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矿坑和富士康里的诗人们-激流网

夕阳打在南澳海域的一片水面上,一个男人站在船上,捧着一个骨灰坛,向海中扬洒。逝者是个叫许立志的年轻人,曾经是富士康的工人,业余写诗。2014年,他从距离富士康3.6公里的美丽AAA大厦17楼一跃而下。他给家人留下的,除了记忆,还有很多首不为外人所知的诗歌。

近日,一套名为《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的诗歌合集出版。该书由著名诗人杨炼和秦晓宇编著,收录了六位打工诗人的作品,他们是许立志、邬霞、陈年喜、吉克阿优、铁骨、老井。除陈年喜在圈内被一些人所知之外,其他人可谓籍籍无名,但他们的诗歌却着实令人震撼。他们用诗句记录自己生命中的绝境和希冀,也记录渴望与死亡。

在秦晓宇的估算中,中国打工诗人至少有1万名,这个群体庞大却沉默。而这六位诗人诗作的出版,某种程度上,是在为一个群体发声。

工厂

长途汽车停在深圳西乡的高速公路路边,一位14岁的农村女孩从车里走出来。她走出车门,迎面驶过一辆黑色轿车,差点撞到她。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轿车。那天,女孩的表姐找别人借了一张工牌,给女孩戴上,领她溜进一家电子厂,让她在宿舍住下落脚。几天之后,女孩的母亲用女孩表姐的身份证,给她在一家名为“高松”的日资制衣厂找到一份工作。

这是1996年邬霞初到深圳时的经历。14岁的她成为一名童工。她的母亲也在这家服装厂工作。整个工厂,除了她母亲,没有人知道她叫“邬霞”,工友都叫她“余真联”。“余真联”是她表姐的名字。她存在,又不存在。

邬霞的工作是剪衣服上的线头。她每天7:30起床,8:00上班,一天工作14个小时,没有休息日。睡眠不足,加之工厂灰尘大,她每天觉得眼前一切都雾蒙蒙。

更让她难捱的是没有尊严。有一天,邬霞和母亲坐在车间里埋头工作,一位翻译路过,嫌两人挡路,踢了她们的凳子一脚,并辱骂两人。邬霞气坏了,但不敢发作。那天夜里,她人生第一次萌生写小说的念头。此前,她从工友那里,看过台湾言情作家于晴、席娟的书籍。她想象自己未来或许可以像她们一样,成为一位风靡两岸的言情小说作家,受人尊重。

邬霞花了五天构思,一个月写作,写出一部名为《三角恋》的小说。这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我写这种跟我的生活拉开距离的小说,就觉得自己也过上了那样的生活,可以暂时忘记现实中的烦恼。”多年后,邬霞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除了言情小说,邬霞平时还读一些打工杂志。对于多数人来说,“打工杂志”是一个陌生的读物。但彼时的深圳打工人群中,这些杂志却影响力极大。其中代表是一本叫做《大鹏湾》的刊物。它的定位是:“写打工仔,打工仔写。”一度招聘记者、编辑,都要求有打工经历。

邬霞在这些打工杂志上结识了二十多位笔友。在制衣厂工作四年间,给笔友写信和写言情小说是她的精神支柱。写言情小说这件事,她只愿意对笔友提起。在工厂里,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害怕被人嘲笑。

邬霞偷偷进行的,还有对美的体验。她最喜欢的衣服,是一件在地摊上花25元购买的吊带裙。白天,她在工厂没机会穿。夜里,宿舍人都睡去之后,她换上吊带裙,跑到卫生间,走到窗子前,看自己在玻璃上的投影。

多年之后,她写了一首名为《吊带裙》的诗,“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吊带裙它将被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在某个下午或者晚上/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这成了她的成名作。

矿山

邬霞在流水线上挣扎时,西秦岭一座金矿,一位叫陈年喜的工人,耳畔正响起轰隆的爆破声。

那是1999年,陈年喜29岁,刚刚来到这家金矿不久。此前,陈年喜是陕西省商洛市一个叫做金湾村的村民。金湾村地理位置偏僻,距离最近的县城有50公里。山路崎岖,坐车要3个小时才能达到县城。

上世纪80年代末,正是诗歌热的尾声。陈年喜在读高三,喜欢上了写诗。毕业前,他写了五六十首诗歌,其中一首发表在报纸的中缝,稿费五元。

高考过后,陈年喜所在班级的45人,无一人考上大学。“那时大学生对我们来说,好像隔得很远。而且上了大学,觉得好像也不一定就能有一个很好的出路。”陈年喜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相较于读书,他更需要赶快赚钱。他毕业那年,两个哥哥都将要结婚。彩礼、盖房子,都是不小的开销。在处于宗亲社会的陕西农村,这是他的义务。

陈年喜回到了家乡金湾村,砍柴、种地。他当然从不对村民说起自己喜欢诗歌。“我们整个镇上都没有人写东西,如果给他们看,他们可能会觉得你不务正业。”陈年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那些年,陈年喜陆续有作品发表在《陕西日报》《诗神》等媒体。作品发表之后,一度有几所高校,写信邀请他去参加作家班。但他都因为需要赚钱,放弃了。

他终究还是想做一些更有价值感的事,比如,他梦想做律师,也梦想当记者,他都试过,帮村人写诉状,打官司,也在政府部门做过编外人员,但终究受挫,令他失望。

1997年,陈年喜结婚,妻子是邻村的女孩。新婚之夜,陈年喜为妻子写了一首名为《爱人》的诗,至今贴在妻子的梳妆镜上,“我水银一样纯洁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婚后是更沉重的物质压力。1999年,陈年喜的儿子出生,母子身体都很差,奶粉、药费,三餐油盐,令他焦头烂额。彼时,打工潮已波及多数乡村,人们开始涌向沿海城市的车间、工厂。不过,对陈年喜的村子来说,还很少有人去沿海城市,人们出去打工,多是去西秦岭南坡的灵宝金矿。

陈年喜的儿子一岁半时,一天夜里,一个同学托人给陈年喜捎来口信,告诉他,西秦岭南坡的金矿,缺一个架子工。当夜,陈年喜收拾行李,在天亮前赶到灵宝金矿。多年之后,陈年喜在诗中写道,“爱人,今夜/我熄灭大火投身灰烬/今夜 秋风吹起我白发三千/根根都是通你的天路 牵你的紫藤”。

西秦岭南坡,陈年喜第一次见到矿洞的模样:高不过一米七八、宽不过一米四五,深度达千米、万米,内部布满子洞、天井、斜井、空釆场,像一座巨大的迷宫。

第二年,陈年喜成为一名爆破工。爆破工可以“跑单帮”,这类似于矿业的自由职业者,可以与各家矿山合作,帮其爆破,算掌握着一门技术。

陈年喜工作的地方,大多人迹罕至。书籍和纸张,都是稀缺之物。没有纸,他就将诗歌写在烟盒和炸药箱上。工房墙上贴满了《克拉玛依日报》和《中国黄金生产报》,陈年喜每天下班,都去看几页,后来所有的墙面都读完,他用脸盆在墙上泼水,将报纸一张张揭下来,读报纸背面的内容。

当然,矿上不可能不死人,死亡时常缠绕着陈年喜。有一年,陈年喜在河南灵宝的杨寨干活,他的一位叫作杨在的工友在处理残炮时,本应燃烧缓慢的炸药瞬间爆炸。后来,陈年喜将工友故事写入诗歌《杨寨与杨在》中,“东面的山凹里竖起了酒旗/而西坡的亡幡已不堪拥挤/听说杨在一天跑得太快跑到了炸药前面/跑成了一团雾”。对于这些打工者而言,诗歌与他们的生命经验紧密相连,有时,甚至是血肉联系。

坠落

2010年7月,一个叫做许立志的年轻人提着行李,从广东一个村子来到深圳打工。这是他高中毕业第二年,正处于人生最不得志的阶段。他初中在玉湖镇中学读书,中考成绩全班第一,却依然未达到县重点中学的分数线。之后,许立志在玉湖镇中学高中部读了高中,没有考上大学。

来到深圳的第二年,许立志进入富士康。表面来看,他在富士康的三年间,职位在上升:先是担任作业员,后转岗仓库管理员,最终做线长,管理整条生产线。但从他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的诗歌来看,他的心境确实一年比一年沉郁。他在一首名为《流水线上的兵马俑》中,书写了工厂生活:沿线站着/夏丘/张子凤/肖朋/李孝定/唐秀猛/雷兰娇/许立志/朱正武/潘霞/苒雪梅/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工夫/悉数回到秦朝。

那几年,陈年喜同样内心沉重。2013年底,他在河南内乡的一个银矿接到弟弟电话,母亲确诊食道癌晚期。陈年喜没有赶回家,而是留在了矿上,他知道相比于陪伴,家里最需要的是钱。那天夜里,他写下日后广为流传的《炸裂志》,“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 在他们床前/我岩石一样 轰地炸裂一地”。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者诗歌,是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其背景是国家放宽对农民进城务工政策的限制。此前,工人诗歌大多由国企工人写作,内容是歌颂劳动之美和集体生活,整体上,受意识形态影响浓厚。进城务工者中诞生的诗人,则第一次让工人诗歌中有了深切的疼痛感。而大约在2000年之后,更年轻一代的打工者进入城市。相比早先来到城市的打工者,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更高,留在城市的愿望也更强。身份认同上,早先来城市的打工者对自己身份,更有认同感的是“农民”,年轻一代打工者则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工”。这些差异,投射到诗歌表达中,使得年轻一代打工诗人的作品中表现出更强的权利意识。相比对乡村的怀念之情,他们更多的情感是对融入城市的渴望和对尊严的表达。

2014年左右,诗人秦晓宇正在编撰《中国工人诗典》,陈年喜、许立志、邬霞等打工诗人陆续走入他的视野。他联系了许立志,要将其诗歌收入诗典,许立志欣然应允。当年8月,他再次托同事联系许立志,提出拍纪录片,许立志却拒绝了,说自己“不写诗了”。那时,秦晓宇只当许立志的拒绝是年轻人的任性。他没有想到,两个月后,许立志会选择自杀。

秦晓宇在许立志自杀后第三天赶到深圳。他从警方那里见到一段监控录像,那是许立志自杀前的最后几分钟:距离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龙华科技园3.6公里的美丽AAA大厦17楼,许立志走出电梯,先向左边走了几步,见到那边是办公区。之后,许立志转头,走到窗口,此时,许立志已在监控摄像头之外。办公区的玻璃门,反射出许立志的身影。他在窗口驻足5分钟,向窗外望了一会儿,推开窗子,一跃而下。

美丽AAA大厦对面是一家书城。据秦晓宇后来了解,许立志自杀前半年左右,从富士康辞职。辞职之后,许立志曾给对面的书城投简历,想去那里工作,但未收到回应。许立志自杀前一天,还和富士康续签了劳务合同。

许立志自杀一周之后,秦晓宇来到许立志生前住的出租房。那是一个8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面有一个书桌、床铺和一个简易的塑料衣柜。衣柜上层,摆放着海子、顾城、川端康成、卡夫卡的作品,这四位作家中,有三位因自杀离世。

秦晓宇征得许立志家人同意之后,将他的书籍带回北京家中。一天夜里,他坐在书房,打开许立志的书籍,翻看几页,心脏突然像被狠狠握住:在顾城和海子的诗歌下方,许立志画了很多黑线,黑线标注的那些诗句,都与死亡有关。

许立志去世一年之后,爆破工陈年喜被查出严重的颈椎病,三块金属被植入他的颈椎4、5、6节处,之后,他无法再做爆破工的工作,离开矿山,去了一家景区工作三年。今年3月,陈年喜又查出尘肺病。

喜欢在小说和诗歌中追寻梦幻的邬霞,九年前结婚,又在四年前离婚。那是一段不幸的婚姻。最近,她正在写作一篇小说,故事中,女主角得了乳腺癌,丈夫不离不弃照顾她。写作之余,邬霞在准备自考大专。她在深圳已经生活了24年,依然没有户口。根据深圳最新的落户政策,想在深圳落户,需要有大专学历。

这些打工诗人大都仍在生活里挣扎,但他们都留下了诗行证明着自己的存在,而他们背后那群打工者,仍然沉默不语。

(实习生朱恩民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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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矿坑和富士康里的诗人们-激流网(作者:隗延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