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3月29日是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诞生日。莱比锡审判案无疑是李卜克内西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但是，回到150年前的历史场景中，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处境远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要艰难：普鲁士在野蛮的战争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俾斯麦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沙文主义极端膨胀，人民群众受到蒙蔽，而在巴黎公社失败的背景之下，社会主义正遭到大肆扼杀。社会民主党的声音只能在很小范围内传播，而这种呼声也全被反对者的一片声嘶力竭的喧嚣声所淹没了。工人队伍处在分裂状态，“爱国”大学生在进行狂热地挑衅。在此恶劣的条件下，坚持原则，还是向现实妥协？在法庭内外，李卜克内西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择是进行不屈地战斗。最终，李卜克内西等人把被告席当作讲坛，澄清“卖国”的真象，捍卫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整个审判过程收到了戏剧性的效果，社会民主党人因祸得福，“社会主义提高了自己的声音”。斗争取得了胜利。
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要把多年来已经脱销然而又不断要求供应的有关莱比锡叛国案的文件重新出饭，并且委托我负责出版事宜。
“为什么？”——这时候我似乎听到内心有这样的声音问我，“为什么要重新公布一宗旧的案件？自从莱比锡案件以来，政治案件不是已变得像草莓一样多了吗？莱比锡案件在那时是罕见的，因此关心它就像春天初露的嫩绿一样使人感到新鲜；而当太阳高高升起，大地上树荫浓密、百花盛开的时候，谁又会去注意一片树叶和一朵孤芳呢？在当时，它是一宗几十年来第一次引起公众注意的案件；可是在当今的世界上，一切政治案件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倘若在那发生莱比锡案件的时候，也是每天或者至少每周都有一宗新的案件出现，那末莱比锡案件大约也未必会引起什么兴趣了。”
不错，说得完全对，或者一部分是对的。但问题正在于时代不同。莱比锡案件所发生的时代，正是欧洲大陆两个最有文化的民族进行可怕的互相残杀的野蛮战争的时代，是响起了宣告一个新世界诞生的巴黎公社的隆隆炮声的时代。那时，普鲁士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从而把俾斯麦侯爵的权力捧到了顶峰，同时沙文主义膨胀到闻所未闻的程度，使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受到愚弄和蒙蔽，把他们的思想弄得混乱不堪；人民的理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严肃地冷静思考的能力。正因为莱比锡案件是发生在公社失败后的第一年，离公社的建立正好一周年，离公社悲惨的结局才九个月，人们对公社这一伟大事件还有着完整的印象，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的敌人完全有可能利用这一事件把社会主义描写成洪水猛兽、嗜血的怪物，把社会主义当作―条疯狗来痛打，并把它压在污蔑诽谤的崇山底下。莱比锡案件发生时，沙文主义正甚嚣尘上，而社会主义正遭到大肆猖獗的扼杀。可是社会主义却提高了自己的声音，向全世界呼喊：我没有死亡！我还活着！我正在斗争，而且必将取得胜利！莱比锡叛国案的意义就在于：社会主义在那十四天的时间里，向世界视听阐明了它的原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证明了社会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希望在莱比锡叛国案中才来陈述自己的立场。早从公社刚一成立时起，我们就在《人民国家报》上表明了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当时，尽管公社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错误，而且我们也知道起义是没有希望成功的，可是我们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唯一的一位社会主义代表倍倍尔，便在国会宣布我们是和公社团结在一起的。那时，我们所写的文章，只能在相当小的范围内传播，而我们的呼声，正如我们“不要并吞亚尔萨斯-洛林”的呼声一样，全被反对者的一片声嘶力竭的喧嚣声所淹没了。
这次莱比锡叛国案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在关切的公众面前彻底陈述我们的观点和立场。整个德国都是我们的公众。当人们从理性和良知中把沙文主义的战争狂热压下去之后，人类文明所遭到的惨无人道的扼杀，终于出现了缓和和削弱的局面。至少人民群众已变得理智一些，能够倾听我们的声音了。
而站在被告席上的我们是些什么人呢？是叛国犯、卖国贼，是那些犯了滔天罪行的公社社员的同谋犯。要利用我们这些人来控告社会主义，控告工人运动；要通过对我们的宣判来对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宣判，这就是莱比锡叛国案的用意所在。因而这是一次最胆大妄为的政治蓄谋案件，是对一个政党进行审判，是对全体被告共同具有的世界观的审判。社会主义世界观被作为一个整体列在被告席上了。我看，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以前也曾有过许多重大的政治性案件，但都没有像这一次那样完全缺乏事实与根据。这是一次彻头彻尾反对思想观点和原则的案件。
这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白。我们留意着不能让我们的事业蒙受任何耻辱，而要为我们的事业争取朋友，把我们的反对者解除武装。要达到这一切，就必须赢得公众舆论。
他们反对我们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为弄清这个问题，人们不得不回顾一下案件产生的那个时代背景。
1870年6月的5日、6日和7日，以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为当时德国工人党的一翼，同以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另一翼，在斯图加特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在当时的政治天空中还没有出现一片乌云。九个月前，法国人还在巴塞尔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邀请过我们参加1870年在巴黎举行的下一次代表大会。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之后一个月，预示着不祥征兆的战争乌云便开始翻滚起来。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六个星期，战争的恶犬就出笼了。7月13日的埃姆斯电文[1]把求降的鼓声一变而成开战的军号。7月19日波拿巴开始宣战。面对法国的宣战，我们当然不能对德国的自卫提出异议，但是我们对俾斯麦的政策也不能投信任票。因此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对一亿两千万塔勒战时公债提付表决时，倍倍尔和我投了反对粟。这次历时三天的帝国议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战争拨款……
与我们的立场相反，当时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们则在施韦泽和门德领导下投票赞成了战争拨款。
我们抗议，同时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反对进攻性的侵略战争。因为德国方面最初的一些战果已经十分明显地表明了，这次战争已成为进攻性的侵略战争。与莱茵河畔取得军事上最初胜利的同时，在多瑙河畔发生了立法阴谋的案件，而在所谓维也纳叛国案[2]中，把许多参加游行示威的工人判了重刑，有的甚至判了六年徒刑。
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信号。
战争开始时，在我们自己队伍里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混乱。
当时党的正式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是在莱比锡。我们在莱比锡的人和设在不伦瑞克的党的常务委员会[3]，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有各种意见分歧。不伦瑞克的党委员会7月24日发表的宣言，和我们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色当之役和在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使我们之间的一切分歧一下子都消除了；我们和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也完全取得了一致。我们在9月21日出版的那一期《人民国家报》上的头版标题是，“与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平的和约！不要并吞领土！惩办波拿巴和他的同谋！”
9月5日不伦瑞克的党委员会按照这个意思发表了一篇宣言，9月6日见报。而三天以后，9月9日，常务委员会的五个成员白拉克、斯皮尔、彭好斯特、格拉莱和曲恩，还有印刷所主人锡菲尔斯和党员埃勒斯，根据德意志海岸卫戍部队最高司令长官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将军的命令，按照宣布的战时状态法而被捕。他们全都带上镣铐被押送到吕森要塞。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奥古斯特·盖布和约翰·雅可比，而雅可比当时还不是社会民主工党的正式党员。
汉堡的监察委员会不能执行党的常务委员会的职权，因为党章有这样的规定；况且汉堡也处在军法管制状态。于是我们一致同意把党的领导机关迁往德累斯顿[4]，而且很快就选举出新的常务委员会，因此党的统一没有受到一时一刻的破坏。同志们表现得真是令人钦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党屈服。
从德国方面讲，毫无疑问，这次战争应该是反对法国皇帝而不是反对法国人民。但是在法国皇帝被推翻之后，战争仍在继续，而且很清楚，最终的目的在于吞并亚尔萨斯-洛林。通过这一事实，形势愈来愈明朗。
社会民主党是团结一致的，因而也就显得有力量，但是和那像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般的敌人相比，社会民主党还只是很少很少一些人。
那是一个令人激动得发疯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需要有健全的神经。震撼世界的事件接踵而至，以致入了魔似的狂热感情像飓风一般无法阻挡。要抗拒这种感情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当时压倒一切的问题是，需要有负责的感情！你们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吗？抗拒这种“民族”的感情潮流是明智的吗？你们不是要为党的利益而放弃个人的好恶吗？你们能抗拒这股潮流吗？党能胜利吗？党能扭转这危机而得到荣誉吗？普鲁士容克现在正傲慢地坐在大战船上顺着这股强大的激流而下，而社会民主党这只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不会触在礁石上撞得粉碎或者搁在沙滩上吗？
在这期间，一切顾虑都很快地消除了，因为事情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一旦需要迅速的、刻不容缓的行动，就决不能有哈姆雷特式的瞻前顾后。宁可多走弯路，也不能无所作为。在关键时刻无所作为，肯定要被堙灭。纵然做得不正确，失败毕竟是成功之母。
因此我们必须勇往直前！难道我们能扔掉这面旗帜吗？扔掉就等于自杀，就意味着党的彻底完蛋，意味着牺牲未来的前途。取得工人运动全胜的信念是以纯洁伟大的理想为基础的，如果和这些敌视文化的最下流的禽兽（衣冠禽兽）同流合污，那就等于在庸人政治中自取灭亡。蒙昧无知的状态决不可能持久，人民总会觉悟过来。总有一天，他们将为他们惨无人道的兽行感到羞耻。尽管人民的敌人暂时还充当着人民崇拜的偶像，也总有一天人民会认清他们最危险的敌人驱赶他们去干的事情的目的所在。
逆潮流而动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股逆流像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样急湍地直泻而来，那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
老一点的同志大约还记得属于“民族”耻辱的迫害社会党人的那一年——发布臭名昭著的反社会党人法令的1878年。那时，成千上万的人把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看作是谋杀者和最卑鄙的罪犯，就像1870年把每—个社会民主党人看作是卖国贼和死敌一样。一旦整个“民族精神”都是如此，那种爆发出来的天然的精神力量真是巨大得可怕而难以阻挡。这种力量十分令人吃惊地要扼杀一切。面对这压倒一切的巨大力量，人们感到束手无策，似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抓得住的敌人。这正像一种流行病毒一样，在人体中，在空气中，处处皆是。
不过，1878年的那种狂热的感情，就其力量和野蛮程度来说，远远不能和1870年相比。1870年，不仅人的狂热感情像要席卷一切、折断一切、破坏一切的旋风一般，而且还有军国主义的机器在完全有效地进行可怕的工作。而我们则好像处在飞转的铁轮之间，一旦碰到铁轮我们就粉身碎骨。我们又像是在四面挥动的铁臂之间，随时都可能被铁臂抓住。除了势不可遏的自发的精神力量之外，还有世上迄今罕见的最完善而巧妙的杀人机构。一切都在疯狂地进行着，像立刻就要爆炸的蒸汽锅一样。个别的力量，个别的意见，在那时又有什么用呢？尤其是当你知道自己正处在逐渐减少的少数人中间，而且即便在人民中间也没有可靠支持的时候。
莱比锡案件的时候，我们的党才刚刚开始形成。在建成一个必要的组织以前，我们面临着最严重的考验。而当反社会党人法令颁布的时候，这对我们的敌人来说是耻辱的一年，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则是光荣的一年。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如此强大和如此广泛的组织，每一个人都因为有了强大的后盾而增加了勇气。没有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会相信党会屈服。
可是，在1870年要逆潮流而动，的确不是一件小事。但是又该怎么办呢？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就是说，要咬紧牙关，全力应变，而不可把时间浪费在顾虑重重之中。
工人队伍本身还处在分裂状态。虽然在莱比锡，就像在整个萨克森一样，信仰社会主义的大多数工人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组织刚刚建立，社会主义才开始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还远远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坚实的基础。而拉萨尔为首的少数派又在竭力拉人，这也给我们增加了困难。何况还有生性聪明的煽动家施韦泽在给这一派施加彩响。施韦泽当时正在民族的火焰上调制他警察社会主义的汤。他正在利用他本已众多的一切手段，来煽动他的情绪激昂的追随者有计划地反对我们的国际主义，反对我们这些根本不理解“拉萨尔学说的民族核心”的“卖国贼”。莱比锡的拉萨尔分子中有一些人正在和资产阶级的“爱国”的拉拉队接触。这些资产阶级的“爱国者”曾有过“光荣的历史"，早期戴过民主主义的桂冠，当过“政治犯”，此刻就向拉萨尔分子敞开大门。我们并没有被这些情况吓住。我们继续坚持领导工人和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惧怕战争恶果的人士。
最可恶的是一帮大学生。他们是“爱国者”中的主力，人数最多，而且也最粗野无知。他们对一个“离经叛道”的新闻记者奥伯米勒大肆发泄愤怒，在他那里大吵大嚷，砸碎他的窗户，而警察却袖手旁观。奥伯米勒自1866年以来就一直同俾斯麦的政策作尖锐的斗争，以后死在维也纳。也有人想对倍倍尔和我采取类似的手段，要冲进《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和印刷所，把一切砸个稀巴烂。可是我们让人去直言不讳地告诉《莱比锡日报》的编辑说（这家报纸在当时是最疯狂地攻击我们的），只要第一块石头扔进《人民国家报》的房间，我们在十分钟之内就一定会赶到《莱比锡日报》的大楼前；他们应当知道，他们遭到袭击所受的损失，可要比我们这份无产阶级的家当多得多。这样的警告居然奏了效。由于害怕报复，《莱比锡日报》竟然成了它十分憎恨的《人民国家报》的悉心保护者。
但是对待我们个人，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突然打击一下”。倍倍尔住的是独家庭院，白天门卫谨严，晚上九点半以后大门紧闭，就根本不让出入，所以那些骚扰起哄便主要针对着我。为了保护我的住宅，我们有好几个星期不得不派出警卫。有好几次，大学生的队伍从城里出来，发现工人们的警戒线就小心翼翼地折回去了。这些小子们根本拿不出更大的勇气来。有一天，我和四个臂粗腰圆的同志到这些起哄者的总部去。他们眼睁睁地望着我，与其说愤怒，不如说惊讶。我走到几个吵嚷得最凶的嘴巴英雄跟前，问他们是否有话要和我讲，因为我听说他们要和我讲话。可是尽管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上十倍，他们还是一声不吭地让我们走了。
然而终于爆发了这样的事情。但不是来自大学生们，因为他们除了在背后吵嚷之外，当着我们的面就像羔羊似的温顺；而是来自一帮工人。他们干了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敢干的事情。有一次我们“爱森纳赫派”在城东集会，一群“拉萨尔分子”就利用这次机会去袭击我远在城南的住宅。他们以为能够随心所欲地蹂躏那块地方。而实际上在我们能够赶到以前，他们确也达到了部分目的。他们拼命地沿着房子猛跑，用大石块把几扇窗户砸得粉碎。其中有一块大石头差一点把我当时还是乳婴的大儿子的脑袋砸烂。我们的同志快步跑去解围，并且还抓到了几个试图逃跑的人，好好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住在我隔壁的警察局长吕德尔立刻跑了过来，但是我向他声明，我不需要警察保护，还是让我“安安静静”为好。我只是请他做到，不要让他的警察在第二天到街上来三个小时，我就担保能把莱比锡所有闹事之徒全部肃清，而且今后再也不会有这类丑行发生。可惜他不敢同意我的请求。自然我也拒绝追究法律责任，而向后来赶到的警察们说，“这件事我们自己会处理。我也不要求市政府赔偿损失。”此后不久，我们也确实是自己把事情处理好了。这些受蒙蔽的工人不久就恢复了理智，而且在以后全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和战友。
发生这样的事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工人之间人为的分裂状态虽然还存在一些时日，然而关系却逐渐友好起来。尽管在以后的几年当中还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发生过小小的摩擦，但是在莱比锡工人之间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条件。
我曾考虑是否有必要提到这件偶然发生的事。可是由于这件事不仅在莱比锡城尽人皆知，而且在当时的《人民国家报》上也有过报道，因此我没有理由完全保持缄默，何况这件事只不过说明了它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所造成的，是当时工人运动的状况罢了。
事态还在继续向前发展。
最初的暴风骤雨过去之后，往往对形势容易忽略。我们此刻虽不是在战场上，但枪弹却在耳边嗖嗖地飞过。这些枪弹也可能碰到我们，这一点我们心中有数。我们不可能躲避危险，也不应该采取逃遁的办法，而必须把生命置之度外。空气中既有雷电，我们周围便随时都可能发出闪电。我们曾与之进行激烈搏斗的这股肆无忌惮的力量在向我们袭击之前，先向后退了一步——这是人的本能，也是事物的本性。
我们曾得到过来自那些最有教养的人的忠恳警告。这是由于当时在萨克森，分立主义势力还相当强；而不久前，弗里森男爵还在倍倍尔的作坊里和倍倍尔握过手；担任过多年萨克森上议院议长的策门男爵也曾给我来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他的最热烈的同情，所以我们在上层圈子里也还有“朋友”。在8月份我们就被告知，柏林方面要求逮捕我们，而且是立即逮捕。但是德累斯登方面的意思是：等到我们的国会议员任期届满，或者至少等到国会结束会议后再行逮捕。这样看来，当时在德累斯顿，“软心肠”、良心上的内疚和法律上的犹豫还起点作用。
我们再次得到了完全来自可靠方面的忠恳的警告。当时倍倍尔和我（我们还没有想到，《人民国家报》的一个编辑赫普纳也会和我们牵连在一起）完全没有时间考虑这次警告。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阵地空着，而必须坚守在这个阵地上。有什么事要来就让它来吧。
北德意志同盟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国会议员的委任期原来应该在1870年8月31日届满，但是鉴于特殊情况延期至1870年年底。由于事务方面的原因，这次会议也不可能在圣诞节前结束。这样，我们就有了几个月的缓期执行。但是也不完全可靠，柏林一催逼，德累斯顿就得屈从。这里到处充满着软弱，软弱得不可思议。因此我们在那一段时间里也是相当不自在的。我们，尤其是我，在莱比锡比在柏林更有紧迫感。每当住宅附近出现一张可疑的脸，宅门上或甬道里有―点可疑的声响，心里就会想到：“现在他们可来了！”在几个月里，我们上床睡觉都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警察明天一早来把我们唤醒？不过，一切也就渐渐习惯了。我们对我们自己和对我们的同志们是完全了解的。我们没有时间老去牵挂这些忧虑。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任务与新的工作。
在统治阶级中间，在当权者们中间，他们对我们有多少新仇旧恨，这一点我们在帝国国会上就能相当清楚地察觉出来，不过他们在那里只是把自己的感情克制住不让流露出来罢了。他们怀着刻骨的仇恨和憎恶把我们两个人看作罪恶滔天的卖国贼，说我们不是像柏拉图式的诸神恋爱那样，仅仅由于对法国革命一往情深而向法国人频送秋波，而是有真正实际的卖国行动。我们这些卖国贼勾结法国政府，阴谋反对自己的祖国，并且有一项营救法国战俘的罪恶的计划，就是要让战俘们（至少是在我们的向导下）朝法国方向移动，以便暗地里从背后袭击打了胜仗的德国邡队，把德国部队消灭在两面夹攻的战火中。这完全是一派荒唐的胡言乱语，谁要是听信这些无稽之谈，谁就是十足的愚昧无知。可是居然会有人相信他们。看来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而且不仅国会里有人相信，我们被捕以后，我立刻发觉，像预审官阿乃尔特这样一个非常有声望的人，居然也相信这些瞎话。于是我急忙向他解释，让他相信他是受了蒙蔽。他很快就相信了我的解释。这时，从这位善良的先生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心上如释重负一般。
总而言之，我们似乎一直在为非作歹，罪恶累累，是人群中的败类，是人们憎恨和嫌弃的对像。例如，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国会的谈话室里工作，背向着房门，这时有几个议员进来，在我身后开始闲聊军事形势，其中一位从他的谈话听来是刚从战地回来的。我因为不愿意当一个无意中的窃听者，所以朝他们转过身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几副惊愕的神态。这些议会同僚先生们吃惊地望着我，然后一窝蜂似地出去了。又比方说，有这样一位保守派的议员，我不愿说出他的姓名；他是一位伯爵，今天已不在人间；他的衣帽架就在我的衣帽架旁边，因为看到我有一次偶然带了一根镶有铅头的小手杖，于是这位议员先生也立刻给自己准备了—件合法的凶器。一直到这次会期结束，这件凶器都在老盯着我的小手杖。
而当我们在国会发言的时候，那种狂怒的场面简直更不得了！在那些神圣的大厅里，竟不止一次地响起柏林大街上最耝野的喊声：“剥他的皮！剥他的皮！”我们常常被这些威胁我们的“同僚们”围住，看着他们不时地向我们挥舞着拳头。奇怪的是没有发生过斗殴。但是不管怎么说，法国议会中还从未有过比这更粗野的场面，而在德国议会中，当时那种爱国的愤激竟表现得如此粗野。可是我们那些儒雅的议员先生们却经常骄矜地对法国议会嗤之以鼻。
12月17日，预料已久的事情终于来临了。那天上午警察进来的时候，我没有感到任何意外。甚至可以说，我倒觉得总算轻松了一些，因为心神不定的痛苦终于结束了，等待被捕的紧张情绪毕竟消除了。我对倍倍尔是否也要被捕根本没有过问，因为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赫普纳竟受命运的摆布也作了牺牲品，这一点我确实没有想到。
经过几个月不断的惊扰和激动之后，待审拘留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需要的安静环境，同时也让我有时间来思考世界的形势、党的状况和自己的处境。至于对家庭的牵挂所引起的难堪的忧虑，也就不用谈了，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像现在这样可以信赖的党，能为我的家庭作出细心的安排。可是战争的前途将会怎样呢？德国将会怎样？法国将会怎样？朋友们又会怎样？
这时，又看不到按期送到的报纸。
然而我们这样忧心忡忡，这样无尽的思虑，对于事态的发展又能改变些什么呢？
于是我埋头于写学术论文。
审询过程中没有使我伤多大脑筋。逮捕我们的理由都是虚构的，不能成立的。我们把自己看作是我们的敌人利用权力非法逮捕的俘虏。
我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每一个被捕的人都自然而然会有这种共同的想法，尽管我们在审询期间互相没有来往，而且在获释之前互相也没有见过面。我们被严格地孤零零地隔离起来，就像这次对我们的控告在性质上完全是孤零零的一样。
来自战地的消息使我们毫不怀疑，法兰西共和国并不把局势看得很严重，因为它已经实行了总动员。而战场上的失败，虽然导致领土的丧失，却将成为国内革命的先导。
在永远是千篇一律的令人生厌的战役和屠杀的报道中，终于有了一件使人感到意外的消息：2月7日，在奥地利一个新内阁掌了权——一个保守派内阁取代了自由派内阁，并且把头年夏天工人案件中判刑的人都大赦了。
终于缔结了和约，但这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
3月19日传来了巴黎人民3月18日起义的消息，紧接着又传来了宣布成立公社的消息。
狂躁的希望又被唤醒了，为的是让这些希望重新很快地被理智所扑灭。在德国军队重重包围之下的巴黎，在这个铁箍里面怎么可能取得胜利呢？这样的法国，这样的巴黎，它正在被人出卖，受人宰割，遭到穷追猛打，弄得精疲力尽，到处是饥饿，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振作起来，有力量去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呢？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联合全世界共同进行斗争。
审询结束了。预审官向我们作了一些暗示，从这些暗示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认为继续待审拘留是不必要的。
3月28日他来给我们打开拘留所的大门，这一点就更加确证无疑了。当我们三个人在经过三个月的隔离之后重新见面时，我们是何等高兴！我们互相热烈庆贺。
我们被拘留期间，党表现出能完成更高的任务。让反对派们去胡说什么党是在“领袖们”的监护之下吧！现在党和它的“监护人”隔离了三个多月，“监护人”完全不能有所活动，而“被监护者”却在“领袖们”不在的情况下同样能干出和“领袖们”一起时能干的事情。只要认清目标，就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目标是不可缺少的向导。党还在它十分幼稚的童年就经受了这样的考验，现在党已经比以前强大了一百倍，那就更能从容不迫地经受一切“考验”。我们的敌人再也不可能像当初那样肆无忌惮地愚弄人民，蛊惑人民了。
当然，这次待审拘留使我失去了我的选区——萨克森第十九选区：什内堡-司透耳堡。由于我们在这个选区还没有达到这样巩固的地位，可以用个人名义来参加候选人的竞选，所以我在1871年3月3日的选举中落选了。可是倍倍尔在他的第十七选区：格劳绍-美拉内，已经有了相当大一批可以作为基干的、有经验的同志。他在第一次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中，就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唯一代表被选上了。而在当时的形势下，要想在国会中从正面有所前进是不可能的。当时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无非是大力强调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严厉谴责俾斯麦的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代表也就完全够了。
我们的案件慢慢地拖延下来。萨克森政府当时还没有走在反动派的前列，所以也不催逼。逮捕我们的起诉理由已完全不成立；要寻找的叛国罪，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找到。战争结束了，又拿我们怎么办呢？怎样反对我们呢？这宗案件在广大公众，甚至萨克森官方的心目中，都一致认为要告吹了。但是，这种估计没有把后台老板，也就是说，没有把普鲁士政府考虑到。这整个事件完全是普鲁士政府挑起的。普鲁士政府早在战争爆发之后，就曾通过半官方的《蔡特莱尔通讯》为此进行煽动，终于使萨克森官厅也感到事态的严重。煽动和压力不断加码，经过将近一年的不遗余力的策划，总算把眼看就要成为泡影的卖国罪改换成了稀里糊涂的叛国罪，或者照检察官所用的术语来说，叫做“阴谋叛国罪”。读者从案件的审讯过程中，就能对这般神异的奇迹和法律上的点金术一目了然。
可是我们丝毫也不感到恐惧。1871年不伦瑞克案件的审理结果告诉我们，无论按照法律的精神还是按照法律的文字来理解，对我们的控告都是不能成立的，至少控告我们犯有叛国罪是不能成立的。
在一定程度上，不伦瑞克案件是莱比锡叛国案的前奏。关于不伦瑞克案件这里也说几句。不伦瑞克委员会在根据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将军的命令被捕之后，被监禁了六个多月，直到1871年3月30日才被释放。他们被监禁的时间差不多是我们的两倍。有关这次“吕森的镣铐-诉讼事件”的细节（这次诉讼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给德国投上最不光彩的阴影），读者可以从白拉克发表的文章《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在吕森和在法庭前》中得知其详。不伦瑞克案件拖的时间很长。关于叛国罪的起诉早在3月份就被最高检察院和不伦瑞克公爵最高法院的上诉法庭驳回，并且正准备释放被告。但是在不伦瑞克和在莱比锡一样，柏林方面的影响仍然起作用。因此，不伦瑞克的法院最后总算找出一些“理由”，把“叛国罪”改成“危害公共秩序”。10月份重新起诉，11月23日开始审判。审判进行了三天，最后对被告都判了刑。
由于所加的罪证材料基本上和我们这次一样（而且罪证材料同样不完备和不充分、所以我们对我们即将面临的审判也同样的达观和冷静。诚然，并不排除这仅仅是我们的幻想。因为我们也不会那么天真，相信在政治案件中会如此尊重“客观的公正”。
还值得提一下的是，不伦瑞克案件还有一点令人愉快的余波。这些仅仅以“危害公共秩序”而被判刑的人还反过来利用民法控告了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先生，要求他赔偿损失。而不伦瑞克法院事实上也并不一味依附军方。这项诉讼花费了好几年来通过所有的法律程序，最后判处了孚格尔·法尔肯施太因先生以罚款。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先生不仅被判定违法，而且还要赔款，这使他十分心痛，虽然皇帝恩赐了他这笔罚款。
1871年7月21日，检察官受权对我们——倍倍尔、赫普纳和我——起诉阴谋叛国罪。此外，还控告我犯有亵渎普鲁士国王罪，并把我们三人移交刑事陪审法庭审判。1871年9月27日，法庭决定受理检察官的公诉。按照1871年11月10日德累斯顿上诉法院的判决[5]，我们就完全根据检察官所提出的公诉理由被移交给刑事陪审法庭了。
1872年3月11日，也就是我们从待审拘留释放将近一年之后，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开始公开审判这宗已经拖延了一年半的案件。这次审判一共进行了十四天，最后以判处倍倍尔和我两年要塞监禁和赫普纳获释而告结束。我们的两年刑期内应扣除两个月待审拘留的时间，因而实际上只需服刑二十二个月。由于萨克森王国除了哥尼斯坦因要塞之外没有其他要塞，而哥尼斯坦因要塞当时又实在没有收容政治犯的设备，所以我们被送到胡伯图斯堡去取刑。该地有邦立的反省院和病院，环境相当不错。我是1872年6月15日去服刑的；倍倍尔比我晚去几个月，为的是不影响他履行国会议员任期内的职责。
我用不着向读者提出我个人对莱比锡叛国案的法律上的批判，读者自己从案件本身中就会批判。就连萨克森的法官也对我们的判决感到愤怒。不止一个人这样说：职业法官是不会这样判决的。表示这种态度，在当时也许还是可能的。我还想提及，我曾在印象还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写过一篇揭露资产阶级陪审法庭的文章，但是考虑到维护阶级利益的司法不消说都是一个样，因此也就把它塞进写字台里，直到如今还不知塞到哪个角落里去了。
算一算政治账，我们还是相当满意的：收获远远超过了我们最大胆的期望。莱比锡叛国案原本是想消灭我们的党，但实际上却促使我们党大大地兴旺发达起来。敌人总是事与愿违，在这上面又助了我们一臂之力。嘲弄人的命运就是这样惩罚他们，把他们所干的对我们不利的事，倒变成对我们有利的了。这合得上―句老话，我们是“因祸得福”哩。在我们尚未彻底粉碎敌人的压力之前，情况将一直会是这样。我们这个案件本身以及对我们的判决，于我们的党简直是太有利了。原先想要消灭我们的敌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讲坛，让我们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全德国讲话，把那些对我们党不利而广为流传的谎言和错误的想法加以反驳和澄清。这个讲坛既然是由一宗叛国案这样富有浪漫色彩的材料组成的，这对于宣传效果来说，比利用帝国国会的讲坛更为有利。当我们还是少数派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借助于报纸这一传声筒向整个德国（在不少情况下，也能越出国界而向外国）讲话。我们也并不仅仅依靠民众集会，因为任何一次民众集会，哪怕参加的人很多，也只能面对很少的一部分人。但是自从我们的运动开展以来，由我们社会民主党来体现的民主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能够第一次以它完整的形象出现在各界人民的面前了。在国会中，我们还从未有过这样阐述社会民主党思想的机会。而我们战争期间在国会中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反倒使原先同情我们的大部分人民与我们疏远起来。现在我们把这被告席当作讲坛，就能针对各种歪曲诽谤为自己辩护，就能澄清所谓“卖国”的真象，就能捍卫我们的原则。
尤其是人们曾经把我们想象得很坏，这就更增加了对比的效果。在被歪曲的形象和得到如实反映的形象之间，在诗与真之间：竟有多大的差别！这种对比对我们个人和社会民主党都是十分有利的。
整个审判进行得幼稚可笑，这给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力。法官们自己也觉得十分兀突，看出我们这些少有的怪人是要从容不迫地观察他们，研究他们，甚至考验他们。他们常常对我们的答辩表现出由衷的高兴，因为其中很多他们觉得陌生的内容，引起了他们探讨学问的兴趣。
而有一些法官则完全被我们的观点所淹没了，以致在朗读我们的证明材料时常常陷入正直的革命热情，往往情不自禁地发出“Bravo！”的叫好声，从而替我们在广大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听众中作出了贡献。
整个审判过程收到了戏剧性的效果。审判过程中的一问一答简直就像在朗读一本社会民主党教科书中的某一篇章。
来源：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摘自《1872年3月11至26日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关于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赫普纳叛国案的审判》（Der Hochverrats-Prozeß wider Liebknecht, Bebel, Hepner vor dem Schwurgericht zu Leipzig vom 11.bis 26. März 1872）一书中威廉·李卜克内西所写的引言，1911年柏林版，第3-21页；参阅《1872年莱比锡叛国案》（Der Leipziger Hochverratsprozeß vom Jahre 1872）1960年柏林版，第385-397页。
[1] 1870年7月13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从埃姆斯温泉打给俾斯麦一份电报，通知说，他拒绝了法国要霍亨索伦王室今后不再继承西班牙王位的要求。这份电报经过俾斯麦的篡改，使它具有侮辱法国的意思，并且将它在各报纸上发表，成了以后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同盟宣战的借口。——出版者
[2] 1869年12月13日在帝国内阁开会时，约两万名工人在当时的维也纳国会大厦前游行示威，要求结社自由。这次示威运动并不是没有成果。第二天国会就讨论了结社法的草案。但是事后不久，领导示威的重要领袖被捕了，并且在“维也纳叛国案”中被判处多年的徒刑。
[3] 社会民主工党根据章程规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由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领导，并选出监察委员会检查事务管理。——出版者
[4] 德累斯顿不在法尔肯施太因将军管辖之内。——中译者
[5]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赫普纳在1871年9月27日法庭决定接受检察官的公诉之后，曾向德累斯顿上诉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撤销公诉，但于11月10日被德累斯顿上诉法院驳回。——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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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责任编辑：克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