“如果没有下层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要在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实行这些改造是不可思议的，难道这还不清楚吗？”[15]因此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临时革命政府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16]。
在著名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列宁对自己的工农民主专政主张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论证，对他与新火星报派之间的分歧做了总结。他指出，“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17]他们更愿意保留一些旧时代的残余，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来对付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需要的是渐进的改良而不是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如果跟着资产阶级走，就不能用彻底的方式来完成俄国革命。要把俄国民主向尽可能彻底的方向推进，无产阶级就必须联合广大具有民主革命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而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此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18]列宁指出，革命的最后结局，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还是成为革命的领导者[19]。至此列宁牢牢确立了俄国民主革命要彻底胜利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20]
二、工农民主专政的诸方面规定
回顾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我们会发现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思想并不是无源之水。恩格斯在1848年德国革命前就提出过“民主派”掌权的思想，而其中的民主派主要就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过这里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其中的位置不是很突出）；[21]在1848年革命中，在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并同封建势力联合起来对付民主派的时候，马克思提出过“社会共和的革命”的设想，其含义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思想也极为接近。[22]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这个思想只是作为特定时期提出的某种构想出现，他们没有来得及对其进行深入论述或者检验，在革命过后也很少提起。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思想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列宁从事俄国革命事业的一个理论工具（或者“公式”，按托洛茨基与列宁争论时的说法）。工农民主专政构成列宁民主革命理论的基本概念，因此这里有必要详加考察。
（一）民主和专政
无论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它们都有一个中心词“民主专政”，因此我们先从这个中心词说起。
“民主专政”中又可拆分为“民主”和“专政”两部分，其中“民主”是对“专政”的修饰。在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对“专政”曾经有过很多定义式的说法。在《两种策略》中他是这样写的：“这样的胜利（指人民对专制制度的胜利，本书作者注）正好就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的拼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23]列宁简短的一段话里集中地表达了它的专政观，它说明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实质、主体、对象和任务。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其专政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是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是革命人民[24]，前面已经对此作了说明，此不赘述。专政的主要对象是专制制度及其一切维护力量，包括沙皇及其官僚、地主贵族、军官等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之所以需要，是由于在革命时期推翻反动势力、镇压其反抗的需要。而专政的任务，就是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他指出，临时革命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措施“就是我们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即当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纲领”[25]。
显而易见，列宁的专政概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暴力镇压职能，强调不受法律制约。对此列宁不避重复，多次加以强调：“我们在上面描述的政权机关是萌芽状态的专政，因为这个政权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政权，不承认任何人制定的任何法律和任何准则。不受限制、不顾法律、依靠强力（就这个词的最直接的意义讲）的政权，这就是专政”[26]，“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27]。列宁强调专政直接依靠暴力而不受既有法律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列宁把专政看作是革命时期的现象。在列宁看来，革命时期不同于阶级斗争和平发展时期，不同于议会斗争时期，他具体指出了二者的不同，在革命时期：1、人民夺取政治自由，2、人民创立新的革命政权机关，3、人民用暴力实行专政。[28]革命时期是人民群众空前发动的时期，而且革命时期的斗争极大地依赖直接的武力（而非选票），革命就是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旧有的法律由于其特定的阶级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显然无法将自己局限于其中而必然要求冲破旧法律的束缚。实际上，革命就是要破坏旧有的法律，并创建新的法制。正是因为革命时期和议会斗争时期的这种差别，列宁批评马尔丁诺夫让无产阶级做反对派的说法。他指出反对派这种概念是以和平时期政治斗争的概念为基础的，“‘反对派’这个概念是谁也不会认真地谈到起义的那种政治形势的反映和表现”[29]，同革命时期相联系的是起义、武装斗争，是临时革命政府，是专政。
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本身就是列宁在讨论起义后无产阶级是否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问题时提出的。列宁多次指出过工农民主专政同特殊的革命时期的联系。如他引用了马克思1848年9月14日在《新莱茵报》的文章中指责临时政府没有实行专政：“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30]在另外一个地方列宁指出，革命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要“一起粉碎”专制制度，即完全推翻专制政府，还必须“一起击退”将来必然会出现的种种恢复已被推翻的专制制度的孤注一掷的尝试。“这种‘一起击退’运用于革命时代，无非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政府。”[31]此外，列宁谈到革命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一旦统治加强起来，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拼命“夺取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32]。
中心词“专政”有一个密切的修饰词“民主”。民主首先让人联想到到国家和政治制度等。从字面上看，专政（独裁）与民主似乎是对立的，但是列宁对这种理解并不赞同，他把这两个术语放在一起使用就是证明。他反对把专政和民主简单对立起来，他这样写道：“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互相排斥的。资产者不懂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吵，认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33]也就是说，列宁这里的专政，其实是同对广大“人民”的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恰恰是为实现民主主义而实行的，是包含民主主义于自身的，这从列宁起草的党纲中规定的政治斗争任务和目标（民主共和国、普选等）就可以看出。
应当指出，列宁使用“民主”这个修饰词，除了说明这种专政实现的政治形式之外，还特别用它来标志这个专政的局限性：“‘民主’专政这个口号表明现在这个革命的历史的局限性”[34]。具体来说，“民主”专政表明了当前斗争的特殊阶级性质：民主专政既同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分，又同无产阶级专政相区分，“这个口号既能确定新上层建筑的新‘建筑者’可能而且应当依靠哪些阶级，又能确定这一上层建筑是什么性质（和社会主义专政不同的‘民主’专政）……”[35]列宁指出，当不仅革命成为事实，而且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他就会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口号，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替代“民主专政”的口号。[36]
列宁具体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专政还不是社会主义专政。他这样写道：“它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除，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37]这里列宁说的很清楚，这个专政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它的政策不会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这就是其“民主”性质所在。
虽然民主专政有这样的阶级“局限性”，列宁仍然高度评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首先，它是“唯一能彻底而完全地代表群众真正的切身利益的纲领”[38]；其次，它的实现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最好的条件、最能加速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跃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的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39]。列宁认为，“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它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40]。当然，列宁也意识到，由无产阶级领导民主主义革命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因此也估计到这条道路的困难。他冷静地指出，工农民主专政并不是必然要实现，它只是俄国革命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实现有巨大的困难[41]，但它无疑是社会民主党最理想的最低革命目标。
（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阶级构成
工农民主专政最初是作为革命临时政府的阶级性质判断而提出的，列宁指出它与临时政府之间是阶级内容与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42]那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阶级构成具体如何、各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怎样呢？
如果按照公式的字面来理解，这个专政的阶级构成就是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两部分。无产阶级作为这个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是否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是导致列宁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起因。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参加临时政府不会使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是实现最低纲领的条件，因此他主张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43]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个公式中的“农民”。 实际上，列宁最初回应马尔丁诺夫的时候，他私下里提出的公式是“无产阶级和下层农民的专政”[44]。这里的阶级界定比较明确，但是这个公式显然过于狭隘。那么，后来用“农民”来代替“下层农民”，是否意味着把专政的主体扩展到农民的所有阶层呢？我们知道，列宁在对农村进行阶级分析时指出，“农民”本身是包含阶级对立于自身的，它包括富裕农民（农民资产阶级）、中等农民（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农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因此如果单提“农民”的话，应该包括农村中除地主以外的所有阶层。然而，综合列宁的有关论述来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中的“农民”还是有特指的，它是一种代称，指代城乡小生产者，而农村的小业主则是其主体。
我们知道，列宁是在与马尔丁诺夫论战的过程中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马尔丁诺夫观点的实质在于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只能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如果发挥过多的积极性就会把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这在落后的俄国时必然要失败的，是布朗基主义。列宁驳斥这个观点的一个重要论据，在于马尔丁诺夫忽视了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广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该和他们一起把革命进行到底。当马尔丁诺夫把无产阶级定位为一个极端的反对派，在每一个场合迫使资产阶级做出抉择，使其要么倒退受专制制度钳制、要么前进同人民在一起时，列宁指出，“这个‘人民’是什么呢？这就是为数众多的、完全能够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45]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能够和无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政府、掌握政权的是整个城乡小资产阶级。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指出，“俄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它只有和半无产者、半有产者群众，即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联合起来，才能成为绝大多数。”[46]“……作为一切民主主义变革的积极推动者的‘下层阶级’……这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加上千百万过着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城乡贫民。”[47]此外，列宁在提到苏维埃应当作为临时政府的基础时提出，应当把工人苏维埃扩大，吸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48]。总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确切来说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专政，这里的“农民”，其完整意义乃是城乡小资产阶级。
在列宁的政治词典中，与这里的“农民”经常通用还有“革命民主派”（或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49]）。“革命民主派”这个提法列宁使用相当广泛，它主要是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并不包括无产阶级，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是单独作为“无产阶级民主派”提出的。[50]他在一个地方指出，“革命民主派是指彻底的坚定的民主派，他们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民主纲领，不会放弃任何革命措施，但缺乏明确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意识”，他由此提出要同革命民主派达成起义的战斗协议。[51]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中进行的政治派别划分中，列宁明确地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都称为“革命民主派”的政党。[52]之所以用革命民主派来指代城乡小资产阶级，因为在列宁看来他们都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他们深受专制制度的压迫，尤其是农民(小农)，他们受封建土地所有制剥削，有深刻的革命要求，他们同专制制度几乎没有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革命民主派当然是相对于非革命的、不彻底的民主派而言的，在1905年革命的前期这种民主派就是指自由派资产阶级。我们知道，在1905年之前列宁把资产阶级看作是民主派的一部分。但是随着革命的进展，资产阶级开始和专制势力结盟来反对革命继续前进后，列宁不再称资产阶级为民主派，而是称其保守派或者君主派资产阶级。[53]
与专政主体密切联系的还有一个重要术语，即“人民”或者“革命人民”，列宁常常把它们作为同专制制度对立的力量的总和。与单纯的“民主派”不包括无产阶级在其中不同，列宁的“人民”范畴在更多的情况下包含无产阶级于其中。如在《两种策略》中他这样写道：“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来说的，并且把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分别算到了这两种力量中去。”[54]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写道：“如果专制政府真的被推翻了，那么它就应当由别的政府取而代之。而这个别的政府只能是临时革命政府。它的支柱只能是革命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55]
专制力量和革命人民，在列宁那里构成一对对立的范畴；同沙皇专制相对应，列宁提出革命后要实施“人民专制”。人民专制这个提法在1905年革命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56]，列宁在提出无产阶级和工农民主专政概念之后仍然继续使用这个提法。如果说1905年之前的“人民专制”是对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之后政治制度的模糊描述的话，那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则是对其阶级内容的具体规定了。在革命中人民战胜专制制度，其结果就是人民专制；而人民战胜专制制度，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获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因此，二者实际上是等价的——“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57]。列宁曾明确指出过这点，他写道：“在赢得了人民专制以后，我们就应当捍卫它，而这也就是革命民主专政。”[58]“革命人民力求建立人民的专制制度，而一切反动分子则捍卫沙皇的专制制度。因此，成功的变革不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59]
总之，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专政。列宁自己也曾指出，用农民来指代城乡小资产阶级或者革命民主派是一种简化，他写道，“我们可以把革命共和民主派和农民群众看作同一个东西，这是不会有什么大错误的”[60]。本书认为，这种简化不仅仅是在于获得语言形式的工整，更重要的是，把城乡小资产阶级简化为农民，能够更加突出农民作为俄国革命的基本力量的地位，这也是1905年革命给列宁革命思想带来的重要发展。在革命期间，列宁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俄国革命的基本经济问题，而土地革命的动力就是农民，因此，争取农民起来彻底完成土地革命，是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和保证。也正是由于土地革命对俄国革命的这种意义，列宁后来也把俄国革命称为农民革命。[61]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列宁的这个公式中，无产阶级总是被独立提出来，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列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时刻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并且不失时机地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详见下文）。因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一方面突出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突出了农民问题，即突出俄国的土地问题。
到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中是否包含资产阶级的问题了：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并不包含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公式中。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列宁是在俄国革命两种方式的对立中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与之对立的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的1848式的革命。因此工农民主专政作为临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排斥资产阶级的。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资产阶级没有参加这个政府，会不会导致革命力量的萎缩，革命会不会因此而失败？这个问题也成为马尔丁诺夫等反对工农民主专政的一个论据。对此列宁的回答是，资产阶级具有不彻底性，在无产阶级独立起来发挥作用的时候，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革命必然会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要求，资产阶级便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列宁甚至认为，恰恰只有资产阶级退出，民主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才有最大的规模。[62] 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能否抵御反革命的问题，列宁认为不能预先估计，他认为革命最有力的保证在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关于反复辟的问题本书将在第三章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三）“人民专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工农民主专政是由多个阶级实行的专政，这样随之而来的是这些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而在这些问题当中，领导权问题又处于核心地位。
“新火星报”派指责工农民主专政的一个理由是专政要有统一的意志，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两个不同的阶级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列宁在《两种策略》一文中对此给以了回答。他指出意志的统一只能是具体的，“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缺乏意志的统一，并不排除在民主主义问题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的意志的统一”[63]。无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意志统一的基础，是他们在民主革命中巨大的共同利益：无产阶级需要推翻专制制度获得政治自由为自己的阶级发展创造条件，而农民则需要土地，但这又以推翻专制制度为前提，这样二者就有着共同的敌人。当然，列宁并不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神圣化，他指出民主专政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在超过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未来的分歧，它并不妨碍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合作，即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列宁进一步指出，即使对于单个阶级的专政来说，这个阶级也绝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也是分成若干包含矛盾的部分的，但一个阶级显然是可以统治的，因此不能抽象地看待专政所需要的意志统一问题。这样，考虑到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共同利益，如果无产阶级能在革命中自我约束，把斗争目标严格限制为最彻底的民主主义，那么无产阶级和农民在争取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矛盾就不至于提到首位。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专政中的统一意志是可能的。[64]
两个阶级的专政自然就产生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地位问题。我们知道，列宁历来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独立性，在1905年革命之前他已经在无产阶级独立性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思想。但是在最初提出工农民主专政时他很少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列宁这个时期强调的仍然只是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这可以从列宁为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政府所拟的条件看出来。列宁为参加临时政府拟定的条件是：“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65]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无产阶级是否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这时无疑不适合谈无产阶级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问题。当时马尔丁诺夫反对参加临时政府的一个理由是无产阶级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为了论证无产阶级可以参加临时政府，需要说明无产阶级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并不会改变革命的性质，而这就要求突出其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会阻止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决定了这个时期列宁不宜突出无产阶级在其中的领导地位，否则反对派们更可以借此大做文章而突出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
后来随着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淡化，更由于俄国革命进程的展开和各个阶级斗争能力的展示，列宁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有了重要的变化。革命证明资产阶级斗争的不彻底性，表明资产阶级失去了领导革命的能力。革命同时也检验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则表现出了自己的彻底革命性，革命期间俄国无产阶级始终战斗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最前列，他们为了民主共和国和八小时工作制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争取民主主义的先进战士。无产阶级的这种表现为其争取领导权打下了基础。
革命同时也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缺陷，这成为列宁论证无产阶级在工农民主专政中的领导权的关键。一方面，小资产阶级提出了较彻底的革命主张，尤其是农民，他们在革命期间提出了彻底的土地要求，在很多地区采取自发的行动来夺取地主的庄园和土地。列宁由此看到农民和沙皇专制制度之间的尖锐对立，指出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能用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解决，农民作为革命基本力量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但是革命也暴露了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重大局限，那就是这一阶级在政治上的不觉悟和动摇、缺乏组织性、政治行动能力差等。小资产阶级的不觉悟主要体现在农民在经济上要求彻底的土地改革的同时，在政治上却仍寄希望于沙皇的开明政策，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要求和沙皇专制制度是根本对立的，因而还没能明白要实现彻底的土地革命，就必须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农民这种政治上的不觉悟需要无产阶级的不断教育，需要在实际斗争中使其摆脱这种落后的心理。
与小资产阶级的不觉悟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动摇。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如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他们虽然有较为彻底的要求，但是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政治上唯资产阶级马首是瞻，经常跟在资产阶级后面跑。针对这种现象列宁指出，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动摇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由于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必然产生的：一方面，小生产者受压迫，受剥削，它不由自主地要反对这种状况，争取民主，赞成消灭剥削的主张；另一方面，它是小业主，存在着业主的本能，这种业主的私有者本能促使农民脱离无产阶级，幻想出人头地、成为资产者，因此列宁指出农民和农民民主派政党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66]农民的动摇，再加上俄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占优势的国家”，这使列宁认为，在俄国形成思想上动摇、政治上不稳定但非常庞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或“劳动派”政党是完全不可避免的。[67]
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上述政治缺陷，自然而然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对其进行领导的问题。因为带有上述种种缺陷的小资产阶级是无法领导革命的，而如果他们跟着资产阶级做尾巴，那么单凭无产阶级的力量俄国革命不可能继续前进，革命就会半途而废。因此要使革命彻底完成，必须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工农民主专政。在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甚至成为反革命的力量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更成为决定局势发展的关键。列宁多次表达过小资产阶级农民的这种作用，如他这样写道：“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首先取决于小生产者的政治态度”，“小资产阶级正是那个足以决定结局的变数”；[68]“农民必然会成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69]等等。列宁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作为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无产阶级要能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的无情斗争。”[70]他提出社会民主党应当特别注意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动摇，要用无产阶级的精神尽力影响它，“每当劳动派表现出畏缩和追随自由派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毫无顾忌地、十分坚决地反对劳动派，揭露和谴责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71]
这样我们看到，1905年革命后，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不但具体规定了作为专政主体的阶级，而且确立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已经牢牢地确立了无产阶级需要争取领导权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思想，而这也是列宁民主革命理论成型的重要标志。应该指出，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国际共运史上有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一方面，它是对马克思在1848年提出的“社会共和的革命”思想的直接继承。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将其具体化，全面地论证了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了这个革命专政的主体、对象和任务，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民主革命理论。而列宁对于其中各个间阶级关系的论述，尤其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论述，成为他的重要理论贡献。另一方面，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它对中国革命并通过中国革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工农民主专政的前途
工农民主专政是从临时革命政府问题引申出来的，列宁把它看作是革命期间可能发生的现象。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革命之后工农民主专政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背后，则是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发展方向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关于临时政府的争论中就已经提出。列宁在《两种策略》中论述“民主专政”的时候就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有它的过去，也有它的未来。但是在那里，列宁只是在无产阶级将要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从而与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的意义上说这个“民主专政”的未来的，其前提是无产阶级在工农民主专政后将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不会经历一个很长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然而综合大量的论述看，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主要思想却是另外一番样子！他认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加速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加强。
实际上本书第一章的介绍已经表明，列宁在1905年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思想，这一设想既符合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轨迹，与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判断似乎也是相容的。列宁的这个思想延续到1905年革命期间（甚至一直延续到1917年）。革命期间他的这一观点可以从多个方面得到证实。
首先，列宁在革命期间无论是对两种革命方式的论述，还是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两条道路的论述，他显然都认为未来俄国将发展成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就俄国革命而言，“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不管怎么说都是在为资本主义更加广泛而迅速的发展清扫基地。”[72]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只是走向这条道路的一种方式，它只是争取工人农民在未来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能得到更好的福利和斗争条件。对此列宁写道：“不可避免地为资本主义清扫基地，可以沿着两大路线进行。既可以在保证农民和无产阶级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得到最大福利的条件下把农奴制的俄国改造成资产阶级的俄国，也可以在首先保证地主和资本家这两个有产阶级利益的条件下实行这种改造。”[73]无论如何，俄国的前途都是资本主义，这是不会改变的。
其次，从列宁给工农民主专政规定的任务看，这些任务都是完全在民主主义范围之内的，无论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还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都不包含社会主义的成分；在政治方面，列宁在革命期间明确拒绝了建立公社的要求，并多次指出工农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74]。在这种情况下，工农民主专政的职能实现的越彻底，就越能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对此他是很清楚的，在1907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深信，我们的革命，按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内容来讲，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说，变革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变革的结果必然正是这种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简单地说：即使取得了最充分的自由，即使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获得了最彻底的胜利，整个社会经济仍然要受市场和货币的支配。争取土地的斗争，争取自由的斗争，就是争取资产阶级社会生存条件的斗争，因为即使实行最民主的共和制，不管通过什么形式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资本的统治仍然保持着。”[75]
最后，列宁还屡次指出俄国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两种策略》这篇著名的小册子中，为论证工农民主专政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明确指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成熟：
“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密切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当前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工人群众还不大了解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而我们大家都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同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持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反对意见的人说我们拖延社会主义革命，对此我们回答说：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谁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如果某些工人在某个时候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实现最高纲领，我们会回答他们说，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还格格不入，阶级矛盾还没有充分发展，无产者还没有组织起来。”[76]
列宁这里从客观（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和主观（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两方面均清楚指出俄国均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对此不需再多加解释。虽然俄国资本主义相比1789，甚至相比1848当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列宁的基本观点是，俄国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纯粹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首先应该实现的要求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替资本主义清除封建残余，既改善无产阶级的、也改善资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的条件”[77]。
这时的列宁还没有设想其他的、居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社会发展形式，更兼列宁还认为当时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一种进步，这样民主革命后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虽然是较为人道的）就成了摆在列宁面前的唯一选择。[78]也正因为如此，列宁自觉地把斗争目标限制在民主主义范围内，“无产阶级的要求在大多数场合下也仅限于这样一些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完全可以实现的改革。俄国无产阶级目前的迫切要求不是破坏资本主义，而是为它扫清道路，促进和加强它的发展。”[79]既然资本主义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必经之途，那么其中隐含的逻辑结论是：在民主革命高潮过去之后，革命期间建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就要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所取代。实际上，列宁在《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中委婉地提到了这点，他写道：“这个民主革命在俄国不会削弱、而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必然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尽量夺取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80]。也就是说，工农民主专政很可能仅仅成为革命期间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借以完成的历史工具，列宁并没有设想一个工农民主专政持续多年的、没有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
列宁关于工农民主专政前途的这种设想，可以让我们想起马克思对雅各宾专政的评价。马克思指出，雅各宾专政“不过是用平民专政的方式来完成资产阶级的任务”，它只是借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工具。[81]显然，如果如上所述，那么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与雅各宾专政的命运是很相似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设想，对于工农民主专政的这种未来列宁是不满意的，因为任何政治力量都不会甘心将到手的政权拱手相让，必定要尽可能去加以维护。[82]作为一个高度强调无产阶级政治能动性的杰出革命家，列宁也不列外。如多数学者注意到的（实际上，他们对此倒是强调的有点过头了），在列宁的思想中，俄国革命的前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工农民主专政通过继续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应该指出，同前面的想法比起来，列宁的这个思想不太突出，明确进行这样论述的地方很少。我们只能根据他在特定情况下的若干片断论述来揣测他的这一思想潜流。
早在1905年初与马尔丁诺夫争论是否应该加入临时革命政府时，列宁就有过俄国革命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助下经过不断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当时他期望俄国革命将激发欧洲革命（“革命的火焰将燃遍欧洲”），而欧洲革命则反过来给予俄国以推动，“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个年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个年头的革命时代”[83]。但列宁这里说的“几十年的革命时代”的表述显得有些模糊，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测，列宁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和西欧的革命互动使俄国民主革命不间断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下备受折磨的欧洲工人也将奋起，并且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84]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一文的提纲中，列宁更明确地提到了工农民主专政转化为“社会主义专政”的可能性，他写道：“革命民主专政必然是暂时的（要么过渡到资产阶级专政，导致无产阶级失败；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专政）”[85]。
在1905年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中，列宁的“不断革命”想法在农村问题上得到了明确的表述（这几乎是唯一一次明确的表述）。他在写到对大地产不同的处理时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可能把土地转归小私有农民阶级掌握；而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可能是实行国有化，也可能是把巨大的资本主义地产转交给工人协会，“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86]在1906年《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列宁再次模糊地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他指出“在政治上，也象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一样，不前进，就要倒退”，因此农民夺得土地后，应当继续前进，否则将必然被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打败。而没有新的政治胜利，不给整个土地私有制以新的更加坚决的打击，就不能夺取土地并把它保持住。因此列宁提出“或者是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后壮大起来（民主革命当然会使资产阶级壮大），把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胜利果实全部夺去，——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给自己打通前进的道路。这就是说要有共和制度和彻底的人民专制。这就是说要把在赢得共和制度的条件下实行全部土地国有，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作为取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胜利后开始进行真正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一个当然的和必要的步骤。”[87]这里，列宁防止工农民主专政的成果在革命高潮后被资产阶级侵吞的想法也很明确，而这实际上就是要保留工农政权，拒斥资本主义道路，那就只能不间断地前进，不过这里他表述的语气显然远远不如上述“不断革命”来得肯定。
无疑，列宁这里隐约展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革命发展道路。根据这一想法，革命之后的道路将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决定——如果无产阶级能够获得胜利，那么俄国就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这里，我们可以俨然可以窥见日后列宁所说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的思想。[88]当然，列宁清醒地看到，在这种前景中，单凭俄国自身的力量是无法继续前进的，它有赖于西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因此这种前景是同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列宁认为，俄国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和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将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89]
这样我们看到，列宁的思想深处有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一方面，列宁根据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认为俄国当前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俄国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革命将加强资本主义的统治，革命后俄国将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列宁有时又认为，工农民主专政之后无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斗争把民主革命转变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发挥的正是这后一思想，但是在这之前，在列宁的思想中占主导的还是前一想法。后一思想要上升为主导思想，列宁还需要做不少的理论补充工作。
列宁这两种思想的冲突是他早期思想中潜在矛盾的进一步展开，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关于社会形态转变的生产力决定论和政治斗争决定论之间的对立。在关于工农民主专政前途的第一种考虑中，对俄国客观条件的尊重无疑占了上风。列宁在考虑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时候就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能动性考虑了进去，他多次提及俄国革命同1789或1848甚至1871的不同在于俄国无产阶级在理论上和组织上更加成熟、更为强大[90]，因而无产阶级能够在俄国民主革命中更深地打下自己的烙印，甚至领导俄国民主主义革命。然而这不能阻止革命后资产阶级统治的加强，因而在这里，列宁对无产阶级政治能动性的强调还是从属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历史趋势的。毕竟俄国无产阶级这时的力量还是很弱小的，在俄国近亿人口中，工业无产阶级只有两三百万人[91]。
而在后一种设想中，俄国“客观条件”的不足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能动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而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要靠俄国工农民主专政的推动）所克服，因此在这种思路中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能动性就被提高到了首位，通向社会主义之路上物质条件的匮乏可以由这种能动性的发挥而得到克服。如果把列宁的第一种思路推到极端，那就是生产力决定论，这种理论片面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前提，相应地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占据人口多数时才能开始革命，这样无产阶级的积极能动性就被抹杀掉了，它在第二国际时期非常流行。相反，政治斗争决定论则强调历史的发展由阶级斗争决定，或者由一次或者几次政治斗争的结果决定，它忽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发展程度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制约作用。政治斗争决定论的表现之一就是布朗基主义，这种理论甚至把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密谋看作是解决社会重大发展问题的钥匙，这就已经滑到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列宁的后一设想如果抛去国际援助的因素就极易被人认为是俄国的布朗基主义（列宁也因此没少受这种批评）。因此，列宁关于工农民主专政的两种思路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就带有生产力决定论和政治斗争决定论之间的对立的色彩。当然，列宁的两种设想本身并不是两种决定论的表现。列宁的第一种设想对能动性的强调，无疑难以与生产力决定论等同，后一设想者中包含着国际援助作为其必要条件，因而也不同于政治斗争决定论。这就告诉我们，对客观条件和主体的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掌握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92]工农民主专政的前途不能简单地预先从理论上得到答案，它还要由无产阶级的进一步革命实践来回答。
注释
[1] 在1902年的《革命冒险主义》一文中列宁写道：“我们在原则上丝毫不否定暴力和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要求准备的是这样一些暴力形式，它们必须依靠群众直接参加并能保证群众直接参加。”（《列宁全集》第六卷，373-374页）
[2]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52页。
[3] 《列宁全集》第九卷，237-238页。另可参看Neil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Democratic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vol.1, Macmillan Press, 1983, p208. Neil Harding 认为，孟什维克在1906年之前也是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他们只是在1906年立宪会议之后才抛弃上述观点，转而认为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以为这是孟什维克的一个突然转变，这一转变使得孟什维克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偏离了俄国社会民主之党的传统（Neil Harding , 1983, p205-207）。无独有偶，Lenard Schapiro也认为存在这种转变(Lenard Schapiro, 1977, p206)。照他们的这种描述，那么在1905年革命开始时马尔丁诺夫并不代表孟什维克的观点。
[4] 《列宁全集》第九卷，237-238页。
[5] 《列宁全集》第九卷，398页。
[6]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部分。
[7]《列宁全集》第九卷，364页。
[8]《托洛茨基言论》（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年，139页。
[9]《托洛茨基言论》（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年，142、150页。
[10] 恩格斯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二十八卷，586页。
[11] 《列宁全集》第十卷，第4页。
[12] 《列宁全集》第十卷，第7页。
[13] 《列宁全集》第十卷，第16页。
[14] 《列宁全集》第十卷，第8页。
[15] 《列宁全集》第十卷，第11页。
[16] 《列宁全集》第十卷，第27页。
[17] 《列宁全集》第十卷，第38页。
[18]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7-562页。
[19]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9页。
[20] 列宁经常用其他类似的提法来表述他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比较多的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革命专政”等，这方面的例子可见《列宁全集》第十卷，4页；《列宁全集》第十五卷，367页；等等。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657-67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46页。
[23]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38页。
[24]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此时认为专政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而不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中他自问道：“为什么说它仅仅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而不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呢？”列宁从全体人民因受肉体摧残而被惊吓、精神受毒害不愿用暴力抵抗邪恶或者自私自利逃避斗争等几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实现专政的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革命的人民”。他还指出革命人民和全体人民之间的关系：“革命的人民决不害怕全体人民，他们把自己行动的原因和行动的细节告诉全体人民，非常愿意吸收全体人民不仅来参加国家‘管理’，而且来参加政权，吸收他们参加国家本身的建设。”（《列宁全集》第十二卷，289-290页）列宁关于革命人民与全体人民关系的思想在十月革命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25]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11页。
[26]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286页。
[27]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289页。
[28]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285-286页。
[29]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5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五卷，475页。
[31] 《列宁全集》第十卷，223页。Mayer也注意到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只是革命期间的一种现象，参见Robert Mayer, The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from Plekhanov to Lenin，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Vol. 45, No. 4, pp. 255-280
[32]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10页。
[33]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114页。
[34]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113-114页。
[35]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11页。
[36]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113-114页。
[37]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39页。
[38]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39页。
[39]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70页。
[40] 《列宁选集》第一卷，594、616页。
[41]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39-40页。
[42] 《列宁全集》第十卷，27页。
[43] 列宁对这些条件的规定见《列宁全集》第十卷，120页。
[44] 《列宁全集》第九卷，397页。
[45] 《列宁全集》第十卷，第9页。
[46] 《列宁全集》第十卷，第16页。
[47] 《列宁全集》第十卷，第11页。
[48]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59页。
[49]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387页。
[50] 列宁的民主派单独用时一般不包括无产阶级，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前面所述的工农民主专政的阶级局限性有关。在列宁那里，“民主”就意味着是属于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因此列宁用于标志工人政治身份的一般不是民主而是社会主义，或者用“无产阶级民主派”这样的说法。关于“无产阶级民主派”的提法，可参见《列宁全集》第九卷，14?页；第十一卷，11页；第二十一卷，39-40页；第二十二卷，50页；第二十四卷，234-235页等。
[51] 《列宁全集》第九卷，298页。
[52]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209页。
[53] “莫斯科事变实际表明了《无产者报》屡次说过的社会力量的派别划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先进队伍进行了斗争。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进行了谈判。”（《列宁全集》第十一卷，387页）需要指出的是，在列宁那里，小资产阶级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在新经济政策后期表现得更为突出）。
[54]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38页。
[55] 《列宁全集》第十卷，124页。
[56] 见《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政治部分(《列宁全集》第六卷，194页)。另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57]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38页。
[58] 《列宁全集》第十卷，124页。
[59] 《列宁全集》第十卷，123页。
[60]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29页。
[61]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110页。
[62]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5-606页。
[63]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0页。
[64] Hal Draper也对工农民主专政提出了类似的质疑。他认为历史上出现的专政都是一个阶级的专政，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是第一次提出有两个阶级来实行专政，对于其可行性作者表示怀疑。列宁的上述说明当然也可以作为对Draper质疑的答复。见Hal Draper, The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from Marx to Lenin, 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87，p84。
[65]《列宁全集》第十卷，136页。列宁拟定的条件后来写入了第三次党代会通过的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中。
[66]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338页。
[67]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24页。
[68]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24页。
[69]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81页。
[70]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364页。
[71]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338页。
[72]《列宁全集》第十四卷，13页。
[73]《列宁全集》第十四卷，13页。
[74]《列宁全集》第十卷，第4页。
[75]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169页。
[76]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12页。
[77]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124页。
[78] 列宁坚持认为俄国的发展道路只有资本主义，这也许还与列宁早年长期同民粹派斗争的经历有关。民粹派试图绕开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错误，可能使得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更加谨慎。
[79]《列宁全集》十二卷，125页。
[80]《列宁全集》第十卷，136页。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年，332页。
[82] 列宁思想中的这一矛盾也为伊萨克·多伊彻所注意。多伊彻在其著名的托洛茨基传记中指出，“没有一个在革命中首当其冲的社会阶级会愿意放弃革命的胜利果实”，他认为在列宁那里革命的资产阶级社会前景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之间存在着冲突，见[波]伊萨克·多依彻：《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27页。
[83]《列宁全集》第十卷，12页。
[84] 《列宁全集》第十卷，12页。
[85] 《列宁全集》第十卷，347页。
[86]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223页。应该指出，这是列宁极少数正面使用“不断革命”术语的场合。当时“不断革命”是托洛茨基的政治和理论标签。列宁对托洛茨基这一理论的态度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87]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 237页。
[88]《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302页。
[89]《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9页。
[90] 例如，可以参见《列宁全集》第十一卷，121-122页。
[91] 列宁在1917年初一次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提到俄国当时工人的规模为两三百万人，他写道：“几千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成了两三百万无产者的领袖”（《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317页）。
[92] 列宁两种设想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种“内在紧张”。关于这种“内在紧张”可参见侯惠勤：《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紧张”》，《中国社会科学》，2007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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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浩瀚。来源：《列宁革命思想研究》。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