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一书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其中包含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与精神健康之间关系的观点和论断。虽然成书于50多年前，但这些观点和论断如今看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主要基于该书的两位作者的相关成果，从心理发展与垄断资本主义、弗洛伊德左派、力比多的压抑、异化与心理发展、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异化与理性主义等方面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垄断资本主义促使精神健康不良持续蔓延，后者是一种辩证现象，由生产方式与个人内在需求之间的对立关系演化而来。资本主义挑战了人类和人性赖以发展的基础，工人阶级唯有奋起反击，才能扭转一切形式的人性退化。

《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一书诞生于北美，书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1]其理论核心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和运作的批判性评论。不过，正如该书的副标题“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所表明的那样，作者在书中也试图对美国社会进行历史学和社会学阐释。在其社会学分析中，最重要的是总结了诸多现象产生的前因后果，包括剥削少数族裔、贫困现象持续存在、城市化和住房不平等的推动力量以及对教育制度的强烈批判。保罗·巴兰(Paul A.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M.Sweezy)在书中的批判始终紧密切合垄断资本主义的背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即经济组织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学调查中，他们肯定了资本主义会对精神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与个人基本需求之间的冲突方式予以了关注。他们宣称，神经症源于异化状态，而异化状态本身是社会阻止个人满足其内在需求的结果。他们提出，资本主义与形成积极的主观幸福感互不相容，神经症普遍存在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

巴兰和斯威齐在撰写该书的时候坦言，精神健康状况难以精确衡量，将其概念化和标识化将面临很多挑战。他们坚信，精神健康恶化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垄断资本主义无法提供促进社会成员健康快乐发展的社会基础。50多年后，这一论断无疑仍然是正确的。据估计，2016年美国人口中有21.5%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健康疾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况与此类似，包括挪威、冰岛和瑞士在内的欧洲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6%—18%。在当前的垄断金融资本时代，劳工们对工作不满司空见惯，压力、焦虑和抑郁也普遍存在。此外，许多社交关系中充斥着疏离感，而消费主义作为主要的休闲方式只能带来短暂的满足，却无法让人获得成就感。[2]

本文主要借鉴巴兰和斯威齐的研究(包括巴兰的个人调查)，旨在分析垄断资本主义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促使精神健康不良持续蔓延，后者是一种辩证现象，由生产方式与个人内在需求之间的对立关系演化而来。

一、心理发展与垄断资本主义

要理解精神健康不良的演化过程，就必须对更广泛的心理发展过程进行探讨。巴兰断言，心理发展作为矛盾力量的产物，是一个动态过程，主要由内在的生物性驱力和生产方式的相互作用所决定。任何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精神健康的调查都必须始于“具有特定的遗传特征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成员的人，或者更具体地说，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高级的阶段即垄断资本统治下的阶级成员的人”[3]。资本主义对个人心理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任何脱离物质条件的心理发展理论都会陷入原始的生物决定论。这种理论认为，心理和行为主要是由生物性构成的、固定不变的人性力量所决定。

但是，不能完全否认生物性的作用。巴兰清楚地意识到生物性力量具有影响力，并相信生物常数(biotic constants)的存在，即精神分析学中所说的生物本能。例如，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力比多驱力(与寻求愉悦、释放紧张感的性欲区相关的生物性本能)内在于所有获得满足的过程。因此，要理解心理发展，就必须首先承认具有广泛基础的、由生物性构成的人性的存在。它由内在需求构成，至少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认定的力比多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这一主张绝不违背马克思所持有的立场。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普遍的人性是存在的，它与社会所决定的人性不同。[4]正如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提出的，马克思也认识到了固有的驱力是存在的，从饥饿和性到弗洛姆称为“激情”的东西，即个体需要表现出与他人和自然的关联性。[5]

然而，心理的演化是由生物性驱力和社会经济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毫无疑问，巴兰将后者放在了首要位置。他提出，人类的行为和主观性只能被理解为“生物力量和垄断资本主义运行法则辩证互动的结果，其中后者支配、征服并引导前者”[6]。因此，本能和生物能量固然重要，但仍然受到生产方式和社会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的塑造。

尽管资本主义在心理发展中产生了必不可少的决定性影响，但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夸大经济的决定作用。毋庸置疑，劳动过程和社会经济基础会对精神健康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关于精神健康不良的理论并不能将精神健康简单归结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的一对一反映。在巴兰看来，社会上层建筑调节着经济基础与心理之间的关系，而社会的习俗、运行和制度则充当“传送带，将某一特定时代普遍的生产关系与该时代的个体心理结构联系起来”[7]。尽管心理体验的演化无法独立于经济，但它并不是由生产方式直接决定，而是由个体在社会和劳动过程中的经历所决定。虽然社会对经济基础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仍受资本主义运作、需要和要求的影响，并且反映这些方面。生产方式是精神健康主要的决定因素。

二、弗洛伊德左派

巴兰和斯威齐在提出心理发展和精神健康理论时，并没有掩盖他们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不过，弗洛伊德只是一名社会的自由主义批判者，他从未对资本主义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尽管如此，由于弗洛伊德主义最初的理念体现出了深刻的革命精神，因而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弗洛伊德主义的反叛魅力不仅在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许多主流道德观、价值观和制度提出了挑战，更重要的是为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提供了契机。弗洛伊德构想出了一种以冲突为中心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心理体验来自本能驱力与社会现实的相互作用。正如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相融合的早期倡导者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所认为的那样，实际存在的生物性驱力与社会物质条件之间的矛盾使得精神分析的辩证本质集中体现在心理发展上。[8]巴兰和斯威齐所采用的方法体现了精神分析的这种辩证精神。弗洛姆、赖希、齐格弗里德·贝恩菲尔德(Siegfried Bernfeld)、奥托·费尼切尔(Otto Fenichel)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巴兰故交，对巴兰在个体心理学的理解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等思想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理论相结合的传统，巴兰和斯威齐也扎根于这一传统当中。

虽然对精神分析的理论认识存有分歧，但是弗洛伊德左派仍然一同致力于阐明弗洛伊德理论的社会学意义。弗洛伊德认为，生理起源的化学作用产生了本能。此外，弗洛伊德还确定了本能适应社会现实并因之改变的过程是由个体对外部世界的内化决定的，即其所称的“现实原则的支配性”。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临床实践中，精神分析的发展最后以对人性的明显的静态认识而告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弗洛伊德本人。尽管弗洛伊德并不认为本能是一成不变的，但他认为本能的演化速度如此缓慢，以至于可以将其视为固定不变。此外，对资产阶级社会内隐而又完全的接纳也深深地影响了精神分析，在弗洛伊德看来，它是一种绝对的社会形态。由此可见，任何对本能适应和心理发展产生不同影响的社会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忽略了。

社会学洞见无疑塑造了弗洛伊德的分析。超我、现实原则、升华过程(将力比多能量转移到不威胁社会秩序的无性活动中)以及依赖于压抑本能的文明等概念，都放大了弗洛伊德理论的社会学意义。“弗洛伊德理论在本质上是‘社会学的’”[9]，这一点为弗洛伊德左派内部所公认。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认为传统的精神分析缺少批判性的社会学意识，社会现实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变的，是对特定历史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正如赖希所言，“无意识的地狱并不是绝对的、永恒的抑或不可改变的”，而是“某种社会状况和社会发展造就了今天的人格结构”。[7]同样，马尔库塞也提出，“塑造本能及其需求和满足的现实具有社会历史性”[10]。虽然特殊的本能可能是巴兰所称的生物常数，但是它们必须适应的社会环境不尽相同，满足、改变和压抑本能的方法取决于特定时期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对弗洛伊德左派而言，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澄清这一点，弗洛姆提出：“虽然本能驱力的确是在生物性决定的本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它们的数量和内容深受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或阶级的影响。”[11]

弗洛姆断言，如果大多数人的本能驱力能够成功地适应社会环境，那么所有社会都将形成属于自己的广泛的力比多结构。弗洛姆后来将其称为社会人格的创造，即由于无意识驱力完全适应了社会秩序进而出现的广泛的共同人格结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共同的本能结构“可以稳定阶级关系”[12]。同样，赖希提出：“每个社会都会形成用以维护自身秩序的人格形式……形成与现存社会秩序相一致的心理结构。”[13]他断言，阶级斗争以及对资本主义的维护最终会导致多数人压抑本能并形成共同人格。

赖希和弗洛姆对生产方式究竟如何塑造人格结构的理解预示了大约30年后巴兰所持的立场。赖希宣称，生产方式对本能驱力的影响是通过社会尤其是家庭(但不仅限于家庭)来进行调节的。“社会经济结构经过许多中间环节，如父母的阶级关系、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的思想观念、父母间关系等，与新生儿的本能或‘自我’建立了相互关系。”[14]他认为，每个人从出生起，其本能的充分满足便遭到资本主义结构和运作方式的阻挠或修正，并通过家庭经济结构和其他上层建筑结构进行调节。

三、力比多的压抑

在弗洛伊德左派内部，力比多(libido)这个概念占据了许多人的思想。对马尔库塞来说，其在“方法论上的牺牲”是资本主义压抑统治的核心。[15]力比多满足也是赖希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的核心。赖希接受了神经症是性压抑导致的结果这一观点。然而，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性压抑是产生顺从的人格结构的基础。

承认力比多能量的存在对理解精神健康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巴兰和斯威齐承认力比多满足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力比多满足与形成积极的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将力比多能量转移至社会可接受的目的是弗洛伊德对社会稳定性的看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他们认为，鉴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种种缺陷，这种升华受到了威胁，特别是工作和休闲活动未能为有意义地吸收这种能量提供足够的宣泄口。巴兰和斯威齐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变化进行了思考，提出性本身成为满足力比多欲望的无与伦比的方式不足为奇。然而，这并不能让人获得真正的满足，因为曾经被禁止的性和爱的行为现在虽然更容易被接受，但已经丧失了情感力量。在他们看来，之所以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性被挪用于商业，日益成为一种刺激需求的销售手段。这与马尔库塞的观点相呼应，马尔库塞也承认性道德的放松已经到了不会威胁社会秩序的程度，并宣称尽管如此，力比多不满依然存在，因为性自由一直在被用于牟利。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正如巴兰和斯威齐在写作时所认为的那样，虽然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性禁忌已经被打破，越来越多与性相关的活动得到允许，但性欲不满仍然普遍存在。显然，他们在这里借鉴了赖希的观点，赖希区分了情欲亢进(orgastic potency)(不受约束地顺从于力比多能量)以及与之相反的情欲衰弱(orgastic impotency)(对性冲动本能的压抑)。[16]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后者支配着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正如弗洛伊德、赖希和弗洛姆之前所强调的那样，力比多压抑导致了精神错乱。

四、异化与心理发展

对力比多能量的接受体现出巴兰和斯威齐对正统弗洛伊德主义核心原则的坚持：力比多满足对积极的精神健康发展十分重要。然而，真正的马克思式的理解不能仅仅满足于以力比多为中心。为了弥合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之间的鸿沟，巴兰和斯威齐与弗洛伊德左派中的许多人一样，接受了异化的概念，认为它对理解精神健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巴兰看来，异化的重要性超过了力比多。

异化在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的观点中都占有突出的地位。1940年代初，弗洛姆已经用异化回绝了力比多理论，但他没有回绝力比多的压抑——资本主义制度下最显著的消极心理状态。生物性驱力，比如饥饿和性，是需要满足的人类体验中真实的一面，但弗洛姆竭力强调这些都是动物性机能。人类已经超越它们，达到了更高的进化水平。个体间表现出的差异是由于受到了无意识激情的驱使，比如，表达自身与物体、他人以及自然之间有意义的关联性的需要将他们的“机能引向世界，而不是……将世界作为满足……心理需要的一种手段”[17]。如果不能体验到这些关联性，可能会导致精神上的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并最终导致异化。

弗洛姆认为，个人主要通过创造性劳动来表达关联性。在作出这一断言时，他坚决支持马克思对异化的看法。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它应该是一种令人感到满足的体验，能够让个人在身体和智力上都能自由表达，并且与自然和他人产生互动。劳动产品应该是能够反映出生产者内在创造力的事物。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导致个人与自己的身体和智力相脱离，使劳动过程变成“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马克思宣称，这“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8]。尽管富有创造性且有意义的劳动对最佳精神状态至关重要，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经常使人异化。它未能发挥激发作用，成了不得不做的苦差事，因此对个人体验真正的人性、表达与他人以及自然的关联性构成了障碍。

尽管马尔库塞反对弗洛姆对力比多能量的排斥，但他也认为异化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无法满足个人需求的痛苦的劳动体验基础上的。马尔库塞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本能驱力对现实原则的适应导致了异化劳动的出现。虽然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是大多数人对生产设备和生产的产品几乎没有控制权，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顺从这种生产方式，执行预定的特定任务，而这些任务实际上远远不能给他们带来满足感。在这些情况下，力比多满足与维护资本主义互不相容，致使力比多受到压抑。这种本能能量被引向资本主义所界定的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而这些劳动并不能满足个体真正的需求。马尔库塞认为，对个体而言，结果是，“他们在异化中工作，其需要和机能未得到满足和发挥”[19]。“身体和心灵成为异化劳动的工具;只有放弃人类机体本来所渴望的力比多主客体的自由时，它们才能发挥这样的工具作用。”[20]这阐明了性欲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关系。

五、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异化与理性主义

巴兰和斯威齐的观点与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的观点相一致，都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这种异化是令人深感压抑和消沉的劳动过程加上令人无法获得满足的休闲活动和社交关系的产物。就像马尔库塞认识到把管理技术强加到快乐原则上来抑制力比多一样，巴兰对异化的形成及其与精神健康的关系的看法也是以理性主义的支配为基础的。

在生产过程中，理性计算在衡量产出、生产标准化、高效的资源利用和劳动分工等方面皆有体现。生产过程受到事前筹划、精密计算和仔细考虑的支配，以实施有利于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巴兰提出，为了确保理性主义生产方式获得成功，必须提倡一种心理结构，借此让个体拥有和接受理性知识和才能，并根据审慎的计算和前瞻性规划去实施行动。然而，理性主义可能会逐步削弱精神健康状况，构成“‘人性’最深远的转变之一”[21]。

个人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但理性主义却极大地削弱了它们，取而代之的是尽职和服从。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分工或许是理性主义直接导致精神健康不良的最显著方式。巴兰和斯威齐断言，在生产过程中，将专业化的任务强加于人是一种严重的去人性化过程，它阻碍了个人发挥创造潜能，因为个人“被囚禁在为他们准备的狭小的牢房里……他们的能力受阻且思维衰退”[22]。劳动过程中机械重复的行为和条条框框的规范会削弱人的创造力，有助于个人接受灌输式的理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占据了主导地位，把一套规则、程序和思维习惯强加给个人，构成了“人类发展的巨大障碍”[23]。

然而，由于理性价值观已经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理性主义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于劳动过程之外。最明显的是，理性主义经常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个人见解得到赞扬，自力更生和特立独行被视为美德，而集体主义和团结则遭到一致反对，理性主义价值观占主导地位，个人经常不得已而为之，行动时早已谋划妥当，以便为个人在生存和职业发展上与他人展开竞争，进而“获得成功并消灭竞争对手”[24]。对那些只能出售劳动力的个体来说，理性主义是一种思维框架，人们每天都在这个框架下作出决定，计算出什么对他们最有利，以达到目标和得到必需品，最终实现温饱。

毫无疑问，理性主义的生产方法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但取得的物质进步是以压抑为代价的。理性主义弥漫在劳动过程和整个社会，强迫大多数社会成员“走向与人类健康、幸福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需求都毫无关系的方向”[25]。它最终成为了资本主义压抑本能欲望的组织形式。

垄断资本主义本身对自发性和创造性充满敌意，因为如果任由二者发展，会对制度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对自发性和创造性进行的压抑严重削弱了个人体验幸福的可能性，因为压抑致使富有创造性和有意义的表达以及获得感官满足的机会大为减少。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个人与自身的异化。巴兰认为：“人与自身的异化，对个体的残害，使其本性屈从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要求，其自发性遭到致命伤害，以及将其个性塑造成追逐私利、深思熟虑、暗中算计和谨小慎微的资本主义进程中的参与者(和对象)，这一切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况演化的基本框架。”[26]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大多数人都处于这样的状态，无法体验真正的人性。

巴兰和斯威齐认识到异化的存在，他们与弗洛伊德的看法一样，认为个人的自然状况不单单是由力比多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构成的。而关于自发性和创造性究竟是如何构成的，他们并没有进行详细探讨。然而，巴兰坚持认为，心理发展是生物力量与生产方式充满矛盾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弗洛伊德针对力比多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而提出的身心状况。因此，自发性和创造性可以被看作是有形的存在，虽然不能像力比多那样在本体上具有可识别性，但是它们都有自己的物质现实。

与弗洛姆一样，巴兰和斯威齐也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最主要的消极心理状态。巴兰提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及其所产生的异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的心理和生理机能，对此必须有一定的认识。”[27]显然，在他们的观念中，异化本身无疑是一种神经症，因为它意味着精神健康发展的根本性失败。异化是神经症的基础，而且还会使神经症进一步恶化，巴兰把异化看作心理发展和精神健康不良的演化环境。在这个框架内，力比多不满也包含其中。巴兰指出，如果不能认识到异化会对心理造成巨大影响，“就无法理解性功能障碍”[28]。异化对性欲满足的影响主要在于对自发性的否定，这种否定削弱了个人表达真实情感的能力。因此，对自发性和创造性的压抑以及异化的发展，可以有意识地以特定神经症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许多以意识现象存在的神经症都是人的本质遭到压抑的表现。虽然特定形式的神经症可能是独一无二且可识别的，并伴有各自的症状，但是它们都是某种形式的异化，是个人体验真实人性的心理障碍。作为垄断资本主义下的主要心理状态，异化在社会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逐渐成为病理常态。

六、垄断资本主义与精神健康

尽管巴兰和斯威齐并没有详细阐释异化是如何表现的，但他们毫不犹豫地指出，精神健康不良弥漫于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生活经验中。冷漠、迷茫和空虚普遍存在，呈现出“深刻危机的各个维度”[29]。弗洛姆断言，资本主义社会与人性互不相容，整个社会可以根据满足人类需要的有利程度来进行区分。基于这种方式，巴兰和斯威齐突出强调了社会中那些被认为对精神健康最为不利的方面。社会上层建筑对个体精神健康的影响会加剧异化，使其表现为一种特定形式的症状，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常被视为精神健康问题。

如前所述，工作是异化增长的中心，它无法为有意义地吸收本能能量提供宣泄口。巴兰和斯威齐提出：“工人无法从自己努力完成的工作中获得满足。”[30]毫无疑问，工作中的不满是劳动过程的显著特征。据估计，2018年，只有51%的美国员工对工作感到总体满意，59%的员工对工作有足够的兴趣。[26]此外，2018年初，据估计英国有47%的员工将在来年寻找新的工作，普遍理由是缺乏价值感和晋升机会。[31]尽管如此，在本世纪初，相对于资本主义竞争更为激烈的时代，利用压抑来确保劳动的客观必要性有所减少。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生产率和理性化的不断提高意味着用于工作的本能能量会不断减少。然而，尽管技术进步可能会促进资本积累，但随之而来的压抑力量的减弱却构成了新的威胁，可能释放出对个体满足的需求，进而威胁经济秩序。因此，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要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并以资本主义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调节和满足个体的内在需求，那么就必须在劳动过程之外拓展升华的方法。

休闲被认为是升华的潜在来源，但它最终也加剧了异化。休闲本来是为了恢复和激发创造力，现在却带有智力停滞的特征，唤起并强化了冷漠和不安感，迎合了“人性中的弱点和劣势”[32]。休闲变为无所事事的一段时间，人们所参与的几乎都是些无需动脑的活动。主要的休闲方式围绕着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二者经常交织在一起，迫使人们为音乐、书籍、电视、电影以及观看体育比赛而消费。这就强化了被动性和顺从性，难以激发批判性思维、智慧和创造力。

正如巴兰和斯威齐所论述的那样，文化和休闲是一种以商品为产出的产业。理性主义方法不仅主导着一般的生产过程，还主导着文化产业，从而加剧了文化形式的标准化。这些文化形式结构相似，但是创意形式各有不同，散发着个人主义气息。虽然标榜独特性被视为销售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结构的标准化对于唤起消费者的反复响应至关重要。标准化会引发反复的解释和体验，导致标准化反应，从而加强对自发性和创造性的压抑，增强了顺从性。尽管主流的休闲方式表面上宣称会促进和允许人们表达自由、选择和个人主义，但它们往往掩盖了对压抑和社会控制意识的巩固功能。很明显，物质主义或占有欲与精神健康不良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占有欲强的人更容易感到抑郁、孤独和自卑。

巴兰和斯威齐提出，从社交关系中几乎找不到一丝慰藉。工作以空虚和冷漠为显著特征，休闲对表达求知欲几乎于事无补，友谊和社交互动也缺乏产生激发作用的坚实基础。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没有机会去建立基于智力参与和共同兴趣的密切联系。在这种背景下，谈话便沦为闲聊。理性化和标准化也影响着社交关系。尤其是在工作场所，强制性的预期行为形式限制了彼此间的自发性情感涉入。无论是在同事之间，还是对待客户、顾客和服务使用者，垄断资本主义都充斥着伪装，劳动者表面看起来礼貌、亲切和乐于助人，实际上却是被强迫表现出这些行为方式，掩盖了他们的真实情感。从应付顾客的不满情绪到经受更广泛的剥削和压迫，工人们不得不按照指示行事，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状态，以作出自动化和标准化的反应。

此外，伴侣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受到了挑战。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压抑力比多本能，异化并扼杀情感，包括充分表达爱意和体验性欲满足的能力，进而造成情感上的痛苦和敌意。例如，在阐明婚姻稳定的主要预测指标时，德尼兹·尤谢尔(Deniz Yucel)发现性欲满足与婚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33]詹姆斯·麦纽提(James McNulty)、卡洛琳·温纳(Carolyn Wenner)和特里·费希尔(Terri Fisher)也指出，性欲满足与婚姻关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中，一方的积极体验会对另一方产生积极影响。[26]力比多未得到满足可能对任何亲密程度的爱的关系构成挑战。

为了从爱的关系中激发满足感，人们经常通过结束这段关系或通过举家消费和休闲来寻求安慰，摆脱情感痛苦。然而，有证据显示，这些方法都是徒劳的。大量的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与婚姻满意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正如阿什利·勒巴伦(Ashley LeBaron)、希瑟·凯利(Heather Kelley)和杰森·卡罗尔(Jason Carroll)所阐述的那样，总的来说，在一段关系中，那些很看重物质主义或占有欲强的人往往对伴侣和这段关系不那么重视。[31]此外，有研究发现，即使在双方都是物质主义者的关系中，不满意度也往往较高。有物质主义倾向的夫妇总是表现出不健康的关系，陷入无效沟通和冲突困境，无法意识到对方的需要。[32]

关于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生活质量，巴兰和斯威齐提出，大多数人都在经受着冷漠、萎靡和沮丧等情绪的困扰。虽然他们只是概述了对精神健康的看法，但仍清楚地阐明，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就难以实现最佳的精神健康。他们构建了一种精神健康理论，该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与个人需求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相容性。精神健康不良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要求与个人主观需求之间的对立关系中，后者要么被压抑，要么被引向社会可接受的满足形式，最终扼杀了精神健康的自然发展。异化源于对人类本质的压抑，并渗透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经验中。异化既能逐渐成为显性神经症，也能成为产生可识别的特定神经症的环境。可以肯定地说，精神健康不良的大部分原因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的压迫本质之中。

巴兰和斯威齐在撰写《垄断资本》一书时，对资本主义被推翻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认为“更有可能的发展进程似乎是当前衰退过程的延续，制度的强制性与人性的基本需求之间的矛盾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从而导致“严重心理疾病的日益蔓延”。[33]可以说，50多年过去了，现在已经证实了他们是正确的。资本主义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仍然是实现最佳健康状态的巨大障碍，并且影响精神健康的问题还在不断增多。然而，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了。正如迈克尔·耶茨(Michael Yates)所指出的那样，资本对社会的束缚直接加剧了异化状态的蔓延，并挑战了人类和人性赖以发展的基础。若要扭转一切形式的人性退化，工人阶级别无选择，只有反击。[30]

作者单位：大卫·马修斯（David Matthews），威尔士兰德里洛学院；王文彬，辽宁大学公共基础学院；王满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注释：

[1] Paul A.Baran and Paul M.Sweezy，Monopoly Capital，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66.

[2] David Matthews，“Capitalism and Mental Health”，Monthly Review，Vol.70，No.8，2019，pp.49-62.

[3] Paul A.Baran，“Marxism and Psychoanalysis”，Monthly Review，Vol.11，No.6，1959，p.191.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4页。在一个脚注中，马克思断言人类本性是由双重性质组成的，他认为我们“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5] Erich Fromm，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Essays on Freud，Marx and Social Psychology，London:Jonathan Cape，1971，p.65.

[6] Paul A.Baran，“Marxism and Psychoanalysis”，Monthly Review，Vol.11，No.6，1959，p.199.

[7] Paul A.Baran，“Reply”，in Marxism and Psychoanalysis，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amphlet Series，1960，p.49.

[8] Wilhelm Reich，“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Psychoanalysis”，in Lee Baxandall(ed.)，Sex-Pol: Essays，1929-1934，London: Verso，2012，pp.27-48.

[9] Herbert Marcuse，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Abingdon: Routledge，1998，p.5.

[10] Wilhelm Reich，Reich Speaks of Freud，Harmondsworth: Penguin，1975，p.227.

[11] Herbert Marcuse，Eros and Civilization，p.14.

[12] Erich Fromm，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p.155.

[13] Ibid.，p.159.

[14] Wilhelm Reich，Character Analysis，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1972，pp.xxii-xxiii.

[15] Wilhelm Reich，“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Psychoanalysis”，in Lee Baxandall(ed.)，Sex-Pol:Essay，1929-1934，p.37.

[16] Herbert Marcuse，Eros and Civilization，p.3.

[17] Wilhelm Reich，The Function of the Orgasm，London:Souvenir，1989.

[18] Erich Fromm，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p.66.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20] Herbert Marcuse，Eros and Civilization，p.45.

[21] Ibid.，p.46.

[22] Paul A.Baran，“Marxism and Psychoanalysis”，Monthly Review，Vol.11，No.6，1959，p.197.

[23] Paul A.Baran and Paul M.Sweezy，Monopoly Capital，p.343.

[24] Paul A.Baran，“Marxism and Psychoanalysis”，Monthly Review，Vol.11，No.6，1959，p.195.

[25] Ibid.，p.198.

[26] Ibid.，p.194.

[27] Ibid.，p.198.

[28] Ibid.，p.199.

[29] Ibid.，p.199.

[30] Paul A.Baran Paul M.and Sweezy，Monopoly Capital，p.281.

[31] Ibid.，p.345.

[32] Daniel B.Kline，“A Majority of U.S.Workers Are Satisfied with Their Jobs”，USA Today，September 7，2018.

[33] Investors in People，Job Exodus Trends:2018 Employee Sentiment Poll，London:Investors in People，2018.

[34] Paul A.Baran and Paul M.Sweezy，“The Quality of Monopoly Capitalist Society: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Monthly Review，Vol.65，No.3，2013，p.44.

[35] Deniz Yuce，l“Together，Forever?Correlates of Marital Well-Being”，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Vol.125，No.1，2016，pp.257-269.

[36] James McN ulty，Carolyn A.Wenner and Terri Fisher，“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Among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Sexual Satisfaction，and Frequency of Sex in Early Marriage”，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Vol.45，No.1，2016，pp.85-97.

[37] Ashley B.LeB aron，Heather H.Kelley and Jason S.Carroll，“Money Over Marriage: Marriage Importance as a Mediator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Vol.39，2018，pp.337-347.

[38] Jason S.Carroll，Lukas R.Dean，Lindsey L.Call and Dean M.Busby，”Materialism and Marriage: Couple Profiles of Congruent and Incongruent Spouses”，Journal of Couple&Relationship Therapy，Vol.10，No.4，2011，pp.287-308.

[39] Paul A.Baran and Paul M.Sweezy，Monopoly Capital，p.364.

[40] Michael Yates，Can the Working Class Change the World?，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18，pp.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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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卫·马修斯（David Matthews） ，译者：王文彬 王满林。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2020年03期。责任编辑：郭琦）