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经指出，俄国1905年革命前夜，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三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1905─1907年间以及1917─1920年间导致群众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当时各派的报刊上找到它们的最初提法。确切些说，在各机关报刊、各政党、各派别、各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真正代表各个阶级的各种思想政治派别，各阶级都在为未来的战斗锻造自己的思想政治武器。

这里，我们就来具体地回顾一下俄国革命中不同的阶级以及代表相关各阶级的派别和政党。

20世纪初俄国的立宪民主党，1905年成立，其成员一部分是地主和资本家，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沙皇对人民的残酷统治之下，该党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主张君主立宪，力图保存沙皇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积极支持沙皇的战争政策，坚持所谓“战斗到最后胜利”的口号。二月革命爆发后，该党摇身一变，转而主张所谓“共和制”，把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1917年8月，该党甚至支持反动将军科尔尼洛夫发动的针对后期临时政府的叛乱。十月革命胜利后，该党又勾结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并参与白匪军的武装叛乱。我们研究立宪民主党，特别要注意在当时俄国人民反对沙皇统治的过程中，该党始终以“民主主义”的面目伪装自己；在沙皇倒台后，该党又以“功臣”自居，具有很大欺骗性。

社会革命党是当时俄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902年，是当时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曾在俄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该党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同时，该党自称为社会主义政党，却没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该党在政治思想上是继承俄国民粹派的政治纲领的，即否认马克思主义指出的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趋势，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把俄国农奴制残留下来的“村社”看作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因此，社会革命党认为应由农民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他们所说的“农民”，实际上主要是指富农。

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曾与孟什维克一起成为苏维埃中的多数派，主张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妥协，其领导人曾出任后期临时政府的部长和总理。随着1917年俄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社会革命党内部发生了分化。1917年夏，分裂出社会革命党的左派和右派。十月革命期间，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被革命所清除；而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十月革命。1917年12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形成独立的政党，承认苏维埃政权。但是，当十月革命后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并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时，左派社会革命党又策划了富农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参与叛乱的党员被清除。另一部分采取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

孟什维克是1903年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分裂出来的与布尔什维克相对立的派别。1905年革命时，孟什维克错误地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起来，反对或推翻沙皇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事情可做。1905年革命被残酷镇压之后，孟什维克又主张取消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企图以此换取党的合法存在，因此被称为“取消派”。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之后，孟什维克再次认为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无意掌权，他们认为各地的工兵苏维埃力量分散、成分复杂、觉悟不高，不具备执政能力，因此他们只想以苏维埃为阵地充当他们幻想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下的反对派。二月革命之后，在立宪民主党主导的头两届临时政府无法控制局面、先后辞职、俄国濒临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情况下，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被迫参与了后期的各届联合临时政府，但由于其迂腐、傲慢的政治偏见所致，终究未能摆脱“做资产阶级尾巴”的命运。

在沙皇长期黑暗的统治中，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多流亡国外，孟什维克在国内工会中的影响相比更大一些，这就导致二月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在各地苏维埃当中窃取了多数席位。十月革命前后，孟什维克的成员发生了分化，有的坚持反苏维埃的活动而被苏维埃政府法办，有的与富农相勾结并同高尔察克分子、邓尼金分子结盟，公开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失败后逃亡国外；有的因为在革命运动中逐渐失去影响力而退出政治活动；有的则承认错误、改变立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孟什维克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其政治态度摇摆不定、机会主义色彩浓厚，在很多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相对立，客观上给革命造成了障碍，成为俄国革命中很不光彩的角色。而且，它打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在工人群众中曾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一点也值得研究。

列宁在1917年撰写的《革命的教训》一文中总结道：

二月革命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在俄国多数大城市和许多县城中，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一切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就通过苏维埃联合起来了。……不言而喻，苏维埃能够而且应当把全部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只有这样，我国革命才能成为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的革命。只有这样，真正争取和平、真正厌恶侵略战争的劳动群众，才能够开始坚定不移地实行结束侵略战争和实现和平的政策。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才能制裁那些大发“战争”横财而使国家遭到经济破坏和饥荒的资本家。但是，在苏维埃中，只有少数代表拥护革命工人的政党，即拥护要求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多数代表则拥护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两个政党不但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用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反而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同它妥协，同它组织共同的政府。获得多数人民信任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就是革命从开始以来整整5个月内（指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至“七月事变”之间的5个月——引者注）全部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

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劳动群众要挣脱战争、饥荒和地主资本家奴役的铁钳，就只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完全决裂，认清他们的叛徒嘴脸，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

斯大林在其所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的一段话，就说得更加明确：

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是在一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可是，党是怎样进行这种领导的，这种领导是循着什么路线进行的呢？这种领导是循着使妥协政党——在革命总爆发时期内最危险的集团陷于孤立的路线，即循着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的路线进行的。

列宁主义的基本战略原则是什么呢？

这个原则是承认：    

（1）在革命即将总爆发的时期，妥协政党是革命敌人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    

（2）不使这些党陷于孤立，就不能推翻敌人（沙皇制度或资产阶级）；    

（3）因此，革命准备时期的主要锋芒应当指向使这些党陷于孤立，使广大劳动群众离开它们。

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时期，在准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1905—1916年），自由君主派即立宪民主党是沙皇制度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为什么呢？因为立宪民主党是妥协政党，是主张大多数人民即全体农民和沙皇制度妥协的党。自然，党在当时把主要打击指向立宪民主党人，因为不使立宪民主党人陷于孤立，就不能指望农民和沙皇制度决裂，而不保证有这种决裂，就不能指望革命胜利。许多人当时不了解布尔什维克战略的这一特点，而责备布尔什维克过分“仇恨立宪民主党人”，断言布尔什维克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遮掩了”反对主要敌人即沙皇制度的斗争。可是，这些毫无根据的责备暴露出他们根本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不了解这个战略要求使妥协政党陷于孤立，是为了促进并加速对主要敌人的胜利。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这样的战略，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就会是不可能的。

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各种斗争势力的重心移到新的方面来了。沙皇不存在了。立宪民主党由妥协势力变成当权势力，变成帝国主义的统治势力了。斗争已经不是在沙皇制度和人民之间进行，而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了。在这个时期，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是帝国主义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党在当时是妥协政党，是主张劳动群众和帝国主义妥协的党。自然，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打击当时指向了这些党，因为不使这些党陷于孤立，就不能指望劳动群众和帝国主义决裂，而不保证有这种决裂，就不能指望苏维埃革命胜利。许多人当时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一特点，而责备布尔什维克“过分憎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责备布尔什维克“忘记了”主要目标。

列宁、斯大林的上述论述，勾画了俄国革命的历程。今天我们的“左派”队伍里，为了更有效地打击主要敌人——党内走资派，是否也应当使那些或明或暗的“保救”思潮陷于孤立呢？是否应当使群众尽快识破并远离那些转弯抹角兜售“挺”、“促”、“转”思潮的人呢？是否还有一些庸人在责备我们“过分憎恨”“保救”思潮而“忘记了主要目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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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旗帜日刊评论员。来源：旗帜日刊。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