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信息技术、工业自动化和其他创新技术的应用激发了人们对即将到来的 "后工业服务型社会 "的憧憬，好像在后工业社会中，就不会存在贫困的无产阶级了。然而，即使是粗略地调查一下当今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就能轻易戳穿这个神话。一个在高科技领域受过良好教育的工薪阶级产生了，而他们的产生伴随着的却是客服中心、外卖小哥和护理服务等等这些服务部门工人日益增多并被遮蔽。其中绝大多数这些工作都是不稳定的，因此基本没有任何安全和福利保障。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零时工合同（zero-hour contract），这是一种畸形的雇佣形式，在许多地方都很盛行。零时工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也不进行轮班，而是必须时时刻刻听从老板的安排，等待老板的命令。一旦接到命令，他们就成了“慈善家”，把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工作等待任务的时间白白送给老板，却只能根据他们实际工作的时间得到报酬。特别是信息技术公司已经采用了这种完全灵活化劳动方式，不仅将工人驯化为终年推石头的西西弗斯，还进一步正常化这种不稳定体制，导致工人得到的保护越来越少。

Uber是另一个典范。在Uber工作的司机被视为独立承包商，而不是正式员工，他们必须自己提供汽车并支付所有费用，包括车辆维修、保养、保险和燃料。Uber 实际上是一家将雇佣劳动包装成“独立”“创业”工作的跨国私人企业，只是为了从司机服务所创造的蛋糕中攫取更大份额。

这些新型非正式的、兼职的、临时性工作的滋生，催生了一种新的劳工类型，即“不稳定无产阶级”（precariat）。不稳定无产者发起的一个又一个运动在欧洲迅速蔓延，尤其是在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葡萄牙。这一运动在传统工会结构中寻找空间，并正与传统工会一并独立发展，比如米兰的San Precario运动就在为不稳定工人（包括移民）而战，以及一个在那不勒斯有着很强存在感、由不稳定无产阶级和反抗的青年组成的群体组织了冲突城市工人运动（the Clash City Workers movement）【1】。

所谓的劳动力“优步化”（uberization）已经遍布到全球。这是一种冷酷无情的企业模式，目的是通过上述的不稳定劳动形式创造更多利润，使资本实现增值。此外，越来越多的工作是在线上完成的，这使得人们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员工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绷神经处于“战备状态”。

似乎在未来世界，劳动者将会变得更“灵活”：没有预先确定的工作日，没有明确规定的工作空间，没有固定的工资，没有预先确定的工作目标，没有权利，没有工会的保护和代表。“目标”体制本身就是灵活的：明天的目标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工人扛在肩上的任务也在不断加重。

未来社会是否会朝着乌苏拉·休斯（Ursula Huws）所说的“赛博无产阶级”（cybertariat），以及我和瑞·布拉加（Ruy Braga）称之为“信息无产阶级”（infoproletariat）的方向发展【2】？无论如何命名，这种新的劳动体制的兴起提出了一个难题：服务业工人还应该被视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吗？还是应该将他们归为新服务业无产阶级？或者说他们应该被视作一个新阶级——不稳定无产阶级？

01. 是中产阶级，不稳定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在客服中心、外卖小哥、护理服务等地方，服务行业的工人已经不再是中产阶级那种典型的脑力劳动形式，而成为所谓的新“服务无产阶级”（proletariat of services）。如果中产阶级是传统地按照人们参与生产的模式来划分（例如医生、律师和其他自由职业），那么今天，雇佣中产阶级正在经历一个明显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其速度之快甚至已经超出了哈里·布雷弗曼在其1974年《劳动和垄断资本》一书中提出的开创性理论所适用的范围【3】。

中产阶级由于其内部存在典型的结构性流动并且很容易滑落，因此是被其意识形态、文化和符号价值以及消费选择所界定的【4】。于是中产阶级中的高薪阶层可以通过他们所传达的价值观来和低薪的中产阶级划清界限，并在无形中向有产阶级看齐。出于同样的原因，中产阶级中的较下层更倾向于认同自己属于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物质生活水平。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产阶级没有表现出明确的阶级意识。如中高层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工程师、医生和律师，他们认为自己更接近有产阶级，但其他人，尤其是中产中较为穷困的那部分，生活和工作条件与工人阶级非常相似。因此，这些正在经历无产阶级化的中产阶级队伍，特别是那些从事服务业的中产阶级，日益直接或间接地卷入资本保值过程。在市场营销、零售、食品服务等行业工作的雇佣工人意识到自己正在迅速沦为新型无产者，这种新无产阶级正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增长。

但这些观察结果既无法表明这些工人属于中产阶级，也不能支撑将他们归类为所谓的“新阶级”即不稳定无产阶级的论断【5】。新服务无产阶级往往工作时间更长，工作节奏更快，人员流动率高，工资很低，工作环境越来越不安全，健康状况不佳并且缺乏监管保护。所以今天新服务无产阶级最具抗争性，他们是世界各地许多社会斗争、集会和罢工的主角。

以往的研究已经明确表明，自出现结构性资本危机以来，劳动力的不稳定化明显加快【6】。资本对劳动加剧的加剧剥削，到现在已经孵化出一种名叫“超级剥削”的利维坦式怪物。这种怪物不仅强势占领了南半球，而且还侵入了北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了全球非正式性、外包和不确定性劳动力的显著增长【7】。

除了颠覆现有的劳动力结构之外，这一进程还撕裂了国家和社区的社会结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例子发生在葡萄牙，2011年3月，挣扎一代（geração à rasca）不满的爆发演变成公众抗议,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参与了“不稳定劳工不屈挠”运动（Precários Inflexíveis），运动包括年轻人和移民，陷于不稳定的工人和失业者，妇女和男人。宣言中提到：

“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是不稳定的，因为我们连合同都没有或只有短期合同……我们是呼叫中心的工人，实习生，失业者……移民，临时工，学生工……我们被统计数据抹杀……我们不能请假，不能生孩子，不能生病，更没有罢工的权利。弹性保障？我们只是“弹性”，老板才享有“保障”……我们虽处于阴影之中，但我们决不沉默……我们利用老板剥削我们的那股力量，应对并重塑着这场斗争。我们的同志很多，没错，我们是陷于不稳定性之中，但我们不可屈挠不会动摇！” 【8】

在西班牙，2011年爆发了愤怒者运动，当时年轻人开始抗议高失业率和没有未来的生活前景，他们能否获得大学学位无关紧要：年轻一代明白他们注定要失业，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干一份辛苦劳累又不稳定的工作。

这些运动的发展，引发了一场由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领导的、关于新工人阶级队伍崛起的辩论。斯坦丁主张不稳定无产阶级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与在工业革命中形成并在泰勒—福特主义时期巩固起来的无产阶级区分开来。他认为，不稳定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无组织的阶级，意识形态分散，因而往往轻易被民粹主义政策（包括新法西斯运动）所诱惑裹挟。他的确抓住了新服务无产阶级的一些显著特征，但仍然将这种新型无产阶级刻画为一个在本质上区别于工人阶级的“危险的阶级”【9】。

我的观点则与之相反，我认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应该包括不同的部分，即使这些部分之间存在很大差别，比如工人阶级总是被按照性别、代际、种族、国籍、移民、技能等内部差异划分。

因此，服务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独特的部分，具有异质性、差异性和分裂性。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中较不稳定的成员，包括青年、移民、有色人种等，都意识到他们处在这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因而生来就面临着权利削减的不祥征兆。所以，他们必须千方百计争取回这些权利。与此同时，传统的工人阶级继承了残存的工会和福利国家，清楚他们必须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劳动条件以防退化成像不稳定劳工那样，并因此而斗争。“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两级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10】。

资本的逻辑表现在许多方面，但它保持着基本的统一性。因此，劳动世界的两个至关重要的两极必须相互支持并且有机联系在一起，否则就会遭受更大的失败。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不稳定化是随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产生而产生的。由于工人阶级出售其劳动力而只获得其生产价值一部分的工资，由此产生并被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往往凭借资本主义内生的各种机制得以扩大，包括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日，限制工人权利等等。因此，无产阶级的不稳定是由阶级斗争造成的，而阶级斗争的强度是可变的，这取决于资本主义剥削和工人阶级斗争反抗能力之间的相对强度。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证的，劳动的剥削形式不断变化，并因相对剩余人口的扩张而加剧，这使得资本可以利用剩余劳动力来加强和提高剥削水平，从而导致工人阶级不稳定程度加深。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相对剩余人口，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流动的、潜在的或停滞的人口，获得了新的维度【11】。这是全球范围内移民工人的巨大扩张和循环流动导致的，进而成倍放大了对劳工的剥削、压榨和不稳定化机制。

工人阶级已经被各种分支、部门和国际分工所分化，特别是在全球南北之间。中心和边缘国家剥削率的差异，使得恩格斯所说的19世纪中期英国无产阶级中的那种内部分裂进一步激化【12】。

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工人阶级抵抗、组织和反击的能力。工人阶级的两极队伍如果能够建立团结和共同的阶级意识，如果在日常斗争中团结起来，将能够形成对资本逻辑更强大、更有组织力的反抗【13】。在这个方面，新服务无产阶级具有象征意义。它与工人阶级融合并成为其中人数增长最快的部分，他们对劳动斗争的参与将对21世纪工人阶级的整体命运起决定性作用。

02. 资本主义外围

鉴于国际劳动分工总是不规律而且错综交织，所以我们有必要在界定服务无产阶级时注意一些中介因素，其中就涉及到了全球南北的分裂。在资本主义体系外围，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负担着不稳定性。由于殖民历史，在巴西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其他国家中，现代无产阶级是完全在废除奴隶制之后才出现的。因此，不稳定才是常态。

此外，全球南方国家从来没有发展出“工人贵族”，即一种相对具有专业技能、高薪并且大部分都加入了工会的工人这些南方无产阶级一直普遍处在不稳定的环境之中，因此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从未像北方一样明显。相反，在全球北方，这样的工人贵族有很多，到今天，他们的后代就成了福利国家的受益人。因此，随着不稳定无产者数量的增加，全球北方无产阶级发展出了了一种南方没有的分化。因此，当我们把“新型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概念放到南方语境时，就会引起一些困惑。

因此，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我们从经验上可以把服务无产阶级视为工人阶级整体中的一部分。但在外围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不稳定自其无产阶级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基本特征，尽管在不断发展中可能衍生出其他新的表现。无论是把他们归类为不稳定无产阶级还是新服务无产阶级，所指的都是有着不同身份的工人（如有不同的性别、种族、国籍），但是在同样不稳定和权利丧失的工作条件下一定会团结起来。

工作强度的加大，权利被侵蚀，劳动的过度剥削，非正规就业的扩大，不断增长的生产力目标带来的压力，老板和主管的专制，工资的降低，骚扰、疾病和死亡的频繁发生，都证实了现在进行着激烈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以及新服务无产阶级的兴起，这种新服务无产阶级正在全球扩大，并使工人阶级多样化。如果所有这些都暗示现在产生了一种新的劳动形态，我们同时也应该寻求工人阶级组织、代表和斗争的新形态。

【1】Clash City Workers, Dove Sono i Nostri: Lavoro, classe e movimenti nell’Itália della crisi (Lucca: La Casa Usher, 2014).

【2】Ursula Huws,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3); Ruy Braga and Ricardo Antunes, Infoproletários: Degradação Real do Trabalho Virtual (São Paulo: Boitempo, 2009).

【3】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4】See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5】 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2011).

【6】István Mészáros, Beyond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5).

【7】Ricardo Antunes, The Meanings of Work (Chicago: Haymarket, 2013); “The New Morphology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Contemporary Brazil,” in Leo Panitch and Greg Albo, eds., Socialist Register 2015: Transforming Class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4).

【8】 Quoted in Antunes, The Meanings of Work, xviii.

【9】Standing, The Precariat, 1–25.

【10】See Ricardo Antunes, O Privilégio da Servidão: O novo proletariado de serviços da era digital (São Paulo: Boitempo Editorial, that will be published in May 2018.

【11】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1990), chapter 23.

【12】Frederick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See Alain Bihr, Du “Grand Soir” a “l’alternative”: Le mouvement ouvrier européen en crise (Paris: Editions Ouvriere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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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icardo Antunes。译者：郑嵘。原载于706青年空间，授权激流网刊发。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