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期，还未从一战战败阴影中走出的德国，坠入了超级通货膨胀的深渊。

德国在一战中损失了总人口的10%和将近1/7的土地，同时，协约国为了防止德国重新崛起，德国的军事力量受到严重限制，军队数量仅能保持10万人，这些都是对这个国家的沉重打击。但雪上加霜的是，德国还要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根据1921年4月英、法、美、意等国协商的结果，德国需要赔款1320亿金马克，分30年付清，每年必须偿付20亿金马克。这样的巨额赔款远远超过了德国当时的经济能力。

孱弱的魏玛政府出不起这么多钱，税收收入根本满足不了巨额赔款的要求，它们只能通过向德国国家银行——德国的中央银行出售债券来弥补开支和税收收入之间的差额，这也为后续的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1922年，德国政府多次请求延期支付赔款，老对头法国强烈反对。1923年1月，法国联合比利时出兵10万占领鲁尔，声称要以“产品抵押”，向德国强索赔款，挑起鲁尔危机。法国对鲁尔的占领，最终促成了德国马克的全面崩溃。魏玛政府对鲁尔被占领报以停止支付赔偿，并号召鲁尔居民以“消极抵抗”来抵制法国的占领政策。政府动用了价值为5000万美元的黄金储备以支援停工的鲁尔区，全国经济开始出现普遍的混乱，马克的价值更是以一日千里的速度下滑。到4月以后，政府也基本放弃了对马克进行干预的任何想法，国家银行疯狂地印着转瞬之间即为废纸的纸币，全国300多家造纸厂和20多家印刷厂每天24小时不停地为国家银行提供所需的钞票。通货膨胀率最严重的时候，物价魔幻，早上的面包钱，到晚上连面包渣也买不起了。

1933年5月1日，德国总统兴登堡元帅(左)和总理希特勒(右)共乘一辆轿车出行，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呼。为了团结各方势力，解决德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兴登堡不得不于1月30日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从而揭开纳粹德国的“潘多拉之盒”

德国遭遇了史上最惨的通货膨胀，在国内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情绪，外部列强的态度却并不一致。老对头法国唯恐德国不乱，在赔款问题上一口咬定毫不让步；苏联因为社会制度被西方排除在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暂时退出了欧洲大国的角力；英国试图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不想过分削弱德国而使法国坐大。更重要的是，一战后强势崛起的美国也不希望对德国“竭泽而渔”。

美国当时已经是德国最主要的食品和原料的输入国以及德国制成品、工业制成品的一个主要出口国。而德国当时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如著名的总理和外交部部长施特雷泽曼，也逐渐制定出一套“大西洋主义战略”，要打破僵局，跳出欧洲，面向大西洋对岸的美国。

德国最终之所以能得以走出危机，就在于它成功地把德国和法国等国家之间的赔款问题国际化了，通过一系列国际谈判与条约，反而变成了德国向英美特别是美国展开怀抱，进行经济合作的一个转折点和契机。

寻求美国资本的支持

为德国抓住这一契机的，便是后来被称为“金融巫师”的亚尔马·沙赫特。他出身金融世家，与华尔街有着深厚渊源。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拯救灾难中的德国货币流通体系。

1923年1月，法、比联合出兵德国鲁尔区，从而导致德国马克全面崩溃。从当年4月开始，德国遭遇史上最疯狂的通货膨胀。照片为马克贬值高峰期时，德国百姓用钞票充当墙纸的奇景。此时，用钞票糊墙都比专门购买墙纸更为经济

沙赫特清楚，货币崩溃的根源在于沉重的赔款负担，一切金融改革的举措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只会引发更可怕的动荡。他上任之后，立刻从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一边寻求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一边改革货币，用新的地产抵押马克取代极度滥发的旧马克。他的目光越过浩瀚的大西洋，精准地投向了美国。

为了让德国能够生存下去以便偿付赔款，美国人乐于看到德国国际信贷与融资的复苏。1924年，《道威斯计划》出台，开始用恢复德国经济的办法来保证德国偿付赔款。它的主要内容是：由协约国监督改组德意志银行，实行货币改革，并由协约国贷款8亿金马克（折合1.9亿美元）以稳定其币值，在赔款总数尚未最后确定的情况下，规定德国赔款年度限额，即由第一年（1924—1925）10亿金马克开始，逐年增加，到第五年（1928—1929）增至年付25亿金马克；德国支付赔款的财源来自关税、烟酒糖专卖税、铁路收入及工商企业税；发行110亿金马克铁路公债、50亿金马克工业公债；德国的金融外汇、铁路运营以及税捐征收事务受国际监管。德国以法、比两国从鲁尔撤军作为接受赔款计划的条件。

“杨计划”制定者，美经济专家欧文·D·杨正从列车中探出头，和国联赔款委员会德方代表沙赫 特博士握手。杨将搭乘“阿奎塔尼亚”号返回美国克利夫兰参加他儿子的婚礼。1928年，德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国联赔款委员会达成“杨计划”，大幅度削减了德国战争赔款

道威斯计划的执行，对20年代后半期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它实际上结束了由法国及其由它控制的赔款委员会在德国赔款问题上的支配作用，确立了以美国为主的多国支配机制，同时也为美国私人资本流入德国和有效地从其他协约国收回战债创造了条件。计划实施后，德国资金奇缺的问题得到解决，加上从美国得到大量物质装备和技术帮助，其经济趋于稳定和恢复发展；一批又一批的美元从美国流入德国，再以赔款的形式流入协约国，最后又以战债形式流回美国，形成了一个循环。

借此东风，沙赫特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一比三十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到1924年8月这个过程基本完成，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国际投机者逐渐停止了对它的攻击。折磨德国的漫长通货膨胀终于结束了。

1928年，沙赫特又率领德国国家银行代表团与美国为首的国联赔款委员会谈判签订了“杨计划”，它是道威斯计划的延续，德国每年只要付赔款额的1/3，剩下的部分可以推迟。实际上，后来胡佛总统干脆提议暂停德国赔款的90%。

然而福兮祸所伏，1929年10月从华尔街开始的经济恐慌迅速蔓延，导致了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德国的经济是靠美国发展起来的，所以受害最大。一方面，德国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实业资本流失，造成了大面积失业，刚刚稳定的经济又面对考验；另一方面，美国资本集中在德国的电力、钢铁、化工几个大的行业中，大展拳脚滚雪球，恰恰是这里生长出的垄断寡头，后来为希特勒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主要资助，进而为他发动的战争承担经济支持。

不久，经济危机就发展成为一场国家危机。

希特勒时来运转

一战以后，凡尔赛体系给德国施加了沉重赔偿负担，德国社会上本来就弥漫着不满情绪。以鲁登道夫将军为首的旧总参谋部和军人团体热衷于宣称德国“并没有在军事上失败，而是被内部的敌人从背后捅了一刀”，更是加深了人们对协约国的仇恨。而1929年的大萧条则雪上加霜地给议会共和制的声誉造成沉重打击。

这给希特勒这样的野心家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923年发动啤酒馆政变的他，在大众眼中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激进政客，举止类似行为艺术家，但此时终于迎来了他“事业的风口”。他声称经济危机是“政府无能”的佐证，是政府接受《凡尔赛和约》和战争赔款及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是共和国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而大众处境的恶化，使人们对现实空前不满，他们将怨气发泄在选举上，借经济危机大肆造势的纳粹党也就等来了空前斩获。

纳粹党快速崛起，除了经济危机、人心不稳以外，部分原因是他们比其他右翼政党更有组织，更加民粹。他们建立了比较严密的指挥体制和地方组织，擅长用狠话硬话去刺激听众肾上腺素，抛出一个个宏大承诺，将希特勒包装成从一战起就为民族而战的斗士。纳粹党还拥有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和“党卫军”，他们招摇过市，用打砸抢的方式去破坏对手的竞选。

但纳粹党虽然在1932年议会选举中成为赢家，却并未立即获得执政权，至1932年底仍然在野。希特勒的上台，得益于一系列阴差阳错。总统兴登堡虽然大权在握，但垂垂老矣，只能依赖身边的小圈子。而他的亲信冯·巴本认为希特勒可以充当被自己利用的傀儡，提议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巴本为副总理），宣称将纳粹党吸收到政府中来可以造就一届团结、成功的政府。兴登堡并不喜欢希特勒，但他此刻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最终不情不愿地在1933年1月30日签署了将希特勒任命为总理的命令。其实，如果希特勒此时未能当上总理，鉴于经济危机已经开始缓解，仍是在野党的纳粹党往后很可能走下坡路。

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被打开了。成为总理的希特勒一边在总统兴登堡面前继续装出顺服谦恭的姿态，一边迅速扩张和巩固自己的权力。1933年2月27日发生了著名的“国会纵火案”。至今并无足够证据表明是纳粹党自导自演了这场火灾（虽然戈林曾经当众承认过），但纳粹党着实从中获利巨大。希特勒一口咬定这场火是德国共产党放的，德共正在策划暴力夺权。在希特勒怂恿下，兴登堡出台了总统令，中止了宪法规定的很多公民权利。德国进入紧急状态，纳粹党借机大肆打压反对势力、控制国家机器。

1934年3月12日，在纪念一战的“人民哀悼日”上，兴登堡手持元帅节杖，身着元帅服与总理希特勒握手。紧随希特勒的是纳粹党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出现在画面最左侧的是戈培尔。此前不久，兴登堡颁布总统令，宣布德国进入紧急状态

接着，纳粹党抛出了一个“授权法案”，它让内阁有权撇开议会而制定任何法律。他们软硬兼施，包括用冲锋队员控制会场内外，迫使议员们以“符合”宪法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这一宪法修正案性质的法案。它随后经兴登堡签署生效。

此时，德国其他政治势力或者软弱涣散，或者元气大伤。1934年8月，兴登堡以高龄病逝，消除了希特勒面前的最后一块绊脚石。8月19日，纳粹党通过所谓的全民公投将德国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合并，成为“元首”的希特勒终于实现了大权独揽。

“经济奇迹”的真面目

纳粹政府掌权之后，实行军备扩张和赤字财政政策，同时大力投资基础设施，进而刺激了消费品生产，德国经济在1932年以后迅速复苏。

希特勒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创造就业。大萧条造成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也是纳粹政府能够上台的一个重要契机，所以希特勒必须提振就业。其实，创造就业和重整军备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纳粹政府大力修建基础设施，修建高速公路网，在希特勒上台短短几年间，修建了不少于6700公里的公路，这极大地取悦了蓝领建筑工人选民，当然，同时也能够满足他快速运送部队的军事需要。

到了1939年，德国的人均工业产量增加了108%，人均消费品产量增加了39%，工人的实际周平均工资增加了24%；官方失业人数从1932年的520万减少到1939年的12万。换句话说，二战爆发前，纳粹德国一度实现了大炮和黄油并举、接近“充分就业”的所谓“经济奇迹”。

但如果仔细考察，这个“经济奇迹”顿时就会黯淡不少——纳粹政权前几年的经济政策成功，其实是更早发生的一个周期性的经济反弹中的一部分。纳粹上台的时候恰好是大萧条进入尾声的时候。希特勒正好赶上了这个时机，所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功绩不能完全归功于纳粹经济官员的执行能力和政策支持。但这场经济复兴一直高度依赖军工生产和基础建设投资，在此期间，德国经济带上了越来越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对内专制，对外通过严格控制下的对外贸易来获得原材料和市场，然后以表外通货体系和影子金融来解决外汇和投资不足的问题。这正是一个把德国引向战争的“经济奇迹”。

1933年5月沙赫特访美，不仅和美财团达成多项合作，还与罗斯福举行会议讨论两国经济问题。图为会谈后双方合影，从左到右为白宫军事助理詹姆斯·A·乌琉、德国驻美大使汉斯·路德、沙赫特、富兰克林·罗斯福、白宫海军助理沃尔特·弗农

沙赫特在这个“经济奇迹”中又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成功平抑了20年代的超级通货膨胀，他早已声名显赫。希特勒邀请沙赫特主持经济部，而这位“金融巫师”又变出了什么样的戏法呢？

在大萧条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时候，德国不敢像其他国家一样退出金本位或者贬值货币去打贸易战，但这样一来又不能保持商品出口的竞争力，以获得外汇或者黄金来维持通货汇率稳定。国际经济学上的“三难定律”横亘在前：独立的货币政策、稳定的汇率和通畅的资本流动，三者只能取其二。

沙赫特用一种奇特而诡异的手段处理了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创造了帝国银行有史以来最大的表外体系，也就是一套官方的影子金融，用五花八门、不计入资产负债表的非正式票据与通货创造了信用。其中后世最著名的就是梅福（Mefo）军用券，专门用于支付军工生产，由财政秘密贴现，工业家强制接受。最多的时候德国同时有三十多种类似的表外信用工具在同时运行，仅马克账户就有17种。

与此同时，沙赫特管制私人的黄金和外汇，居民私藏最高可判死刑，境外旅行携带资金也受到严格限制。经常账户方面，沙赫特建立起了一套制度框架，使他能以精细到具体产品和生产者的程度，来调节德国的外贸水平。他在巴尔干和南美以半利诱半恫吓的方式，与原材料生产国建立双边谈判下的互换贸易关系，以工业品交换原材料，用这样以物易物的贸易安排代替与民主国家的透明贸易。他还鼓励出口商在境外回购处于低价的杨债券，然后帝国银行以马克接近原价贴现，这样不仅趁波动（他还故意制造这种波动）减少了外债，同时也节省了外汇。

华尔街与纳粹的合作

更“离奇”的是，在沙赫特的活跃之下，华尔街的国际投资者们在纳粹上台之后，与德国的合作有增无减。

沙赫特在美国游说时表示，“如果德国能够获得它自己的原料而在经济上得到发展，这只会有助于刺激一般的世界贸易。它将帮助增加消费，促进繁荣，不仅提高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将提高整个工业世界的生活水平。”他甚至还把反犹行为的原因归于“一个民族处于经济绝望和可怕困境时的表现”，并且保证“一旦德国享有公平与繁荣后，这些表现就会完全消失”。实际上，美国资本已经在德国陷得太深，太多利益攸关彼此纠缠；而德国重整军备扩大采购的过程，对美国经济恢复是一个良好的刺激。至于德国振兴军工产业是要对付谁，德国是否继续推行反犹政策，华尔街反正也不在乎。

1938年，亨利·福特(中)在75岁生日时获得纳粹德国为外国人颁发的最高荣誉“大十字德意志雄鹰”勋章，以表彰其在工业管理方面的杰出贡献。图为德国驻克利夫兰领事卡尔·卡普(右)为福特戴上勋章，与福特握手者为德国驻底特律领事弗里茨·海勒

在21世纪初的调查中发现，二战中美国共有超过200家著名企业与德国有着密切的生意往来，这其中包括摩根大通银行、通用汽车、标准石油、柯达公司、西屋电气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8月，美国银行协会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用此来兴建新的军事企业或者改建原来的军工企业。而德国军工业的重建不折不扣地有赖于此。

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1933年到19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

各项先进的军工技术也由此转让给德国。后来，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高额的利益蒙上了大亨们的眼睛，使他们对纳粹的危险视而不见。在德国入侵波兰前，对于德军在边境的集结，亨利·福特特意在《波士顿全球报》上发文宣称“希特勒只是想吓唬波兰”。波兰战役开始后，福特又说：“战争其实还没开始，这些都是犹太人编出来的。”

到了1936年，沙赫特已经无法满足希特勒的需要。元首抛开沙赫特，采纳了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的主张，开始推行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四年计划，用强制性的直接管制来代替沙赫特那一套精妙和复杂的通货体系。他的目标是，德军必须在四年中实现随时可以作战的状态。

这出荒诞剧落幕之时，纳粹德国重建起强大的军工企业和军队，横扫欧洲各国，一直侵入苏联。在美英等国的纵容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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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来。来源：国家人文历史。责任编辑：克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