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激流网将连载《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一书，以飨读者。  

第三节    列宁与俄国革命的第一轮争论

至此我们对列宁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列宁关于俄国民主革命的理论是他站在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科学分析俄国国内矛盾和冷静把握阶级力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列宁革命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革命实践无疑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它直接检验了列宁关于俄国革命最重要的理论观点并推动列宁对其观点进行修正、发展。本书也指出，列宁还直接从国际共运史尤其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斗争经验中吸取了重要的思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影响和推动着列宁理论的发展，那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理论斗争。

从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至二十年代末期完全确立斯大林的主要领导地位，可以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公开的党内斗争几乎持续存在于这整个历史阶段。早在1903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党就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这两个最初的派别构成了民主革命时期俄国党内派别划分的基础。到一战前这两派终于分道扬镳，变成两个独立甚至对立的政治集团。由于俄国党在国内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在1917年以前俄国党内的争论外界并不是很熟悉。[1]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后，由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造成了重大国际影响，俄国党内争论和斗争的意义开始为人们所广泛关注。

在俄国党内的斗争中，理论斗争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她是一个极其重视理论指导的政党，党内各派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往往都是依据一定的理论观点制定的，因而党内的理论斗争在政治斗争中有着特殊的位置。面对着曾经的理论权威普列汉诺夫，面对着俄国党内的马尔托夫、马斯洛夫、波特列索夫尤其是托洛茨基等重量级的理论对手，列宁必须在自己理论观点的形成和表述过程中非常谨慎和小心。可以说，列宁的革命理论是在与党内对手之间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本书前面的论述已经表明，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土地国有化理论、关于复辟的思想等，无不深深打上了与这些理论对手们斗争的烙印。因此，了解列宁与对手之间的理论分歧和斗争，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此外，列宁的理论对手们的有关观点中无疑也包含了许多相对真理，这种真理并不因为当事人后来的政治命运而失去其意义。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甚至是落后国家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持久面对的问题，因而无疑值得继续研究。

在俄国党内有关俄国革命的诸多理论中，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是两个突出的焦点。这两次革命由于其性质的不同（至少在列宁那里如此），围绕它们争论的论题自然也不相同，争论各方的论点和论据也各有变换，因此这前后的两次争论虽有着延续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两次不同的争论。在1905年前后的争论中，主要论题是俄国无产阶级如何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可以把以此为核心的一连串争论称为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一轮大争论。

由于俄国革命第一轮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民主革命问题，这些问题对西方一些国家来说已经是过去式，因此西方社会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显得比较超脱，争论主要在俄国党内部进行。在这场争论中，俄国党内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两大政治派别，即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派[2]（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少数 “不断革命”派在政治上并未形成气候，在组织上游移于上述两派之间）。以下分别介绍列宁与其他两个理论派别之间的争论。

一、列宁与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动力的分歧

列宁与孟什维克的分歧由来日久。早在1903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就在组织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称呼也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的争论中产生的。不过这个时候两派的分歧还只是组织问题上的分歧，双方在革命战略和策略上的深层分歧在1905年才真正发展并显现出来。

前面已经指出，1905年革命甫一开始，列宁就与马尔丁诺夫等在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准备起义、党是否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列宁从中发展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在1905年6月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列宁将两派的分歧进行了系统阐述，论证了自己的工农民主专政主张，批判了孟什维克的尾巴主义。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孟什维克也逐步左转，不过在政治上它们比布尔什维克总是落后几个步伐。十二月莫斯科起义失败之后，孟什维克与列宁等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再次增大，尤其是在对待杜马选举和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策略等问题上两派的分歧巨大。1907年革命失败之后，党内又多次就这些问题进行争论。在批评与反批评的过程中，列宁多次对两派的策略分歧进行总结，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

列宁和孟什维克对俄国革命性质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的任务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要消灭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封建制度残余，革命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但是，在随之而来的革命动力问题上二者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在这些分歧中具有头等意义的是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确定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的基点。对此列宁曾写道，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上的分歧“是俄国革命中涉及无产阶级实际政策的那些问题上所产生的几乎一切甚至不折不扣的一切根本意见分歧的真正根源”[3]；“后来在工人政党的政策问题方面发生的一切实际分歧，都是围绕着这个关键问题产生的”[4]。普列汉诺夫曾经把党内的分歧公诸于第二国际，他给各国著名的社会党人发放了一份调查表来征求他们关于俄国革命的意见，在调查表中他提出的三个问题中有两个就与资产阶级的有关，这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列宁的上述论断。[5]

普列汉诺夫等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后俄国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导者当然是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也将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反封建的力量，“是革命的”，因此无产阶级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应当同资产阶级联合，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主革命获得最大的力量去战胜反动势力。无产阶级如果在民主革命中抛开资产阶级（独自去领导革命），这将打乱历史的发展顺序，使俄国提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俄国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此这将会引起痛苦的历史后果。[6]故而普利汉诺夫反对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主张，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临时政府，认为这样是“背叛无产阶级”，由此他提出无产阶级的策略应该是做“极端的反对派”。[7]

显然，上述观点是列宁所不能同意的。本书前面已经指出，列宁在1905年以前就指出了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并且具体分析了这种不彻底性的阶级根源。应该说1905年革命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他的分析。在1910年11月《革命的教训》中列宁总结道：最主要的革命教训是“我们已经看到俄国人民中的各阶级是怎样行动的” [8]，因为在1905年以前很多人以为全体人民都同样追求自由，至少当时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俄国的各阶级对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持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它们争取的自由也是各不相同的。列宁尤其运用革命的具体事例证明了自由派的不彻底性：它一方面试图用和平手段争取自由，另一方面却“将另一只手始终交给沙皇，向沙皇保证要保持并巩固他的政权，使农民同地主讲和，安抚‘闹事’的工人”；在工人起义的关键时刻，自由派背叛了人民，投向了沙皇，赢得了一点可怜的权力，而沙皇在对付了工农之后又反过来对付自由派。自由派害人终害己。列宁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农民获得了沉痛然而有益的教训。当广大人民群众还信任自由派，还相信可能同沙皇政权‘讲和’，回避工人的革命斗争的时候，在俄国是不会有自由的”[9]。1905年的经验最终使列宁将资产阶级从革命的动力中排除出去，牢固地树立起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领导农民的观点。

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角色认识不同，随之而来的是对资产阶级策略上的分歧。列宁不止一次批评孟什维克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但就事论事式的批评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还必须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列宁在理论上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革命”相剥离，也就是说，他提出一种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他指出，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就其本身来说，是指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而言不会触犯资产阶级所有制，不会触犯商品生产，它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等等不是为了限制资本主义经济，而恰恰是为了促进其更快的发展。但是，这个概念本身并不能逻辑地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动力，“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还不足以确定哪些力量能够在这种革命中取得胜利”[10]。在列宁看来，孟什维克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从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出发，不顾现实的阶级斗争情况把资产阶级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当然的主人，列宁批评他们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概念庸俗化，他写道：“他们（指孟什维克，本书作者注）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11]。列宁对“资产阶级革命”概念的这一解析，抓住了其核心的本质要素，这为理解多种多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形态打开了理论空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大贡献。

列宁还结合具体历史经验来说明这点。他承认，工商业资产阶级充当主要动力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可能发生的，而且也发生过。但是他又指出，历史上也出现过非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革命的情形。他列举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体现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些社会下层专政的国民公会的例子，把它看作是由非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就俄国自身而言，列宁强调俄国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地位不可能进行彻底革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俄国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发展了起来，它有自己严格的组织，有自己广泛的宣传刊物，有了独立的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它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发展了起来。这就决定了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背叛。

既然俄国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动力，那就必须为革命寻找其它的动力。在列宁看来，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个力量只能是城市小市民、手工业者和正在形成中的无产者的话，那么在俄国这个力量已经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了。在无产阶级已经独立的情况下，应该争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其相应的政治结论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列宁写道，“自由派的背叛和农民的民主本能这个问题是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策略上的关键问题”，俄国革命要获得彻底胜利，就必须摆脱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负起领导责任而不是跟着自由派做尾巴。[12]

俄国民主革命的这种组合，体现在俄国革命的两大特点上。首先是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突出作用。在1905年革命中，俄国工人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是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他们所特有的斗争手段——政治罢工带有无产阶级活动的特性，这成为俄国革命的一大特点。政治罢工在民主革命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列宁指出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13]而工人的这种作用决定了俄国工人的集聚地——大的工业中心在俄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这也是在俄国革命中得到验证的，彼得格勒、基辅、萨马拉等工业中心的斗争成为革命的风向标。俄国这种阶级力量配置决定了俄国革命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农民是俄国革命中的基本革命力量，土地问题是俄国革命的基本经济内容，列宁认为这点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特色[1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又同时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称为农民革命。在俄国革命的这种力量组合中，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动摇，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农民的领导是革命成功的关键。但是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二重性又使得这种领导不是天然的，而是需要经过斗争才能获得的，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小资产阶级农民看作是一个未知数，把他们的走向看作是俄国革命命运的决定因素。[15]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以及与资产阶级争夺对小资产阶级农民的领导权的需要，基本就决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主要策略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列宁对俄国革命动力的分析，与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考茨基当时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16]考茨基为了回答上述普列汉诺夫调查表中的三个问题，专门写了《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文。[17]在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考茨基同列宁是一致的。考茨基指出，俄国资本结构的一个特点是外国资本起着很大的作用，俄国自身的资本不足，由此他认为“俄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牢固的骨架”，自由派解决不了俄国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排除了资产阶级作为俄国革命的动力。考茨基指出，“农业的凋敝以及工业无产阶级力量的成长，是当代俄国革命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俄国革命的主要动力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针对俄国资产阶级与革命的这种关系，考茨基指出不能用旧模式去理解俄国革命的问题，“如果我们能理解到，我们面临的是任何一个旧模式都套不上去的完全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那可就太好了。”显然这里面也包含着非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不过没有列宁表述的那么明确而已。他甚至提出俄国革命既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又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是俄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动力。俄国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决不能导致无产阶级实行唯一的统治或专政。”这实际上指出俄国革命不同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指出了俄国革命的限度，这同列宁的思想也是相似的。此外，考茨基还强调无产阶级需要农民这个同盟者：“当前革命的胜利不可能只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没有其他阶级的帮助。那么，在当前革命的客观条件下，究竟哪个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呢？是农民，因为‘在整个革命斗争时期，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才存在着利益的牢固的共同性’”。这里无疑也包含着类似于列宁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由此可见，考茨基在1905-1906年关于俄国革命的分析同列宁是非常接近的。[18]

二、列宁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批判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关于俄国革命的争论中，除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上述观点外，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理论，即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1917年以前，托洛茨基在组织上多半时间游走于孟什维克的边缘，并没有形成有力的独立政治派别，其理论影响并不大。在十月革命及后来的内战中托洛茨基发挥了巨大作用，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成为俄共领袖的有力角逐者，他的不断革命理论成为党内斗争中的重要话题。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后，托洛茨基在其不断革命论的基础上发展起一套批判斯大林体制的工人国家蜕变理论，此后创立了第四国际，在国际共运史上有很大的影响。本书不拟全面介绍其理论，只是通过对他和列宁的早期争论的介绍来进一步阐释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是他在1905年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托洛茨基本人在1905年革命中有很大的影响，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在狱中写出了论述不断革命的主要著作《总结与展望》。[20]托洛茨基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以及结构（国际资本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发展不平衡，因此无产阶级能够发挥“不成比例的巨大的政治作用”[21]。由于认为无产阶级能否夺取政权实行政治统治并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条件，而是取决于政治斗争中的力量对比[22]，托洛茨基认为俄国这种阶级力量配置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准备了条件。

托洛茨基也考虑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但是他反对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他认为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可能的，从形式上可以称之为“工农民主专政”或者联合政府。但是他认为，“农民绝对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23]，农民在政治上不是跟随资产阶级，就是跟随无产阶级——在现实中俄国农民没有自己的强大而独立政党就是证明。托洛茨基还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掌权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加速小农的破产，农民不会跟着资产阶级走，这样他得出俄国农民必然会跟着无产阶级走的结论：“执政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农民的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24]。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农民的这种统治，使托洛茨基认为“根本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特殊形式，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25]。俄国民主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将不是“工农民主专政”这一“空洞的公式”，而是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进一步提出，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避免地要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最低’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界限便立刻不存在了”[26]；“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它在经济上受奴役的地位是不相容的。不论无产阶级是在什么政治旗帜下取得政权，它都必须走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27]。托洛茨基举了八小时工作制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他认为在俄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必然会引起资产阶级的强力反抗，他们或者进行歇业停产，或者以逃亡来对付工人的要求，这就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将革命进一步推进，直接接管工厂，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领导俄国民主革命就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28]。此外，托洛茨基还认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把这种阶级斗争推进到农村，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也不得不同农村小资产阶级产生冲突[29]。当然，托洛茨基也承认，俄国生产力落后，因此俄国无产阶级是无力独自解决这个任务的，她只是提出问题，而问题的解决必须在欧洲，只有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下俄国革命才能保存下去，因此托洛茨基的结论是俄国必须将革命火焰烧到欧洲才能胜利。[30]这样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图式大致是“俄国民主革命——>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而我们记得，列宁所设想的民主革命发展进程将是“俄国民主革命——〉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在极少情况下他设想会出现“俄国民主革命——〉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显然二者关于俄国革命进程的设想有很大差别。

无疑，在高扬无产阶级的政治能动性这点上托洛茨基和列宁是一致的，他们都同意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这也是1917年托洛茨基在组织上转向布尔什维克而不是孟什维克的思想基础。但是托洛茨基比列宁走得更远，他认为俄国民主革命中会产生无产阶级专政。托的这一观点在1905年就出现过，当时帕尔乌斯认为无产阶级参加临时政府就会导致实际上的“工人政府”，列宁当时注意到这个倾向并斥之为“革命空谈”。列宁指出，“如果讲的不是瞬息即逝的偶然事件，而是在历史上多少能留下点痕迹的时间比较长的革命专政”，那么工人政府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只有依靠绝大多数人民的革命专政才可能是比较巩固，而俄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小资产阶级才是基本群众，这种阶级构成反映到临时革命政府中就是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31]

不过与帕尔乌斯不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不是作为空洞的政治口号出现的，他有一套逻辑论证在其中。他的主要依据是农民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农民人数虽多，但是不能阻止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进行政治统治。农民也可能有少数代表能够参加政府，但是在政府中占绝大多数的将是工人，路线将由工人制定。他由此批评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公式。[32]显然，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一般地说明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说明工人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共同阶级利益（这点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作了比较充分的阐释）是不够的，因为托洛茨基本人并不反对这些，他只是认定小资产阶级农民不善于、不能够、不可能掌握政权，这导致政权非无产阶级莫属。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明，农民的政治能力是否决定了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列宁确实也抓住了这点，他在1917年以前对不断革命的批评主要就是围绕这点进行的。

列宁最初认为，农民并不像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不具有政治组织能力，他认为俄国农民在革命条件下会出现自己的政党和领袖（这说明他也承认，一个阶级的政治组织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它有独立的政党及领袖）。托洛茨基把没有自己独立的政党和有力的政治代表人物看作是俄国农民缺乏独立政治行动能力的表现，在1905年革命期间，他认为不会有第二个加邦[33]，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出现这样有影响的政治领袖的可能性不会再有了，列宁则没有断然否定这种可能性，他指出：“如果俄国没有第二个加邦的立足之地，那么，在我们这里，真正‘伟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立足之地也就不会有了”[34]。列宁这里把彻底的民主革命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联系起来，认为俄国革命要真正成为大革命就必须唤醒最广大的群众，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众多的民众领袖、农民领袖。

列宁的这一观点在1909年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一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这篇文章中，针对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展望》中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前提是“或者某个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农民，或者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的说法，列宁认为无论从一般理论观点看来还是从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它都是错误的。他指出，虽然要农民服从某个党组织固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这并不能排除在革命过程中产生农民政党的可能性——即使这将是个特别困难和特别漫长的过程。列宁举了1905年的全俄农民协会和后来杜马中的“劳动团”的例子，他把它们看作是独立农民政党的雏形，并指出，“在农民的政治组织的萌芽和雏形中，固然有许多不稳定的、不固定的和动摇的东西，但是，既然在革命开始时就产生了这种政治团体，那么在革命达到‘结局’，或确切些说，在它达到高度发展即实现了革命专政的时候，就一定会产生更定形的和更强大的革命农民政党。”[35]这里列宁再次认为，在革命高潮时期极有可能会产生农民自己的政党和政治代表。列宁也承认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不觉悟和动摇（这是他主张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的基础），但是他并没有由此取消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在革命中的作用——“无产阶级既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农民的不觉悟和成见上面，也不能认为在革命时期农民的哪怕是寻常的不觉悟和消极状态会保存下来”[36]。列宁充分估计到革命进程对农民的教育作用，谨慎地为小资产阶级发挥特定的政治作用预留了空间，而没有预先完全否定产生农民政党的可能性，从而为日后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保留了主动。[37]

列宁还根据俄国的实际革命经验进一步指出，即使农民没有任何强大的独立政党，这也不妨碍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和工人进行联合。阶级联合不一定非要采取政党合作的形式，它有着丰富多样的形式。各种代表大会和非党组织的联合行动，如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联合行动，就是两个阶级联合的表现，这样的“联合”进行了几十次和几百次。列宁批判道，否认这些形式的阶级联合“就是挑剔、或者就是把‘阶级的联合’这一广泛的科学概念变成狭隘的法律的、依我说几乎是公证人的概念”[38]。他强调不能把阶级问题和政党问题混淆起来，“阶级的‘联合’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强大政党以至一切政党的存在为前提的”[39]，因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并不需要托洛茨基所说的两个前提（或者之一）。针托洛茨基认为革命政府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占多数因而不能决定政策的内容[40]，列宁则强调，革命阶级的专政问题不能归结为在革命政府中占“多数”的问题[41]，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虽然在政府里可能占多数，但是在社会的阶级构成上小资产阶级仍然是多数，这决定了政府所能执行的政策的性质。这样列宁就从理论上说明了，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动摇和缺乏独立性并不能阻止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也不能从中得出必然要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42]

但是列宁后来的思想发展表明，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论证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时，一个重要的立论基础正是这个曾被他多次批评的托洛茨基观点：农民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能起独立的作用。但是即便如此，本书仍然认为，关于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托洛茨基的传记作家多依彻（Isaac Deutscher）的有关评论是富有启发的。他指出，列宁把俄国农民看作是革命力量，但是又跟托洛茨基不同，他对农民的潜力不做过早预计。“他耐心等待着，看农民会不会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要是这样，社会民主党就必须把它当作平等伙伴”。多伊彻由此评论道，“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看起来比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宽泛、更严谨，而且更适合社会民主党人与农村革命家的联合。”[43]

三、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小结

到此为止我们对列宁民主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本书的研究表明，列宁发展起一个比较系统的（帝国主义时代相对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列宁关于俄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他一生的理论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他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但是其民主革命理论的光彩在很大的程度上为其后来十月革命的成就所遮盖。可以说，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德国革命的经验，就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如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社会共和”的革命、工农联盟等。列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研究中丰富了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发展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两条道路的理论、工农民主专政理论、土地国有化理论等，完善了由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革命理论，从而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列宁第一次在概念层面上对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剖析，他把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上剥离出来，这为以后的理论发展打开了大门。他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两种类型，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非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后来东方国家的民主革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力图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同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在1848年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存在着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期望过快的倾向，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有意识地避免这点。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理论有着深入的理解，对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及其条件了然于胸，同时他又把握住俄国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趋向和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把资产阶级革命看作是顺应这个历史过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这样他也确实避免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发生的急性病。但同时列宁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他赞扬革命、讴歌革命，高度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政治能动性。而无产阶级能动性不同程度发挥的结果，是两种不同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不同道路，即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同样是资本主义革命，由于其领导阶级不同，具体方式不同，其结果虽然都符合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但是二者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有利程度方面是不一样的。这样，列宁通过对不同的革命方式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间关系的阐释，揭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期间主观能动性的不同发挥对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影响。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的选择自然是领导民主革命，实现工农民主专政，因为这样既可以最快地推进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时又可以为自己谋得最大的利益，为以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争得最佳的条件，因此列宁的革命纲领试图将最大程度发挥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同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统一起来，将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同俄国社会发展的利益统一起来。相比之下，孟什维克是在用抽象的客观历史规律为自己的消极无为辩护，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能动作用同资本主义具体发展模式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要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就只能是资产阶级领导，只能限制无产阶级的作用；这种认识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决定历史发展的关头无所作为，不能为历史的发展“打上自己的烙印”。至于托洛茨基，他固然强调无产阶级的政治能动作用，但他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对于革命性质转变的作用，急于把民主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俄国自身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革命上，而对俄国民主革命自身的许多问题语焉不详，这样的革命理论难以胜任俄国革命的需要。[44]

当然，列宁的革命理论所实现的这种统一，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统一，在实践上由于在不同的情况下他时而对强调这个方面、时而强调另外一个方面而带有不同的色彩，其具体表现就是列宁对于工农民主专政前景的两种不同估计，这点我们已经在第二章已经述及。列宁关于工农民主专政命运的这两种不同估计，表明他只把工农民主专政看作是完成彻底革命的一个工具。这样，在革命之后立刻就面临着这一工具的存废问题，这就尖锐地提出了非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能动性与历史规律性之间矛盾的延续。列宁这个时候还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他认为这个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似乎已经限制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发挥：在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是不能存在一个工农政权的。因而其逻辑结果只能是二分法，或者是工农民主专政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在西方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这一专政快速转向无产阶级专政。在1917年以前，列宁倾向于认为前者是俄国革命的前途。

列宁在这个时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与其革命纲领的不协调性有关。毫无疑问，在列宁的革命纲领中，民主共和国已经是比较激进的了，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国有化等在各自所针对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但是总的来看，列宁的经济纲领基本上都局限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范围内，他并没有提出对最大的资本（如垄断资本和银行等）加以国有化的要求，而这些马克思和考茨基都作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要求提出过。由于经济纲领中缺乏这些内容，工农民主专政在和平时期就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这样它的不可持存就是合乎逻辑的了。列宁经济纲领的这一不足，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论证了一个非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却没有提出非资产阶级领导的、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他有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理论，但是没有一个相应的“工农民主社会”论。[45]

列宁的民主革命纲领中之所以缺乏这些内容，是坚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严格区分开来的结果。他虽然承认，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在现实中会有交错的地方[46]，但在理论上他是把二者是严格区分的。例如，在他看来，对银行和最大的垄断企业进行国有化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了，他因此反对把这些列入民主革命的纲领。[47]因此我们也可以预计，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如果要继续向前发展，必然要首先突破其中的经济纲领，补充新的经济内容——这种内容要能够为非资产阶级政权提供经济基础，使政治与经济协调起来。而这也将进一步要求突破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概念，甚至使传统上对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概念与社会主义革命概念在某种程度结合起来。事实证明，列宁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思想就是沿这条道路发展的。

注释

[1] 当时西方的社会党对俄国党内的争论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对此可参考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228页。

[2] 孟什维克派别内部关于民主革命的观点也有各种政治色彩，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在其中算是比较温和的，而孟什维克的右翼与立宪民主党的左翼相差不远了。

[3]《列宁全集》第十五卷，366页。

[4]《列宁全集》第十五卷，369页。

[5]《列宁全集》第十四卷，176页。普列汉诺夫当时提的三个问题是：（1）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如何？我们这里是面临资产阶级革命还是面临社会主义革命？（2）社会民主党应持怎样的观点来对待按自己的方式争取政治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派？（3）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应采取怎样的策略，以便完全立足于阿姆斯特丹决议，利用资产阶级反对党的力量来反对我们的旧制度？

[6] 普利汉诺夫：《普利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131页。

[7] 普利汉诺夫：《普利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155页。

[8]《列宁全集》第十九卷，410页。

[9]《列宁全集》第十九卷，412-413页。

[10]《列宁全集》第十七卷，37页。

[11]《列宁全集》第三卷，12页。

[12]《列宁全集》第十五卷，365页。

[13]《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318页。

[1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315页。

[15]《列宁全集》第十四卷，24页。

[16] 实际上考茨基对俄国革命的类似分析比列宁还早，参见Patrick A. Flaherty: Lenin and Russian Revolution[D],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p40-60.

[17] Karl Kautsky, Triebkräfte und Aussichten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Die Neue Zeit, 1906, Band 1, s284-290, s324-333.

[18] 本段所引之考茨基言论均转引自《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十四卷，220-226页）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在民主革命中没收垄断企业的思想，而这些是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所缺少的。

[19]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的有关思想，但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思想又有较大的差别，关于这种差别可参见阎志民：《当代世界的极左派——托派》，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188-199页。

[20]中译本收于《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1-79页。

[21]（俄）列夫·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第18页。我们注意到托洛茨基的这个说法同考茨基上面的有关说法是一致的，因此在同一页托洛茨基特意引用了考茨基的一句话：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增长同无产阶级的数目，力量和影响相比不相适应”。

[22]《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31-32页。

[23]《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38页

[24]《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37页。

[25]《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36-39页。

[26]《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63页。

[27]《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62页。

[28]《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42-43页。

[29]《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41页。

[30]《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73页。

[31]《列宁全集》第十卷，13页。

[32] 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如果领导夺取政权的话将产生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理论的枢纽。在这点上，托洛茨基的逻辑和马尔丁诺夫在《两种专政》中的逻辑是基本一致的，后者也认为无产阶级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此可参见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33] 加邦神父是1905年1月9日冬宫游行请愿的领导者，惨案发生后他变得激进，试图同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进行联合。加邦在当时的政治威望自然是很高的，由于其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列宁在一定程度上把它看作是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代表。不过在革命失败后他沦为沙皇的奸细，后为俄国革命者秘密处决。

[34]《列宁全集》第十卷，16页。

[35]《列宁全集》第十七卷，356页。

[36]《列宁全集》第十七卷，357-358页。

[37] 正是由于这点，列宁才把农民看作“足以决定结局的变数”（见《列宁全集》第十四卷，24页）。当然，列宁的这个未知更多地是说它跟随谁走这点是未知的，而不是说它能否成立政党是未知的。

[38]《列宁全集》第十七卷，356页。

[39]《列宁全集》第十七卷，355页。

[40] “全部问题就在于：谁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谁在政府政策上占据稳固的多数”，《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35页。

[41]《列宁全集》第十七卷，357-358页。

[42] 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农民的政治作用上的分歧有助于我们理解列宁对托洛茨基理论的一个评价：“托洛茨基的独创性理论从布尔什维克方面借用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借用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96页）列宁在这里说托洛茨基“否定”农民，并不是说托洛茨基否定农民可以参加民主革命、为民主革命提供动力，而是说托洛茨基低估了农民的政治能力。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批评的这一含义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43] 伊萨克·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74页。

[44]伊萨克·多依彻在其关于托洛茨基的传记中用下面的比喻来评价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托洛茨基站在高处可以眺望到很远的地方，但同时会忽略近处的具体情况。见《武装的先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79页。

[45]这里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比较，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46] 如在《两种策略》中他这样写道：“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难道欧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要去最终完成吗？”(《列宁全集》第十一卷，67页)

[47]《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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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浩瀚。来源：《列宁革命思想研究》。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