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暴发至今的新冠疫情是我国盖个楷坊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社会事件，武汉封城，全国进入非常状态，数万人感染，数千人死亡，在疫情的发生发展和抗疫的过程中，人们不断追问和反思，历史上鲜活的经验自然有望成为我们可资借鉴的材料。
在防控疫情两个多月时间里，中国体制无疑发挥了独特作用，成为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关键因素。然而，我们需要认真审视的是，现存的中国体制和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医疗卫生体制的关系，以及对今天的我们有何种启示。
首先让我们回顾毛泽东时期开展疾病防治的情况。
旧中国饱受内战和帝国主义侵略，经济萧条，社会危机重重，民众医疗卫生无从谈起，各种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不良疾病大量流行，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防治疾病、保护人民健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
1954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中指出：“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
尽管当时基础条件差，但在党的领导下，只经过较短的时间，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就取得了显著成就。迅速消灭了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疟疾、性病、结核病等对人民健康有严重威胁的传染病和流行病，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男性和女性分别增加到69岁和71岁，彻底丢掉了东Y病F的帽子。
新中国在毛泽东时期通过全体人民的努力，疾病防治取得辉煌成绩，凭借的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落实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群防群治方针，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弥补基础资源上的不足，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风格的医疗卫生发展道路。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坚持建设与治疫结合
毛主席总是把卫生工作作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卫生工作不断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
以防治血吸虫病为例。几千年来血吸虫危害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但在旧社会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对血吸虫病是没有办法的。建国之初毛主席就对防治血吸虫病极为重视，1953年毛主席在回复沈钧儒先生信中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
1956年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农业十七条》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中，都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首先是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56年2月1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wu会议上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和毛主席的号召，成了全党全民向血吸虫病开战的动员令。
毛主席对当时广大农民和疾病作斗争的豪情壮举非常重视，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全国上下一致行动，血防工作和发展生产、国家建设紧密结合，掀起了一场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不仅很快消灭了血吸虫病，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而且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正如毛主席在1960年3月18日对卫生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那样：卫生工作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它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并具有移风易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意义。
二、坚持专家与群众相结合
在疫情防控中，毛主席特别指出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但同时又指出，要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用毛主席在总结防治血吸虫病经验时说的：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在毛主席看来，要迅速地改变中国大多数人的卫生面貌，没有群众的参与是不可能的。因此，“群众路线”作为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自然又被应用到新中国的卫生事业中。
“爱国卫生运动”就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参与疾病防治的一种重要方式，这项运动源于1951年9月9日，毛泽东在贺诚上报中央《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批示强调“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军使用细菌战来针对中国，所以从1952年起，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以反对美军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这一运动规模宏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全国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不仅给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以有力回击，而且大大改善了城乡卫生环境，使人们受到了深刻的清洁卫生教育。
此后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持续开展，中央、各省市、县区、公社以及小队层次都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组织，负责运动的执行，运动深入到工农业生产一线，通过报纸、收音机、墙报、展览等各种宣传手段来鼓动人们参与到简单的公共卫生行动中，从扫大街、除四害到灭杀钉螺。卫生运动的开展发挥了群众积极性，提高人们健康意识，培养生活卫生习惯，改善环境卫生，极大促进了疾病预防工作。
三、坚持治病与防病相结合
由于新中国医疗卫生起点低，资源匮乏，为有效解决人民迫在眉睫的健康问题，党和政府必须采取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高技术、高投入、以治疗为主的医疗模式，利用中国制度优势，另辟蹊径，创造出一个防治结合、重在预防的模式。包括前述的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给民众注射多种预防传染病的yi苗都是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在全国范围内还建立了以预防为主的传染病预防中心或防疫站等基层组织，这些组织延展到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地区各个层次，能够极其方便地为当地群众服务。同时许多基层公共卫生工作者受到培训，并配置了必要卫生设施。这些防疫站同生产队卫生站、公社卫生院以及其它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相互紧密配合，成功实行了公共卫生和防疫计划。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为基础的医疗制度为群众经常性开展疾病预防提供了保障，国家和民众能够用极小的成本获取身体健康的极大效益。以预防为主的医疗方针，还突出了党和政府在解决人民健康问题上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思想，切实地令中国大多数人解除疾病的威胁，使国民体质整体得到显著提高。
四、坚持中医与西医结合
中医是我国传统医学，对中国人民健康以及保证中华民族生存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近代以来西医的传入，中医受到了严重挑战。受到西方科学思想和西方先进技术的影响，许多中国人更乐于用西医药，而置传统医学于不顾，认为中医“不科学”、“迷信”、“不可靠”，传统中医逐渐边缘化，西方医学占据了主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承继下来的卫生保健系统也是以西医为基础，中医受到非常严厉的压迫。然而，建国初期，我国只有少量受到西方医学训练的人才，且大多数在城市。同时还有数量众多的中医大夫活跃于城市和乡村。
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解决迫在眉睫的医疗问题，必须依靠这些中医大夫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能够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传统中医的优势和经验，进一步挖掘传统中医的精华，服务于人民的健康事业。通过中医的深入研究，包括针灸和草药治疗方法，得到加强，并不断发现了新的治疗方法。
赤脚医生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典范，他们利用农村地区资源，自己种植或采集中草药，用传统医学为农民治病，既节约了经济成本，又使传统医学得到广泛应用。
毛泽东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得到迅猛发展，使占绝大多数的人口从国家发展中受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疾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主人翁作用，从而使医疗卫生事业成为人民自己的事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医疗的公益性。毛泽东时期，我国初步建立了涵盖城乡多数人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城市里的国家干部和职工建立公费医疗制度，人民群众生病需要治疗，无论门诊或住院都不需要个人缴费，并且家属和未成年子女也可享受半公费医疗。在农村地区，每个村庄都配备了赤脚医生，可以随时随地为农民提供服务，并在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小病可以低廉的费用在本大队本公社就诊，大病到医院的费用由集体支付，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无论城乡、工农，个人和家庭不用承担过重的医疗费用，体现了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
二、社会的公平性。在旧中国，由于城乡发展的极不平衡，长期以来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发展差距极大。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种状况仍未得到有效扭转。国家在50年代培养的卫生工作者都集中在城市里面，兴建的医疗卫生设施也集中在市区，同时国家资源也大部分用到城市里面，而农村地区则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公平性。1955年毛主席批评卫生部只关注城市医疗，而不管农村的医疗需要。而1965年的6.26指示，毛主席更是严厉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明确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从而确立了新的以农村为主体的指导方针。自此国家开始更加关注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仅中央政府对农村卫生预算花费就增加到60%，充分说明对农村医疗事业的重视程度。医疗卫生工作向农村的重点倾斜，照顾到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民利益，缩小了城乡医疗差距，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群众的公平性。
三、群众的参与性。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强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众组织起来自己办自己的事，打破了常规下医疗卫生行业的专业垄断，一般群众都可以参与到卫生事业中来，赤脚医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们亦医亦农，平时和其他农民一样从事生产劳动，不脱离农业，自己也生活在农村，本身就是农民中的一员。这种身份使他们能和患者处在平等地位，消除医患隔阂产生的因素，最大程度地实现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服务自己。人民群众把医疗卫生工作作为自己的事业，广泛参与到防治疾病的过程中，这种参与性前所未有，不仅维护了自身健康，而且改变了旧的陈腐思想观念，培养了社会主义新风尚，促进了社会文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正像毛主席所指的“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四、人民的主体性。无论是医疗的公益性、社会的公平性，还是群众的广泛参与，都无不体现了毛泽东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的人民主体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既是医疗卫生工作的【对象】，又是医疗卫生工作的【主体】，无论是爱国卫生运动，还是赤脚医生、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从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而使新中国前三十年在基础条件相对较差的情况下，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标杆，也使亿万劳动人民从中受益。
毛泽东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最关键的一条是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毛主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唯一宗旨，提出了指导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并按照这些方针制定了正确的医疗卫生政策并贯彻实施。
早在1954年，毛主席亲自参与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卫生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实践证明这一方针千真万确。面向工农兵这一基本前提，体现了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人民性，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宗旨所在，并成为医疗卫生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此次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很多人说外国在抄我们的作业，那么毛泽东时期我国防疫工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在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抄一下呢?虽然目前来看，我国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从全世界来看也是屈指可数，但要完全应用前三十年的历史经验或许还不现实，因为历史给予条件已经改变，我们不能去凭空想象那刻舟求剑的傻事。
如前所述，毛泽东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迅速消灭了各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传染病、流行病，最根本的一条是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当时的中国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在城乡广泛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铲除了以利润为目的的医疗服务基础，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工农兵的地位显著提高，他们不再是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而是医疗卫生事业的主体和受益者，这些说到底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所决定的。
而毛主席去世以后，中国走向另一条道路，农村经过分田单干，瓦解了集体，城市国营企业实行转轨改制，化公为私。城乡人民群众失去了原有的医疗保障，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国家逐步建立了基本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长期得不到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医疗产业化的政策依旧不断推进，盖个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盖个来解决，成为当今的政治正确，因此尽管此次新冠疫情暴发，暴露了我国医疗体制中的诸多弊端，如私立医院的不作为，但在既有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在国家层面大的路线指引下，若要扭转乾坤，恐怕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主观臆想。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抗疫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人民群众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代价，但是不是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他们把此次抗疫取得的成功与毛泽东时期的经验相提并论，认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需要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是要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举国体制是否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举国体制无疑发挥了巨大且关键作用。无论是公立医院在疫情救治中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还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各省向武汉派出的援助队，还是火神、雷神山的兴建，以及方舱医院建设，无一不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实践也证明迅速果断的决策和雷厉风行的行动为及时阻断疫情立下汗马功劳。然而，举国体制只是一种国家管理制度，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国家的政体，而非国体，国体才是一个国家本质的反映，国体可以决定政体，而政体不能决定国体，就象举国体制不能决定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一样。
二、疫情期间的免费治疗是否涵盖了医疗公益性质。疫情期间对所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自然体现了政府的公益性，但这种公益性只有在疫情发生的特殊时段才具有，而不能反映国家整体医疗卫生工作的公益性，这只是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手段，不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与真正的公费医疗性质完全不同，这种特殊手段不仅中国可以使用，外国也同样可以使用。可以想见，一旦疫情过去，原有被临时中止的医疗模式将立即恢复原样。
三、公立医院发挥的作用是否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虽然公立医院在此次疫情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抗疫战斗的中流砥柱，但这也只是作为事业单位的本职所在，公立医院自然不能象私立医院那样纯粹以赢利为目标，还要承担政府赋予的任务。但是此公立医院并非像彼公立医院那样，可以把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作为唯一而且也是最终的目标。同样一旦疫情过后，原有的医患矛盾照旧会发生，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不会缓解。
四、此次疫情发生是否能动摇资本化、产业化的私有路线。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到，尽管此次疫情来势凶猛，政策采取有力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但这些都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而且这些举措也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反映，只要条件许可，任何国家都可以来抄作业。所以，尽管也会总结抗疫的经验教训，但根本的政策指导方针不会因此而改变，因为国家的基本路线没有变。
最后，归纳为一点，此次新冠疫情的防控取得最后胜利几乎是必然的，然而要真正地学习毛泽东时期党领导人民开展疾病防治的伟大斗争，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套用一句话：不是不想抄作业，而是抄不了作业。皆因历史条件不同，社会(阶级)基础不同，所以只能是引为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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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克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