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激流网将连载《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一书，以飨读者。  

第二节     新经济政策与迂回过渡

1921年春，苏维埃俄国再次处于转折关头。这种转折至少具有三重意义：首先，她终于结束三年内战，成功地保住无产阶级政权，赢得了和平的建设环境，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重新提上日程；其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布尔什维克政权与农民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农民的不满甚至通过喀琅斯塔得水兵起义等尖锐形式表达出来，调整工农关系迫在眉睫；最后，自1920年夏通过对波兰的战争引起西欧革命的努力失败之后，世界革命逐步远去已成为事实，俄国不得不面对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独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局面。这种种情况要求苏维埃政权重新判断自己的历史方位，调整路线和策略。列宁顺应这一历史要求，提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基本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列宁领导俄国的这一转向，初步开辟了大工业不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

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因为其卓越的理论创见，尤其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与市场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新认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演进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鉴于国内对列宁这一思想的研究已有较多的成果，本书重点将放在对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的梳理上，把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作为他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与过渡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来加以审视。

一、妥协、退却与迂回过渡：列宁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在列宁那里，新经济政策首先是无产阶级为保持政权而对小农做出的经济妥协，是工农联盟从军事、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延伸。在新经济政策开始之初列宁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1]。他指出，“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的要求，实行流转自由，否则，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2]这是列宁从保存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高度做出的一个战略判断。

列宁指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另一个条件，就是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3]就国际革命这一条件而言，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内战结束后列宁得出了俄国短期内可以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生存下去的结论。不过即便如此，帝国主义的包围对于苏维埃俄国是既定的事实。而从工农阶级关系看， 1918年夏之后，俄国的主要阶级有两个，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其中农民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列宁把小农看作是反革命的阶级，认为它是历史上大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称其为通向资产阶级复辟的政治跳板[4]。考虑到工人阶级在内战中损耗了大部分力量，俄共要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在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援下，要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就必须防止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分裂，这也成为列宁关心的头等大事。

列宁很清楚，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使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内战结束后他们要求减轻负担，取消余粮收集制，喀琅斯塔得的水兵甚至举行武装起义，在政治上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对这次起义列宁进行了镇压，但他同时也看到在农民中广泛积累的不满。他意识到，要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对农民在经济上做出妥协和让步。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把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新经济政策看作是苏维埃俄国的退却，更准确地说是俄国无产阶级对农民的妥协和让步。

列宁还把苏维埃政权的这个妥协看作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小农的经济联盟的开始。他指出，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和农民建立了政治和军事联盟，他们一起推翻地主阶级，赶跑了资产家，然后又一起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在战争结束以后，在俄国大工业还不发展、无产阶级拿不出工业品同农民进行交换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要保持住政权，就要在经济上对农民让步，不能再采取将农民全部余粮都拿走的办法。只有通过经济联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才能巩固工农联盟，从而保证共和国的安全，而粮食税正是向着正常的工农产品交换的一个过渡。为此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保持政权的前提下，可以对农民做出经济上的任何妥协。[5]

除了上述政治原因以外，列宁还从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角度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我们知道，在1918年夏以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中，列宁在理论上已经认识到，由于经济落后，俄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会不同于发达国家。1921年春，当列宁开始考虑退却时，他的这一思想再次得到了发挥并成为主导思想。他再次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可能的。没有这种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6]

列宁还用刚刚结束的战时共产主义作为“反面例子”来说明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直接过渡是不行的。他肯定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必要性及其功劳，但是他不再像内战时期那样认定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具有新的社会性质，不再认为它建立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而认为它只是特殊情况下的产物，这与他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把它看作是俄国直接过渡的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写道：“业已建立的严整的制度是由战时的而不是经济的需要、考虑和条件决定的”[7]；“余粮收集制是以征收所有的余粮，建立强制性的国家垄断制为前提的。当时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8]列宁认为这些政策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是不成功的，它们越出了必要的界限，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他写道：“在理论上，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商品，那是可以采用实物税和自由流转的制度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的。”[9]

具体来说，列宁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在于建立大工业与农业的正常产品交换。但是俄国大工业本来就不发达，更兼长年战争的破坏工业已近于崩溃，无力提供足够的工业品；而恢复工业又需要粮食。这似乎构成一个悖论。战时共产主义是靠农民的粮食借贷支撑过去的，但是农民不会长久地给工人国家这种信贷。要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靠余粮收集制是行不通的，必须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允许地方流转，从而提高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为大工业的恢复创造条件。而这些只有新经济政策才能做到。列宁多次从这个角度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他指出，“正是我们在大工业还没有完全恢复时期的整个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我们的粮食政策的全部意义，我们转而容许相当规模的自由贸易，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筹集大批粮食，建立大量的国家储备”。[10]列宁甚至还一度指出，新经济政策是过渡的唯一途径：“从经济上巩固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其他的支柱是不可能有的。”[11]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是过渡到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唯一途径。

二、“共产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危险及限度

新经济政策虽然在俄共十大上正式成为党的政策并在此后开始推行，但是一开始它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自由交换剩余产品，允许向部分资本家租让企业，这在部分布尔什维克看来是资本主义复辟，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一局面。在俄共十大上有人给列宁递小条子就这一政策质问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甚至还有代表为此大哭。为了进一步向全党阐释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意义，消除人们的顾虑，1921年夏在列宁的特别提议下召开了俄共第十次紧急全国代表会议。

新经济政策之所以遇到这么大的阻力，主要是因为它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遗留的政策和观念相冲突。在战时共产主义体系下，不仅雇佣劳动关系是资本主义的，而且一般的商品货币关系、自由贸易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除了无产阶级，其他从事商品生产的阶级包括小生产者、中间商人等都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列宁本人也是持这一观点的，他写道：“什么是流转自由呢？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我们所有的人，哪怕是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都知道这种流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12]也就是说，列宁在自由贸易和资本雇佣劳动之间几乎直接划上了等号。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认识，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坦率地指出，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用剩余产品进行自由交换就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

但是与他人不同的是，列宁并没有因为有危险就停止前进（实际上对当时的俄国来说，完全没有危险的道路是不存在的），而是由此提出将资本主义发展控制在一定范围、使其不危及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思想。他写道：“从理论上说来，能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而不至于因此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呢？能不能这样做呢？能够，因为问题在于掌握分寸。”[13]他认为如果苏维埃政权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商品，并且能把这些商品投入流转，那么苏维埃国家就能在政治权力之外能够获得经济权力。不仅如此，列宁还认为，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自由流转虽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但是由于增加了苏维埃的粮食储备，因而也会加快大工业的发展从而是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换句话说，列宁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具辩证思维特征的创造性思想。

这样全部的问题转变为：如何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度？列宁指出这是难以从理论上加以精确确定的，他把这看作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允许地方流转自由，而又不破坏无产阶级政权，还能巩固这一政权。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4]在1921年10月，针对有人追问退到哪为止的问题，列宁批评了这种提问方式，他讲道：“这个问题提得不对，因为只有进一步实行我们的转变，才能提供回答这一问题的材料。我们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为扎实地转入进攻作好了准备，我们就什么时候停止退却。对这个问题不可能作出更多的回答。”[15]

尊重实践使新经济政策在内容上的加深和范围上的扩大有了可能。1921年10月，列宁公开承认，最开始设想的把商品经济限制在最严格的范围内的想法失败了，不得不进一步后退，退到商品交换、商品流转，退到国家调节商业。列宁由此提出布尔什维克要学习商业规则，要同资本家进行商业竞争、要按照商业规则办事等重要思想。这新经济政策的一次重要深化。[16]此后直到列宁去世，新经济政策在形式上相对稳定了下来。[17]在探索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列宁强调，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在一定限度内，而且要以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规章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条件”。[18]对于超越这一范围的资本主义列宁要求狠狠地加以惩罚。[19]

在列宁当时的观念中，苏维埃政权所以能够控制新经济政策所必然产生的资本主义，最终依靠两点。首先是政治权力，即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掌握着军事、行政和法律等国家强制性资源，[20]其次是大生产资料都掌握在苏维埃手中。列宁曾多次表述过后一思想。例如他写道，“既然工人国家掌握了工厂和铁路，那么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就是不可怕的”[21]；“由于目前形成的总的经济政治局面是无产阶级掌握着大工业的一切命脉，而且根本不会取消国有化，我们是用不着害怕这种资本主义的。”[22]他提出有两种不同的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如果我们只把少数工厂租给承租人，而把大部分工厂保留在自己手中，那租让并不可怕；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如果苏维埃政权把自己的大部分工厂拿去租让，那是十分荒唐的；那就不是租让，而是复辟资本主义。”[23]

新经济政策最初表现为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命令式计划经济的“反动”，尤其是它逐步容许商品流转、自由交换乃至中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让当时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了幻想。他们认为俄国共产主义已经失败，新经济政策正在转向资本主义，只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俄国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因此他们改变了对苏维埃政权的策略，不再公开反对苏维埃而是转而促使其进一步向资本主义方向演进。这些人就是有名的“路标转换派”。该派代表人物之一乌斯特里亚洛夫就认定，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而是演变。他写道，“我赞成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我之所以赞成，是因为它踏上了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24]一些曾经反对十月革命的西欧社会党人（如奥托·布威尔）也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向资本主义的开始，它证明俄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俄国不可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对此，列宁指出，“应当欢迎路标转换派的这种坦率的声明。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危险。敌人力图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25]他承认，新经济政策不仅仅是一种策略，还是一种演进，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种演进，但是这种演进不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演进，而是过渡方式上的演进，是从革命的方式向改良的方式的演进。而所谓革命的方式，是指战时共产主义的那种直接过渡方式，企图马上破坏掉旧的生产结构而代之以全新的生产结构；改良则是在保留旧的结构的情况下向慢慢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指出，由于俄国的经济落后，在政治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之后，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经济变革过程才能消化政治变革的成果。

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在新经济政策推行之后，列宁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他在1918年初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实际上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列宁后来刻画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概念。[26]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之初就指出，允许自由贸易就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为了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安全他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度的问题。其逻辑结论是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无产阶级国家对资本主义进行限制、监督。用列宁自己的话说：“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27]。这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处于无产阶级国家限制、监督和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列宁有时又把它说成“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28]。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规定性，首先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其次是在这个前提下无产阶级专政对资本主义的监督和限制。在列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们一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如果说二者之间要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共存时期的话，那也是为了尽快地消灭资本主义。1918年春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并没有在实质上对上述观念形成挑战（所以本书称之为直接过渡）。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发展的，在这个时期内资本主义的因素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与此同时国家又要对这种资本主义加以限制和引导，使其为无产阶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服务，而不得危害无产阶级政权，甚至造成资本主义复辟。

这两种属性使得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全新的历史现象。列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写道：“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非常意外的、谁都绝对预见不到的资本主义，因为谁也无法预见到，无产阶级竟会在一个属于最不发达之列的国家中取得政权；它起初试图为农民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后来由于文化条件所限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这一切是从来没有预见到的，但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29]在十一大上他指出，“我们现有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原因很简单，所有同这一名词有关的常用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掌握着足够的政治权力，同时又存在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情况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30]他指出这种“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31]。

新经济政策下国家资本主义的二重规定使其不同于列宁在1918年春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1918年春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概念前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战争使资本主义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德国的垄断模式）。列宁那时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强调的，是类似德国大型国家垄断托拉斯的那种集中统一的生产组织和计划，其中包含的计算和监督因素与未来社会主义生产是相似的，它是对付小生产的有力武器。列宁试图用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因而那里虽然用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但是资本主义因素恰恰是很少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商品自由流通和雇佣劳动关系都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所要克服的因素。因而它同新经济政策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有着极大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列宁只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才提1918年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越是到新经济政策的后期，列宁越认识到当时的过渡思想的局限性。在1921年10月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列宁指出，1918年3、4月间的过渡计划“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32]；在一年后的《十月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中他又指出，1918年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想法是很初步的，当时没有谈及退却，没有什么退却计划，更没有谈及贸易自由等等。[33]列宁的这些自述进一步确证了两个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差异。

在与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争论中[34]，列宁还阐明了“新经济政策”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综合列宁的有关论述来看，这两者的不同有如下几点：首先这两种资本主义服务的目的和对象不同，一个有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35]其次，列宁还强调这两种国家资本主义所处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从字面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36]苏维埃俄国虽然也出租了一些企业，但是租出去的都是中小工业。商业合营公司的资本有私人，外国资本家，还有国家，而且国家随时可以停止这些公司。这些也是列宁为安全利用资本主义所设定的大致底线。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显然不是这样。正是由于这些不同，列宁指出，经济学著作上讲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根本不适用于俄国。[37]

四、向社会主义“正常”的产品交换的过渡：新经济政策的定位

上面已经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经济动因是希望借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粮食生产，积累粮食为恢复大工业服务——照列宁的想法，大工业恢复起来之后是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经济政策的这一动因表明它只是俄国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一个环节。

在列宁的设想中，向社会主义过渡，首先应该建立起工农业“正常”的产品交换关系。

这里所说的“正常”有两重含义：首先，它是持续进行的。这主要是针对战争爆发后俄国城市因工业生产萎缩而换不到足够的粮食提出来的。建立城乡间产品交换首先要恢复城乡间的物质交流，而这就以恢复城市的工业生产为前提。十月革命前作为应对危机的对策列宁已经提出了这点，如在1917年9月19日《革命的任务》一文中他就提出要“实行粮食同工业品的正常交换”[38]。布尔什维克上台后，列宁很早就把恢复工业生产、组织工业品交换粮食以保证城市工人的粮食需要作为重要任务。

列宁所说的城乡间正常的产品交换的另外一重含义是指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在经济上进行等价交换（这种交换主要通过合作社进行）。列宁的这一思想曾有多次表述。在俄共十大的闭幕式上他讲道：“所谓正常的关系，应当是并且只能是这样：无产阶级掌握了大工业，掌握了大工业产品，因此不仅能充分满足农民的要求，而且能供给他们生活资料，使他们的境况得到改善，使人们明显地看到和感觉到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别。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39]他认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经济关系的实质应该是工人在现在已经属于他们的工厂中，为国家因而也是为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生产一切必需品……同时从农民那里取得全部剩余的农产品”[40]。

列宁提出这一点首先是为了改变以前小农受到多种形式的盘剥而不能完全占有自己的劳动的现象。在此之前，小农在进行工农产品交换之前就遭受了多次的盘剥（封建地主和贵族、专制沙皇政府等），在进入市场之后他们又遭受着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压榨。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正常的”工农产品交换，就是要在消灭这种对农民的种种盘剥现象。

列宁提出“正常”的产品交换更是针对苏维埃俄国以往的粮食政策而言的。内战期间苏维埃政府被迫实行粮食垄断、固定粮食价格，甚至实行余粮收集制，农民在交换时没能完全实现自己产品的价值。显然从等价交换的观点来看这远不是“正常”的。到1921年春列宁提出以粮食税替代余粮收集制后（这是新经济政策最初的主要内容），苏维埃国家允许农民在交纳一定的实物税收后将剩余的产品自行交换，这就朝着相对“公平”的工农经济关系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列宁认为这只是向正常的工农产品交换的一个过渡，因为它还包含着无偿从农民那里取得粮食（通过税收）的成分在里面。他指出“粮食税有过去的余粮收集制的成分，也有新办法的成分”。[41]“新办法”就是新经济政策所要过渡到的“正常的产品交换”，即工人“将不是通过税收的形式，而是通过与工人阶级所提供的工业品交换的形式取得农民的产品”，这是列宁所要过渡到的目标。[42]他指出，这种新办法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只有建立“正常的产品交换”，在工农间真正地实现平等交换，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建立真正巩固的工农联盟。[43]

列宁之所以强调向社会主义“正常的”产品交换过渡，是因为他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44]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正常的产品交换的基础是较为发达的大工业，它可以对小农进行改造，“使效益最差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单干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有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45]。对于大工业发达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过渡的思想列宁曾经多次表述，如在最初论证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时他写道：“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可能的。”[46]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写道“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么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了。”[47]列宁还认为，就当时世界范围而言，保证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大工业也已经具备了，在1921年底的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写道，“既然就世界范围来说存在着大工业，那么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无疑是可能的。”[48]而俄国由于缺乏大工业而无法直接过渡，只能先恢复大工业，逐步实现工农业正常的产品交换，在这之后才能直接过渡。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俄国先要经过一些过的阶段和中间环节，即俄国需要进行迂回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样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定位就清楚了：新经济政策是为了恢复工业，工业恢复之后就能建立“正常”的工农交换关系，在此基础上就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多次提到新经济政策的这一定位，如在他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中讲道：“我们想要达到而且应当达到的目的，就是使农民的产品不是以征收余粮的形式，也不是以税收的形式交给工人国家，而是通过与农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相交换的形式交给工人国家。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以建立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的经济。”[49]在1921年6月关于粮食工作的一次讲话中，列宁提到新经济政策的背景和意义时又指出：“我们的粮食政策的全部意义，我们转而容许相当规模的自由贸易，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筹集大批粮食，建立大量的国家储备。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要想恢复大工业和货币流通都是不可能的，而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懂得，不恢复作为唯一现实基础的大工业，就谈不到社会主义建设。”[50]“这正是我们在大工业还没有完全恢复时期的整个经济政策的基础”[51]。列宁还从相反的方面指出，如果继续实行余粮收集制，农民就会死气沉沉，这就不可能为大工业的恢复打下粮食基础，从而就不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

前面我们指出，新经济政策在1921年10月前后经历了一次深化，即列宁所说的进一步退却——从商品交换退到由苏维埃国家监督商品流通，那么这是否改变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上述定位呢？本书认为，虽然这时新经济政策在内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对待货币经济和商品流通乃至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大大放松，但这仍然是俄国大工业恢复过程中的政策，它不代表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定位有了改变。俄国大工业没有恢复这一大的背景没有改变，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断就难以有大的变化。例如他1921年10月29日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讲道：只有从战时共产主义退却，实行新经济政策，甚至退却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只有这样“才能恢复经济生活”。“恢复小农经济”，“恢复和振兴大工业”，“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而且列宁承认，这条路比他预料的要长。[52]新经济政策内涵的扩大，只是意味着恢复大工业的道路更加曲折和漫长：“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才能着手解决极其迫切的经济需要问题。也只有这样，通过一条比较漫长然而比较可靠的、也是目前我们唯一走得通的道路，我们才能保证大工业有恢复的可能。”[53]在1921年11月《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列宁再次提出“要恢复大工业，组织大工业和小农业间的直接产品交换，帮助小农业社会化”[54]。总之，新经济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只是大工业不发展时期的措施的发展：“假定……假定在千百万小农旁边没有……先进的大机器工业，——这种工业……能够比以前更迅速更便宜地向小农提供优质产品——那么商业就是千百万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列宁的这句话一方面论证了当时实行商业原则的必要性，同时无疑也包含了他所设想的限度，也就是说当大工业发展起来之后，商业原则可能就不那么必要了。[55]在1921年底苏维埃九大上列宁指出，在发达的大工业基础上可以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这种大工业就整个世界来说是存在的。[56]这进一步证明列宁并没有改变关于“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思想，它改变的只是俄国在向正常产品交换的过程中利用资本主义的限度。[57]列宁并没有把大工业恢复过程中关于商业经济的作用的新看法运用到大工业恢复之后。

五、新经济政策与列宁迂回过渡思想的再评估

毫无疑问，如众多论者所言，列宁领导的新经济政策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他提出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下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同时对其加以限制、监督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的重要发展，为大工业还不够发达的国家提供了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可能性。列宁领导新经济政策实践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的重要理论渊源。

不过本书上述研究也表明，我们在肯定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开创意义的同时需要对具体分析。

首先，从新经济政策的具体政策来看，它只是开启了大工业不发达国家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的大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结合的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的内涵虽然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但总的来看，列宁给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空间是很有限的。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还没有真正打开利用资本主义的大门，从根本上讲它还只是一种利用市场交换的思想，对于资产阶级它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虽然列宁曾经指示不要给农村的雇佣关系过于限制，以及允许私人商业发展存在、由苏维埃国家来调节商品流通等。[58]实际上，可以说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允许小生产者有买卖的自由，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严格限制的，这点为众多论者所忽视！对此列宁在1922年底几次明确表述过。在1922年11月列宁给英国记者阿·兰塞姆的回答中这样写道：“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第二，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59]在同时期《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文的提纲中，列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新经济政策的计划或思想或实质是什么？他自己写下来的回答是：“（α）国家掌握土地；（β）也掌握生产资料方面的一切命脉（运输等等）；（γ）小生产领域中的贸易自由；（δ）在吸收私人资本（租让和合营公司）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60]显然，这几处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即只是给小生产者以经营自由；对于私人资本并没有给与其独立活动的空间，它总是同国有资本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我们谈及列宁利用资本主义思想时需要注意的。

其次，从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定位看，不能过高估计列宁迂回过渡的目的地。列宁迂回的范围其实有限。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之一，是通过迂回的方式来为恢复大工业服务，他希望通过恢复大工业，建立起工农业正常的产品交换以便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1921年秋新经济政策加深之后，列宁恢复大工业的目标并没有改变，深化对资本主义的利用，仍然只是限于大工业未恢复时调整工农业关系的需要。没有迹象表明列宁认为在大工业恢复之后会继续利用这种关系。在列宁那里，大工业恢复之后是要开始对小农进行集体化改造的，列宁晚年在谈合作社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提出在新经济政策的调节下使小农逐步合作化的思想。此外，1922年之后列宁提出要停止退却，虽然他不是要取消新经济政策下运用商业规则，但是显然并不准备继续扩大利用资本主义的范围和程度，这些都使得我们更有理由怀疑在大工业恢复之后列宁还会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

最后，迂回过渡还面临着巨大的潜在矛盾，这使得新经济政策的前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向社会主义正常产品交换的过渡，最初主要是从准备粮食储备的意义上来说的，因为大工业的恢复发展需要大量的粮食。后来随着俄国经济形势的稳定，大工业的发展提上日程，资金问题日益突出。而且列宁所指的工业发展并不只限于电气化计划，他也强调一般重工业。例如，在1922年9月22日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中他就强调了重工业的极端重要性及其资金问题：“我们的情况是特别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恢复固定资本，即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资金，然而正是这个工业，所谓‘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61]我们知道，列宁在内战时期论述电气化计划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资金问题，当时设想将通过税收、节约等方式慢慢地进行积累。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延续了这一思想。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都靠借款来恢复固定资本，但是俄国不能，因为她不恢复资本家和地主所有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愿借款的。这样“就剩下一条异常困难而漫长的道路，这就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资金，增加税收，以便逐渐恢复被破坏的铁路、机器、厂房等等。”[62]在同一时期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的问题提纲时列宁谈到俄国重工业的衰落问题，他提出通过征税“从耐普曼和生产者那里取得支援工业的资金，特别是支援重工业的资金”的设想。[63]在《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宁再次强调重工业的重要性及其困难，“要使重工业情况变好，就需要好多年的工作。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资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资金，那我们就会灭亡，就不能成为文明国家，更不用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64]他提出的办法是依靠商业利润和节约（削减国家预算，精简国家机关等）。在几篇著名的 “政治遗嘱”中列宁仍然惦记着这个问题，如在《宁肯少些，也要好些》中，列宁最后还是把具体工作落脚到通过节约为大工业积累资金上[65]，由此可见大工业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列宁。

列宁的这一担心被证明是很有预见性的。列宁去世之后，随着俄国大工业恢复的加快和新工业的发展，资金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经济政策的去留问题成为联共党内斗争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所主张的通过节约的方式耐心地筹集资金的思想（这与列宁去世前的观点有些相似）并没有为党接受。[66]如果列宁在世，他会怎样应对这一争论呢？对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注释

[1]《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50页。

[2]《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62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51页。

[4] 列宁对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可参见本章第三节。

[5] 《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13页。

[6] 《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70页。

[7] 《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70页。

[8] 《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63页。

[9] 《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63页。

[10] 《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47页

[11]《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72页。

[12]《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54页。

[13]《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55-56页。

[14]《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56页。

[15]《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239页。

[16] 一般人们也把1921年秋作为分界，把这之后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二阶段。可参见蔡亚志，《源头·活水——列宁利用资本主义思想与当代中国》，新华出版社，18页。

[17] 列宁在1921年秋后的一段时间曾经提出停止退却的问题，多数学者都已经承认，列宁所说的退却主要是指已经找到了利用资本主义的较为确定的形式，要稳定在这种允许商业自由流转的形式上，而绝不是说要开始进行进攻，减少这些经济形式在苏维埃经济生活中的存在范围等，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18]《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366页。

[19]《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425页。

[20]“是的，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不会恢复。”（《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38页）

[21]《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150-151页。

[22]《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08-309页。

[23]《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151页。列宁关于保证资本主义不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思想也表明，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如《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一卷）一书中所说的是向1918年春天的俄国的简单回归（俞良早也有类似观点，参见俞良早：《论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思想与1921 年后的思想具有相同的性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28卷第二期》）。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坚持大工业都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而不会取消国有化，这是同1918年春的重要差别所在。下面我们还将揭示二者的其他差别。

[24]《列宁全集》第43卷，91-92页。

[25]《列宁全集》第43卷，92页。

[26] 参见宋朝龙：《民主革命与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列宁思想研究》[D]，北京大学，2006年。

[27]《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11页。

[28]《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83页。

[29]《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211页。

[30]《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84页。

[31]《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83页。

[32]《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221页。

[33]《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276页。

[34]他们二人反对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理解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他写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理解并且应该这样理解。”列宁批评这是一种经院式的论断。参见《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83页、505页。

[35]《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50页。

[36]《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284页。

[37]《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82页。

[38]《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154页。

[39]《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108页。

[40]《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139-140页。

[41]《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140页。

[42] 列宁在《论粮食税》的提纲中这样写道：“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大工业（‘社会化’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76页）

[43]《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第5页。

[44] 需要注意的是，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正常的”产品交换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形式，因为列宁到现在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阶级的观点。因此，这里的社会主义，其实应该在类似于“过渡时期”的意义上来理解。

[45]《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140页。

[46]《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70页。

[47]《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16-217页。

[48]《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336页。

[49]《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140页。

[50]《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47页。

[51]《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44页，360页。

[52]《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229页。

[53]《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232页。

[54]《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244页。

[55] 蔡亚志把列宁1921年秋以后的思想称为迂回过渡，并指出这一迂回过渡的主要内容之一为“以商业作为工农业结合的纽带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本书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论者没有强调这种商业纽带只是在大工业未恢复时期才为列宁所承认。参见蔡亚志：《源头活水——列宁利用资本和租用思想与当代中国》，新华出版社，2008年，73页。

[56]《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336页。

[57] 1922年俄共十一大，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里的新经济，指的就是国有化和社会化的工厂及农场等。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已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新的生产和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74-74页）一些论者认为列宁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无疑是夸大了列宁思想。

[58] 在1922年5月就农村工作给奥新斯基的信中，列宁提出对于农村出现的雇佣劳动现象不要给以过多的限制，见《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130页。

[59]《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263页。

[60]《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422-423页。

[61]《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211页。

[62]《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211页。

[63]《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258页。

[64]《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282-283页。

[65]《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391页。

[66] 参见[美]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357-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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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浩瀚。来源：《列宁革命思想研究》。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