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潜力

——晋察冀边区阳高县西靳家洼村的

政治经济情况和农民的翻身斗争

（1945年8月）

李成瑞

前记：1945年夏，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遵照毛主席“扩大解放区”的指示，挺进外长城，收复了山西省东北部长期被日伪统治的大片地区。当时我作为边区政府的干部，被派往新收复的阳高县西靳家洼村，一面作农村调查，一面参加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的工作。本文分上下篇，分别记述该村调查情况和工作发展过程。把这个资料同我在1944年调查的晋察冀边区曲阳县两个村的资料加以对比，对于深入研究抗日游击区与新解放的沦陷区农村的不同情况，可能是不无俾益的。

上篇：西靳家洼在日伪长期统治下的政治经济情况

一、 西靳家洼村简况

西靳家洼村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东60公里、平绥路以南30公里的黄土邱陵地带。1937年9月沦陷，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大同省”阳高县赵石庄大村公所。1945年6月解放，属晋察冀边区第五专区（军分区）阳高县第二区。

全村133户，685人，耕地6100亩（其中水浇地100亩），每人平均8.9亩，是地广人稀的“米粮川”。但由于经济落后，特别是敌伪压榨摧残，亩产一般只有2大斗谷（每大斗谷重13.5公斤）。全村只有9头牲口，主要靠人拉犁。有一部分耕地被抛荒了。

全村雇工的14户，雇工16人。出租土地的7户，佃入土地的37户。

二、日伪村政权统治情况

本村位于晋、察、冀、绥（远）四省的接合部。“山高皇帝远”，土著封建势力特别跋扈。山西土皇帝闫锡山对基层的统治在该村不太深入，没有建立过“公道团”，仅在形式上有一个“防共团”。

本村王姓占全村户数近一半，而大部分地主是姓王的。王姓地主是村中经济上政治上的主宰。老百姓说：自开帝以来，我村就是王家老财当村长。农民王升曾编了一个小曲（“夸嫂嫂”调），描述当时王姓地主操纵村长人选的情况：

“雪花飞，天气冷，村长排长要换人。叫大户，吃烙饼，吃吃喝喝商量个清。”

“出门去，劝黎民，迎面碰上张凤廷（异姓大户）。

张凤廷，你别争，村长出不了王家的门。”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军沿平绥铁路西进，闫锡山所属李服膺的部队和国民党省县政府人员望风而逃，阳高随之沦陷。靳家洼封建势力很快与民族敌人结合起来，建立起村级伪政权，成为日寇统治的工具。所不同的是，过去村长一般由地主亲自出任，而在战乱时期，则主要由一些流氓“灰鬼”出任，地主在背后指挥。这个民族敌人、地主、流氓三结合的村政权，比过去的村政权更加专横、野蛮。

该村村政权的统治直接依靠三股力量：一是本村的村警（2人）和“反共青年团”，他们可以随便抓人、关人；二是赵石庄“大村公所”的伪警察；三是东井集敌据点（距村10公里）的日军、伪军和特务。

由于这里长期来是敌人的“治安区”，没有抗日游击区（敌人称为“准治安区”）那样林立的碉堡和如网的封锁沟墙，大村公所的伪警察也没有枪，只有大木棒和马鞭子，特务也都是公开的。但是，它对农民群众的压迫、掠夺却更加残酷、更加肆无忌惮。从该村伪政权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虎作伥，横征暴敛。日伪各级政府强征的捐税十分繁重，主要由伪甲公所征收。全部捐税约占居民收入的30%，但伪甲长及其亲近的王姓大户不出任何负担，致使许多贫苦农民的负担高达收入的50%甚至80%以上。农民因缴不起粮税被打骂、拔锅、卷铺盖、封门子的事例不胜枚举。贫农卢红因欠捐税30元被毒打，他的病中的妻子被吓死，丢下一个吃奶的孩子。

二、乘机勒索，大发横财。例如，1944年甲长王尚清，在敌伪征收“给养米”时，每亩多派一大斗，对种鸦片的土地征收“洋烟奶子”时，每亩多派6两，均据为已有。敌伪配售的洋布、纸烟等，直接贪污一部分，另一部分配售给各户，但马上加派捐税，又把它勒索回来。甲公所经常有4个人吃饭：甲长、书记、村警（2人），饭费全部由村民负担。王尚清为了门前的“风水”，强派民工挖了一个大水塘，完全无偿劳动。

三、霸占官产，吞并民田。村中有官地（庙产）317亩，其中的好地、近地租给8户地主（雇工经营），名义上是低租，实际不缴租；坏地、远地租给4户王姓的贫农。一般农民根本不沾边。村中还有乐楼（戏楼）一座，被甲长卖掉，价款几十万元被甲长私吞。甲长王尚才霸占了贫农王德胜的10亩土地，后来又以欠官粮4斤（仅仅4斤）为由，将他剩下的8亩地全部没收，由甲公所低价卖给村警王燕。从此，王德胜成了赤贫，只好去当雇工。

四、强霸民妻，奸淫妇女。贫农高廷美逃荒走口了。村警王燕扬言：老高已死在口外了，将高妻霸占。高彦魁的妻子年轻貌美，村警王宝仁就在大白天引上几个特务，把她轮奸了。据老乡们说，村中漂亮女人多数被灰鬼们糟蹋过，不过受害人吃了哑巴亏，不愿谈起这种事。

日伪的残暴统治，也曾引起一些抗争。1942年因甲长和地主既霸占官地又向农民摊派“经钱”（供庙内开支），引起以郭盘卿（中农）为首的群众抗捐斗争。甲长到大村公所控告，结果对郭罚款60元钱（伪“蒙疆银行”钞票，下同）。但甲长余恨未消，1944年又告郭“通共匪”，因无证据没有告倒，但郭为打官司负债200元，至今还背着利息。

该村一半以上的户信奉一贯道。道徒供奉弥勒、济公、关帝、文昌4佛，每日要磕头3遍，每遍磕300个。一贯道教人“行善”，祈求死后升入天堂，今世但求容忍：“打你鼻抖（耳光），你就把脸揉揉；唾你一脸唾沫，你就把脸揩揩；骂你欺你，你就把头低下。”

三、日伪统治下各阶级家庭情况的变化

下表是对于抗日战争开始时和最后一年靳家洼阶级构成的初步调查：

从表中可以看出，日伪统治8年中，地主和富农人数略有增加，富裕中农略有减少，中农显著减少，贫农和雇农显著增加，游民大体持平。这说明，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了。手工业者和商人，受战争和敌伪经济统制的影响，明显地减少了。

下面是8年中各阶级家庭上升或下降的若干具体情况。

1、地主。

“七七”事变前原有8户，仍保持地主成份的6户。其中王姓大户直接或间接掌握政权的，不纳粮税，光景都发了，买了地，盖了新房。

下降为富裕中农和中农的各1户。这些户与王家当权者有矛盾，一般照纳繁重的粮税，卖了地，也不再雇工了。

2、富农。

原有6户，仍保持富农成份的4户。下降为富裕中农的一户，因吃鸦片、家中连死几个人。下降为中农的一户，因办一贯道，不务正业，经年累月跪佛堂，想升天，“迷昏了”。

3、富裕中农。

原有10户，仍保持原有成份的4户。上升为富农的2户。其中一户因为与甲长是亲友，不纳粮税；一户由于当“屁股猴”（把毒品装进避孕套塞入肛门里，为毒品贩子偷运毒品的人），挣了钱。

下降为中农的一户，因为吃鸦片、分家。下降为贫农的3户，因为负担重，吃鸦片，受人讹诈、诬陷。

4、中农。

原有46户，仍保持中农的25户，目前生活都相当困难。

上升为地主的一户，主要是开赌场发了财。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一户，因为儿子在伪“大同省政府”当书记，在村中不纳粮税，还能从甲长那里得些好处。

下降为贫农的14户，下降为雇农的2户，破产走口的3户。主要原因是负担太重、吃鸦片、失去劳力、参与赌博。

5、贫农。

原有42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32户。

上升为富农的一户，因为当了2年甲长。上升为富裕中农的1户，因为当甲长，当书记。上升为中农的2户，因为劳力强，种鸦片多。

下降为雇农的一户，破产走口的5户。主要是负担太重，因病失去劳力。

6、雇农。

原有20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11户。

有一户因为当村警，上升为中农。有6户“上升”（？）为贫农。这些户低价买进了小片土地，但都是产量不够纳粮税的坏地，人称“湿布衫”“虱子袄”。如高廷元用6元钱买进10亩地，因产量不够缴纳粮税，几次要退还原主，甲长不许退。又如，刘英买进10亩坏地，后因为不够负担，倒贴一石白高梁出让，始终没人要。这些贫农说：“过去当长工，家里人挨饿，自己还能吃上饭；现在自己和家里人都挨饿了！”“如今，我们是东家不管饭的长工！”另有逃荒走口的2户。

7、手工业者。

原有5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3户。其中一户是画匠，因为甲长、地主盖新房子“雕梁画栋”，使他有生意可做，生活尚好；其余2户生活很困难。

下降为游民的2户，是烧砖瓦窑的，因日伪政府把大同的煤炭统制得很死而失业。

8、商人。

原有2户，是开杂货店的，因为日伪实行日用工业品配给制，并禁止商人同“匪区”往来，“贩什么都犯法”，只好关门，变为贫农。

9、游民。

原有6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2户。

上升为地主的2户，都是当甲长发了财。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一户，是由于当“屁股猴”。逃荒走口的一户。

四、日伪统治下经济情况的变化

一、敌伪捐税

1944年每10亩地派征的捐税如下：地亩捐196元，“门户捐”12元，“手提款”33.8元，铜（3两）3元，铁（3两）1元，干草（20斤）1.25元，以上各项税款共计247.05元，折合3.53大斗米；加上“给养米”1大斗（重16公斤）和官粮0.31大斗米，每10亩共负担4.84大斗米，平均每亩负担0.484大斗米。

该村耕地产量，平均每亩1.6大斗米（1.8大斗谷）。负担0.484大斗米，负担占产量的30%。

另外，还有沉重的人力负担：水利公司修水利，火烧岑修公路，平绥铁路修火车道，大同矿派夫，本村甲公所派夫，等等。1944年平均每个劳动力做50个工（日）。

问题不仅在于负担总量的苛重，更在于负担办法极端不合理。一是水浇地不负担；二是旱地负担不分好坏地，一亩顶一亩；三是“门户捐”按户摊派，不分贫富；四是甲公所当权者及其亲友16户不出任何负担，而这些户正是土地较多的户；五是纳税的地主富农大量瞒地，如王尚德170亩，按24亩纳负担；王法70亩地，按38.5亩纳负担。

这样，就把大部分负担压在贫苦农民的头上。如中农王玉收入40大斗谷，负担28.5大斗谷，负担率为71.3%，只好打短工补贴度日。贫农刘福收入10大斗谷，负担9.5大斗谷，负担率为95%，靠编柳条筐子、打短工、做小生意勉强糊口。

二、租佃情况

出租土地的7户，其中3户是本村地主。首富王自珍，原来也是雇工经营，后来在县城买了一处院落，全家人移住城内，就将土地出租了。还有1个出租户是外村的地主。下余3户是缺乏劳力的小土地出租者。

佃户37户。其中，11户是活租，劳力和农本全由佃户出，产量各得一半，粮税各负担一半；16户是定额地租，地租一般占产量40%左右，粮税全部由佃户负担。

三、雇工情况

该村除富农雇工外，一般地主也雇工经营，自己不参加主要劳动。全村雇工的14户，雇工16人。

农业雇工，一年按8个月算工资。自今夏八路军解放此地后，伪“蒙疆银行”的钞票大跌。年初原定的工资额，按当时米价折算，高的折米10大斗，低的9大斗；伪钞大贬值后，按当前米价只折1.7-1.5大斗。羊倌工资按12个月算，但数额更少。大羊倌工资按年初米价折米3.6大斗，按当前米价只折0.6大斗；“羊伴子”（小羊倌）工资只相当大羊倌的6成。这些农村工人要求改为实物工资并适当提高。

四、债息情况

据估计：“七七事变”前，本村借债户大约占全村户数40%，其中借粮的占15%，借钱的占25%，利率1.5分至2分，即年利15%——20%。

日伪统治时期，农民生活更加困难，借债户占到全村户数60%，其中借粮的占35%，借钱的占25%。利率越来越高。到1944年，一般是5分利，即年利率50%；1945年涨到8分利，即年利率80%。也有的是“大一分”，即月利10%。借粮，一般是春借秋还，即半年的期限，利率：1944年借1斗还1.4斗；1945年借1斗还1.5斗。债主，小部分是本村的地主富农，大部分是外村的地主富农。

五、农业生产

土地经营十分粗放。每亩水浇地可产6大斗谷，但全村6100亩中，仅有100亩水浇地，占1.6%。旱地亩产，高的2.5大斗谷，低的0.5大斗谷。该村一般年景平均亩产约为1.8大斗谷。整个农业生产水平比“七七事变”前降低了1/4以上。

农业生产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耕畜太少。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抢走了大部分耕畜，以后农民无力恢复。1945年全村只有9头耕畜（4骡、1马、1驴、3牛），其中6头为地主富农所有。中贫农基本上没有耕畜，靠人拉犁，人背粪，也有的农民用人工向邻村换畜力（附近村庄牲畜比本村多些）。

伪“蒙疆自治政府”极力推行种鸦片。这里种一亩鸦片所化的工本相当一般耕地15亩的工本，这样就使一般耕地的经营更加粗放。种鸦片占用了村中大部分园子地，过去本村盛产的芝麻大为减少，蔬菜也成了稀缺之物。

六、地价、撂荒、走口

该村水地不纳税，旱地纳税不分好坏地。这种极不合理的负担办法造成畸形的地价。

水地：每亩10000元。

旱地：较好的每亩100元左右；坏的3-5元；最坏的白送，甚至倒贴。

1944年撂荒50亩，1945年增加到150亩。中农郭存祥有40亩地，因缴不起捐税，被迫走口了。当时地里已上了粪，临走前让本家郭存儒白种。郭存儒很想种，但甲长说你要种得先补缴200元欠税，郭缴不起，就“瞪着眼把地荒了”，自己到东堡去做月工。郭存儒特地领我去看了那块地，但见大片土地蒿草丛生，满目荒凉，令人触目惊心。

附近有些村，老百姓把土地交给甲公所逃荒去了。本村甲公所规定：土地不准交公，不纳完粮税不准走。

本村贫苦农民因无法生活而走口的共16户。因为家家都欠缴粮税，怕被甲公所扣留，所以只能在夜深人静时蹑手蹑脚地逃出来，想哭都不敢哭出声来。他们满腔愤懑地说：“孟姜女还能哭长城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连哭的权利都没有啊！”

现在该村“把锅吊起来”，每天靠喝没盐的山药糊糊勉强度日的，有36户，157人，占全村人口22.9%。他们说：“如果不是八路军到来，我们很快也要走口了！”

以上初步调查材料，不够全面,有些数字不够精确，但可以反映当时的基本情况和总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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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