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激流网将连载《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一书，以飨读者。
第四章 “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
1917年无疑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之年。在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年多后，在这年的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天，在不想再忍受寒冬中排长队购买面包的妇女们的带动下，彼得堡的人们终于爆发了，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推翻了专制制度，沙皇政府没有经过什么有力的抵抗就被迫下台；不久宣布成立了共和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受命组织内阁。这就是俄国历史上的二月革命。俄国革命者梦寐以求的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目标就这样几乎毫不费力地实现了，俄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但是推翻沙皇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俄国面临的众多问题：战争还在继续，俄军伤亡惨重，士兵的厌战情绪在四处蔓延；战争带来物价飞涨和普遍贫困，城市工人罢工日益增多；在农村，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日益强烈……
二月革命发生时列宁身处瑞士，虽然还不大清楚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但是他已经提出了把俄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第一环继续推进的思想，至于革命具体应该怎样发展他也没有现成的方案。回国不久列宁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在《提纲》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很快就适应了革命形势并使其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几个月后发生了十月革命——它被认为是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我们知道，直到1917年初列宁都坚持俄国面临的是民主革命，主张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争取实现工农民主专政。这样很明显，在二月革命与后来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列宁的思想经历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他的革命思想是怎样从主张民主革命转到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中间经过了什么阶段，其中又包含着什么样的矛盾？本章将探讨这些问题。
可以说，在列宁一生中，这个时期的思想是最为含混因而也是最难以把握的。理解列宁这一时期思想的难点有两点，首先是当时政治局势的复杂交错带来的列宁的新纲领在内容上的新旧交织，其次是列宁个人的理论风格。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沙皇专制制度在政治上被推翻，就民主共和国这一要求来说，革命基本达到了目的，但是社会民主党所要求的土地改革和八小时工作制还没有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完成。同时俄国沙皇制度的推翻是在特殊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压力下实现的，战争给俄国革命提出了额外的任务，尤其是战争导致的经济危机提出了对既有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要求。列宁顺应了形势的需要，在旧纲领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巴黎公社式新型国家的政治纲领以及以对银行、辛迪加等垄断企业进行国有化以实现“计划和监督”的经济纲领。这两部分新的纲领和未完成的民主革命内容相交织，使得列宁这一时期所主张的革命“第二阶段”具有复杂的性质。对此简单地套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概念工具来说明是不够用的，因此现实的发展要求用新的概念和理论来对其加以说明，这是理解这一时期列宁思想的根本困难所在。另一方面，列宁在理论上应对这种复杂形势的方式也不利于我们把握其思想。列宁是一个具有高度现实感和策略灵活性的政治家，他善于根据实际政治形势的发展来调整自己的政治策略，同时他又是一位谨慎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熟稔于心。但是他使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方法常常不是在既有的理论体系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概念来反映新的现象，而更多是通过调整既有概念的内涵（前面介绍的他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概念的理解就是典型的例子），也就是说，列宁经常用旧的术语来刻画新现象。列宁运用概念发展理论的这一特点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他在二月至十月之间思想的理解。[1]
第一节 建立新型国家与全部权力归苏维埃
在二月革命后列宁发展了的革命思想中，政治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新型国家制度，列宁把建设高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巴黎公社式新型国家看作是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内容。列宁十分重视在革命中产生的群众组织——苏维埃，他把苏维埃看作是新型国家制度得以实现的政治形式。在列宁看来，苏维埃是工人和农民的阶级组织形式，苏维埃国家的阶级实质将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因而苏维埃可以实现新型国家制度及新的阶级内容的统一。
一、从民主共和国转向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国家
我们知道，“民主共和国”是民主革命时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纲领的首要内容，它包括消灭专制制度、建立立宪政府，官吏的普遍选举和罢免，人民陪审等等，另外还包含着一些超出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内容，如人民武装，废除警察等。二月革命发生不久，身处国外的列宁根据临时政府的组成及初步措施指出，临时政府是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它不可能实现工人和农民所需要的自由，包括由士兵选举军官，给男女平等的选举权以实现普遍、直接和秘密选举，以及开放一切官方的和公共的建筑物供人民集会之用，取消对地方自治权的一切限制，撤销由上面委派来监视地方自治的一切官吏，实现宗教自由等[2]。显然列宁这里所列举的政治自由和权利，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能接受和实现的自由，但即使是这些要求临时政府都不愿意迅速实现，这也是列宁决定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的重要原因。在给启程回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电报中，列宁提出了武装无产阶级的要求，并指出这是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的保证”[3]。
随后，在名为《远方来信》的给国内布尔什维克的系列信件中，列宁的思想有了重要的发展，他在分析革命形势、布置下一阶段任务时提出了建立新型国家的目标。在列宁的这五封信中，有三封信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其中有两封信，即《论无产阶级民兵》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任务》则是专门论述革命继续发展在国家制度方面的任务的。列宁提出了沿着1871年和1905年的经验前进，由被剥削人民自己组织和武装起来直接掌握国家政权的主张[4]。在列宁看来，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提出了新的国家制度的问题，提出了突破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问题，因为只有新的国家制度才能同革命的下一阶段相适应，“我们需要国家，但不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那种国家，因为它的政权机关如警察、军队、官僚（官吏）是脱离人民并且是同人民对立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完善了这个国家机器，只不过把它从这个党的手中交到另一个党的手中”[5]。继续推进革命，就需要打破这种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国家机器来替代它；而废除旧的国家，其核心就是要废除旧的军队、警察和官吏。
作为对旧军队和警察的替代，列宁提出了建立普遍的人民武装和民兵的要求。在列宁看来，武装工人，建立人人普遍参加的民兵组织，既是防止沙皇复辟和资产阶级进攻的有力保障，又是废除旧军队和警察的主要措施。他认为，只有由全体居民，即由所有成年男女公民组成的民兵，才能使得地方政权真正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才能防止警察、乡警和巡官以及地主资本家等对人民的压迫，才是防止在革命高潮过去之后出现脱离人民的警察的保障。列宁指出，在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短暂地出现过人民专政的现象，但是在非常短暂的革命时期过去以后，建立或者恢复起来的是脱离人民、由这样或那样地服从于资产阶级而与人民对立的武装人员组成的特殊组织——警察，为了防止在俄国出现这种现象，就必须有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民兵，因为“它把人民军队的职能同警察的职能、同维持国家秩序和进行国家管理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机关的职能集于一身”[6]。列宁还设想由人民民兵轮流执行勤务以真正废除旧警察和军队，并要求业主在民兵执行勤务期间继续支付薪酬。在第五封信的提纲中列宁就废除官吏做了简单的阐述，他参考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经验，要求把巴黎公社防止官吏复活的措施，即一切官吏由人民选举产生、人们可以随时撤换一切代表和官吏以及著名的“一切官吏的工资不超过工人工资”等写入新的党纲。显然，[7]列宁以巴黎公社为模型在俄国建立新型国家的意图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列宁的上述思想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党内其他同志足够的注意，因此列宁在多次报告中论述了在俄国革命的下一阶段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的重要性，并指出了苏维埃作为新型国家制度的特点。例如，著名的《四月提纲》的第五条就是“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8]这是对《远方来信》中提出的建立新型国家主张的集中表述，而且这里列宁已经明确地把苏维埃作为新型国家的政治形式。
在第七次代表会议后提出的新党纲草案中，列宁把建立新型国家的要求增加到了党纲中并具体描述了这个国家的若干特点：
“党争取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完全废除警察和常备军，而代之以普遍的人民武装，全民的民兵；一切公职人员不仅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要求随时撤换；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人民代表苏维埃（由各阶级、各行业或各地的代表组成）逐步代替议会制代表机构，它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执法机关。”[9]
正是由于对新型国家问题的重视，列宁在1917年8-9月份，在革命非常紧张和困难的时期，专门写作了《国家与革命》这一经典著作。此外，列宁在多次演讲中说明需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的新型国家并不以消灭资产阶级为前提，这可以从前面列宁设想由业主支付工资以支持人民武装得到证明。后面分析列宁的经济纲领时将进一步证明这点。这样要使新型国家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就存在一个限制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的问题，在这方面列宁非常重视保障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政治权利尤其是出版、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实现。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虽然名义上人民群众有这些自由，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报刊杂志、纸张、印刷机和建筑物等受资本支配，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上述政治权利的物质条件，而新型国家必须改变这一点[10]，由此列宁曾提出将报纸上的广告国有化、纸张和印刷机国有化以及按照各派的政治力量大小来分配纸张、印刷机和建筑物等设想。[11]
列宁建设新型国家的主张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并不现实，对此列宁坚决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他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就中、从俄国面临的局势中去寻找建立新型国家的依据，并试图说明新型国家是最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针对那种认为俄国人民还没有条件实施“公社”的质疑，列宁指出“凡是在经济现实中和在绝大多数人民的意识中还没有绝对成熟的改革，公社即工农代表苏维埃都没有‘实施’，也不打算‘实施’，而且也不应当实施。”[12]在列宁看来，经济破坏和战争造成的危机越深，越需要完善的政治形式，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治形式才可以依靠最多数的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去建设，而靠少数资产阶级政客和官吏是无法解决危机的，这方面只有新型国家才能胜任。对于公务员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水平的工资这一设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有说明。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他还进一步认为，大生产的发展和带来的管理和监督职能的简单化将消灭官僚这一特殊的阶层：“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13]这样，列宁关于新型国家中公务员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设想是同消灭官吏的固定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列宁也指出这些设想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实现的，需要一个过程：“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14]
二、作为新型国家的苏维埃
新型国家必然要求新的政治形式与之相适应，苏维埃就是由群众自发创造的、被列宁发现的新型国家的政治形式。
举世闻名的“苏维埃”一词在俄文中是“代表会议”的简称，作为基层工人和士兵群众在革命时期自发创造的政治组织，它最早出现在1905年革命中。当时反对沙皇政府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彼得格勒的工人自发选举产生了自己的代表委员会并使其成为工厂内的权力机关。苏维埃同工人密切联系，它由工人选举产生，受工人监督，领导着工人自己的武装，对外代表工人，是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工人自己的政治组织。后来苏维埃组织在士兵、农民甚至在知识分子中也普遍建立起来。列宁在1905年就注意到苏维埃，他曾把它看作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合适机构，设想把苏维埃作为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15]
二月革命后，苏维埃更加广泛地发展起来，由于它掌握着工人武装，因此实际上成为临时政府之外的权力中心，列宁后来将这一局面称之为“两个政权并存”[16]。但是列宁最初在提出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苏维埃，这是因为他当时并不在国内，并不知道俄国再次出现了苏维埃这种政治机构。也就是说，列宁提出建立新型国家的思想早于他对苏维埃的论述。实际上，在二月革命后论俄国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中列宁提出了继续把革命继续推进，用工人政府来代替资本家的临时政府，至于用什么形式他并没有回答。在获知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之后，列宁马上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在《远方来信》的第一封信中列宁第一次提到苏维埃，认为它是同临时政府并列的政府，“同时还产生了一个主要的、非正式的、还没有发展成熟的、比较弱的工人政府，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城乡全体贫苦居民的利益。这就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它正在努力联系士兵和农民以及农业工人”[17]。在第五封信《革命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任务》中，列宁把苏维埃看作是他提出的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的具体化，他指出苏维埃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府，它用工人自己的武装替代了旧的军队。[18]回到国内后，随着列宁对苏维埃了解的增多，苏维埃在其继续革命思想中的位置也更加重要，以至于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著名口号。
苏维埃能引起列宁的重视，这与其组织特点密切相关。苏维埃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密切联系群众，它们能够迅速反映不断波动的群众情绪，同时能够有效地召集群众采取行动。苏维埃代表都是由工人或者士兵在各自的生产或者军事单位选举出来的，选民可以对自己的苏维埃代表随时加以罢免，并选出新的代表去替换。这使得它比通常的议会机构同选民的联系要直接得多，对选民的要求也敏感得多。代表们处在选民经常的监督之下，而且事实上也时常被撤换。通过几乎连续不断的补缺选举，苏维埃的组成随着工厂、营房和农村中情绪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动。这是苏维埃最初的也是最突出的特点。苏维埃的另外一个特点还在于它是一种阶级组织，它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的阶级组织（资产阶级和一些中间阶层的主要政治舞台在杜马、在城市自治机构和各种民主会议上）。因此最初的苏维埃排斥了上层阶级，或者毋宁说是被上层阶级排斥的产物。另外，苏维埃的代表们拥有多种职能于一身，他们既是立法者，又是命令的发布者和执行者，也就是说，在苏维埃身上实现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结合。苏维埃还掌握着部分工人武装，这是它的权力的重要基础。总之，直接扎根于工人和士兵并为他们所掌握，这是苏维埃作为新型政治机构的本质所在。[19]
苏维埃的这些特点使其与历史上的巴黎公社遥相呼应，也正是因为这样，列宁高度评价工人士兵们的这一创造。他指出，苏维埃“是革命的专政，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政权，它直接依靠用革命的方法夺取，依靠下面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而不依靠集中的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20]列宁认为它是巴黎公社型的政府，他为此列举了三个基本标志：（1）其权力的来源不是议会预先讨论和通过的法律，而是来自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夺取；（2）它用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的、同人民对立的机构即警察和军队；（3）官吏处于普通的受委托者的地位，可随时撤换，其报酬不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21]列宁多次强调只有新型国家才能采取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措施，它是实行有利于人民的改革的前提。
既然苏维埃体现了高于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新型国家制度，那么列宁建立新型国家制度这一主张的逻辑结论自然就是打倒临时政府，把一切权力转归苏维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首先是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否定，是推翻资本家的政治统治。列宁指出，苏维埃与临时政府两种权力并存的局面只能是过渡现象，因为苏维埃形式的政权同剥削阶级的统治是不相容的——无论苏维埃的阶级内容如何，无论在苏维埃中占主导是跟随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还是工人，苏维埃政府只能是非资产阶级的政府。[22]
但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意义还不止这些。列宁在这一口号中强调的不仅仅是权力从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中，它还包括对苏维埃这种政治形式本身的强调。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中列宁这样写道，“假如革命阶级的人民创造力没有建立起苏维埃，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就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因为毫无疑义，无产阶级决不能利用旧的机构来保持政权，而新的机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起来。”[23]当时有人认为由社会革命党等组织临时政府可以取代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要求，或者认为 “政权归苏维埃”就是指“由苏维埃的多数派政党组成内阁”，列宁指出这种想法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苏维埃这种政治形式的意义，他写道：“不是的，政权归苏维埃就是要以这种新的机构来替代旧的国家权力机关”[24]。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列宁看来，在革命的进程中，这种新的国家形式有其相对独立的意义，只有这种新的国家形式才更有益于人民，更有利斗争，才能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相匹配，也只有这种国家形式下才能进行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25]。
列宁当时设想首先使苏维埃掌握全部国家政权，建立起新的国家制度，组成非资产阶级的政府（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可以不是布尔什维克），然后在这个框架内适时地进一步推进革命。实际上，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指出要求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时候，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还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但是列宁并不担心政权转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中，因为他们的基础主要也是劳动人民，确切地说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和部分无产阶级。虽然他们在政治上有这种那种缺点，但是由于苏维埃和工人、士兵及农民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列宁相信在权力转归苏维埃之后，群众将根据现实斗争的检验结果在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间做出选择。他甚至还公开建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政权拿到手中，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执政的直接经验作为反面教材来教育普通的工人和士兵：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的政党，只有他们才能真正能够解决俄国问题。列宁还设想在政权转归苏维埃后，政权更迭将通过选举来实现，因为在他看来，由于苏维埃同群众有着直接联系，这里的选票能直接表达群众的意志，革命就可以用和平的方式、用争取多数群众的方式通过选票来决定。[26]
三、新型国家的性质与革命继续发展
普遍的人民武装、对代表进行选举和罢免、公职人员领取与工人相同薪金——建立以这些内容为核心的新型国家是列宁革命纲领在政治方面的新内容。具体来说，由人民选举一切官吏并随时可以罢免，官吏领取和工人相同的薪金，把政府和公共建筑开放给群众集会使用，按比例分配媒体等，这些要求在1917年以前的革命纲领中是没有的[27]。虽然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主张也提出过普遍武装人民的要求，但是那时他并没有期望这种现象能在后来的民主共和国中得以延续，也就是说，他更多的把这看作是民主革命高潮中短暂的现象[28]，因为他当时设想的俄国革命的前途总的来说是“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新型国家制度则不同，列宁不是把它作为革命时期的特殊现象看待，而是希望把它作为以后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常态，它已经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的国家[29]。列宁希望用新型国家永久地取代旧的国家机器，这表明列宁已经提出将革命越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意愿。[30]列宁在为他曾设想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第二种前途而斗争了。
但是应当注意，单就新型国家这一点我们还难以断定列宁所主张的苏维埃政权的性质，还不能确定这种非资本主义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因为苏维埃的政治形式无法决定其阶级内容。对于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性质，列宁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说法，他曾说过苏维埃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也说过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在十月革命后则指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等。而且最初在列宁看来，这几种阶级性质之间的转变是完全可以在苏维埃内部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那么，二月革命后列宁主张的在革命下一阶段要实现的苏维埃政权其阶级性质如何呢？
从列宁个人的论述来看，在十月革命以前，除了七月事变后的一段时期以外[31]，关于政权转归苏维埃之后的性质，列宁使用最多的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说法（有时也使用诸如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等说法），为了说明这点不妨作部分罗列如下：《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中，列宁提出第二阶段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32]；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列宁重复了上述说法[33]，修改党纲时提出建立无产阶级——农民民主共和国（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没有特权官吏的国家类型）[3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的引言》中是这样写的：“要取得这样的胜利，要使工人和贫苦农民取得政权，要保持并巧妙地运用这一政权，就必须组织、组织、再组织”[35]；在《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则写道：“只有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才能粉碎资本家的反抗……”[36]；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的最后提出的结论是：“贫苦农民即大多数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37]，等等。
在这时的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它不是无产阶级独立掌握政权。列宁使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主张遇到的一个经常的批评，就是指责他要立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行社会主义。实际上，在列宁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种提法中，民主专政本身就表明了它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同，这点本书在前面分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时已经指出[38]。列宁自己也多次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加以区分。在《远方来信》中，他列举了应付危机和革命继续发展所要一些需要采取的措施，他指出这些措施“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39]。在第七次代表会议的辩论中，面对李可夫的指责，列宁再次提出不能直接提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我们说‘不要沙皇，而要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会跃过小资产阶级。但我们说的是要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帮助革命。”[40]列宁把苏维埃看作是俄国的巴黎公社，但是在《论策略书》中，列宁指出巴黎公社型国家并不直接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可惜的是公社迟迟没有实施社会主义……”[41]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列宁所主张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也不再是他在1917年以前坚持了十几年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了。为了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而不是用旧的“工农民主专政”概念来束缚自己，列宁同样与布尔什维克中的旧观念做过艰苦的斗争。在列宁看来，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之所以已经过时，有如下几个原因：一、它已经实现（虽然不完全）；二、出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是新型国家，这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所不能包含的；三、《四月提纲》在经济纲领部分提出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等新内容（这点将在稍后展开），这同样是旧的民主革命纲领所不具备的；[42]四、在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中，小资产阶级的动力作用大大削弱了，尤其是在城市，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尖锐起来的时候，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却仍然受资产阶级影响，在战争方面沾染了革命护国主义，在政治上不敢独自掌握政权，不能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并满足农民的土地问题，经济上不敢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挽救经济危机等等。这个时候革命动力中心左移了，在农村它从最开始依靠的整个农民阶层转向其中的贫苦农民和雇农即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农村小资产阶级即列宁所说的“中农”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革命继续发展的动力（但是在农村的土地革命中他们还起着重要作用），至于资产阶级则已经成为政治革命的对象，是需要打倒的力量。显然，二月革命后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结构与工农民主专政的动力结构也有了明显的区别。这也表明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已不适用了。
总之，列宁在这个时期所主张的新型国家，其阶级性质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它超过了工农民主专政阶段，但是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它表明了列宁这一时期所主张的俄国革命下一阶段的限度所在。
使苏维埃成为新型国家制度，这是列宁设想的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光有这个国家形式还是不够的。列宁指出苏维埃夺取政权后不能原地不动，否则就会无声无息地死去，也就是说，它还必须采取一些其他措施（尤其是经济措施），作为解决俄国面临的迫切问题的不二手段。在这些措施中，除了原来的“三条鲸鱼”口号中还没有实现的土地国有化这一条外，主要就是依靠苏维埃对银行、辛迪加等进行监督，并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
注释
[1] 后面我们还将看到，列宁运用概念的这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和论敌之间的理论争论，尤其是在他同考茨基和孟什维克等争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的时候。当然，对此我们不能苛求于列宁，因为在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期，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的主要任务在于制定合适的政策策略而不是进行精致的理论加工。就此而言，本书认为，相比于民主革命理论，列宁在1917年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程度是有所欠缺的。一些西方学者肤浅地认为列宁只是一个政治家而毫无理论，Neil Harding则恢复了列宁应有的理论家身份，但他认为列宁在每一次政治转向之前都有成熟的理论思考（Neil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2, p2），这就有些言过其实了。
[2]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5页。
[3]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8页。
[4]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9页。
[5]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8页。
[6]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41页
[7]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56-57页。
[8]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115页。
[9]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76页。
[10]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156页。
[11]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231页。
[12]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162-163页。
[13]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47页。
[14]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46页。
[15]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59页。
[16]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131、153页。
[17]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17页。
[18]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53-54页。
[19] 关于苏维埃的特点可参考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 III,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Ronald G. Sun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18-119.
[20]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131页。
[21]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131页。
[22]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351页、354-355页。
[23]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298页。
[24]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159-160页。
[25]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354-355页。
[26] 当然列宁并没有把苏维埃这种形式神圣化。在苏维埃完全支持临时政府对群众中的激进要求进行镇压之后，列宁放弃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要解放那些做尾巴的人。对我们重要的不是苏维埃这种形式，而是苏维埃代表什么阶级。”（《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343页）
[27] 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继续使用“人民专制”这一术语来描述革命下一阶段要实现的国家制度（如《列宁全集》第二十卷，476页），但这时的“人民专制”同他在1905年主张建立的“人民专制”在具体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就是新型国家与工农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不同。
[28] 列宁多次指出，以往的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也出现过人民武装，但是在革命后都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所取代。“革命所创造的新型‘政府’，这样的政府只是在革命最高涨的年代有过先例。”（《列宁全集》第三十卷，238页）列宁在这个时期提出新型国家，就是要求革命继续向前发展，而不是希望导向资本主义社会。
[29]《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162页。
[30]《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86-488页。
[31] 七月事变以后，鉴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同临时政府一起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列宁认为小资产阶级转向反动，这才提出了由无产阶级单独掌握政权的问题。由此在一段时间内短暂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正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有了1917年7月的经验以后，应当独立地掌握国家政权，否则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支持无产阶级，这是唯一的出路……”（《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11页）但是后来粉碎科尔尼诺夫叛乱后，群众情绪的左转又使他淡化了这种说法。
[32]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105页。
[33]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113页。
[34] 列宁指出苏维埃是新型的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不同的民主国家，“在我们党的决议中把它叫做农民－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04页。
[35]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49页。
[36]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165页。
[37]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225页。
[38]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39]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3页。
[40]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361页。
[41]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147页。
[42]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139页。本书作者曾经认为列宁的《四月提纲》并没有放弃工农民主专政思想，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当时并没有结合列宁《四月提纲》中的政治和经济新主张加以分析，这就难以认识到列宁革命思想的深化。参见曹浩瀚，《列宁工农民主专政思想的回顾与思考》，《探索》，2007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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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浩瀚。来源：《列宁革命思想研究》。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