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激流网将连载《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一书，以飨读者。
第三节 列宁对无产阶级历史革命经验的扬弃
伟大的革命家多会注意研究历史上的革命，因为他们总能在历史上的革命运动中发现自己时代的影子（虽然多多少少是变形了的），这样研究历史上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自己身边的革命，能帮助自己在革命中更好地行动。这点列宁也不例外，可以说他最大程度地运用了革命史的经验。列宁尤其注意研究欧洲历史上的三场革命，即1789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的德国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尤其是后两场革命，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其中并且形成过重要的理论和策略原则，因而更为列宁所重视。历史上的革命经验为列宁形成他的民主革命理论提供了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有益的理论参考。[1]
一、法国大革命经验与俄国的罗伯斯庇尔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最为猛烈、影响最深远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中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从路易十六的处决，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对立，雅各宾专政，土地革命和价格管制，到热月政变、拿破仑称帝以及波旁王朝的复辟，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国在1789-1815年间展现了大革命清晰的上升和下降路线，成为后来研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样本。大革命期间形成的政治观念、话语、符号乃至派别划分成为现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源头。法国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他们把它看作是群众革命的样本，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火车头的典范。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间形成的不断革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仿效法国大革命的结果。
历史上法国对俄国有着特殊的影响。拿破仑的失败就是从1812年的莫斯科远征开始的。在反对拿破仑对俄国的军事远征过程中，部分俄国贵族军官受到自由民主精神的影响，这为后来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俄国后来的革命者都很重视法国大革命，其中的激进者甚至想仿效法国的经验。[2]社会民主工党内早期的主要革命家们也很重视法国大革命，但是党内各派对革命的解读并不完全相同。[3]不仅如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持续的派别斗争和策略分歧，也促使各位当事人用法国革命的经验来反观俄国革命党人自己的命运。党内两派在组织问题的分歧就被比拟为法国大革命期间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对立，具有坚毅性格和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列宁被看作是俄国的罗伯斯比尔，而温和、“理性”的普列汉诺夫则被比拟为俄国的马拉。[4]
这种比拟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列宁的革命思想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他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高度评价雅各宾派和罗伯斯庇尔，他曾写道：“在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正是那些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罗伯斯庇尔，加里波第以及其他一些人）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人民，如果一个人对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深怀敬意，他就成不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5]列宁对法国大革命的借鉴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列宁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彻底性，把它视为俄国革命的榜样，或者如苏珊·邓恩所言，列宁“改造俄国社会的参照物是法国革命”。[6]我们知道，列宁常把法国大革命作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而同不彻底的1848年欧洲革命进行对比。在1905年革命初期，列宁论述两种革命方式时就是以法国革命和1848年革命分别作为代表的，当时他主张俄国走法国革命的道路。而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专政就是平民专政的代表，这可能会启发列宁主张工农民主专政。实际上，列宁曾用雅各宾专政的例子来证明工农民主专政对于彻底的革命和扫除封建制度的必要性。[7]当然，列宁对于法国革命的这个经验的吸收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在民主革命时期表现在他对俄国的“平民专政”进行了严格的阶级分析——俄国新的“雅各宾”派有新的纲领和口号，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与雅各宾专政是不同的，后者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小市民阶层而不是无产阶级。[8]
其次，法国大革命过程中明显的派别分化也给列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他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也许有一定的影响。[9]当时党内曾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比拟为社会民主党内的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类，对这个比拟列宁是接受的，对此他写道，“20世纪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即社会民主党人，也是分成两派（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就像18世纪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分成两派，即分成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一样。”[10]与党内其他派别相比，列宁在组织问题上对集中、纪律等强调相对较多，颇具罗伯斯庇尔的铁腕和魄力，这也是列宁的党内对手称其俄国未来的罗伯斯庇尔的重要原因。此外，法国大革命的轨迹表明，革命过程中各个派别的分化组合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这也有助于列宁更冷静地而非带着私人感情的眼光去看待党内派别分歧和斗争，在关键问题上能够坚持原则，在党内两派的分歧无法弥合时能果断地独立组党。
最后，列宁不仅关注到法国革命的深刻和彻底，他还注意到法国革命高潮时期的雅各宾专政后来为热月政变所推翻，法国革命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复辟过程，这使得列宁在革命前对俄国革命可能面临的复辟问题进行了探讨。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如何防止复辟的思考将在后面有关部分介绍。[11]
二、马克思在1848年的经验与列宁在1905年的策略
相对于法国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尤其是德国革命对俄国革命者（包括列宁）的影响更为直接。1848年革命吸引着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虽然这次革命普遍以失败而告终），除了因为它几乎遍及全欧洲外，还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与这次革命并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指示。俄国无产阶级以怎样的姿态参加民主革命的问题在1848年革命中同样存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德国民主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探索成为他们的俄国学生绕不过的课题。对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经验的研究因为俄国党内深刻的路线分裂显得更加迫切，当时争论双方为了论证自己策略的合理性都试图去经典作家那里寻找论据支持，这也要求列宁加深对1848年革命经验的研究。而列宁所处的历史时空也使得他有可能直接研究并借鉴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经验。弗·梅林1902年编撰出版的马克思1848年革命期间在《新莱茵报》上的论文集[12]为研究马克思在1848年的活动提供了直接的便利条件。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在1848年提出的一系列策略思想，尤其是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不彻底性的论断，这点我们前面已有说明。在1848年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为德国革命制定了“不断革命”的总战略，马克思在1848年11月还根据革命的具体进程提出“社会共和的革命或者反动”的论点[13]，基本上排除了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可能性。列宁在俄国再现了马克思的这一结论，对革命的两种方式进行了修正（见本章第一节第二部分）。
然而马克思对待资产阶级的这个态度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各派当中引起了不同的回响。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深刻地掌握了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这个特点，提出必要时抛开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和农民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孟什维克则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就不能离开资产阶级参与其中（实际上是认为一定要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也就是说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充分的认识，这样导致他们在很多场合未能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更不要说领导权了），从而沦为资产阶级的尾巴。我们虽不能断言列宁的思想直接来自马克思，但他无疑是熟悉马克思的这个论断的。例如，他在批评孟什维克的错误策略时常常引用马克思的有关论点。在《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一文中，列宁引用了马克思在1848年对资产阶级的分析：“马克思所以把革命时期的德国自由派叫做‘妥协者’，是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当时以‘妥协论’作为自己政治策略的基础，要求人民同王权妥协，要求革命力量同旧政权妥协。这种策略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促使它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反对革命……”；“马克思认为，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就是把革命进行到底，夺取领导权，揭露‘实行妥协的’资产阶级的叛变行为，使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摆脱这种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是历史事实，只有那些徒具马克思主义者虚名的人才会隐瞒和回避这一事实。”[14]列宁对马克思的这个思想非常推崇，他指出：“凡是愿意就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问题向马克思求教的人，都必须掌握马克思针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作的论断。”[15]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对列宁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既然资产阶级不可靠，那么无产阶级应该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农民），把革命进行下去，这个思想马克思在1848年也提出来了，列宁自然也不会放过这点：“马克思在1848年向革命政府或专政提出的任务，按内容来说，首先就是实行民主革命：抵御反革命势力，在事实上消除一切和人民专制相抵触的东西。这正好就是革命民主专政”[16]。列宁很熟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阶级分析，并用其作为自己同论敌辩论的重要论据。“……马克思把19世纪革命中三种主要力量区别开来的理论是正确的。按照这个理论，反对旧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的，有（1）自由派大资产阶级，（2）激进派小资产阶级，（3）无产阶级。”[17]列宁界定自己的人民概念时，也不时借助马克思的分析，“马克思拿来和工人合在一起统称为人民而与大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那个‘民主派资产阶级’究竟是指的什么？”“马克思在1848年拿来和那些进行反抗的反动势力及叛变的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人民’，其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18]甚至在说明什么是专政时，列宁引用的都是马克思在1848年的说法：“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19]。
虽然列宁十分注意吸收马克思在1848年中的经验，但他对马克思从来不采取教条的态度，他特别注意俄国自身的特点，尽可能得出适合俄国的结论，这点突出表现在他对工农民主专政的辩护上。
我们知道，列宁在1905年之初就提出了两种革命方式，1848年式的和1789年式的，前者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的革命，后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列宁力求争取的是第二种方式，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俄国必须经过一个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阶段，相反他力图排除这个阶段，一开始就提出与“社会共和的革命”类似的口号，这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明显不同[20]，这也成为孟什维克攻击列宁的重要依据，对此列宁不得不多次加以解释。列宁表示自己承认19（和20）世纪革命的三种主要力量和三个基本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革命的第一阶段是限制专制制度以满足资产阶级；第二个阶段是争取共和国以满足‘人民’，即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变革，只有这种变革才能满足无产阶级”；“马克思的方案（先由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来取代专制制度，然后由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来取代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总的说来是正确的。” [21]但是他指出，不能把这种方案简单地直接运用到俄国，不能用它来限制俄国革命的步伐和范围，“如果我们事先按照这个方案来限制我们将达到的范围，那么我们就是庸人了。”[22] 他批评“只有像小学生那样了解历史的人，才会把事情想象成缓慢而均匀上升的没有‘飞跃’的直线”[23]而依次按照上述三个阶段行进。列宁这里实际上批判了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的有关结论照搬到俄国的教条主义倾向。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是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共和国就不可能在俄国实现。……可惜，马克思不知道这一形势，也没有谈到这一形势。因此，单靠摘录马克思的几句话，既不能肯定也不能推翻对这一形势所作的分析。”[24]为此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参加的1848年德国革命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重大区别，那就是德国革命的无产阶级特征还非常少，马克思恩格斯的《新莱茵报》是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而出现的，其直接任务与其说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不如说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新莱茵报》发表的关于工人运动的材料很少（当时还有其他的工人组织和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在革命报纸出版一年之后才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可见德国当时的整个气氛充满了多么浓厚的市侩性、小资产阶级性”[25]。列宁指出，这种情况在俄国并不存在。在运动的无产阶级特征上，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成熟程度上，俄国比1848年的德国已经前进了很多。这些是俄国可以直接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重要条件。
列宁还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缺点：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过低，对于巩固民主主义成果的必要性估计不够。“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已经临近了，因此对民主主义成果重视不够，当时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无疑会取得胜利，他们觉得这些成果是牢靠的。”[26]列宁在这里实际上隐隐地批评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思想，认为急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脱离了德国当时的实际，他进一步写道：“在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区分民主主义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或者更确切些说，根本就没有谈到民主主义专政，因为那时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已经衰老，而社会主义已经临近。因此他们当时也没有把最低纲领跟最高纲领区分开来。”[27]列宁对待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中的经验的态度，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巴黎公社与列宁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1871年巴黎公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自不待言，它构成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展的重要一环。但是对俄国1905年革命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公社还是较为遥远的事情，不过这并不妨碍列宁从巴黎公社那里吸收思想养分，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总结当中得到理论启示。我们知道，在1905年之前的有关政治纲领中列宁已经吸取了巴黎公社的许多经验，如提出用人民武装替代常备军等（见第一章第一节）。在本书看来，在列宁对无产阶级历史革命经验的扬弃中，最重要的是他继承了马克思所赞扬的巴黎公社工人那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冲天”的干劲，这是列宁民主革命理论的灵魂所在。
1871年的巴黎工人在不利的条件下仓促然而毅然地行动了起来。在此之前马克思警告巴黎工人不要轻举妄动，指出“提前的发动”是自杀，但是一旦巴黎工人迫于形势开始行动起来，建立了公社并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采取一系列带有历史开创性的措施之后，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密切地关注并尽量影响和帮助公社。在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几易其稿迅速写出了《法兰西内战》这样的经典名篇。马克思在文章中对公社社员冲天的干劲给予了高度而热情的赞扬。列宁在1905年革命期间所写的《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一文中突出的正是马克思的这一态度。
在列宁看来，“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 [28]。他写道，马克思“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英勇地奋不顾身地积极地创造世界历史。马克思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准确地估计成功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见到……本来就用不着拿起……’等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
“马克思能够理解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殊死的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
“他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29]
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无疑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所赞扬的这种精神。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甚至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1848年无产阶级的代表感觉到了这个需要，但是无产阶级还没有做好准备），因而这在理论上需要极大的勇气，在实践上更需要对无产阶级事业有无比的信心和对无产阶级作为伟大的历史活动主体的信任。因此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理论本身，提出无产阶级在其中的领导权，或者说主张无产阶级去和资产阶级争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这本身就是对无产阶级的能动性的高扬！因为它表现出了无产阶级力图完成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甚至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的主动性，而不是跟在资产阶级后面成为其尾巴。在列宁看来，如果无产阶级不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任由俄国走上资产阶级改良或者普鲁士式道路，俄国的资本主义也会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也会缓慢的到来，但是这样无产阶级失去了一次影响历史发展、给社会发展打上自己烙印的机会[30]，且这样的道路也会给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带来的更多的痛苦。他写道：“如果我们将被迫沿着这样的道路慢慢地拖着步子走，那我们也能在细小的日常工作中尽自己的责任。但是，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吧。如果我们不利用群众这种盛大节日的活力及其革命热情来为直接而坚决的道路无情地奋不顾身地斗争，我们就会成为背叛革命和出卖革命的人。”[31]
列宁意识到，工农民主专政只是革命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它能否实现，还需要无产阶级尽力去争取，因为这条道路上还有很多的困难要去克服，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甚至背叛，封建专制制度的强大力量，国外资本主义的干涉，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动摇等等，这些使得他不能肯定地得出俄国一定会走上彻底革命道路的结论，因此他只能说这只能由未来的政治斗争来解决。“先要投入战斗，然后才能见分晓” [32]，这是十月革命后经常为列宁所引用的拿破仑的名言，这句话对1905年的列宁也是完全适用的。1905年革命之初，列宁认为俄国革命面临着空前的有利形势（反人民的战争、亚洲式的专制保守主义等等），这时他寄希望于起义的胜利。但是马尔丁诺夫却反对组织起义，反对无产阶级进入临时政府，列宁对此可谓“愤恨”之至：“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高涨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因此在这样的时刻，马尔丁诺夫主义不仅是一种蠢举，而且是一种犯罪，因为它有损于无产阶级革命能量的发挥，挫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33]普鲁汉诺夫等人提出排除了资产阶级后革命能否抵御反动势力的问题，列宁则指出不能因噎废食，“让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们心惊胆战地去考虑将来的反动吧”[34]。列宁所理解和继承的这种巴黎公社精神在这里跃然纸上，几乎不需要任何说明了。
因此本书认为，只有把握了列宁对马克思所赞扬的“冲天的巴黎人”[35]的精神的继承，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一1905年革命期间写就的纲领性小册子的最后一节使用这样的标题：“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36]
注释
[1] 关于列宁革命思想的其他来源，可参考Leopold H. Hamsun, The Russian Marxists and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Beacon Press, 1955; Robert D. Wrath, Lenin, Twayne Publishers, New York, 1973; Alain Besancon,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Leninism, Basil Blackwell, Oxford，1981; Robert Mayer，Lenin and the Jacobin Identity in Russia,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Vol.51, No.2, 1999, pp127-154；Patrick Flaherty，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D],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pp38-60; 等等。
[2] 19世界末期俄国革命者和知识分子对雅各宾主义的态度流变可参考Robert Mayer, Lenin and the Jacobin Identity in Russia,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Vol.51, No.2, 1999, pp127-154; Shlapentokh Dmitry: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Russian Intellectual Life 1865-1905, Praeger, 2009年(2nd Edition).
[3] Alain Besancon,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Leninism,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81.
[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42页。另见《托洛茨基言论》（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年，60-75页。这种比拟在十月革命之后仍然存在。列宁去世后“三架马车”期间托洛茨基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暗指为俄国的拿破仑，他被认为将是在俄国发动“热月政变”的军事独裁者，参见Sheila 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07.
[5] 转引自[美]苏珊·邓恩：《姐妹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启示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5页。
[6] [美]苏珊·邓恩：《姐妹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启示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4页。
[7] 参见《列宁全集》第十一卷，41-42页。十月革命时期列宁在说明特殊措施的必要性时也多次举了法国革命的例子。如在1917年7月底《用“雅各宾主义”能够吓住工人阶级吗？》中他写道，“无产阶级历史学家则认为雅各宾主义是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种极大的高涨。雅各宾党人给法国作出了民主革命和抗击反共和国的君主联盟的最好榜样。”（《列宁全集》第三十卷，347页）又如在1917年9月底《大难临头，出路何在》提出，在20世纪俄国也应该用“雅各宾”式的手段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221页）
[8]参见《列宁全集》第九卷，290页；第十一卷，41-42页。
[9]邓恩认为，“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为列宁提供了强硬、有力和创造性的领导权的模型”，“雅各宾派教会了列宁如何去夺取事件的控制权，建立纪律严明的执政党，以及遵循他的意志将革命推向前进。”（[美]苏珊·邓恩：《姐妹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启示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10页）应该指出，不应该夸大法国大革命对列宁的这一影响，列宁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更多是从俄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需要产生的，它有其自身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六卷，1-173页。
[10]《列宁全集》第十一卷，42页。
[11]Shlapentokh Dmitry认为，法国革命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仅仅在于党内的权力斗争方面，本书的论述表明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甚至是肤浅的。这种观点只看到革命中的权力斗争，而看不到革命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革命带来的社会历史变迁。Shlapentokh的观点可参见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Russian Intellectual Life 1865-1905, Praeger, 2009年(2nd Edition) .
[12] 弗·梅林编，《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遗著选》第3卷，1902年斯图加特版（该书俄文版于1925年以《弗·梅林收集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48-1850年德国革命时代所写的随笔和论文》为名出版）。转引自《列宁全集》第十一卷114页、45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46页。
[14]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261页。
[15]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262页。
[16]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116页。
[17]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70页。
[18]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117-11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69页。
[20] 马克思对德国1848年不断革命的不同设想，可参见曹浩瀚：《马克思1848年德国不断革命思想再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6期。另可参见Hal Draper，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Monthly Review Press，1978，p247.
[21] 《列宁全集》第十卷，223-224页。
[22] 《列宁全集》第十卷，124页。
[23] 《列宁全集》第十卷，24页。
[24] 《列宁全集》第十卷，129页。
[25]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121-122页。
[26] 《列宁全集》第十卷，230页。
[27] 《列宁全集》第十卷，229页。
[28]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379页。
[29]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375-381页。
[30] 列宁曾这样写道：“我们也决不允许出现一个没有我们参加、没有先进阶级干预的历史转折关头。”（《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7页）
[31]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95页。
[32]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372页。 。
[33] 《列宁全集》第十卷，132页。
[34]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96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353页。
[36]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85页。列宁对无产阶级能动性和斗争精神的高扬可以说是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气质所在，它为后来的十月转变奠定了精神基础，因而对于我们理解整个东方社会主义的起源也是一把重要的钥匙。Leopold认为列宁在哲学思想上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有唯意志论倾向，这种说法如果说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也只是反映了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但是作者忽视了列宁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本身就包含对工人阶级能动性的强调（当然这种强调以承认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为前提）。列宁发挥的这种能动性，是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内的主观能动性，它不同于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Leopold的论述可见Leopold H. Haimson, The Russian Marxists and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Beacon Press,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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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浩瀚。来源：《列宁革命思想研究》。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