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中国教育与学术的繁荣背后，学术生态情境中有五个现象也悄然形成，弊端渐显。它们是：学术圈子江湖化、学术品阶行政化、学术管理公司化、学术资源私利化、学术精神庸俗化。时论的学术腐败与此“五化”密切相关。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从长远看，这样的“五化”会导致学术成果和学术价值的“虚”化，即学术成果既难以发挥教人成“人”的真知功用，也难以夯实民族复兴大业的知识基础；从当下的学术生态看，又会导致学术生存的两极分化，形成学术权贵和学术贫民的强弱壁垒。
毋庸多论，学术权贵是指那些占据学术系统的要津，对学术资源具有分配权和对学术活动具有主导权的学者。据实而观，一些学术权贵也曾是“知识精英”，也曾以学术为业，求索和传播真知，为中国教育和知识的系统化和现代化付出了艰辛努力。令人扼腕的是，这些人后来逐渐远离乃至破坏了知识精英本该有的真知生产和德性培育基本职责，转而有意无意地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虚化学术价值，庸俗学术精神，进而成为制造“学术贫民”的隐性力量。
从知识精英蜕变为学术权贵，其间有个过程。近二十多年来，有部分知识精英对于名和利产生了错误认识，不再甘于坐冷板凳，热衷于追名逐利。他们或者对于送上门的诱惑，不能坚守底线，放弃了立场和原则，成为权势和资本的附庸，或者主动投怀送抱，兜售自己和学术，使得自己和学术一起变成商品。如此情境中，知识—权力—资本胶合在一起，知识精英渐成学术权贵。时下广被诟病的学—官、学—商勾结，正是这种世俗化的异态反映，也是学术界“四风”问题的体现。
学术权贵固位之后，在学术领域里，其身份与学术功用又有个异化过程。一方面，他们是学术资源的主导者、学术规则的制定者、学术成果的审查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学术资金的老板、学术江湖的大佬、学术管理的CEO。集此两面于一体，强势学术人物和学术利益群体的出现，就自然而然了。与此相对，那些为职称与薪资奋斗与苦恼的青年学人，也被迫成为弱势的“学术贫民”。进一步地，这个异化的恶果直接显现为：阻滞了青年学人成为知识精英的步伐，在削弱整个知识载体独立性的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依附性。终而，整个真知系统的更新会变得更为艰难，这在人文社科领域尤为明显。
学术权贵的产生与强势，实际上是他们罔顾真知乃至背叛真知的结果。自有知识人以来，求真即是他们的天然使命，也是学术精神的质地所在。但当下中国的学术论文数量与真知生产的质量过度失衡表明，知识人的日常活动已经严重偏离了真知生产之道。某一课程有几十种版本的教材，某一浅显主题有数以千计的论文，显现的何止是知识生产的低水准重复，更是知识人为了一己之私罔顾真知的证据。尤为荒谬的是，这些教材的主编者，几乎都由学术权贵担任，权贵的名字往往也赫然在这些论文的作者之列。此类背叛在教育层面的恶果是：学海之中垃圾横流，嗷嗷待哺的学子们将缺乏真知的滋养，迷失前行的方向。
与背叛真知相匹而行的是学术良知的渐失。保持相对独立的立场与姿态，立足真知与良知对“假恶丑”进行持续不断的批判和揭露，是知识人的社会性使命。相应地，知识人的学术活动，必须基于人类社会的根本性事实，接近和发现真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共识、答案与可行途径。然而，当下不少学术权贵甘作利益集团的花瓶，以专家身份为利益集团的不当得利辩护，更有甚者，以制造或炒作伪问题为切入点，攫取项目经费，耗费公共财政。至于各种学术不端、榨取研究生学术劳动、套取项目经费之类，则是遭致当下社会“吐槽”的学界常态了。学术良知的削弱与丧失，其实即是供社会人自照自省的公共镜子破碎，必然导致社会层面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低下，其恶果体现为：谣言飞舞却难以甄别，问题丛生而答案难寻，社会人因此变得焦虑与惶惑，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也因此而弥漫紧张与暴虐的气息。
我们知道，真知和良知是学者生命力的两条腿，也是学术共同体发挥其知识与德性作用的两个核心力量。而现实的情形是，学术权贵已然处于学术共同体的中心地带。本来，他们早该担负起学术共同体价值守护人的角色，但如今这一职责不仅被削弱，某些人还对青年学人开启了恶性示范。从发挥学术共同体的良性建构和镜像化的功用层面看，回归生产和传播真知的知识精英本位、醇化学术氛围、厚实学术精神、引领下一代良性参与社会建构，是当今学术权贵必须重新承担起的责任和义务。
平实说来，学术权贵虽只是知识人群体中的极少数，但他们的过度自利，强化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共构，弱化乃至碎裂的是学术共同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真知会隐没无痕，更不意味着良知已灰飞烟灭。相反，由于在文明演进的长河里，权贵终究会雨打花落，真知却源远流长，故占知识群体大多数的“学术平民”，依然可以直面艰难，拒绝附庸，行进在真知求索和良知践履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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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聂保平。来源：中国社会学报。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