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激流网将连载《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一书，以飨读者。
第二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垄断企业的监督与国有化
二月革命发生时，俄国卷入世界大战已近3年，持续的战争使俄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战争期间俄国动员了上千万的劳动力服兵役，另外有200万匹马被征用，几乎完全停止了向农业供应劳动工具。[1]结果俄国农业生产连年下降，食品供给日益紧张，饥荒问题开始出现。沙皇政府为了应付战争大量发行纸币，这更使得俄国的物价飞涨。战争的重压给俄国人民带来了不堪忍受的贫困和痛苦，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一部分垄断资本家在战争经济的刺激下谋取暴利，大发横财。解决战争带来的经济崩溃尤其是饥荒问题成为当时的迫切问题。俄国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沙皇陆军部在1917年起开始实行粮食垄断，但是由于执行不力并没能阻止饥荒的蔓延。可以说，沙皇俄国在没有赢得战争之前就已经被自身的经济崩溃击垮了——二月革命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彼得格勒的妇女由于排队买不到面包愤而走上街头。随后的临时政府在经济问题上仍没有什么作为，同整个大资产阶级和垄断寡头的密切联系使其无力执行那些稳定物价、保证粮食供应的措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受到的这种阶级限制列宁在革命之初就预见到了，他在回国前的信中就指出临时政府不能解决饥荒问题，这是他决心推翻临时政府的重要原因。因此解决战争带来的经济危机也成为列宁新的革命纲领中的重要内容。
列宁对俄国经济危机的对策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他最初主张苏维埃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重点是对银行、辛迪加的监督），后来进一步要求对银行、辛迪加等实行国有化。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提出的经济纲领，既是迫于经济形势的应急措施，也是他关于革命继续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因为他把这些措施看作是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步骤。
一、苏维埃监督生产和分配
列宁一直关注着俄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二月革命后，列宁在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了饥荒问题，并指出饥荒是“由于缺粮、由于粮食分配不合理、更主要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夺走了粮食”；他强调“要给人民面包，就必须对地主和资本家采取革命措施”，但是这里并没有说要采取什么具体措施。[2]在《远方来信》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提出要“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并且解释这些步骤之所以“绝对必须采取”，“是由战争所造成的和战后时期在许多方面甚至会更加严重的那些情况决定的”[3]。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解决面临的经济问题成为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列宁的对策有两条：“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和“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4]。在1917年6月初的《关于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几项经济措施的决议》中他写道：“克服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真正的工人监督”[5]。
在战争引起的生活必需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为了防止饥荒的蔓延，对生活必需品的流通和分配过程加以调节几乎成为当时西方国家的通例。[6]但是依靠谁来监督谁，监督到什么程度？就此而言，列宁提出的监督与当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依靠广大的劳动群众（尤其是工人），依靠群众自己的革命组织——苏维埃，而监督的对象则是资本主义企业。
列宁所主张的监督的具体内容包括：工人的各种组织（工人委员会、工会、苏维埃等）有权对企业的生产进行监督，工人在有决定性意义的机构中要占3/4以上；公开企业账目，取消商业秘密，限制商品的市场价格，消除各种暴利和盗窃国库的行为；实行粮食垄断，建立消费公社，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并逐步把生产军需品的劳动力转移到恢复经济所需要的生产中去等。[7]列宁特别注意消除富人的特权，他要求富人和穷人共同承担战争带来的负担，这就要求取消资本家在消费方面的特权，把富人资本家也列入普遍劳动义务制的范围。列宁还把对国民经济的计算和监督看作是消除部分资本家大发战争横财的根本措施。[8]
列宁尤其重视对银行和辛迪加的监督。实际上，他早些时候提出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具体措施，基本上都是对银行和辛迪加进行监督。如在《四月提纲》中他就提出合并所有银行以进行监督；在布尔什维克的四月会议（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对所有的银行实行国家监督，把它们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同时对保险机关和资本家的最大的辛迪加也实行国家监督，逐步实行更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和累进财产税”[9]。
列宁监督银行和辛迪加的主张遭到不少的质疑，对此列宁进行了坚决的辩护。他指出，这种监管在经济上已经完全成熟，在技术上完全可以立即实行；在政治上也能够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因为这些措施对他们是有利的[10]，是稳定经济形势的必要组成部分，是保障他们的生活所必需的。列宁尤其强调这些措施在经济上成熟和技术上可行。他认为，银行、辛迪加等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它们建立了全国性的生产经营网络，代表了最高的生产力，这些企业内部已经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无政府状态。不过列宁认为，它们实行的是官僚的监督，只要在这些企业中让工人和普通职员成为监督主体，废除商业秘密，就可以轻易地消除暴利，为稳定社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服务。他还把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进行对比，指出后者之所以失败，最深层的原因是缺乏物质条件，缺乏现代大工业的支撑。而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则可以通过这些最重要的垄断企业加以监督。[11]
当时有不少人攻击列宁的这些主张是要搞社会主义，但列宁从不认为对社会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指出，“对银行和工厂实行监督还不是社会主义”[12]；这些措施还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们涉及消费品的分配，而不涉及生产的改组”[13]。不过综合列宁的有关论述看，对社会产生的监督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这些措施带有应急性质，它们“之所以绝对必须采取，则是由战争所造成的和战后时期在许多方面甚至会更加严重的那些情况决定的”[14]；不采取这些后果就会导致灭亡，而且布尔什维克的要求也不超出这些，“监督，托拉斯国家化，限制市场物价，实行劳动义务制等，这些就是布尔什维克的要求，没有要求更多”[15]。然而另一方面，“这些步骤就其整体和发展来看，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在俄国，不采取这些过渡措施，要马上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采取了这种过渡措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了。”[16]这些措施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因为在当时的列宁看来，战争和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全消除战争及其带来的危机，这是俄国无产阶级和欧洲无产阶级共同的使命，只是俄国物质条件相对落后，还不能直接进行剥夺资本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暂时只能采取这些对大型垄断企业进行监督的过渡措施，等以后西欧革命成功后俄国就可以由这些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前进。因此，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在列宁这里是具有双重性质的。这一措施的后一性质（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突出表明，列宁这一时期并未主张马上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此时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应用在俄国的直接结论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17]
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
1917年二月到十月之间，俄国政治形势总的来说是日趋严重，经济形势也进一步恶化，这决定了俄国革命不可能保持原地不动。顺应这种形势的要求，列宁的主张从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进一步发展为要求对银行和辛迪加进行国有化。
列宁的国有化思想是对其“计算和监督”思想的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监督而提出来的。他曾经这样表述这些措施之间的递进关系：“首先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然后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对银行和辛迪加实行监督，最后把它们收归国有，就是说归全民所有” [18]。列宁在早期阐述危机对策时曾提到过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如在1917年四月份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中提出应该把最大最强的资本家垄断组织拿到自己手里），但是在1917年7月之前，列宁提出的要求大多是到监督为止，很少提国有化的要求。
列宁首次全面阐述他的国有化思想是在著名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一文。这里他重申解决俄国经济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对生产进行监督：“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基本的主要的办法……就是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19]不同的是，在这篇文章里列宁把国有化看成是实现监督的前提，即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本身要求实行国有化：“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20]。他还具体说明国有化的必要性。银行国有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把银行这个现代经济的中枢和轴心控制了，才能做好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21]。列宁强调银行国有化并不剥夺储户的任何财产，也绝对没有任何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困难，障碍完全来自一小撮富人谋求卑鄙的私利，为此对银行国有化和进行监督主要依靠的是银行的中下层职员，要发动他们广泛参与。由银行国有化列宁又引出对保险业的国有化问题。不仅如此，列宁还进一步指出，由于银行业和工商业的密切关系，对银行业的国有化要求工商业辛迪加的国有化。一方面，“不采取步骤对工商业辛迪加（糖业、煤业、铁业、石油业等等辛迪加）实行国家垄断，不把这些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要认真调节经济生活，就要把银行和辛迪加同时收归国有”。[22]与前面对银行和辛迪加的监督的论证相似，列宁这里同样强调国有化具备了经济技术基础。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全国性的大生产和组织网络为国家接管它并对其进行监督提供了现成的骨架。他还认为，实行国有化这种更加进步的措施，不仅有利于对监督的实行，而且可以激发革命人民的积极性，可以提高俄国的国防能力。[23]
需要提醒的是，列宁这时主张的国有化只限于银行、辛迪加等这些大型垄断性企业，除此之外的资本主义企业只主张对其进行一般的监督。事实上，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并没有说过要将俄国全部资本主义企业没收或者彻底消灭私有制之类的话。
这里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系列重要场合所发表的对待资本主义企业的政策主张。在《关于苏维埃的决议》中，关于工厂的条款列宁只是要求实现工人监督[24]；在四月会议修改党纲的条文中，除了对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外，对于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列宁根本没有谈变更所有制的问题，他谈的仅仅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尽可能地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设立劳动监察机关）、社会福利等[25]。在1917年5月14日的演讲中，列宁批评斯柯别列夫剥夺资本家“百分之百的利润”的说法，指出斯柯别列夫比布尔什维克左得多，说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把事情做得这样过分……从来没有主张把百分之百的利润拿过来。”列宁重申，党的要求只是“对银行实行监督，然后规定合理的所得税。如此而已！”[26]在《必将到来的灾难和不讲分寸的诺言》（1917年5月）一文中列宁说得更清楚：“对个别资本家，甚至对大多数资本家，无产阶级不仅不打算把他们‘剥光’，不仅不打算剥夺他们的‘一切’，而且相反，打算让资本家在工人亲自监督下去做有益的和光荣的事情。”[27]在《关于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几项经济措施的决议》（1917年5月底）的提纲中，列宁只是强调工人监督应该发展为调节并扩大调节的范围，并没有提出接管工厂的要求。[28]在十月革命前夕论述经济政策在重要著作《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中，对于一般资本主义企业，列宁也只是提出对其强迫辛迪加化以便于监督，并没有要求加以没收或者国有化。[29]
至于更小一些的小企业和小业主，列宁的态度更加温和，他甚至都没有要求对这些企业进行监督，“因为社会主义在客观上不可能实现是与小经济有关的，我们不仅根本不想剥夺小经济，甚至根本不想调节它，监督它”。[30]列宁认为小企业和小业主由于技术和文化水平较低，联合的难度较大，而且它们在经济上影响不大，因此没有对它们提出强迫联合的要求。[31]
国有化在列宁那里虽然是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的逻辑要求，是战时经济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涉及到消灭一部分非常重要的资本主义财产的问题。我们知道，一战期间列宁曾经把没收银行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32]，但是在二月革命后作为俄国革命继续发展的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对这些国有化措施性质的论断则有些后退。与前面的监督措施一样，列宁的国有化措施也有二重性。列宁提出的国有化的二重性质，可以从他在1917年4月制定新党纲的经济纲领时写的一句话看出来：“一方面，在银行业和托拉斯化的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已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引起一种普遍的要求，即对最主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国家和社会的监督，这就促使党提出把银行、辛迪加（托拉斯）等等收归国有的要求。”[33]也就是说，国有化一方面是由于战争引起的经济破坏所需要的，是克服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的紧急需要[34]。另一方面，虽然列宁指出采取这些措施不是为了某种理论而是迫于现实需要，是为了拯救俄国和拯救工人，他仍然强调这些措施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做基础，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最初的或者中间的步骤。
不仅如此，列宁此时还多次强调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在专门解释四月提纲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就银行和辛迪加等国有化措施的性质他指出：“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刻加以监督等等措施，决不是‘实施’社会主义。”[35]他还指出，“把辛迪加收归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即农民的国家所有，这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呢？不是的，这还不是社会主义。”[36]也就是说，二月革命后列宁在俄国主张进行对垄断企业国有化时，并不准备认定这些措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在1917年以前，由于认为这些措施是社会主义的，列宁否定了他们在民主革命中的适用性。那么，列宁是如何将这些措施与俄国革命在理论上衔接起来的呢？这是通过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实现的。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向社会主义过渡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是列宁在一战后期对帝国主义论的新发展。在世界大战的刺激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重要的部门尤其是一些垄断行业进行了国有化以方便进行国家调节，这使得国有垄断经济大大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进入战时军事经济的轨道。[37]列宁把这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的表现，他写道，“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战争做了25年来没有做到的事情。工业国有化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也得到了发展。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客观情况表明，战争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从垄断向国家化发展。”[38]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已经变得腐朽、垂死，而国有化带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直接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战争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从垄断向国家化发展。这一切使社会主义革命临近了，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39]
列宁做出这样的论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在列宁看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社会化大生产和大工业为基础，它的生产力非常发达，有遍布全国的组织网络，同时它又由国家掌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算和监督（此外有些国家还实行义务劳动制）等等。在这一时期写就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由全社会共同掌握生产资料，按照统一的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生产，实行按劳分配（因为人人都必须参加劳动），社会的生产管理机构对全社会的人和物进行统一的调配，对生产和分配进行严格的计算和监督。二者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在大生产、大工业的基础上，由统一的中央机构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计算和监督。
列宁理论视野中这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高度相似性使得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国家与革命》中他具体设想了资本主义创造的这些大机构怎样直接为社会主义所用：“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那时候量就会转化为质。统一的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分支机构——这已经是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机构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骨骼。”[40]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他对二者的关系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41]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列宁无疑是愿意把这种国有化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
列宁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上述观点，不是他针对俄国具体情况做出的个别论断，而是他就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在战时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最新变化对其帝国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列宁那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证实了他在战前的一个看法，即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战前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无疑已经具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由于战争而更加成熟，并且继续在异常迅速地成熟。”[42]当然，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还需要政治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夺权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社会主义革命。而帝国主义大战带来的惨状使无产阶级无法忍受，促使他们起来革命，因此帝国主义战争就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准备好了主客观条件，这样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论断就自洽了，而这也是一战后列宁世界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所在。
但是具体到俄国，列宁的态度相对复杂。一方面，他认为俄国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大战期间也发展起了自己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写道：“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而这个糖业辛迪加又使我们亲眼看到垄断资本主义怎样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43]这样俄国也可以采取一些条件已经成熟的措施，如对这些企业进行国有化。但另一方面，列宁又指出俄国同欧洲相比落后很多[44]，因此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的直接任务与欧洲不同，俄国在二月革命后能做的不是直接实施社会主义，而是进一步推动革命，采取为形势所必需的、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并尽可能把革命扩展到西欧，揭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在后者的帮助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由于列宁还没有在俄国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这时的列宁看来还只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措施，他还没有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这点前面我们所引的关于国有化的性质的论断已经说明了这点。列宁把这个时期俄国革命政府实行的国有化看作是“革命民主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如果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45]列宁绝口不提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对银行和辛迪加等进行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强调革命民主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46]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提出，使列宁从理论上完成对这种措施的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性质的论证，从而为后来明确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理论基础。
注释
[1]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240页。
[2]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2页。
[3]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53-54页。
[4]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116页。
[5]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164页。
[6]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舒宾正确地指出，二十世纪的经验证明：“在资本主义市场瓦解（而这在1917年的俄国正好发生）的条件下，没有国家果断的调节是不行的。尽管官僚经济存在各种各样的浪费，但是完全无作为以及寄希望于自发势力则更具有破坏性。”参见亚历山大·舒宾：《1917年的选择——列宁的对手是如何丧失人民的支持的》，《历史研究》，2007年第五期。
[7]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163-165页。
[8] 列宁曾经根据报纸披露的材料举了钉子的例子，当时钉子出厂是每俄磅20戈比，而卖给居民则高达每俄磅2卢布，参见《列宁全集》第三十卷，285页。
[9]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37页。列宁高度重视对银行和辛迪加等进行监督，在他看来这是维持未来的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基础。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其革命思想发展的影响，具体可参考本书第三章，此不赘述。
[10]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37页。
[11] 列宁还曾设想对大企业的监督是比较温和的，并不需要类似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之类的工具。他曾写道：“揭穿银行大王的勾当之后，将银行、资本家的辛迪加以及所有为国家工作的承包商都置于工人的监督之下，就可以释放他们。”（《列宁全集》第三十卷，275页）
[12]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121页。
[13]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3页。
[14]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53-54页。
[15]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75页。
[16]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53-54页。
[17] 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列宁从帝国主义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已经没落、腐朽的论断中得出俄国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他们没能注意到，列宁在运用帝国主义理论时实际上是将俄国和西欧其他国家区分开的。Neil Harding 正确地认识到，在列宁此时的世界革命图景中，俄国的任务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激进的民主革命（见Neil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2, pp 75-78.），但Neil Harding没有把这提升为列宁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加以重视。关于这个阶段的讨论参见本章第三节。
[18]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200页。
[19]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182页。
[20]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189页。
[21]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191页。
[22]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195页。
[23]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221页。
[24]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381页。
[25]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87页。
[26]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93页。
[27]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108页。
[28]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23页。
[29] 列宁在文中提出把这些企业强迫辛迪加化的依据有二，第一是认为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有效率，“分散的企业联合为一个辛迪加，就能大大节省，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也是一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例子说明了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204页）其次，在列宁看来，把这些企业联合成一个大的辛迪加之后，才更加有利于对这些企业进行监督，有利于稳定价格，消除资本家的暴利。
[30]《列宁全集》第三十卷，234页。
[31]《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204页。
[32]《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100页。
[33]《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77页。
[34] 关于迫于经济压力、迫于饥荒、迫于破产和死亡才这样的说法比比皆是，这点可以从列宁这一时期很多文章的题目看出，限于篇幅此不罗列。
[35]《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167页。
[36]《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301页。
[37] 关于一战期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可参考高毅：《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英国的诞生》，《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
[38]《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353页。
[39]《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353页。
[40] 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恩格斯那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提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不得不承担对生产的领导，在由国家掌握生产力的时候，“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560页）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冲突的形式上的解决”，说的就是国家直接掌握生产力在形式上与未来社会主义由社会组织生产二者具有相似性，而列宁所说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与恩格斯的上述说法是一致的。
[41]《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218页。
[42]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35页。
[43]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216页。
[44]“把俄国帝国主义说成是严密的整体（帝国主义根本不是严密的整体），也是不对的，因为俄国还有许多地区和劳动部门在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这是落后现象，是一个弱点，但它毕竟存在着，在某种情况下会起到延缓资本主义崩溃的作用。”（《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80页）
[45]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217页。
[46] 正是鉴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这种关系，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提出把俄国先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称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列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又转变为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三部分以及第六章第二节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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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浩瀚。来源：《列宁革命思想研究》。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