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蔡特金在一群妇女前演讲
罗莎·卢森堡对国际共运的巨大贡献是众所公认的。然而，许多其他女性在德国革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样不容忽视。
一个手握枪或举起拳头的人是人们心目中革命者的典型形象。然而，革命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一场革命要持续下去，需要大量的人力和庞大的、隐蔽的基础设施来供应。革命者的大众形象掩盖了革命实际需要的人与角色的多样性。
1918年至1919年的德国革命也不例外。我们现有的了解大多集中在领袖人物身上，其中大多是男性。如果说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经常被视为女性革命者的一个反例，那么女性所扮演的更广泛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仍不为人所知。忽视她们的参与扭曲了我们对德国民主转折点的理解。今天，我们试图让女性回到这段历史中来。
反对杀戮
1914年战争爆发时，德国各地的男女们常常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发生争论。常说1914年8月爆发的战争受到了人们的热烈响应，但那实际上很难理解人们的普遍态度。1914年7月，参加和平示威游行的德国人，超过了高调宣传支持战争的爱国集会的人数。在动员前的一个星期，共有75万人参加了在德国各地城镇举行的32次和平集会，仅在柏林就有10万人参加。这与法国和后来伦敦的类似大规模集会遥相呼应，表明交战国中有多少公民希望在仍有可能的情况下阻止战争。
官方层面，各方达成了党派和解，同意共同努力，而审查制度让官方的说法几乎不可能被推翻。然而，紧张局势仍然存在。时任社会民主党(SPD)议员的卡尔·利布克内希特(Karl Liebknecht)和他的13位同事在战争盟约的投票中弃权，而社会民主党在1917年分裂。
在政治权力结构之外，各个团体和知名人士不确定如何对待这场战争。尽管战前妇女运动致力于国际主义与和平，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妇女运动蠢蠢欲动，投入资源来组织卫国战争。工人阶级妇女和中产阶级妇女一起自愿参战，她们参加了由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保护伞组织BDF (Bund deutscherFrauenvereine)领导的全国妇女组织。这些妇女从事卫国战争工作，断绝国际联系。然而，在社会主义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中都有少数群体反对战争。她们向中立国和“敌国”的姐妹们发出团结的信息，并在1915年海牙会议和1919年苏黎世会议上形成了一种国际女权主义和平主义的形式。女权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丽达·古斯塔瓦·海曼(LidaGustavaHeymann，1868-1943)、律师和和平主义者安妮塔·奥格斯伯格(Anita Augspurg，1857-1943)、女权活动家海伦·斯托克(Helene Stöcker，869-1943)等女性在这其中表现突出。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1933)是一名记者，同时也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也反对这场战争，并于1915年在伯尔尼组织了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这些妇女分别来自英国、德国、荷兰、法国、俄罗斯、意大利、瑞士和波兰，她们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穿越战乱国家，与所谓“敌人”国家的妇女见面。代表们通过议案，批评战争导致的生活费用的增加和对罗莎·卢森堡的迫害。她们呼吁结束战争，并呼吁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团体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共同努力。这次会议的宣言在交战国家广泛散发，宣言文本的秘密传递和思想的讨论使得很多妇女开始参与政治生活。
反对这场战争是危险的。许多从事反战的妇女遭到了逮捕。例如，罗莎·卢森堡于1916年入狱，直到1918年11月才出狱。另外一些妇女，如作家克莱尔·戈尔(Claire Goll, 1890-1977)，则流亡海外。一些妇女拒绝从事福利工作，希望人们的苦难能激励他们自己起来反对战争。另外一些尤其在1914年之前参与过自由主义妇女运动的妇女，认为有义务去帮助他们身边的人，但他们努力使工人阶级妇女参与他们的福利工作，而不是仅仅作为被援助的对象。社会主义妇女认为在国际上建立社会主义是结束这场战争和阻止未来战争的唯一途径，但对于妇女在其中是否能发挥特定的作用存在分歧。反对战争的妇女很难采取一致的办法。
传播反战信息也非常困难。1914年8月，德国的审查制度几乎立即动员起来，以限制公众可获得的思想和信息。军队当局控制了审查制度，并全面控制了所有的公共辩论和文化生产。他们可以禁止发表文章，关闭不遵守审查的报纸，拒绝对戏剧、电影和讽刺作品的许可，并起诉任何被认为破坏战争努力或德国士气的个人或团体。1916年3月，“新祖国同盟”(New Fatherland League)负责人莉莉·扬纳施(Lili Jannasch)因叛国罪被捕，被关押了14周，后未经审判即获释，获释的条件是本人承诺在战争结束前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并且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协议条款。可见，交流反战思想和发展抵抗策略是困难的，其后果是严重的。
妇女的声音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找到妇女的声音是非常困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不例外。不同于男性特别是士兵的写作，妇女的写作常常不会被保存或传承下来。此外，妇女还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权力之外。从1908年起，法律才允许妇女参加政治会议，但直到1918年妇女才有实在的政治权利。她们的工作场所也缺乏许多行动的平台。妇女在家政服务中有很好的代表，而家政服务行业没有官方的工会代表，而且工人之间常常彼此孤立、缺乏联系。因此，不同于男工的是，女工们常常较少接受政治活动的训练，也缺乏政治行动主义的传统。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障碍，妇女们还是找到了参与革命的途径，在各个层次扮演着各种角色。
尽管最初似乎很难找到妇女的声音，但幸存下来的信件、采访、回忆录，甚至是警方报告，都可以为了解她们的经历和行动提供有价值的见解。许多妇女一直坚持反对战争，在战争年代，反战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德国国内阵线经历了四年的苦难。盟军的经济封锁非常有效，德国迅速面临粮食和原材料短缺，1914年的收成很差。德国在战前一直依赖进口化肥，因此随着战事的进展，粮食短缺更加严重。政府对这一问题反应迟钝，并将食品和物资优先列为军用。1916-1917年的冬天是最糟糕的，被称为“萝卜冬”。工资跟不上通货膨胀的步伐，给苦苦挣扎的工人带来了额外的负担。从1915年起，大规模的罢工、示威和骚乱此起彼伏。
此外，俄国革命为德国的左翼活动家提供了灵感。俄国的穷人被认为是欧洲最受压迫的群体。既然他们能够站起来推翻沙皇，为什么德国人不能做同样的事呢?当德国革命发生时，革命者们建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其形式与俄国的苏维埃相似。思想的交流和国际合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许多德国革命者前往俄罗斯帮助建立政权，并将思想带回德国。克莱尔·荣格(Cläre Jung，1892-1981)开始在莫斯科担任秘书，但不久就开展了各种援助项目，她希望这些工作能在变革后的德国社会发挥作用。希尔德·克莱默(Hilde Kramer，1900-1973)去莫斯科帮助翻译、口译和撰写协议。她最终发现莫斯科令人失望，撇开语言障碍不谈，俄国的农业工人与德国城市的共产主义者的经历有着天壤之别，以至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相互理解比较困难。
妇女尤其受到家庭大后方糟糕条件的影响。她们经常承担新的或额外的工作，以取代那些在战场上作战、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额外负担的男人。她们的工作不像男性那样被认为有价值，因此女性工人的工资往往比男性工人低。随着战时贫困的加剧，妇女们开始组织起来。大城市的警察报告显示，当局十分担心妇女大规模聚集，并利用排队领取食品的机会进行策划。
在慕尼黑，警方报道了妇女抗议她们所经历的恶劣环境的每日游行。游行、示威的次数和频率都在增加，但仍然难以有效地组织起来。居住在柏林的作家、反战活动家罗拉·兰多(Lola Landau, 1882-1990)在她的回忆录中描述她参加的一个织工圈子，表面上是为有需要的人生产温暖的衣服，但与此同时，妇女们写反战传单，并计划如何传递她们的信息。兰多描述了她在分发传单时的恐惧，还有一些人因为这种活动而被捕。
暴动
多年来工人遭受的苦难和行动主义表明德国是革命的沃土，只是需要点火花。这火花就是1918年10月30日在威廉港的水手叛变，当时一些水手拒绝服从命令，这实际上是派他们去执行针对盟军舰队的自杀式任务。当基尔的水手遭到囚禁时，火花又蔓延到了基尔。当成千上万的人们走上街头，要求释放囚犯和结束战争时，大规模的游行开始了。
到11月5日，基尔已被革命者掌控，仅仅两天之内，革命就到达了慕尼黑。当局试图镇压革命，但许多士兵却转而参加革命。如果我们只关注水手的经历，革命似乎是由人煽动和组织的。然而，要使它传播得如此迅速，人们必须做好准备，并打下基础。水手们的叛变可能是革命的开始，但它是由妇女传播和携带的。
即使在基尔这样的海军重镇，我们也能看到妇女发挥的重要作用。格特鲁德·沃尔克(Gertrud Völcker，1896-1979)在市中心的工会办公室工作。她曾是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积极成员，并详细描述了这场革命：她和她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朋友们在街上游行，唱着战歌，拿着旗子。她把争取平等的斗争视为自己的斗争：“争取自由、民主、人类尊严、社会平等和团结成为我自己的斗争。”玛莎·瑞德尔(Martha Riedl，1903-1992)是基尔的另一位参加革命的年轻女性。当政府军试图夺回控制权时，她为革命者跑腿送信，为他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沟通渠道，并且冒着生命危险在危险的街道上行走。
两位女士都形容士兵们想要回家，而不是准备让革命进一步蔓延。“工人们比士兵们更有破坏性和活力，”沃尔克写道。瑞德尔说：“士兵们试图坐上火车回家。”“如果没有沃尔克和瑞德尔这样的女性，她们承担着巨大的个人风险，并且愿意不计回报地为之努力，这场革命可能很快就已经被镇压了。”沃尔克和里德的观点得到了工会活动家托尼·森德尔(Toni Sender)的肯定，森德尔在法兰克福会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瑞德尔写道：“在革命的最初几个小时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士兵委员会。”她补充称，“与工人委员会相比，士兵委员会并不具有革命性。士兵们基本上没有受过教育。他们所要求的是尽可能平稳地结束战争。他们想要回家，回去工作。”
妇女也参与了革命的领导。罗莎·卢森堡可能是最著名的女性革命者，但绝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们自己的研究已经找到了256名在革命中发挥了公认作用的妇女，其中一些留下了她们的经历。据估计，工作场所委员会中女性成员占所有代表的5%，在高层中这一比例甚至更低。在1918年12月的议会会议(Rätekonferenz)上，489名代表中只有两名女性，其中一名是凯瑟·勒乌(KaetheLeu)，她在演讲开始时尖锐地对另一名代表克拉拉·诺克(KlaraNoack)说，“女士们先生们……”考虑到妇女进入公认的革命论坛的障碍，这些数字之低并不令人惊讶，但对于妇女更广泛的革命参与，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有人对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是否需要对两性平等分别提出要求提出了问题。革命引入了普选，妇女运动的活动家们从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正式争取普选。
奥格斯伯格(Augspurg)和海曼(Heymann)清楚地看到了她们在这场革命中的地位：“在政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需要女性的参与。我们呼吁成立妇女委员会，我们一直认为这是提高德国妇女政治意识和自信的最佳途径之一，这样她们就可以学习如何为新共和国做出贡献。”
然而，尽管她们要求平等参与，她们却无法阻止不平等的复员做法，这种做法迫使妇女离开工作场所，而返回的男子则从中受益。正如他们在回忆录中所写的：“不可能指望士兵们接受失业，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那些在战争年代维持经济——不幸的是，还有枪支和弹药供应——的女性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没有人觉得对她们负有责任。距今为止，有过这样严重的不公正吗？”
希尔德·克莱默(Hilde Kramer)在革命时只有18岁，但1919年4月，她很快就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发挥了领导作用，成为了市长办公室的秘书。由于她的革命活动，她后来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尽管克莱默身居要职，并与许多男性领导人有过私交，但她并没有出现在男性写的回忆录中，就好像他们看不见她一样。
来者之鉴
对所有这些妇女来说，革命是她们在战争期间的行动意识与她们后来的政治生涯之间的桥梁。克莱默去了柏林，为德国和莫斯科的各种共产主义团体工作。1937年移民英国时，她为工党工作，并于1946年起草了《国家卫生服务法》(NHS)的文件。克莱尔·荣格为德国军队隐藏逃兵，并为柏林革命采购武器，她利用革命期间发展的技能抵抗纳粹。海曼和奥格斯伯格继续撰写和编辑他们的政治杂志《斯塔特夫人》，目的是教育妇女了解她们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她们在1923年公开反对希特勒，并要求将他驱逐出德国。1933年纳粹党上台时，海曼和奥格斯堡被列为要迅速处理的政敌。幸运的是，她们当时正在瑞士度假，明智地决定继续流亡，直到1943年去世。她们反对战争的道德立场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她们从19世纪末开始就在平等问题上进行竞选，并从1904年开始争取选票。
战争的经验和战后局势的不稳定事实上加强和澄清了战前对于妇女运动中国际主义文化的承诺，她们在国家和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增强，加强了她们保护脆弱的和平局势的道德责任感。以平民为目标的新型可怕武器和战争战略的发展，挑战了将男女、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分开的性别划分。战争与和平问题不能再被视为与妇女无关的问题：在一个充满敌意和威胁的世界上，迫切需要具有国际意识的妇女构成的想象共同体作为国家间和谐关系的典范，并且作为构建可持续和平的平台。
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普通民众走上街头，聚集抗议。反动政权一直在镇压，囚禁了许多反战人士，但人们仍然找到了合作和传递信息的方法。他们愿冒生命危险制止战争。对许多人来说，反对国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在战前甚至在联络困难的战中就一直活跃在国际网络中。他们面临着难以置信的困难，并且冒着巨大的风险。铭记妇女的反战和革命行动主义对于今天的行动主义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使妇女回到了她们的行动历史，并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公开的、有组织的压力和集体行动，就永远不会从权贵手中夺回政治权益；如果没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不会赢得或捍卫任何权利（经常是几十年）。同时，它也提醒了那些在本国背景下可能感到被围困的人们，妇女的行动主义具有世界意义。
作者︱英格丽·夏普科琳·佩恩特
译者︱杜平
校对︱余小麦、洪啸冰
来源：https://www.jacobinmag.com/search?query=woman
原标题：A Woman’s PlaceIs in the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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