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他们不该出来。
在汉水北面，崇仁路的路口被封起，一块块绿色铁板，用缠绕的铁丝连着。那是武汉封闭社区用的临时的“墙”。但他们拧开铁丝，硬是开了道口子，小心翼翼侧身出来。
他们提防着警察和警车，因为疫情时期，本不允许聚集。
刘胜强也钻了出来，在2月29日中午11点42分时，他立在路口，不耐烦地在朋友圈抱怨道：“这么多人翻墙过来。但，不知道今天会配送吗？”
他们等的，是一顿有热菜的午饭，天天吃泡面，胃都受不了了。
他们不是乞讨者，也不是流浪汉，而是住在附近的工人。有的人和刘胜强一样，是修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回来的。
1、汉正街322附8号
人越来越多了。
送饭的志愿者“可乐泡饭”说，在2月28日晚，这里只有十几个人，但过了一天，送饭的消息传开后，突然增加了二三十个。
因为有人送饭，崇仁路口变成一个“据点”。每到中午12点或下午5点半，是吃饭的时间了，他们就从附近过来聚集。
但在29日这天中午，“餐车”没能准时，他们只好等着。
刘胜强等了半小时，12点一过，他翻“墙”回了出租屋。
又过了半小时，“餐车”终于来了，跟刘胜强同住的，有三四个人领到了盒饭和牛奶，满意地往回走。李贺是其中一个，他刚回到出租屋，便把盒饭拆开，放在床上吃了。
李贺是第一次去领盒饭，他很高兴，说：“吃了一礼拜泡面，终于吃到热的饭菜”。
同住一起的有十五六人，都是参与了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工人。
崇仁路口，饭点时来等送餐的人员
吃过中饭，李贺还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他指了指自己的床底，里面是一箱泡面，他又摸着自己的肚子笑道：“顶不住了啊。”
饭菜成为奢侈品。刘胜强掰出4根指头，说：“现在的菜价贵了这么多。”
2月23日，他去找偷偷营业的商铺，买了一把油麦菜和几个茄子，就用白水煮了吃。两大碗菜汤，花了他50元。
菜太贵了，他不得不节省。
2月29日，他听到有人送盒饭的消息，以为是政府的救济，于是翻“墙”出去等着。看到二三十个人等在路边。
其实，不是没有饭菜，只是他们住得太偏。
他们住在汉正街322附8号，是个将要拆除的地方。进了崇仁路右转，能看见拆除的现场，楼房成了堆砌的砖石瓦砾，他们的“家”就藏在废墟里面。蓝色的铁门虚掩，上面写着：“拆迁区域，闲人莫入”。
幸好，废墟般的居住环境，租金也相当低廉。
李贺睡在大通铺。房子将要拆除，早就腾空了，整栋楼没有一扇完整的窗户，只是个空荡荡的楼架子。大通铺在一楼，阳光不能照进，里面摆了十多张床。十几个工友住在这里，租金一天10块钱。
汉正街322附8号的大通铺（图/Lily）
即便如此便宜，李贺也快住不起了。
他是打短工的，1月初才住到这里，修火神山和雷神山的工钱，在滞留武汉期间全花光了。现在的他，买不起高价菜，也叫不起外卖，志愿者送的饭，是他泡面以外的唯一指望。
说话时，有人在公用厨房洗菜，几只老鼠就从下水道出来，一路窜进大通铺底下。李贺笑道：“别管它，多着呢。”
张勇也快撑不住了，他去火神山两次，去雷神山三次，日薪虽然高，但架不住留在武汉的花销。2月27日，他实在馋得不行，去社区登记买了一块肉，“巴掌大的一块猪肉，就够一个人尝尝，花了40多块钱”。
他很郁闷。其实，只差一点，他就能离开武汉的。
他在武汉打临工，多做一天多一份钱，所以车票买在了除夕前一天，1月23日的早上9点55分，离“封城”只有5分钟。他以为情况不算严重，大街上戴口罩的也少，就到了时间点才去车站。没想到快10点时，车站不许游客进了。
封城后的武汉
没办法，他回到了出租屋。对他来说，手停口停，只能再去找活干。
硚口区人力资源市场只有几百米远，走过去要十分钟左右。张勇就蹲在市场前的马路边，早上5点和下午6点，都有带班的人来这找工人做事。
他记不清第一次去火神山的时间，只是带班的人说了有活干，他就跟着12个人一起，挤上了金杯面包车。到了地儿，他抬头一看，才知道是修火神山医院。
他其实想打退堂鼓，改为那时的工地还没有发口罩，人又多，他害怕防护不足被传染，但还是硬着头皮干了。
“其实心里清楚，当时没啥别的活做。再说，10个人里9个人都做，不可能就你不做。”
2、“赚钱很容易的”
第一次去火神山，张勇做的是杂活，用小推车转移挖出来的土块。从早上8点做到下午7点，算10.5个小时，他领到了四五百块工钱。
第二次去火神山，他做拉电缆的工作，给病房通电，火神山在这天正式交付（2月2日）。他仍兴奋地回忆，那天孙春兰副总理来了，就站在距离他不到三米的地方。
拉电缆的活是在下午接的，张勇做到将近凌晨。他清楚地记得，给的工钱是580元。
张勇打听到，工钱的大头被工头拿走了，但他没有办法。
临工的活儿本就是层层下包来的，中间经手的人要抽“油水”，张勇是理解的。他只是恼怒，抽的未免太多。
2月4日，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工地，来自中建三局的建设工人在加紧施工
刘胜强倒有一次“奇遇”。
2月1日，他到火神山去做杂工，到了结账的时候，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过来，问他：“（带班的人）给你们开了多少钱？赶快说，不然我解决不了。”
他心里犹豫着如何应答。带班的人承诺的是800元，他担心说出来太少，又害怕抬得太高，就说了个中间数：1500元。
没想到，过问的领导发火了，他对带班的人说：“你敢发国难财！”他又对着刘胜强一班工人说：“你们知道这一晚是多少钱吗？你们做了两个班，应该发3000块钱！”
带班的人想先结账，多抽油水早了事，刘胜强不乐意。有7个工人是他叫来的，他们8人一起到了项目部闹。最后，带班的人抽了200块，他们每人得了2800块。
“上面是好的，但到了中介这，就一层一层的剥。不是那位领导，我们就被抽掉了2200块血汗钱！”刘胜强说，其他40多个工友不敢闹，就被带班的人克扣掉了。
2月4日，新华社记者在武汉雷神山医院施工工地上采访
可惜，“奇迹”只发生了一次，往后带班的再来叫人，先说好价钱，爱干不干。
火神山收治病人后，张勇不敢去干活了，由于前期的工地还没有发口罩，他花18元买的一个N95口罩用了四五天，他怕再去做事会很危险。
与他同住的工友也是一样，他们的口罩常常从白色用到泛黑，理论上没什么防护效果可言。
刘胜强自嘲说：“咱这群人挺贼的。”
他说，明显有风险的活儿，再多的钱他们也不去。有一次刮大风，带班的人叫去修医院，做几小时2000元，他们不去。还有一次，带班的叫人代班抬尸体，干一天能挣15000元，他们也不去。
不是不贪财，张勇解释说：“咱这的环境，一个遭了，全都要遭，谁好意思做这个罪魁祸首？”
或许正因为谨慎，他们在市区往返打工，整个2月份还没出现一个有症状的。
但是肚子饿了，规矩就顾不上了。2月29日，天又要黑了，李贺和几名工友再次翻“墙”，在路口等待志愿者送餐。他们知道不能聚集，但路口的人明显更多了，近40个人在这里枯坐。
志愿者送饭现场（图/Lily）
没看到“餐车”，先等来警车，他们一哄而散。
警车里传来喇叭声，提醒他们在疫情时期，人员不能聚集，让他们回到住处。有警察下车示意，他们纷纷走散避开了。但是，他们没有走远，不一会儿警车走了，他们就又回到路口聚集。
如此反复，警车来巡视了3次，他们也分分合合了3次。
事实上，29日这晚不会有“餐车”来，只是他们中午走得快，没听到志愿者们的提醒。李贺等人不信似的，硬等了两个半小时，才叹着气离开。
又过去半个多小时，崇仁路口依然站着十几个人。暮色四合，春寒料峭，警车都不来了，他们还在等待。
3、“要我该要的钱”
坐吃山空不是个办法，张勇一直在找事做。“口”停不下来，“手”就不能停下来。
修过火神山后，张勇又接了很多活，他在雷神山工地搬过马桶，12小时800块钱。还在雷神山铺过地板和草坪，8小时450元。接着，他去了武昌、洪山和汉口区，修方舱医院或隔离点，偶尔多做了1个小时，他不会计较。
毕竟，在疫情时期平衡收支，对他来说已经很难了。他平时一年挣五六万，要抽出3万块，给他在上海读书的女儿。
刘胜强也有孩子要养，一儿一女都在读小学。其实，张勇和刘胜强都是离了婚的，张勇是交抚养费，刘胜强是自己养孩子，身上压力都不小。
反过来，为了家人和小孩，他们在安全和挣钱之间，每天做着艰难的平衡。
提起离婚的原因，他们都摇摇头。刘胜强自嘲说，他们“80后”这一代，社会发展太快了，不小心就成了失败者，“还是自己不争气”。
不过，在汉正街322附8号，结过婚的都是少数，“10个人里面，8个人是老年单身”，刘胜强说，他们中有人连智能手机也不会用，疫情期间，诸事不便，吃饭才是最大的问题。
工友们的出租屋外部（图/Lily）
一直到了3月2日，情况发生变化。
志愿者的送饭活动在3月2日终止，因为“政府介入了”。再见到刘胜强时，他乐呵呵地说，当天下午社区的人来了，因为他坐得近，就让他负责清点和安全工作。他给自己手臂上套了一个“红袖章”。
社区介入管理后，先是拆了大通铺，安排他们最多两人住一间。接着，社区给他们安排了免费盒饭，3日和4日送了一顿，5日以后每天两顿，吃的问题解决了。
住的方面，在3月3日，他们十几人坐上了车，被送到隔离酒店，但是没能住下。刘胜强说，里面住了很多医生和护士，酒店工作人员怕影响到他们，况且房间也不够，一帮人就回来了。即便如此，住在双人间，也比从前的大通铺好多了。
对他们来说，最要紧的是，终于有希望办下“隔离证明”。
刘胜强收到过一个表格文档，里面记有1411名参与火神山或雷神山建设的工人，但他们中只有2人在名单上。他解释说，这是发放隔离补贴的名单。根据表格上的备注，参与建设医院的工人，每天发放隔离补助300元，隔离15天共计4500元。另外，“湖北省交通费内包干300元/人，湖北省外500元/人”。
3月2日后，他们被正式隔离，出建筑的大门被锁上（图/Lily）
但是，他们一不在名单上，二没有隔离证明。
他们找过社区反映，但社区回复说，要证明自己是社区的人，才有可能盖章。但房东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们几番讨要无果。李贺觉得，他们不算“正经居民”，曾一度要放弃。
社区在3月2日介入后，他们终于正式隔离，名单问题也上报反映了。
但李贺还有一个小烦恼，他现在是“大通铺”唯一的住客。现在大通铺只剩一张床，他就睡在上面。他过来抱怨说，跟他住在双人间的老爷子，不讲卫生，还咳嗽，他不敢跟着一起住，但又担心多交房租。
刘胜强听了，连忙喝止他，对李贺说道：“社区做得很好了”。他指了指自己的饭盒，继续说：“你看，现在待遇多好，这营养餐，这牛肉，这番茄炒蛋，这青椒。”
他劝李贺知足，不用担心房租问题，因为现在是社区管理，房租肯定不用交，他说：“该反映的要反映，不该反映的不要反映，不能让领导心寒啊。没人做领导了，谁来关心我们？我们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了，（现在这样）还有什么不知足？”
现在，刘胜强唯一悬心的事，就是把隔离补贴拿到手，“我们和名单上的工人一样，为武汉付出过。那是我们该要的钱”，他说。
张勇也盼着拿到补贴，截至3月10日晚，他还在等待回音。对他来说，把这笔钱拿到手，这次疫情才算是过去了。想到平时只有两三百工钱的日子，他竟是挺怀念的。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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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ly。来源：南风窗。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