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中国教育的冰山之下
6月下旬，随着2019年高考成绩的发榜与各省分数线相继出炉，有关成绩优秀的“学霸”考生和“精英”高中的话题每年惯例地占据了媒体热点，“某某省理科高考状元分享学习经验！”，“2019某某中学高考喜报，惊呆了！”一类的新闻标题在网络媒体上层出不穷。
就在高考的“人生赢家”们纷纷炫耀高考成绩的另一面，新一轮没有硝烟的“暗战”也悄悄打响，一方面是国内顶尖高校纷纷伸出橄榄枝，不惜以丰厚的物质奖励吸引各地的优秀考生前来就学（“某大开出重金‘抢生源’？教育部：立即纠正违规招生宣传行为”）；另一方面向顶尖高校了输送了大量“学霸”的“精英”高中也在不动声色地物色新一批生源与师资力量，为三年后的另一场“争过人生独木桥”的无声战役做着准备。
但就在光鲜的宣传与残酷的竞争背后，另一批默默无闻的高考考生也选择了与普通本科教育截然不同的另一条教育路径——高等职业教育。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的1418所高职（专科）院校共招收368.83万名新生，占普通本专科招生总人数的46.6%。另外考虑到同年正在我国1.03万所中等职业教育中学中接受教育的，占全国高中阶段在校生总人数39.5%的1551.84万名学生[1]。最终在义务教育结束后的两次教育分轨中选择了职业教育的学生绝对占据了我国受教育人口中的大多数。
然而与人数的优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相比于考入“985”、“211”这些顶尖大学的极少数“学霸”学生，媒体和公众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所分配的关注实在是不成比例的寥寥无几。媒体的冷淡也正体现了当代职业教育在中国社会中所处尴尬境地。虽然对于现在的高考考生而言，职业教育受轻视仿佛是天经地义，但他们的父辈却依稀尚能回忆起80、90年代初中毕业生争相选择职业教育，以至于职业高中入学名额“一票难求”的火热场面。这就证明了职业教育当下地位的获得不是某种“从来如此”的自然结果，而是一系列悄无声息的社会变化的产物。正就是在如是种种普通与职业，历史与当下的多重反差之中，我们才能够勾勒出专属于改革开放历程的一部“微观历史”图景，其揭示的正是40年间中国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领域所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变化。
1.改革开放后职业教育的恢复与发展时期
虽然当代的职业教育体制是在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重新建立，但职业教育对中国社会来说却不是一个陌生概念。建国伊始，新中国就通过接管和接办的方法掌握了原有的公私立学校，随后通过逐步改造的方式使之适应于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建设。经过几年时间的重整，大多数原设专科学校拆解、合并、重整，高等专科学校数量减少，而中等专业学校与技工学校教育力量获得极大扩充。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打乱了职业教育体制原有的发展步伐，至1964年，全国范围内的专科学生仅占本专科学生总数的3.4%。[2]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二元分轨制在平等主义热潮下更是遭到了批判，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也因此停办，普通高中几乎成了初中毕业生继续升学的唯一选择。
在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后，职业教育的重新设立也显得势在必行，1978年，邓小平就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应当 “扩大农村中学、各种中专、技校的比例”。1983年，政府出台了《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加强了对职业教育的政府投入，仅就中等职业教育而言，其政府经费投入占教育总经费比例从起初的不到3%逐年增长至1992年的3.65%。[3]
与此同时，政府也鼓励教育部与原有学校之外的社会力量参与到职业教育建设中，将职业教育办学面向市场，对企业、民主党派、工商联、公社、连队、生产大队集体乃至私人开放。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进入到职业教育领域。在资源投入的推动下，80年代的全国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的规模获得了持续的快速增长，不仅仅是新建学校的不断增加，就连原有的不少普通高中也翻牌为职业学校。在1982-1992年的十年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数量从3104所增长到了9860所，招生数从42.6万人增长到了152.14万人，在校生数量更是增长了近5倍，从70.4万人增长到了惊人的347.76万人。[2]
这段时间内职业教育体现出了毕业生就业与学校招生的双向优势。80年代，对职业教育毕业生有需求的不限于城市用人单位，也包含了大量方兴未艾的乡镇企业。企业需求的旺盛一时导致职业教育毕业生供不应求，甚至出现了提前预定的争抢场面。受到下游毕业生就业形势刺激，职业教育在上游招生中也成为热门，1985年在如长沙、常州等地区甚至出现了职业技校在校生数量超过普通高中在校生数量的状况。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也成了80年代中期北京、武汉等地区的常规现象。一时间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职业门庭若市，大受初中毕业生的欢迎。至1993年，职业教育发展达成了1986年定下的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等中学招生数量相当的目标。
2.职业教育的发展停滞、衰退时期
90年代中后期，中国职业教育规模到达了顶峰。1998年，全国职业中学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都到增长到了历史最高点的194.14万人和177.0万人，随后在1999年，招生人数与毕业生人数双双开始下降。至2001年，职业中学的招生情况已经不比2005年，反观普通高中，则是招生数量逐年增加，一举逆转了80年代形成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各占半壁江山的状况。[2]
此前常年的高速增长与90年代末期的跳水式规模下跌使得20世纪末的职业教育市场呈现出异常凄惨的景象，以至于大批新生没有抵达学校报道。以1999年的北京市为例，中专学校未报到新生达2500多人，职业高中未报到新生达6200多人。已有的大量职业教育学校更是不得不分享急剧收缩的生源，导致职业教育的规模效应低下。1998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约2200所，除普通中专平均尚有约1200名学员外，其他几类学校均规模都只有500人左右。[2]
3.成也市场，败也市场
为何看起来红红火火的职业教育在中国社会中突然就遭遇了断崖式的衰退？一般观点常将这一现象的产生归咎于1999年开始的高校招生规模扩大。在1998年到2005年之间的这段时间内，全国大学本科招生人数从约100万人急速飙升到了约500万人。[3]大学本科招生量的增加不仅严重压缩了高等专科教育的生源，实际上因为从职业高中考入大学本科的机会寥寥无几，大学本科入学机会的增加也带动了普通高中招生的增长，进一步在中等教育层面挤压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从下游逆向影响了整个职业教育体系。
虽然教育政策调整毫无疑问地确实极大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只要将视野稍作拓展，不局限于教育体制内部，而将教育系统纳入到更广泛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去理解，就会轻易发现职业教育衰退在时间上与另一场更为重要，影响更为深远，波及范围更大的社会经济变革——国企下岗潮高度重合。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00年代初期这段职业教育极具滑坡的时间段内，在1990至1997年间数量稳定在11000万人的国有企业员工中的5000万人失去了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大量国有企业的倒闭和未倒闭企业的有计划下岗（实际上的裁员），国有企业员工的数量几乎腰斩。这两个现象之间的关联也就提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兴衰与劳动力市场之间深刻却往往被遗忘的关系。
首先，需要将视野拉回到80年代，并看到这一阶段内逐渐建立的劳动力市场如何从根本上带来了职业教育的繁荣景象。必须要注意的是，在90年代中后期之前（也就是国企改革与“下岗潮”之前），中国的劳动力就业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在此之前就业包分配制度仍然限制着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流动性，而与此同时，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政府以减免税收，政策扶持，出面牵线搭桥等方式尽早将职业教育推向了市场, 使职业学校和市场直接面对面, 从招生到毕业生就业都以市场导向为主。这就导致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阶段大学本科毕业生并没有实现对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市场竞争压力潜力，职业教育毕业生可以较为稳定地与同等学力竞争者竞争岗位。同时，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盛也为农村出身背景的职业教育毕业生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总之，相比于大学本科教育来说，职业教育更早的市场化为其毕业生创造了宽松的求职条件。
以上的证据就表明，90年代中后期之后职业教育的衰落就不仅仅是教育制度内部变革的结果，而应当被视作教育系统对波及社会全部门的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合理反应。在1998年职业教育开始衰落后，21世纪早期日趋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久就接收到了人才供给端的反馈，突然产生的巨大职业技术人员缺口促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政策调整，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其结果就是，职业教育经费来源中，财政性经费的投入从2005年对中职教育的53.09%和对高职教育的32.01%，一路增长至2016年对中职的的87.67%和对高职的62.51%。[2]其中颇为讽刺的是，市场自我调节的神话在劳动力市场化并不完全的8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阶段尚能自我维持；而到了就业市场化与国企改革不断推进的21世纪，市场与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之间的良性循环互动反而难以维系。市场与职业教育体系之间的情投意合随着国企改革，收入差距的加大，与劳动力就业市场化的完成一去不复返。职业教育如今成了一门不得不依赖国家经费投入维持的“苦差事”。事实证明，市场自我调节也只不过就是个痴人说梦的神话而已。
4.教育公平视角下的职业教育分轨
更进一步的，这场归根结底由全面市场化引发职业职业教育体制震荡除了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反馈之外还产生了更为深入的后续社会影响。教育体制内部的不平等还参与了社会不平等的循环生产。根据一份对1978-2008年范围内的数据的研究，省会或直辖市居民在中等阶段的教育分轨中比农村居民更可能进入普通高中的路径。这就意味着省会或直辖市居民会通过普通高中获得更高的进入大学本科继续深造的机会。[5]
最为重要的是，这份研究同时发现，父母亲受教育年限对子女在教育分流中的路径选择有显著的作用。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父母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升入职高（相对于普高）的几率下降约4%。[5]这个的结果表明，子女在高中阶段职普分流中的路径选择更多受父母教育（家庭文化资本因素）的影响。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表明家庭文化资本越丰富而子女更可能选择普通高中（学术教育路径），而持有中等职业教育学历父母的子女则更有可能再次进入职业教育路径，这基本就断绝了他们进入本科高校，乃至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教育资本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代际传递有阻挡阶级流动，将与社会阶层分化捆绑的收入不平等长期延续下去的危险。
5.结语：职业教育是否真的无路可进？
在全世界范围来看，职业-普通教育的分轨并不是所有社会的必然选择，虽然经济发达的德国所实行的严格教育分轨常被视作典范，但同为发达经济体的美国却在教育体制中尽力推迟教育分轨的产生。一种为教育分规制辩护的观点声称，分轨本身不是歧视性的，而旨在因材施教，根据学生能力的分化提供多样化的教育路径选择。正视这一论调中包含的少许真理与尖锐地指出其中的谬误同样重要。虽然职业教育自身抽象地许诺提供更多的可选择的平等教育路径，但职业教育作为具体的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生产部门却再生产了经济与社会领域内的不平等。关键不在于在教育体制之内探讨职业-普通教育单轨制与分规制哪一个对教育公平更加有利，因为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教育公平程度并不是在教育系统内部，而是在整个市场经济网络之中得到决定的，不平等的就业环境和薪酬分配注定无法支撑公平的教育体制。
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对职业技术人员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却是学生和办学单位对职业教育的冷落，职业教育自身的困境所揭示的是当代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深刻供求不平衡，但随着市场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却看不到不平衡关系在未来短期内得到解决的迹象，国家的财政倾斜虽然能够暂时缓解职业教育产业的困境，但长远看来却无法扶持其可持续的健康运转。这种无法解决的困境是否提示我们：市场化或许并不是教育产业的万应灵药，其逐利本性与社会的良好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裂隙？职业教育市场化大张旗鼓推进近40年后的今天，也许我们应当稍微放慢脚步，重新思考这一行业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2009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M]// 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2] 潘懋元, 蔡宗模, 朱乐平, et al.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70周年:回顾与前瞻——潘懋元先生专访[J]. 重庆高教研究, 2019, 7(01):2+7-11.
[3] 田志磊, 赵晓堃, 张东辉. 改革开放四十年职业教育财政回顾与展望[J]. 教育经济评论, 2018, 3(06):75-93.
[4] 陈伟. 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收入回报之差异[J]. 社会, 2016, 36(2):167-190.
[5] 方长春. 家庭背景与教育分流教育——分流过程中的非学业性因素分析[J]. 社会, 2005, 25(4):105-118.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来源：微信公众号”互啄的日常“。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