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领域，新时期以来，以“抽象的人”为支点，形成了一种诉求文艺“自主”的叙事模式。所谓“自主”，是对此前政治对文学的干预的反拨，要求文学独立于政治。今天看来，这种“自主”诉求的盲视之处，不仅仅在于其忽略了自身亦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与新启蒙这一新意识形态的内在构成[1]，而且还在于其忽略了自身与1980年代政治语境的张力关系，将文艺与政治、个体与集体绝对对立，既否弃了“五四”以来左翼文艺、革命文艺以及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客观历史，也拒斥了文艺对现实的介入，从而失去了回应现实的能力。在“自主”“自由”的名义下，我们似乎挣脱了各种束缚——政治的、传统的、历史的，但挣脱了束缚之后却发现，我们想象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实践的空间却越来越小。在当下，以“抽象人”为支点的叙事无法再为文艺创作和实践生发出新的活力，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在挣脱“锁链”的同时，也失去了介入现实的种种凭借，甚至失去了想象社会实践的可能性的能力。
值得关注的是，在近些年，这种“抽象人”的内在逻辑及其所支撑的文艺观，已经得到一些学者深入的清理和反思，而且出现了一些颇有活力的艺术实践，力图超越个人主义的视野，重新激活20世纪中国的左翼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传统，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这种类型的艺术实践因其具有积极介入现实矛盾的诉求，在当下为消费主义幻象和资本逻辑所支配的艺术领域中，展现出了独特的活力。我们不妨将其视为颇具中国当代特色的“文本”。其中，“新工人艺术团”的艺术实践，就是一种较为典型并颇具活力的“文本”。[2]
一、从“自己的歌”到“我们的歌”
自2002年成立以来[3]，“新工人艺术团”始终秉持“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的宗旨。这一宗旨道出了“新工人艺术团”艺术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品格，即艺术来源于现实实践，并服务于现实诉求。十余年来，“新工人艺术团”陆续出版了七张原创歌曲专辑[4]，演出数百场，并发起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在此期间，随着社会和时代发生的巨大变化，“新工人艺术团”的歌唱在风格、题材以及思想的力度上，都有了诸多发展，但他们的根本品格一直没有改变。他们始终以打工群体的劳动与生活状态为题材，以劳动者的视角对社会现实问题做出回应。
《天下打工是一家》（2004）专辑封面
当然，将真切甚至尖锐的社会现实楔入艺术文本，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尤其在今天，视艺术为能指的漂浮和词语的游戏似乎成了我们时代的一个典型症候，三十年前罗大佑在《未来的主人翁》中反复叹息57次的“飘来飘去”，似乎预言了我们今天艺术的尴尬，即能指漂浮弥漫，但永远延宕而难以抵达所指所在之处。其中的暧昧不明之处，正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现实和时代的症结所在。对于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歌唱主题的“新工人艺术团”来说，他们的歌声，揭示出的是“劳动的价值被风吹着，在空中轻轻飘荡”（《放进我们的手掌》）的时代症候，而其艺术和实践活动，都是力图重新寻回劳动和劳动者所应具有的尊严和价值。
在哲学意义上，劳动不仅是生产产品和价值的手段，也是人塑造自身主体性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一个小男孩把一块石头投到水里的时候，他会从水面荡起的圆圈中确证自我创造的力量。马克思则将改造自然界的劳动视为人确认自身、建立与世界的对象化关系的关键一步。然而，在当今这样一个日趋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很多人不仅远离了手工劳动，而且将资本视为社会更高等的动力，对劳动和劳动者嗤之以鼻。在这样的状况下，“新工人艺术团”的歌唱和社会实践，就成为一种颇具“异质性”[5] 的因素。他们试图通过歌声穿透现实的区隔，重新寻回一种朴素而古老的真理。
“新工人艺术团”的歌唱，不是娱乐怡情的助兴之作，而是与打工群体的现实诉求紧密结合，并且与其一系列的社会实践相辅相成。这决定了其艺术创作具有区别于其他类型流行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以群体而不是个体为抒情主体。
如同崔健把摇滚乐的本质理解为围绕“自己”展开的“别丢掉自己”“别勉强自己”“解放你自己”三个“自”[6] 一样，这一定义也可视为流行歌曲的一个普遍诉求，即站在个人的立场“唱自己的歌”。唱片工业询唤出的，是以自我价值为立足点的主体。这一主体主导了当前的大众文化，近几年《中国好声音》的热播亦与此相关，其参赛者恰恰是接收了唱片工业产品的一代人。1980年代以来的一些流行曲目通过《中国好声音》的演绎被再度经典化，同时，“唱自己的歌”的行为也通过在导师面前“讲述自己的故事”等环节，与个人的自由、梦想的实现等价值诉求紧密结合起来。另外一种类型的流行歌曲，即具有社会批判和反思意识的歌曲，如1980年代以崔健为发端的中国摇滚乐，其抒情主体也是个体——一种具有批判意识的个体。
“新工人艺术团” 的歌唱却一反从个人情感出发的抒情传统，他们的歌唱，以劳动者群体为抒情主体，是“我们的歌”。这个“我们”，是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在各个行业打工的劳动者：“你来自四川，我来自河南，你来自东北，他来自安徽；无论我们来自何方，都一样的要靠打工为生。”（《天下打工是一家》）“新工人艺术团”打破了个人情感的藩篱，从劳动者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现实遭遇出发进行歌唱。而一旦冲破个人主义的视野，将目光投向与自己处在同一现实层面的群体，诸多被遮蔽的问题就显现出来。“新工人艺术团”通过歌唱反观自己所处的现实与曾经拥有的梦想，并力图勾画出一种对未来的想象。
二、我们的世界
“为劳动者歌唱”，是“新工人艺术团”鲜明的宗旨。其歌曲的创作者和演唱者，都是打工者。其创作灵感、创作题材，都来自真实的劳动现场和切身的生活体验。鲁迅先生曾说过：“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7] 新工人的歌曲，正仿佛是来自“杭育杭育”的劳动现场，因此，我们不妨将其歌曲称为“来自劳动现场的歌声”。他们放声歌颂劳动，歌唱身为劳动者的自豪感，这一内容构成了“新工人艺术团”前期创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大地民谣音乐会”现场之一（鱼鳞滩）
“新工人艺术团”以铿锵有力的调子宣称了打工的光荣和劳动的自豪：“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手挽起手来肩并着肩，顶天立地做人。”（《打工打工最光荣》）这类歌曲主要出现在前几张专辑中，如《打工打工最光荣》《打工号子》《天下打工是一家》《劳动者赞歌》等。这类歌曲的特点是，歌词以打工者的劳动状态为表现内容，肯定劳动的价值，表达快乐的劳动状态；曲调上采用铿锵有力的节奏，类似打工号子；歌曲一般简短而朗朗上口，适合群体传唱，带有一种明显的“劳动现场感”。劳动是辛苦而繁重的，但“新工人艺术团”的歌唱中却往往传达劳动时的欢快心情，体现了一种在自己的劳动中得到价值实现的自豪感。正因为这种自豪感，“新工人艺术团”唱出了“打工打工最光荣”的宣言。出于对“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劳动者赞歌》）的信心，打工者曾经单纯地想“只把城市当作咱家的那亩田”（《走南闯北》）。基于这种逻辑，“新工人艺术团”歌唱打工群体对城市的贡献，肯定自己应得的尊重和尊严：“我们用智慧和双手，建起大街桥梁和高楼”（《劳动者赞歌》）；“城市因为有了我们才更加可爱，天空因为有了我们更加绚丽多彩”（《边缘年代》）。
然而，一旦脱离“劳动现场”，进入社会场景，裂隙就开始出现了。如前所说，“劳动”这一能指，其对应的所指——无论从历史还是逻辑的层面——都应与“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的哲学意义，以及因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而应具有的光荣和自豪相联系，而一旦参照现实，能指和所指之间就出现了断裂。与这种光荣和自豪所不相称的，是现实的冷遇和窘迫的生活。“新工人艺术团”将这一矛盾冲突唱了出来。歌曲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通过他们的视角、他们的心理感受，将其周围的“典型环境”表现出来，从而展现了劳动者在城市各个角落、各个空间的境况。
当今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世界千变万化的时代，进步和发展的神话构建了社会的主流话语。然而，“新工人艺术团”恰恰是以“我们”的眼光去捕捉城市各个角落：“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的彪哥（《彪哥》）；怀着梦想来到城市、然而“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头来还是空空的口袋”的“村里来的小伙”（《一个村里来的小伙》）；“在分不清白天和夜晚的空间里，我看不见星星也看不见太阳”“看不见飞鸟也看不见天空”的电梯姑娘（《电梯姑娘》）；“中午我用开水下馒头，晚上吃一块五的饭和一元素菜”的“工友”（《一个工友的伙食》）；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永远被叫做“打工妹”的“金凤”（《我的名字叫金凤》）……歌曲通过诉说这些人物的遭遇和生活，描述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恶劣、所受到的冷眼和歧视，以及因工钱的拖欠所带来的经济的困顿，从而展现出一些浓缩了社会现实的“典型环境”。这些群像结合在一起，不仅展现了各种打工者生活的侧面，而且将城市的各个角落拼接到一起。
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皮村新工人剧场，2009）
劳动者的心理世界，也是“新工人艺术团”着重描写的一个部分。“北京好大好大， 北京好冷好冷好冷；北京也好热好热，北京没有我的家”（《北京北京》），几乎每个打工者都会遇到这种梦想和现实的落差。劳动者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遭受诸多歧视和冷遇。而更令人窘迫的是，劳动者不得不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如果说，“是妈妈把首都的马路越扫越宽，是爸爸建起了北京的高楼大厦”（《我是谁》）这样的辩护已显无力的话，那么，“我一不偷二不抢心底坦荡荡”（《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的自我申诉，就充满无奈的意味了。
“新工人艺术团”希望通过歌声，为劳动者正名，为自己争取尊严。然而，现实层面的改变毕竟不是仅仅依靠艺术的呐喊就可以实现的。相反，问题一旦提出，更多的问题就浮现出来。由于选择了“我们”而不是个体的“我”，“新工人艺术团”要争取的，就不是个人身份的改变，而是群体权益的保障。如果说，个人梦想可以用奋斗和机遇来换取个体社会身份的转变、实现“二十四小时热水的家”的中产阶级梦想，那么，“我们”的梦想，则指向如何从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改变劳动者的处境这样一个直指社会的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问题。
三、我们的梦想
在2009年出版的《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梦想》专辑中，“新工人艺术团”对“我们的世界”与“我们的梦想”之间的矛盾张力关系做了探讨，继而力图从现实困境中寻找突破的契机。
在专辑同名主打歌《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梦想》中，“新工人艺术团”在与“我们的世界”的对比中，对“我们的梦想”的内容做了列举：
我们的世界是狭小的九平方，从早到晚不停地奔忙。从乡村到城市从工地到工厂，打出一片天地来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世界是长长的流水线，赶货加班加点不知疲倦。付出了青春泪水和血汗，省吃俭用寄钱回家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世界是钢筋混凝土，高楼大街桥梁都是我们双手来建。脏苦累活儿没日没夜地干，顺利拿到血汗钱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世界是孤单和寂寞，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城市灯火辉煌我心空空荡荡，梦里时常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
我们的世界是别人的冷眼，冷漠与偏见我习以为常。我一不偷二不抢心底坦荡荡，顶天立地做人要有做人的尊严。
我们的世界是烈酒和乡愁，天南地北四海皆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个好汉需要三个来帮。
我们的世界是没有硝烟的战场，疯狂的机器它轰隆隆地响。工伤事故职业病痛苦和绝望，平安健康有保障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世界是矮矮的村庄，孩子们在这里玩耍学习歌唱。同在一片蓝天下共同成长，总理说的话也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我们的梦想是同一个梦想。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创造一个新天地是我们的梦想。
挥挥手，嘿！莫回头！把泪水和誓言埋在心头！携起手，嘿！向前走！哪怕前方仍然是一无所有！
挺起胸，嘿！抬起头！风雨过后千万你莫停留！一起走，大家一起来走！大道就要靠我们大家来走！
显然，这首歌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以及由此延伸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社会话语，形成明显的互文关系。专辑封面的鸟巢和中国印指明了专辑与奥运会的关系，但封面对奥运会的一些标识进行了改写。在中国印里面，“舞动的北京”图案置换成了一个敲着锣、富有乡村色彩的人物，这个人物正是“新工人艺术团”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的封面人物，即一个“打工青年”的形象。从歌曲名字看，强调“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标语形成鲜明对比。这个“我们”，显然是新工人一贯歌唱的“劳动者”。这样的互文性改写将一种“异质性”楔入同一性的社会话语之中，对其构成了某种消解。专辑封面下方是正在劳动着的打工者群像，在打工人群和鸟巢之间有一堵墙，把劳动着的人们与鸟巢和高楼大厦区隔开来，墙内是“同一个世界”，墙外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并不能分享“同一个梦想”的荣光，“我们的梦想”则是打破这堵墙的区隔，获得应有的尊严。具体到这首歌而言，“我们的梦想”的叙述是基于“我们的世界”提出的，但从现实到梦想的道路是否畅通呢？如果说歌曲副歌中宣称“哪怕前方仍然是一无所有”似乎给了答案的话，那么，紧接着这首歌的第二首歌曲《城市的生活》中所唱的“透过一个加班女工布满血丝的眼睛，透过地摊小贩四处逃散的无奈，透过站在楼顶上讨要工钱的人们，透过五环外的出租房重新看看这城市”则颠覆了“梦想”实现的可能。当然，新工人并没有因梦想受挫而悲观消极，相反，他们发出了改变现实的呼声，因此，这首歌下面接着唱道：“别以为这个世界就注定只能是这样，别以为贫穷的人们就可以轻易被抹杀，别以为你们的把戏真能将人给糊弄，让一切虚伪和不公都统统地滚吧。”
《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梦想》（2009）专辑封面
在这张专辑之后，“新工人艺术团”的名字正式取代了“打工青年艺术团”，这一转变意味着一种身份认同的转变。“打工青年”这一称谓，不仅容易与“农民工”一词联系起来，“包含着身份歧视和国民待遇的不公平”[8]，而且与“农村”的身份、“过客”的意味相联系，而“工人”则是与城市身份联系在一起的。从“打工青年”到“新工人”的转变，意味着“新工人”们力图摆脱乡愁的感伤和过客的心态，楔入城市之中。同时，这一转变也意味着，以个人奋斗为途径实现梦想的“打工青年”“北漂”模式不具备普遍性；梦想实现的途径，除了改变个人在社会坐标中的位置，还有一种就是改变坐标本身。在更名之后的四张专辑里，“新工人艺术团”表现出了更加积极主动的思考，开始把漂浮在空中的“劳动的价值”“放进我们的手掌”，开始“唱大地、山川和人民”，开始“只唱你心中愤怒的烈火”（《我的吉他会唱歌》），发出了“打开我的胸膛，打碎僵硬麻木的制度”（《开胸验肺》）的呼声。进而，“新工人艺术团”将目光投向处于同一境地的劳动者，将改变现实境遇的希望寄托在劳动者自身。如果说，漫漫冬夜里“疑惑着漫漫寒夜该怎样去度过”的“我”从送来一车煤的老乡身上“终于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光和热”（《煤》）还只是朴素的情感萌发，维权“根据地”六里桥（《六里桥》）、团结起来讨工钱的工地现场（《团结一心跟他干》））、“携起手来，共同拼凑我们的理想”的社区姐妹行（《社区姐妹行之歌》）还只是自发组织的维权形式的话，那么，在《就这么办》专辑中，“团结起来，建立集体”的呼喊，则在“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梦想”之间，找到了一个具有实践可能性的桥梁。
四、我们的未来
如果说“团结起来，建立集体”是“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梦想”之间的桥梁的话，那么，2013年出版的《家在哪里》专辑似乎没有将这一道路延伸下去，相反，迷失成为专辑的起点。在迷失中反思现实，进而歌唱出一种战斗精神，是这张专辑的最大特色。
《家在哪里》专辑封面以富有乡村气息的剪纸窗花为图案，中间大大的“家”字似乎意味着，那个富有乡土气息的家才是“我们”真正的家。然而，无论是专辑文案说的“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却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回不去的乡村，待不下的城市，迷失在城乡之间”，还是专辑第一首歌所唱的“故乡在远方，干枯的河床，衰败的村庄”，都明确地否定了向乡土回归的可能：故乡回不去，城市留不下。于是，对漂泊状态的描述，成为专辑的一个主题。“墙壁上大大的拆字像时刻监视我的工长，无时无刻的提醒着，我即将流浪”（《搬家》）的无奈，“有一个温暖的家，从此不再流浪，不再四处漂泊孤单”（《我多想》）的渴望，“飘啊飘啊飘啊飘”（《蒲公英》）的反复咏唱，“就这样迷迷糊糊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依然躲在潮湿的角落里打转”（《地下室》）的叹息，以及“除非你找一个本地的情郎，或者是本地的丈母娘”（《这里不是我的家乡》）的戏谑，都表明打工者们多年的努力和奋斗并没有能够在城市里安下自己的家。在这里，“新工人艺术团”之前专辑中的那种“打工打工最光荣”的豪迈，“只把城市当作咱家的那亩田”（《走南闯北》）的冲劲儿，以及“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的自信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老张》里“现在肖家河这个村子就要拆啦，老张和他老婆将去向美丽的六环”，以及接下来那无助迷茫的嘶吼所传达的强烈的戏谑和讽刺意味。可以说，“新工人艺术团”既否定了现实，也否定了自己之前那种单纯的自信和自豪。
《家在哪里》（2013）专辑封面
但是，否定并不意味着消极和失望，《搬家》在无奈的诉说之后，突然唱出“游击战是我的战略，今天不知明天住在哪里，就好似革命的道路在这里延长”，接下来的调子变得轻快高亢：“我高唱的游击战走进后方，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上寻求生的希望。盼望着高举胜利旗帜的时候，到那时，到那时，踏实的进入梦乡。”至此，歌曲一扫前面“搬家”的愁苦氛围，“新工人艺术团”惯有的那种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重新出现。“游击战”和“战场”不仅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比喻，更是试图承继一种久违了的战斗精神。这种战斗精神在专辑最后一首歌曲《生活就是一场战斗》中得到强化，歌曲宣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聚在一起是一团火，散开之后是满天的星星。”可以说，专辑以“迷失”开始，以对“家在哪里”的追问切入，在对城市（“这里不是我的家乡”）和故乡（“故乡在远方”）的双重否定之后，重塑了一种富有乐观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战斗精神。
这种战斗精神，是对“打工打工最光荣”（《打工打工最光荣》）、“我们到底算什么呀，最终我们都清楚”（《唱支歌儿解忧愁》）、“而如今我终于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光和热”（《煤》）、“团结起来建立集体”（《就这么办》）等途径的超越。在《生活就是一场战斗》末尾，歌曲颇具诗意地唱道：“生活是场永不停息的战斗，用尽一生燃烧照亮那征程。如果那山岗上开满了野花，那是我最灿烂的微笑。”我们从中似乎可以辨识出某种革命浪漫主义的风格。
更重要的是，当来自生活现场的艺术创作扬弃了现实层面，指向一种富有战斗性和浪漫色彩的未来的时候，“我们”的主体性也获得了一种超越和发展。如果说“打工青年”转变成“新工人”之后的“我们”体现了一种主体意识的觉醒的话，那么，将“战斗”精神赋予自身的“我们”，不仅不是个体的“我”，也不再仅仅是为劳动者呐喊维权的“我们”，而是有可能成长为一种赋予自身历史使命、将改变现实和构建一个新的未来视为己任的“新人”。这种“新人”，不是“专业”歌手，不是职业的艺术家，而是来自“劳动现场”的劳动者，是积极呐喊、身体力行地维权的斗争者，也是建立同心实验学校、工友之家、打工博物馆、新工人剧场、同心互惠商店、工友影院的实践者。因此，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新工人合唱团”的音乐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表达了打工者的现实处境，而在于他们的表达所凝聚的认同力量，有可能形成一种改革的动力，在改变某些不合理现状的同时改变自身命运，而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艺术显示了自身的力量”。[9]
“新工人艺术团”合影
如果说，199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的兴起构成了当代中国一个新的社会现实，文化领导权有向“小资”转移的倾向的话[10]，那么，“新工人”所歌唱的“新人”，因其时刻将个体置身于集体之中，并在集体的实践活动之中反观自身，从而有可能突破“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视野的限制，重获一种总体性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新工人艺术团”突破了新时期以来主流文艺观的盲视，为我们感知当下、想象未来提供了启示。恩格斯因巴尔扎克“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而将其小说称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11]，或许“新工人合唱团”还没有发现某种明确的“未来”指向，还未能明确地勾勒出“未来的真正的人”的面貌，但是，至少可以说，他们的艺术实践，已经走在了这条道路上。
如果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我们所处的当下时代的症候，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条件下信息传播与接受呈现“碎片化”特征的话，那么，穿透纷繁复杂的社会表象，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典型问题，应当是一种具有实践性的艺术文本的职责所在。这样的文本实践，不仅是主体意识的重构，也将真正具有介入社会现实的实践性力量。
注释
[1] 陶东风指出，1980年代中期文学自主性诉求的提出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实际上它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存在内在的相互支持关系。因此，对于自主性诉求的解释不能局限于文艺学—美学的场域内部，而是必须牵及学术场域与非学术场域之间的关联。参见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2] 新工人群体是指户籍身份是农民，但是已经离开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通过付出自己的劳动以换取工资或劳动报酬的广大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这一群体曾经被称呼为“农民工”，但“农民工”这一称呼的不合理性在于，经过三十年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它已经不代表客观事实。1970年代至80年代，很多进城打工的农民是季节性外出打工，农忙的时候回家种地，用这个词来表述打工者的双重身份是比较合适的。90年代以来，多数打工者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长期持续性地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再继续使用“农民工”这个词，就是词不达意了。因为他们的户籍是农村，使用这个称呼，会造成一种基于身份的差别待遇甚至是歧视，而且从现实看，新工人群体已经形成了一种对于公平和尊重的诉求，这种诉求具备了物质条件和精神需求等方面的多重基础。而“新工人”这个称呼，一是区别于国企的“老工人”；二是“工人”这个词从历史上讲，还是被赋予了一定的主体性的含义，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第三，“新工人”是一种诉求，不仅包含着对工人和所有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参见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和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1—13页。
[3] “新工人艺术团”现名为“新工人乐团”，前身为“打工青年艺术团”“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2002年劳动节，“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成立；2003年更名为“打工青年艺术团”，2009年更名为“新工人艺术团”，2018年更名为“新工人乐团”。
[4]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新工人艺术团”原创歌曲专辑共计7张，分别是《天下打工是一家》（2004）、《为劳动者歌唱》（2007）、《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梦想》（2009）、《放进我们的手掌》（2010）、《就这么办》（2011）、《反拐》（2012）、《家在哪里》（2013）。本研究完成之后，“新工人艺术团”又出版了专辑《与机器跳舞的人》(2014)、《劳动与尊严——新工人艺术团呐喊十年精选专辑》(2014)、《挣脱枷锁》(2015)、《红五月》(2017)。2019年劳动节，更名之后的“新工人乐团”发行了EP（迷你专辑，extended play）数字专辑《新工人》；同年9月，出版了专辑《从头越》。
[5] “异质性”（heterogeneity）是法国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特娃建构文本概念时所用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某种不容于既定的话语秩序、具有冲击乃至改变现有话语秩序力量的文本类型。克里斯特娃认为这种文本可以通过语言层面的“革命”刷新主体意识，进而介入现实、改变现实。
[6] 孙伊:《摇滚中国》，台湾秀威出版社，2012年，第83页。
[7] 鲁迅：《门外文谈》，《鲁迅自编文集· 且介亭杂文》，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80页。
[8] 语出“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的自述，参见《听他们，唱出工人的歌声》，《云南信息报公益周刊》，2012年12月25日。
[9] 李云雷：《对艺术和现实的变革与探索——评打工青年艺术团的音乐及其实践》，《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10] 李陀：《“新小资”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天下》2012年第3期。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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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柯。来源：艺术理论与批评。责任编辑：克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